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要在重启和恢复进程中不断试探经济潜在增速

导读

近期，全国各省市陆续召开地方两会，部署新一年经济工作。在开启“全力拼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需要首先思考，当下经济复苏主要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才能让消费持续恢复？怎样把握好刺激政策的“度”？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接受CF40研究部访谈时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1、2023年中国经济仍面临疫情不确定性、房地产修复前景的不确定性、地方政府财力与债务掣肘以及外部不利环境等挑战。对于2023年的经济复苏，不应简单地依靠强刺激、追求马上回归潜在增速水平，而是要力求经济整体向好，经济循环逐步恢复。在经济重启和全面恢复进程中，不断试探经济潜在增速。

2、2023年消费对GDP的边际贡献度无疑将是最大的。在去年的高基数下，投资的边际贡献将不如消费。但是，投资对于推动经济快速启动具有决定性作用。讨论2023年经济增长究竟是以消费为主还是以投资为主，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3、消费是长变量，不是短变量。从根本上提高消费水平需要靠收入政策，而这取决于经济增速的持续提升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因而涉及深层次的改革问题。短期来看，加快消费恢复一定要找到启动消费的支点，消费刺激政策不宜无边际地使用。消费并不能“定终身”，中国作为赶超型经济体，仍然需要保持比一般经济体更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4、预计今年房地产将较去年有所改善，但全面改善可能还需要等到今年四季度或明年。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不是简单通过大剂量的放松就能解决的。如何把握房地产政策的“度”是今年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一个核心考验。

5、2023年不必担心通胀回升，全年CPI涨幅预计在2.5%左右，但需要高度关注一些可能导致供需局部紧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动，以及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

6、今年需要部署全面改革开放的方案，重中之重是通过改革重整信心，扭转市场主体预期。

以下为访谈实录：

01

经济向好中仍存四方面不确定性

1、您对2023年中国经济走势和增速有何展望？近期较多观点认为应使经济增长尽快回归到合理区间。但我国经济低于潜在增速已经持续了一段时期，同时存在资产负债表受损、疤痕效应等问题。您如何分析这些不利因素对今年经济复苏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刘元春：2023年，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趋势是确定的。这由四方面核心因素支撑：首先，疫情防控政策优化，有利于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恢复，从而带来经济增长。在疫情政策全面优化的基础上，预计仅社会活动和经济交易的恢复，就可带来1.5个百分点左右的经济增长。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关产业政策和民生政策的托举会在今年产生更为明显的效应。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方已全面出台稳增长的各项举措，中央政府也将在三月份两会时公布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政策。第三，中国经济自身存在增长的弹性、韧性、惯性以及新动力，尤其是发展新动能会带来很重要的拉动效应。第四，须高度重视二十大所产生的红利和新一届政府的换届效应。从一季度状态来看，各地方都表现出了信心和实干精神，展示出了一系列新面貌，因此换届效应不可低估。

三年疫情对于居民资产负债表、企业资产负债表和社会各阶层的行为模式都产生了影响，这种疤痕效应将在复苏进程中逐步消退。不过2023年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一些困难：

第一，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2023年春节期间国内市场一派祥和，并未出现很多国际机构预测的疫情多波感染和交叉感染变异的情况，但我们仍不清楚新冠疫情的演变模式。未来是否会出现第二波疫情冲击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出现，疫情的传播轨迹、发生时段都会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对此，我们应有所准备。

第二，要保证房地产在下行过程中不发生局部性风险，尤其是不能发生系统性风险，同时防止房地产市场深度下行带来的次生冲击。这是2023年宏观经济调控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对房地产进行简单刺激、简单放开使之重归过去的轨道，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也不能让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下去，造成下行幅度过深。相关测算表明，去年房地产深度下行拖累宏观经济增长接近2个百分点。房地产改善轨迹的可预测性较低，也因此，来自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房地产投资增速能否在今年年底转正还存在不确定性。

第三，地方政府的财力与债务问题。截至目前，换届效应表现得十分明显，各级地方政府对稳增长政策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地方政府的财力和债务使其在稳增长发力过程中受到约束。如果不顾债务约束进行投资刺激，可能使明后年地方债、投融资平台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产生超级灰犀牛风险。所以，今年地方政府发力的钱从哪儿来、如何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有效约束，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四，外部环境。俄乌冲突是否会发生变异，并进一步改变整个大宗商品市场？持续了15年的低利率环境在这一轮货币紧缩过程中面临改变，由此是否会挤压全球金融泡沫，使全球经济“硬着陆”？此外，美国出台《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动作，显示出其遏制中国的新动态，2023年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我国出口和投资的外部环境是否面临较大变化？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考验。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2023年的中国经济，不能简单地依靠强刺激使之快速回归潜在增速水平，而是应力求在疫情政策优化条件下逐步恢复经济循环，使经济主体在经济循环恢复进程中有获得感，逐步提高信心、改善预期，进而全面修复经济。

因此，今年的目标不应是马上恢复到经济潜在增长水平，当下简单判断经济潜在增速或也并不科学。特别是在大疫大灾和国际形势出现突变之后，很难用传统方法衡量真实的潜在经济增速。在经济重启和全面恢复进程中，我们需要不断试探经济潜在增速，所以2023年经济增速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当然，也不能过低。

02

消费对经济边际贡献最大

但投资对经济快速启动有决定性作用

2、您如何预判消费和投资在今年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刘元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直强调消费是基础、投资是关键。这对消费在国民经济和稳增长中的地位以及投资的作用，已经做了很好的解释。

消费是长变量，不是短变量，它的决定因素更为复杂。在基数效应烘托下，2023年消费对GDP的边际贡献度无疑将是最大的。需要明确的是，消费恢复是第一步，然后才是在恢复基础上的消费扩张。只要社会生活秩序常态化，消费，特别是刚需消费，自然会恢复常态。一方面，消费恢复的空间很大。从春节的消费情况可以看到，经济和社会秩序刚刚开启常态化，消费恢复速度已达20%，但这较2019年的常态水平仍有10%-20%的差距。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深度下行趋势得到改善，与房产相关的消费也会恢复。预计今年消费增长能达到两位数。政府应该促进和加速恢复性消费，同时在局部区域释放潜在消费需求。

从核算角度特别是边际贡献率角度看，由于去年投资在稳增长方面发力很足，今年要在高基数上进一步提高边际贡献，其边际贡献将不如消费。但要使经济循环和经济主体行为模式快速恢复，特别是令供给端快速恢复，投资依旧是关键性变量。

投资对于推动经济快速启动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大规模投资才能让市场主体有大量订单，继而改善就业，使家庭主体恢复常态消费。总的来看，2023年投资可以保持较高增速。房地产投资方面，预计房地产投资可从-10%恢复到零增长，这相当于有10个点的回升，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拖累可减少2个百分点，是一个不低的数字。基建投资方面，从今年地方政府规划来看，2023年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平均为8.4%，意味着基建投资较去年还会有进一步提升，由此产生的宏观景气效应是决定性的。制造业投资方面，随着经济的复苏，制造业投资信心恢复，特别是在国家战略、高端制造、战略新动能等方面的投资会得到保障。

现在有很多对2023年经济增长究竟是以消费为主还是以投资为主的讨论，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2023年中国经济重启一定是从消费者、生产者、整体循环三方面同步进行，不能简单判断以谁为主，而是要根据经济恢复中的结构性问题，实施相应的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整体循环疏通政策。

不过，去年基建投资的力度很大，主要依靠超4万亿元的新增专项债。今年要保持8%左右的增速，基建投资要至少较去年新增规模多增1万亿元。钱从哪来？专项债还能否起到弥补缺口的作用？鉴于基建进一步扩张的收益性和现金的可覆盖性正在减弱，这些都是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考虑到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债务高企，一季度“开门红”之后，地方政府融资的可持续性面临考验。

03

“报复性”消费可能不会出现

3、今年全年消费复苏的力度会有多大？您如何判断居民预防性储蓄转化为消费的空间大小？

刘元春：今年消费的恢复性增长是必然的，但消费扩张力度究竟如何，具有不确定性。大家预期中的“报复性”消费可能不会出现。原因在于：

第一，从世界其他国家疫情政策放开后的表现来看，并没有出现“报复性”消费。

第二，消费政策的力度仍有不确定性。地方财政乏力，而中央政府将如何刺激消费，特别是如何增加居民收入也具有不确定性。受制于财政支付能力和传统的政策偏向，我国在消费上的刺激力度可能难以与美欧相比。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也没必要跟随美国的政策。

第三，一些制约消费的结构性因素仍然存在。一是疫情因素，若疫情反复，势必会影响消费复苏；二是房地产下行可能使房地产相关消费低迷；三是居民对未来的信心和对收入改善的感知度。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可能会影响消费政策带给普通人的获得感，进而影响消费扩张。

消费改善的持续性来源于居民和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预期。从消费复苏的节奏看，预计即使到了今年四季度，消费同比仍将呈现上扬态势。从环比看，一二季度消费将呈加速恢复的状态，三四季度可能趋稳。

对于预防性储蓄是否会转化为消费，我的观点是，预防性的就是预防性的，目前不宜过度寄希望于居民将审慎性储蓄快速转化为消费基金。2022年全年人民币存款增长26.26万亿，其中，住户部门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一是因为消费和投资减少导致支出模式发生变化；二是房地产市场疲软使得大量购房类支出转化为储蓄；三是理财产品破净导致投资者调整投资结构。去年理财产品赎回规模可能占到居民储蓄增加量的四至五成。因此，今年居民储蓄规模的变化还取决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变化。

04

消费启动要找到支点

不必担心物价回升

4、在短期加快消费恢复和完善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方面，您认为今年应该有哪些增量政策？其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协调发力？

刘元春：消费政策要建立在收入政策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收入增长，很难有消费增长，而收入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速的持续提升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要改变过去“穷居民、富企业、强政府”的分配格局，就要依靠收入分配政策、共同富裕政策，而这是深层次的、很复杂的改革调整。很难想象在短期出台这类政策，但是从中期角度看，应该在关键性改革的布局上充分考虑消费这个核心要素。

不过，短期加快消费恢复也并非无可作为：

首先，可以减免消费税，使之产生价格效应。消费税是中央税，而消费场景是在局部区域发生的，由地方政府主导。要协调中央管辖的消费税和地方主导消费场景，一个方法是将消费税下放至地方政府，将消费税变为地方税，同时进行减税工程。这可使消费成本普遍下降。

其次，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按照同步改造的方法，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等政策性金融工具建立房屋改造基金，鼓励城市居民住房装修。目前在“吃穿住行”中，“住”仍是居民消费的重头：住房作为一种资产，占居民资产的65%；居住类消费约占居民消费的20%。当前我们正在开启第二轮住房装修换代周期（装修周期12年一轮，从1998年房改至今已有24年，即将开启第二轮更新换代），大量家庭装修时间已经超过12年，甚至更长，通过装修补贴可带来明显的消费改善。

启动消费，一定要找到支点。从短期来看，一个是城市居民住房装修；另一个是可以启动对农民工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使其完成预防性储蓄和投资性储蓄的置换，真正进入城市，让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消费得到明显升级。同时，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低收入群体和特定人群的保底性一次性补贴也很重要。这样一来，三大群体在未来改革和短期消费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便可快速改善消费预期。

此外，前些年围绕新能源汽车的购置税减免和信贷支持等政策，也产生了很好的消费促进效应，今年可以继续拓展，同时应顺应防疫政策和经济社会秩序优化建立更多优质的消费场景。

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刺激政策不能无边际地使用。目前，配合消费恢复、稳地产和稳预期，可以出台一些消费政策。但是中国作为一个赶超型经济体，要进一步实现赶超，确实需要比一般经济体拥有更高的储蓄率，即一定是先有积累过程才有赶超过程。因此，中国的消费政策并不像很多人所讲的那样“消费定终身”，穷人要变富，肯定要先储蓄，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5、您如何评估2023年我国通胀压力大小？

刘元春：2023年不必担心物价回升。首先，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通胀而是通缩。去年我国CPI涨幅只有2%，核心CPI涨幅为0.9%，去年四季度PPI全面为负。其次，经济复苏需要物价从去年四季度的过低状态向常态水平转化。随着各类需求和供给的复苏，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摩擦，出现局部环节、局部领域的紧平衡，从而导致物价水平抬头，但总体上无须担心通货膨胀对经济的拖累。大部分专家预测2023年中国CPI涨幅大致在2.5%。

不过，确实要高度关注一些潜在的结构性问题。一是粮食问题。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和气候冲击，粮食问题已经变得异常敏感。今年恶劣天气对世界主要产粮区的冲击可能大于以往，而俄乌冲突变质可能导致前期签订的粮食协议、运输协议破裂，进而使两个产粮大国的粮食出口和运输出现问题。WTO还发现，去年全球针对粮食出口的贸易壁垒同比增加了30%。未来容易出现难以在国际市场买到粮食的局面。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较高，要高度关注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动。二是能源价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地缘政治冲突、西方“供应链同盟”的强化等，加大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风险。

05

稳地产的“度”考验宏观调控政策

今年部署全面改革开放方案是核心

6、您对今年房地产市场修复前景及其对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有何分析？对于稳地产下一步方向和举措有何建议？

刘元春：去年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拖累比我们预想的要大。这一轮房地产的调整与以往不同，是行业基础变异、行业盈利模式变异与短周期调整等几大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因此本轮调整比以往深且长。预计今年房地产将较去年有所改善。近期，一二线城市已经逐步出现复苏迹象，但是在深度调整后，房地产市场的全面改善可能还需要等到今年四季度或明年。

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占全社会增加值的7.6%，与之相关的行业总计占GDP的比重逾20%。近年来，房地产销售平均每年14万亿元，占社会销售总额的30%；房地产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25%；房地产占居民资产的65%，房地产相关贷款占信贷总量的比重超30%，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政府收入的40%。这一系列数据表明，房地产不仅与GDP增加值密切相关，还是整个金融杠杆的支点。如果房地产市场坍塌，将给宏观经济循环和金融循环造成强烈的收缩效应。事实上，这一点中外概莫能外，房地产业无论对中国经济还是发达经济体来说都至关重要。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当前美国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依然是房地产。

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角度看，政府端还应继续发力，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老旧小区改造的投资力度。这是稳地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很好的民生工程，同时也是促消费的过程。目前，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缺乏财政支持。所以，今年应考虑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

对于房地产的调整，不是简单通过大剂量的放松就能解决的。房地产政策的“度”是今年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一个核心考验。要想让房地产对经济的拖累大幅减少，需要一系列组合型政策，要立足中期视角探索房地产健康发展的新模式。

7、您对2023年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有哪些政策建议？

刘元春：今年需要部署全面改革开放的方案，这是核心。重中之重是如何扭转市场主体预期。对于关键领域的改革，要提前提出、共同讨论。具体来讲，当下制度型开放要有新举措，布局对外资外贸的进一步鼓励政策。对于各界关注的“资本躺平”等问题，中央经济工作已经提到要从法治和制度层面，落实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平等竞争等举措。这就需要出台系统集成方案并强化政策落实。如果仅靠单一举措，可能也难以在短期内调动积极性、全面改变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预期，尤其是民营经济主体的预期。

总之，要通过改革重整信心，改善市场主体预期，使各级市场主体的内生动能全面提升，发展新阶段的新动能。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如何进行预期管理，在新时期新征程建立有效的激励相容体系，打造未来发展的内生动能，实际上是一项重大课题，要想在2023年完全实现这一目标，对我们来说是个考验。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版面编辑｜薛昕安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总监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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