本文从食品与非食品、消费与非消费两个层次对2001-2019年期间中国的结构性通胀特征进行刻画，并基于预期形成的传染病学模型和适应性学习模型，将结构性通胀特征纳入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微观基础模型，分别采用单方程回归和SVAR模型来实证分析结构性通胀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居民和专家预期对结构性通胀的即期反应模式相似，食品类和非食品类通胀率均正向驱动通胀预期，不过后者驱动效应高于前者；通胀预期仅受消费类通胀率影响，而非消费类通胀率对预期没有显著驱动效应。同时，通胀预期对结构性通胀冲击的动态响应模式与即期反应整体相似，但存在微妙区别：从食品与非食品类划分来看，居民和专家预期均对非食品类通胀率冲击做出持续正向响应，对于食品类通胀率冲击的响应基本不显著；从消费与非消费类划分来看，居民和专家预期均仅对消费类通胀率冲击做出持续正向响应，对非消费类通胀率冲击无显著响应。研究结果暗示，我国经济主体在形成预期时对非食品类通胀率更加敏感，决策层对通胀预期的引导可以给予相应关注。作者 | 张成思（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田涵晖（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胀预期是各国价格管理部门和中央银行实施前瞻性货币政策关注的核心指标，通胀预期的形成机制自然成为宏观领域重要研究主题。自Sargent&Wallace (1975)将理性预期引入货币政策分析后，加之“卢卡斯批判”(Lucas, 1976)的提出，理性预期成为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主流设定。然而，理性预期假设经济主体具有无偏预期，而无论基于发达市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分析都表明现实中经济主体的通胀预期并不完全符合理性假设。因此，基于现实经济主体的预期情况探索预期形成机制比单纯假设理性预期对宏观政策制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学界对通胀预期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非常丰富(Coibion＆Gorodnichenko, 2015; Cavallo et al., 2017)，但是对于结构性通胀如何影响预期形成机制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基于中国通货膨胀出现长期结构性分化特征的典型事实，重点关注通胀预期对走势分化的通货膨胀结构性成分如何反应以及各种反应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厘清这些问题可以为通胀预期的管理工作和前瞻性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细致的科学依据。从现实情况看，中国进21世纪以来结构性通胀表现为长期现象，而且结构性通胀与经济主体的通胀预期走势也存在微妙的差异。为了说明问题，图A基于中国居民通胀预期的调研数据(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在本文第二部分详细说明)和三个同比通胀率指标进行对比，三个通胀率指标包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食品类和非食品类通胀率。一方面，分类通胀率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总体CPI通胀水平比较温和，但是食品类与非食品类通胀率相比，不仅在波动幅度上差别明显，而且在诸多时期波峰波谷以及走势方向上都存在分化特征；另一方面，居民通胀预期与三种现实通胀率指标走势也存在明显差异，通胀预期总体高于非食品类通胀率而明显低于食品类通胀率。虽然通胀预期与总体CPI通胀率在走势上大体一致，但仔细观察可以看到：在通胀高波动时期(如2007—2010年)，居民对通胀水平预期不足; 而在通胀平稳时期(如2013—2019年)，居民预期和现实通胀率常出现反方向变动。以上时序特征暗示，结构性通胀分类指标可能对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影响存在差异。注：CPI 通胀率、食品类和非食品类通胀率原始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居民通胀预期为t期对t +1期预期，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在本文第二部分说明；样本区间为2001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3季度。从标准定义来看，结构性通胀指经济中不同部门间发展不协调而导致的部门间通胀水平差异，对其涵义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导致部门间通胀水平差异的结构性因素，二是通胀水平的结构性分化本身。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原因，后者是前者的外在表现。本文关注的是结构性通胀的第二个层面对通胀预期的影响问题，即通胀指标之间的结构性分化如何影响通胀预期。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研究视角众多，例如居民和专家预期之间的传导(张成思和党超，2015)、公众对政府和政策的信任程度与通胀预期之间的互动关系(李新荣等，2014)、公司意外盈余如何影响通胀预期(孙坚强等，2019)等。然而，将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与通胀预期联系起来的文献还比较少。现实经济主体的预期调研数据分为专家预期和居民预期，二者分别代表专业人士和普通公众对通胀走势的预测。Mullineaux (1980)较早刻画了专家预期性质， 而Van Duyne (1982)则较早从结构性通胀角度考察了居民预期的形成机制，其采用1962—1977年的美国数据研究了居民通胀预期对食品类和非食品类通胀率的反应机制，不过所用样本中食品类－非食品类通胀率并未出现本文强调的结构性分化特征。几乎在同一时期，Gramlich (1983)对比居民和专家预期的总结性研究则表明两种预期均受当前和过去通胀率、货币增长率等的影响。对于具有完全信息且理性的经济主体而言，对某类通胀率做出预测时应该不只是关注对应类别的现实通胀率情况。以对CPI通胀率的预期为例，本期CPI通胀率不仅受其自身滞后项的影响，还受到滞后期的上游通胀率(如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通胀率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通胀率)的传导作用(张成思，2010)。因此，除CPI通胀率自身外，其他类别的通胀率也有可能包含未来CPI通胀率走势的信息；反之，由于CPI通胀率对上游通胀率存在反向倒逼机制(杨子晖等，2013)，本期CPI通胀率同样对未来其他类别的通胀率具有预测能力。本文研究的结构性通胀对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影响，具体内涵是经济主体在形成通胀预期的过程中，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各类现实通胀率中包含的关于被预测的未来通胀率的信息。另外值得关注的是，Carroll (2003)的预期传染模型从微观基础层面对通胀预期形成机制进行了理论推导。Carroll指出，在每一期(如一个季度)内，只有部分公众通过媒体获得新信息，进而更新其预期，其余人则维持其上次更新信息时的预期不变。因此，当期的公众平均预期由当期更新信息集后做出的预期和上一期的公众平均预期两部分组成。Mankiw＆Reis (2002)将这种基于滞后信息进行经济决策的现象称为信息粘性。Carroll (2003)的经验证据表明，每期更新信息的人群比例仅为27%。近年来不少检验通胀预期形成中信息粘性存在性的研究均给出了肯定的答案(Coibion＆Gorodnichenko, 2015)。除了基于传染病学模型的单方程回归外， 强调经济主体学习行为的适应性学习模型也是研究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重要框架(如Malmendier＆Nagel, 2016)。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考虑了居民预期和专家预期对货币政策制定的信息集不同，区分这两类不同主体的通胀预期，进而分析结构性通胀对通胀预期形成机制的影响。本文首先将中国2001—2019年期间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特征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消费领域内部核心成分与非核心成分的分化，表现为食品类和非食品类通胀率走势的明显反差；第二个层次是消费领域和非消费领域之间的分化，表现为消费类和非消费类通胀率近年来的趋势背离和早年间的水平差异。然后，本文拓展了预期形成的传染病学模型和适应性学习模型，构建了包含结构性通胀因素的通胀预期形成机制微观基础模型，进而基于理论机制设定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分析结构性通胀对通胀预期的动态影响机制。文章节选自《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机制》。为了增进与粉丝们的互动，IMI财经观察建立了微信交流群，欢迎大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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