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个英雄“也好”|传奇

领到充电手电筒的30名困难村民第一次如此兴奋于黑夜的来临，他们打开手电筒，就像星际中一片遥远的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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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吴雨浓

编辑 / 陈卓

离开之前，袁江磊想留下一份礼物。他跨上自行车，蹬了800多万下，从西非贝宁共和国的科托努出发，一路骑回中国。半年多后，贝宁尼普尼村的第一口井，冒出了地下水。

这个来自浙江宁波的年轻人骑行跨越了非洲和亚洲16个国家，每骑行1公里，就会从一家企业得到1美元的捐助。他筹到1.6万美元捐款，除了水井，还为尼普尼村建了一个太阳能电站。

村民们再也不用到3公里外的河边取水，也不用跋涉23公里到另外一个村子充电。今年3月16日，水井和电站建成的那天，当地土著居民富拉尼族的土王拿出三只鸡招待他，村民们张罗起了开斋节才会做的烤全羊答谢他。袁江磊在贝宁的朋友罗密说，直到现在还有人打电话向他表示感谢，“他成了英雄”。

可袁江磊没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只是有这么一个契机罢了。”

决定骑行前，他是贝宁孔子学院的志愿者，在阿波美·卡拉维大学教授汉语。支教的两年间，他徒步、骑摩托、坐小巴大巴，几乎把贝宁所有地区都走了个遍。一路上，他看到缺水和缺电于这里的人而言，是迈不出贫穷的一大门槛。

袁江磊想试着迈一步。他说自己没有钱，也不认为自己在做慈善，只想力所能及“能帮一点就帮一点”，其他的他倒是“没想那么多”。

他开始尝试联系企业和他“打赌”——如果他能骑行回国，便提供善款为当地村民修建水井和太阳能充电站。但是没人理他。“大家觉得这个小伙子肯定就挂在路上了。”袁江磊说，但他仍然没想太多，“这样也不会有人总要求你什么，我想得挺开的。”他说。

可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支教的第二年，他几乎每天下班都在查资料。不久，初步计划的文档出炉，不爱“想太多”的他，做了最精细的准备：文档里包括要去哪些国家、各国签证办理、生活用品清单、拍摄机器清单、预计花销清单，等等。

袁江磊把文件发给了大学一起徒步、骑行的好朋友路遥，看到这个，路遥便知道这个人是劝不住了。他还记得他们大学第一次去徒步，是到重庆的圣天湖，脱离大部队想开拓新路的他们，却产生了分歧——袁江磊坚持要走另外三个人都觉得错的路，“他觉得他要走的路，他就一定会坚定自己的想法。”

这次也一样。一台相机，一辆单车，后座搭着30多公斤重的“百宝箱”，揣着在非洲工作攒下的几万元积蓄，袁江磊出发了。

他一路吃过撒哈拉的帝王蟹，试过路边的棕榈果。他喜欢和当地人学土语，最先学会的是一句“谢谢”，还有一句“我爱你”。骑行到第二站多哥中部，他正在路边休息，就接到了来自“伯乐”的电话——一家中资对非摩托车贸易公司愿意出钱和他“打赌”，他和董事长说，不用捐很多，够建一个水井和电站就好。

在毛里塔尼亚，因为签证只剩3天时间，他必须赶往舒姆镇乘坐世界上最长的矿石火车。火车车身长，停车时间短，又只有一节客车厢，他推着车跑了100多米还是无果，眼看火车要走，矿车上看护绵羊的牧羊人成了救命稻草——就在牧民刚刚抓住袁江磊的自行车时，火车开动了。紧急关头，袁江磊顾不上跑丢的拖鞋，一边追着火车，一边抓着牧羊人的手，扒上了车厢。

枕在这些随后会被运往中国的铁矿石上，抬头是满天繁星，身后是一车绵羊。“我这住的是‘亿星级的酒店’，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回国后他分享这件事时，描述得很美好，可在那个当口的艰难，只有他自己知道。虽然披着睡袋，他还是冻醒了几次。第二天醒来，所有行李都蒙上一层灰，拿起相机，他看见自己像个刚下井回来的矿工，灰头土脸。

“很可怜哎我觉得，有必要吗？变成这个黑炭。”戈壁滩上，日出时的光是柔和的橙色，映着广阔苍茫的天地。袁江磊看着镜头里的自己，眼睛有些亮晶晶的，看向远处若有所思。到达城市之后，他和路遥发了一条消息，“很难受，真的哭了”。

但是，1.6万多公里的路途上，几乎容不下太多感伤的时刻。“想太多就成心理负担了。”袁江磊说。

他用镜头记录下达喀尔市郊的玫瑰湖和白色的盐场，西非最美海岸线塞内加尔的卡丰廷，撒哈拉沙漠徒步100多公里，他吃着向导艾哈迈特用沙子烤的土面包，躺在沙漠星空下安然睡着。

今年3月，他回到贝宁，帮助尼普尼村实现了“更好生活”的梦想。媒体争相报道，朋友们说他网红。他不喜欢“网红”的称呼，却也不争辩：“我不知道这个外界怎么看，说我是个瘪三或者说我是一个伟大的什么英雄，我都无所谓，反正我就做我自己。”

“Standing Tall and Talented”是袁江磊的微信签名，来自他高中时期的偶像NBA球星斯塔德迈尔。说到这句签名，他有些害羞，“可能还是有英雄梦的吧。”

现在，他开始试着“回归生活”，目前在广州一家对非贸易公司工作，晚上下班回家，会自己简单做点菜。但他觉得自己还会再出去，可能还是骑行到非洲，又或者是南美，“不想框定什么，有合适的机会就会再出发的。”

工作之余，他着手把360天的骑行过程制作成纪录片。5分钟的先导预告即将发布的时候，他也没想到合适的片名。

最后，纪录片的名字被定为《野好》，意思就是“也好”。

2017年8月14日，“从非洲骑车回中国”对袁江磊来说，不再是一个目标了。新疆卡拉苏口岸就在不远处，像之前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他把相机在路边架好，找好角度，再自己骑上车子，“回家啦！”他朝镜头挥挥手。路的尽头，一座洁白的雪山屹立在帕米尔高原上。

而在路的那一头，紧邻沙漠的散居村落尼普尼，打井机深入地下70米，手摇水井摇出了属于尼普尼的第一捧水。

与此同时，村中心的工人们忙碌着搭建一座太阳能充电站——8块面板、6个电瓶、3个逆变器与48个插孔，这将满足附近5个村庄的用电需求。领到充电手电筒的30名困难村民第一次如此兴奋于黑夜的来临，他们打开手电筒，就像星际中一片遥远的流星。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8月15日9版

吴雨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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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见习编辑：魏其濛

审核：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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