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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五天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弃了约翰 · 拉特克利夫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一职的提名，此举是标志着美国情报政治化的危险信号。
许多美国人指责乔治 · W · 布什总统善于撒谎，并曾向情报机构施压，要求他们提供相关情报，为自身的战争行为辩护。但实际情况却是复杂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人说实话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清除自身所发出的种种谬论。在处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时，美国在收集、分析和公开展示相关情报三个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败。美国的政治家不应因情报的分析失误而受到指责，但当他们超越情报并向公众夸大内容时，应该被予以追究。
作者：约瑟夫·奈，国际知名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学者，曾任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提出软实力、巧实力等外交学说。来源：推特原文 Project Syndicate；微信公众号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短短五天时间，美国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Donald Trump)宣称，放弃约翰 · 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接替丹 · 科茨(Dan Coats)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一职的提名，此举是标志着美国情报政治化的危险信号。拉特克利夫是一位拥有高度党派色彩，但缺乏国际从业经验的国会议员。 由于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拉特克利夫任命的双重反对，从而迫使特朗普撤回了提名。但问题依然存在：在美国，权力会腐蚀真相吗？ 美国总统需要一个他们可以值得信任的情报主管，但是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能够信任并配合他的所言所行吗？难道像科茨在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问题上与总统发生矛盾时那样？
严重的情报失误并非美国所独有：法国没有预见到德国1940年在阿登地区的进攻；斯大林在1941年被德国的进攻打得措手不及；以色列在1973年也曾被赎罪日战争所震惊.....特朗普对美国情报机构指明俄罗斯对2016年大选的做法感到愤怒，他经常以美国情报机构曾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准确评估为由，为自己解除情报机构相关要职的行为辩护。许多支持者们指责乔治 · w · 布什总统善于撒谎，向情报机构施压，要求他们提供相关情报，为自己发动的战争辩护。但实际情况却是复杂的，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人向权力说实话的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清除自身所发出的种种谬论。正如美国武器检查员大卫·凯后来描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所估计的那样，“我们几乎都错了。”甚至联合国首席视察员、瑞典外交官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也表示，他认为伊拉克只是“保留了违禁物品”。法国和德国反对伊拉克战争并不是基于对武器不同情报来源的评估。而是美英三个层面的失败举动：收集、分析和公开展示相关情报。作为情报收集的困难目标之一。伊拉克的萨达姆 · 侯赛因是一个独裁者，他通过杀人来制造恐惧，包括他自己的女婿，曾在1995年透露生物武器的计划而受到牵连。美国和英国当时在伊拉克几乎没有可靠的Spy，他们有时只是间接地报告，他们听到但没有看到的事情。1998年联合国在伊核查人员被驱逐后，美国失去了获得公正人力情报的途径，并且，经常用自我议程下的伊拉克流亡者的疑点证词来填补情报真空。 这两个国家都没有机会接近萨达姆的核心集团，因此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解释这个最大的谜团——如果萨达姆没有武器，为什么英美还要还欲加之罪呢？
即便分析家是诚实的，但由于缺乏萨达姆行为与思想的直接证据，相关分析的可靠性也变得很薄弱。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倾向并屈从于“镜像”：他们认为,萨达姆会像任何“理性”的领导人一样做出积极反应。其在伊拉克国内中东地区的权力,取决了他保持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权利。另一个问题是，西方的分析师们常常善于过度修正他们早先极化的言论。
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的核查人员发现，萨达姆比分析人士预想的更接近于拥核。分析人士发誓，不会再次低估萨达姆，但随后他们多次高估了相关的趋势，而911的创伤又加强和捍卫了这一势头。在外交实践中，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心理框架和“集团思维”应该受到相应分析工具的挑战，例如指定恶魔拥护者，创建”红队” 等等，为其他解释的存在提供理由。亦或要求，分析人员问询假设中的哪些变化会使他们的分析出现偏差。但据大家所说，目前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那么，政治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即便布什政府并没有命令情报官员们撒谎，但政治压力可以巧妙地扭曲人们的注意力，即使它没有直接破坏情报的真实性。正如一位睿智的美国老兵向我阐释的那样: “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使他没有。我们所有的行为动机都是专注于大框架大气候，而不是在小框架小气候上花时间。”
美国提供情报的方式和对象也是存在缺陷的。几乎没有人发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个混淆不清的概念，因为它把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混为一谈，而这些武器实际上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和后果。2002年的美国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引用萨达姆购买铝管作为他重建核计划的证据，美国能源部的分析家们却基于专业知识，对此表示过异议。不幸的是，他们的异议被埋没在一个文案脚注中(连同其他注释和限定词) ，当执行摘要准备提交给国会和生成公开版本时。政治上的热度会融化这些细思极恐的差别。
美国的政治家不应因情报的分析失误而受到指责，但当他们超越情报并向公众夸大内容时，他们应该被予以追究。美国的副总统曾说，“毫无疑问”，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也断然表示，诸多证据表明，伊拉克正在重建其核计划。这些声明都忽略了报告主要部分中所表达的异议和警告。
在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中，对情报的信任一直是循环往复的。在冷战期间,情报官员经常被美国人视为英雄。 但在越战之后，他们就变成了恶棍。911后，美国公众重新认识到，良好的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但在伊拉克未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贸然动武再次引发了舆论的非议和怀疑，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来掩盖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的问题。
下一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应该汲取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协调部门预算和官僚机制的任务以外，他(她)还必须监测，情报收集时所采用的技术，严格使用替代技术并进行相关的分析辩护，并确保向美国领导人和公众仔细介绍相关情况。最重要的是，应首先学会对说真话。来源：推特原文 Project Syndicate；微信公众号 国关国政外交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