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观智库防务安全研究中心 | 简单直接是军事行动的首要原则——俄乌冲突的教益和启示之六

      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反复指出，军队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不可能像一个人那样思考和行动，各个层级、各类人员的认知、经验、精神、技能等差异很大，克服战争中的摩擦和阻力的能力也有很大不同，期望军队像钟表一样运转只存在于“纸上的战争”中。由这一点延伸开去，我们认为，战争的运筹谋划、指挥控制、组织协调等，都要坚持简单直接的原则，不能繁复琐细。

      打击目标“重心”要简单直接。克劳塞维茨在论述战争计划时提出的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从此，“重心”便成为西方兵学和战争实践所阐释、遵循的基本概念。东方兵学和战争实践同样如此，毛泽东即反复强调：“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问题或动作上。”可见，在打击“重心”的问题上，东西方并无显著不同。当然，找出 “重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一个“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去粗取精”的过程，但是透过纷繁复杂的关系和现象找出“关节点”，为军事行动提供一个尽可能简单直接的目标则是必然。

      从两位兵学大师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出，他们都不认为“重心”只是物理目标，在克劳塞维茨眼里，它是“力量和运动的中心”；在毛泽东眼里，它是“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克劳塞维茨甚至作了具体界定：“那些被国内派别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事实上，当我们回顾21世纪爆发的局部战争时，都可以看到围绕这些重心实施军事行动的影子。老的思想不一定是过时的思想。美军的作战体系号称“去中心化”，如果理解为将大型指控中心或装备平台调整为网络连接的小型指控中心或装备平台，这无可非议；如果认为“去中心化”就是无重心了，我们认为并不恰当。指挥控制的分散化不是不要指挥控制了，体制编制的扁平化不是没有层级了，“分布式作战”也不是各自为战。外军有些研究人员认为俄军在俄乌冲突中的计划过于复杂，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有道理。兵役制度、部队结构、武器装备、训练水平、规模数量等本来就有局限，却要进攻多个目标、组织多路突击、协同多种行动、达成多重目的，实现难度可想而知。

      集中兵力需要“简单直接”。尽可能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极少的打击重心，自然要求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集中兵力。这对于弱势的一方很容易理解，因为通过巧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方战役战斗重心，可以逐步改变战略全局。对于强势的一方反而比较困难，因为分进合击的根据很充分，围歼敌军、战果丰厚的前景总是极具诱惑力。不过历史上的战例表明，实现这一前景的条件很苛刻，许多认为自己足够强大的军队，因未能战胜对方的内线优势失败了；为了形成分进合击而绕路进攻的军队，更是少有成功的先例。相反，一些经典战例和作战构想却表明，即使在战区非常宽广的情况下，集中兵力直冲敌方重心也是比分进合击更优的选择，比如二战期间德军“闪击”西欧，中国解放战争后期的大迂回作战，前苏军的“大纵深作战”设想，海湾战争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左钩拳”，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单兵突进等。这些重大战役行动或构想都是以一、两路为主攻方向直插对方腹地，而且不大顾忌侧翼和后方。也许会有不少人担心这样做的风险，但是我们需要认清真实战争中的一个现实：在主要方向集中兵力，当然要在次要方向冒减少兵力、遭遇挫折的风险，然而战局却是由主要方向决定的，次要方向的损失只能由主要方向的成功弥补，而为了保护后方或侧翼去打击次要目标，就等于使主要进攻依赖次要方向的行动。

      俄乌冲突爆发之初，俄军分几路分进突击，我们不清楚它是怎样判断、确定乌克兰重心的，而且客观上也存在限制兵力集中的因素，特别是途经白俄罗斯进攻基辅更难隐蔽阵位和路线。不过，如果不分这么多路，是不是仍有可能集中兵力呢？如果兵力集中了，即使因兵员、训练、编成、装备等方面有欠缺，是不是通过合理组合仍可能比现在提高打击力度呢？毕竟组建BTG就是为了能够根据任务需求进行灵活组合，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当然，很多人会说，拿破仑、希特勒均曾集中兵力进攻莫斯科，但都未成功。对此，克劳塞维茨对1812年战局有一段深刻的分析：征服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其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以及人民的忠诚和坚定，这是拿破仑可以提出的唯一合理的目标。他没有成功并不在于他的军事行动，而是因为俄国政府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的、坚定的，这决定了拿破仑发动战争本身就是个错误。实际上，希特勒的失败根本上也是如此。

      兵贵神速需要“简单直接”。追求速决是一条军事通则，尤其是力量强大且处于进攻地位的一方更是把战略速决奉为圭臬，主观上的这种追求与战争很难速战速决的现实并不矛盾。主张持久抗战的毛泽东同样指出：“在战役和战斗上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不无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只不过他从敌优我劣差距特别巨大的实际出发，才强调“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也就是说，持久抗战乃是不得已的办法，有条件的话还是要追求速决。

      我们在上文中列举了一些经典战例和作战构想，用以说明有些军队为什么不顾侧翼和后方直插对方重心，除了集中兵力的理由外，另一个原因便是简单直接有利于保持进攻速度。不间断的进攻给对方施加的持续性压力，一般会大过己方暴露侧翼和后方的危险，因为战争中一方的行动取决于另一方的行动，如果对方难以喘息，往往也就无暇顾及其他。尤为重要的是，胜利或失败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以倍数增减的，一次重大胜利带来的精神效果远远大于物质所得，一次重大失败带来的精神损失可能使全军崩溃。因此，只要继续前进仍有胜利希望，哪怕侧翼和后方的危险不断增加，坚定、果敢的统帅和将领都会尽力追求连续作战。相反，如果进攻没有达到顶点便停顿下来去消除危险，成果是巩固住了，但敌人也恢复了，各种各样的不可测、不可控因素出现了。虽然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不会发生一次严重危险，可是不可测、不可控因素的增多却使到处都有危险；一步一停地争取胜利看起来稳妥可靠，却会因切断前一个胜利对后一个胜利的影响而吹熄胜利之火。所以，“与其要求在复杂的计划方面胜过敌人，不如设法在简单的行动方面永远走在敌人前面”，“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

      行文至此，我们也就明了俄乌冲突为何陷入目前的状态。当然，俄军在第一阶段的行动不是主动停顿的，但确实给了乌军振奋精神、恢复战力的机会。在此，我们还要重提上面的问题：如果俄军一开始就通过组合进一步实现兵力集中，快速突击有无可能。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克劳塞维茨在论述理论的批判作用时指出，只有对比考察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才有助于提高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这正是研究战史的根本功用，也是分析战例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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