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研究】陈亮：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逻辑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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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亮，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

石定芳，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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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陈亮,石定芳.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逻辑与实践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1,15(1):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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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给予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充沛动力。这些政策从“为国育才”的政治逻辑、“创新驱动”的经济逻辑和“全面发展”的价值逻辑三个维度，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定位、推进方式和价值旨归等战略规划进入改革转型期。为适应这种转型发展，我国需要从教育治理的角度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系列政策的有效实践：在转变政府职能中推进政策实践的多主体关照；在强化多元互动中构建产学研用共同体；在聚焦治理核心中深化高等教育关键领域改革；在夯实法治保障中寻求推进变革的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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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教育现代化；政策逻辑；政策实施；转型发展

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时代，国家对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使高等教育肩负着更加艰巨的使命。增强高等教育服务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已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社会重大问题。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颁布了系列政策文件。高层传音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充沛动力。在这些政策中，既有以《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为标志的高等教育宏观政策布局方案，也有以《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为引领的高等教育核心能力建设政策，还有关于教师教育、德育、美育、劳动教育等的专项改革方案，为驱动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尤其是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人民至上”理念、“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及教育公平与质量协同发展的政策导向，对全面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些政策发布后，探索政策背后蕴藏的深层逻辑、寻求推进政策有效落地实施的发展路径、优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秩序，已成为新时代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内发需求，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我国学者对高等教育现代化有关政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国家视角出发，对《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高等教育现代化宏观布局和顶层设计的文件进行政策解读；二是对教育政策文本中的教育现代化进行溯源分析和历程解析，从政策视角观察教育现代化的定位；三是基于教育现代化的政策视角，探索高等教育领域内某一具体内容的建设路径。已有研究从不同政策视角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进行了多维探究，但缺乏在高等教育领域相关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对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进行全方位、整体性分析，忽视了对进入新时代以来高等教育领域推进现代化建设系列政策的综合性探究。基于此，本研究以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高等教育领域发布的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系列政策为研究基点，通过澄明这些政策的内在逻辑与价值目标，分析政策逻辑驱动下高等教育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特征，在此基础上，为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的有效实践、实现新时代高等教育转型发展下其现代化的建设愿景提出相应的策略参考。

一、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三维分析引鉴及框架建构

（一）理论引鉴：源于社会学的三维分析导路

政治、经济与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众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都将自己的学说和观点建立在这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之上。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社会结构”描述为三个维度：政治维度、经济维度和价值诉求维度。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又将韦伯提到的政治维度分离为政治的和军事的两个维度，把社会权力的来源划分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四个维度。我国经济学家汪丁丁在分析“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时，亦引入了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维度：物质生活指向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等经济条件；社会生活呈现为“公平正义”诉求的政治条件；精神生活指向追求心性自由的价值诉求。从这些研究者对社会科学的分析理路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框架都内隐于“P（政治维度）E（经济维度）V(价值诉求维度)”的三重属性，并可以相互表达。即政治的和军事的社会权力、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同构于韦伯的政治维度，是指运用公共权力实现和维护特定阶级和社会利益要求、处理和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要求的社会关系；经济的权力、物质生活同构于韦伯的经济维度，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各种经济活动；意识形态的权力、精神生活同属于韦伯的价值诉求维度，体现为人们对个体精神世界和意义体系等综合价值意蕴的追求。经济和政治维度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呈现出社会进步的初级形态；人们对价值维度的诉求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超越，是在满足社会中人的现实需求后更加全面、综合和立体的需求，表征出社会进步的高阶形态。三个维度的同步发展和相互促进构成了整个社会形态发展的动力源。因此，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现象的考察和对社会活动的分析逐步在宏观层面收敛于政治、经济和价值三重维度，并将其作为解释社会行为发生机理的重要分析框架。

（二）耦合联结：高等教育现代化中的三维框架建构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社会行动”作为分析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意指被赋予了意义的行动，这种行动以某种指令为导向，即行动者自觉遵守或必须遵守的一系列意义。作为社会民生的重要内容，教育可被视作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在其中发挥导向作用的教育政策可理解为被赋予了一定意义的“指令”，且揭示政策这一“指令”产生的背后逻辑是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斯·韦伯认为，教育以及人格的社会生产要取决于政治学与经济学。其中，人被其视为社会科学分析的基本单元和出发点，是社会学思维体系内价值维度的最终指向。这彰显了个体的人对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鲜明体现了马克斯·韦伯对教育与政治学、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深刻剖析，即教育的本质指向人的发展，政治、经济与人的发展之间共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价值诉求共生体。

基于上述分析，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及其政策指向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于社会科学研究中被赋予一定意义的社会行动和特殊“指令”的基本特质。依据马克斯·韦伯政治社会学中对教育发展与政治、经济和价值三重维度的框架，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其指向人才培养的社会活动可以看作是对传统“三维结构”的一种适应。这种适应释放了高等教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不仅具有作为社会活动的产业属性，还具备作为育人活动的精神属性。然而，一个国家可以向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社会制度，却无法引进先进的国民素质。国民素质要适应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要求，就要有与之相协调的现代化教育来实现个人从蒙昧闭塞走向开化明理。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应着眼于以现代化的思维理念培养具有批判、创新和协作精神，能够适应并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人才，这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和灵魂。尤其在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所彰显的“人民至上”理念和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求其政策目标要紧紧围绕“两个大计”的战略任务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体现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在政治维度与经济维度的目标追求，反映了高等教育对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与功能性，并同构而成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初始逻辑：高等教育在政治维度与经济维度上的工具理性考量。在这一初始逻辑的指引下，“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维度进一步优化，彰显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三维高阶逻辑架构与核心价值追求：高等教育在价值维度上的理性发展，以人的现代化反哺支撑政治和经济维度。

基于此，本研究借鉴社会学研究中“政治经济价值”三维视角，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政策目标和价值追求，建构出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以该框架阐明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及其政策“指令”的价值意涵与政策逻辑，有助于揭示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机理，进而为实现其现代化愿景提供积极的路向指引。

图1  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三维分析框架

二、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逻辑

政策作为“政治通向实践的必由之路”，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既是政策制定的内在价值遵循和基本行动依据，也是影响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原生动力。政策逻辑不仅决定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合理性，也影响着高等教育改革路径的合法性。基于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三维分析框架，高等教育领域的相关政策制定受多种逻辑的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其政策目标不只停留于政治和经济维度的初始逻辑上，还需要体现价值维度的高阶逻辑，落实到学生的发展上，就是要系统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

（一）为国育才：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的政治逻辑

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出台的首要逻辑指向“为谁培养人”的政治问题，增强学生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的认同感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阿普尔（Michael W.Apple）认为，教育与政治有密切的牵连，它总是一种选择性传统的一部分，是某个集团对合法性知识的见解。其存在的合法性来源于政治性，承担着为国家和公众服务的职能。所以，“当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提出‘为国家服务的大学’时，他受到了拥护而不是反对……大学越来越经常地被喻为‘服务站’。”大学对国家的服务性展现出高等教育强大的政治功能。高等教育通过传播一定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完成对青年一代的政治社会化，培养造就具备官方合法性知识的社会人，对政治团体的领导有重要影响。这也是高等教育一直以来都被各个国家高度重视并被当作“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的重要原因，导致“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必须接受国家的监督”。因此，“为国育才”的政治逻辑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出台的首要考量，这既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也是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的逻辑起点。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政府主导的政治逻辑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这些改革从“为国育才”的国家立场出发，确保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前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设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当前多元价值激烈交锋的信息时代，面对西方文化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断渗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治逻辑筑牢了教育的思想根基，保障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经济逻辑和价值逻辑的前提条件。因此，基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对经济逻辑和价值逻辑的统领作用，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应将“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逻辑作为首要逻辑，同时减少政治逻辑与学术自由价值逻辑间的矛盾，科学划分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界线。

（二）创新驱动：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的经济逻辑

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出台的第二个逻辑指向“培养什么人”的经济问题，即通过政策驱动高等教育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一流人才，为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迎接新技术革命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本。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教育与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天然的联系，教育具备先天的、强大的经济功能。受其影响，人们将教育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主导的人文功能逐渐复归至传统的经济功能中，“从整个国家视角看到了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能而对生产具有促进功能”。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亟须高素质、创新型劳动力为经济发展催生新动能，创造新能量。高等教育既可以通过科研创新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先进知识和技术，又可以通过人才培养实现劳动力的升级转换，使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创造性地转换为现实条件的生产力，进而驱动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因此，“创新驱动”的经济逻辑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出台的重要考量，驱使高等教育“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发挥教育服务国计民生的作用”。

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经济逻辑指引下，高等教育领域颁布的系列政策逐渐从原本高等教育本身的学科知识逻辑和政府主导的政治逻辑转向学科和市场的双轨逻辑。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开始主动回应市场关切，在市场的自由竞争和发展需求中调整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目标，以支撑政策的政治逻辑。特别是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增加了“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等内容，体现了高等教育从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的经济维度支撑国家推进社会治理，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经济逻辑对政治维度的反哺。同时，在经济逻辑的导向下，高等教育开始反思数量化增长下的内涵式发展，以高等教育的物质文明建设促进其精神文明发展，从而为促进人的现代性增长和全面性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基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经济逻辑对政治逻辑和价值逻辑的反哺和支撑，政策逻辑应将驱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经济逻辑作为重要逻辑，同时将培养创新人才驱动社会进步的经济逻辑与培养德行统一、全面发展之人才的价值逻辑相统一。

（三）全面发展：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的价值逻辑

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出台的第三个逻辑是要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即通过探寻“怎样培养人”的途径，以人的现代化建设为内核指引，助推国家现代化愿景的实现。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发展，“高等教育既是一种人才培养的社会活动，又是一种让人成为人的精神活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从价值维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人的建设”明显落后于“物的建设”，“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和失范频现，国民的现代化水平同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现代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因此，“全面发展”的价值逻辑成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出台的核心考量，不仅要培养现代化的学生，还需要实现教师等教育主体的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高等教育现代化价值逻辑的指引下，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等文件，完善了“五育并举”的政策体系，推进学生主体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同时，国家还陆续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促进了教师主体的专业化发展。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澄明了什么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从高等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出发，使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系列政策超越了政府的政治逻辑或市场的经济逻辑，实现了价值逻辑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统领。价值逻辑强化了对人的现代化建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国家的政治运行和经济发展提供专业、全面的人才，反映了价值逻辑对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统驭支撑。因此，基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价值逻辑对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反向作用，我国应将价值逻辑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逻辑，在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人的现代化建设基础上，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三、政策逻辑驱动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战略特征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三维政策逻辑驱动下，为实现“为国育才”、“创新驱动”和“全面发展”的综合目标，党和国家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政策设计和战略规划，使高等教育在发展定位、推进方式以及价值旨归等方面呈现出新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影响着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内容的合理性，也决定着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方向的正确性，深刻推动着高等教育迈向现代化的转型之路。

（一）发展定位：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和合统一

政策的发展定位是政策执行的前提，而政策的执行表现为政策工具的选择。“通过对公共政策过程的二元性分析及其与政策工具选择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可知：政策工具选择存在理想目标和现实问题两种基本取向。”一方面，解决现实问题是政策的理想目标，问题导向是目标导向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政策的理想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目标导向能激发改革的强大动力，推进并深化问题导向。两者相互作用、和合统一，是政策发展定位合理性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维度。面对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和历史挑战，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以解决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目标，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有机统一，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新时代高教40条”围绕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和人才培养能力提升的教育目标，从扭转高校本科教育边缘化的现实危机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心地位的现实需求出发，强化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职能，全面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能力，为实现国家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针对我国高端人才稀缺、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现实困境，强化对“卓越人才”和“拔尖人才”的培养，驱动高等教育高端人才输出，全面提升国家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研发水平。《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等“双一流”建设指导文件从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体系中的地位和目标定位出发，全力促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从“跟跑”到“并跑”继而“领跑”，成为引领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简称“强基计划”)聚焦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以及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国家重大战略发展的现实需求储备人才。《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文件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意见，从改革阻碍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入手，构建法治化、多元化、现代化的治理结构，提升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从发展定位上呈现出的特征来看，上述政策皆是从宏观战略视角出发，基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逻辑与目标，以解决高等教育领域当前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将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建设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政策目标和现实问题的双向互动中提升高等教育现代化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适配性。

（二）推进方式：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

虽然西方政策科学家们提出了政策执行研究的多种途径，但其政策推进过程主要聚焦于组织中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两个关键行动者，总结为“自上而下”（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Up）两种路径，分别对应政策推进中的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两种模式。在政策实践中，基层探索的实践活动是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和源头活水；顶层设计则为基层实践活动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实践方向。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有效结合能贯通政策执行的指挥链和行动场，两者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政策从宏观到微观的整体性实施。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教育的需要层次不断拓展提升的现实需求，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规划既注重“加强系统谋划”自上而下开展系统性和整体性变革，也“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自下而上完善政策体系，以科学的推进方式全面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层面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进行了系统性的统筹谋划：《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首次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提出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战略任务，从宏观层面架构了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对教育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战略任务进一步细化，指导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开局五年间的教育改革和建设。两个文件构成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方案，用以指导地方政府和高校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同时，各类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和试点项目稳步推进，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试验田”。如教育部2019年提出实施“四点一线一面”教育现代化区域创新试验，以“雄安新区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示范区、长江教育创新带、海南国际教育创新岛”四点为支撑，服务“一带一路”一线和“中西部地区”一面战略需求，推动高等教育改革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建设教育现代化的基层“试验田”、推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在“支撑度”上双向互补，可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政策和实施方案的完善。因此，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有助于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在上下互动治理空间中形成和谐有效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格局。

（三）价值旨归：内涵发展与社会服务互嵌共生

党的十九大报告既对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也对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进行了重要阐释，进一步从国家战略层面强调了高等教育内涵发展与社会服务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内涵发展是高等教育的一种发展方式，社会服务是高等教育的一项重要职能。高校通过社会服务，扩大其社会影响力，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外部资源，经过内部机制的消化吸收，提升其整体实力，从而推动内涵式发展；通过强化内涵式发展，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和文化传承创新能力，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两者相互促进、互嵌共生，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内部条件与外部功能共生发展的价值基础。因而，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规划特别注重高校发展方式与服务功能的内外耦合。《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提出“要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完善以社会需求和学术贡献为导向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坚持面向社会开放办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贡献为路径，充分发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校企合作”等政策坚持高校的市场逻辑，主动优化高校内部人才供给侧结构，服务产业需求侧结构，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的有效融合。“四新专业建设”“深化协同育人”等政策探寻提高高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切性的有效路径，让高校的专业群嵌入区域的产业链，让产业链反哺专业群，通过双方的互嵌建立合作发展的共生长效机制。因此，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战略设计着力解决高校学科专业同质化现象突出、对区域产业转型贡献度低等现实问题，在政策规划上强化高校的发展方式和服务功能的互嵌共生，以加大高等教育现代化对社会现代化的支撑力度。

四、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实施与行动路径

虽然在政治、经济和价值逻辑的三维耦合下，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规划方略迈向了转型发展之路，但我国高等教育的政策路径仍然没有摆脱原有的路径依赖。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基于高等教育的美好愿景制定了系列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无论是建设“双一流”，还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都处于推进实施的初级阶段，其完全有效落地还任重道远。同时，高等教育政策在贯彻与执行过程中经过“层层解析”或“逐级加码”导致的政策失真成为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施的现实困境。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已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践的重要内容。教育政策的实践需要高等教育系统组织内部、组织之间高效的教育治理，它是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因此，从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的角度寻求政策实践的路径，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建设进程。

（一）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策实践的多主体关照

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政策实践必须在党和政府的宏观领导下，在政策的实践过程中推动高等教育的改革转型。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推进方式下，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不再是政府单一主体的责任，而是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利益表达途径”。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应基于高等教育统筹发展的整体框架，构建基于政府、高校和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合作、责任分担、互动协商的多元共治格局，协同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具体来说，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上下协同联动的行政指挥链，从教育行政管理走向教育治理服务。中央政府应做好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关系的统筹与规划，在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下，合理分权给地方政府，增强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开展政策实践、服务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能力。二是强化高等教育政策实践的多主体关照，转变政策实施多方主体的治理角色。政府需做好政策统筹，合理分权给高校，从高校的控制者、管理者向高校的服务者、监督者转变，增强高校在政策实施中主动开展教育改革基层探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政府还应积极培育和扶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的经营、管理、监督和问责，打通高校面向市场办学的通道，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和内外联动机制，为试点探索和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市场逻辑贡献力量。

（二）强化多元互动，构建产学研用共同体

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公共事务，关系着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它不仅是针对高校内部的局部性变革，更是包含多方利益主体在内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的变革，其政策的实施要强化多方利益主体的主体责任，通过构建产学研用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践共同体推动高等教育政策的全面实施。因此，通过优化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践共同体的合作秩序，使产学研用的各方主体能够适应高等教育场域的异质性而合理地表达自身的意向性，从而呈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状态，将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践主体间合作共治和协同善治的发力点。具体来说，一是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践共同体。从多元性角度来看，如果将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践共同体看作一个大圆，那么圆心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践场域的合作共治协调机构，次圆心依次是政策实践中的政府机构、高校、社会团体和公众，构成一个基于政策实施的利益相关合作共同体，彼此间相互合作、相互制约。在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政策实践中，我们应建立政策实践共同体“互动共赢”的共生发展模式（见图2），通过合作共同体之间的合作互助、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促进场域内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发展与交流，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践的发展目标。二是促进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践共同体的适应性角色转变。共同体内的各主体应主动激发自身的主人翁意识，履行自身在政策实践过程中的主体责任，在共同体的互动合作中完成自身角色的适应性转变：政府从政策实践的主导者转变为引导者和服务者；高校从政策实践的被监督者转变为主动行动者；社会行业企业和组织机构由政策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参与者；社会媒体和公众从政策实践的旁观评论者转变为内在监督者。通过相关主体的角色转变，内在合作与外在互助协同发力的互动共生政策实践体系逐步形成。

图2  高等教育现代化协同建设共同体互动模式

（三）聚焦治理核心，深化高等教育关键领域改革

虽然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全方位、多元性的改革综合体，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抓住其主要的着力点，关注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领域，优先解决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施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人的现代化建设是教育现代化的灵魂，新时代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行动的核心应在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双重属性的彰显下突出教师和学生主体的现代化建设。具体来说，一是立足中国高等教育实际，丰富教育现代化的政策内涵，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在引鉴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逻辑的同时，我国应立足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在政治、经济和价值三个维度的实践逻辑，加强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对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观照，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和布局，形成优势学科引领、人才培养多元、产教交融共生的良好态势。如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强化了西部地区高校“双一流”建设对西部地区发展需求的适应，彰显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与区域发展实际的契合度。二是充分发挥新时代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创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机制，推进教育主体的现代化建设。我国高等教育历来重视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和学生的德育工作，然而在师德师风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教师“师德失范”事件和学生“德不配位”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如2019年轰动一时的某明星及其导师的学术道德和个人师德失范事件，某名校女博士为获美国绿卡而出卖“中国北斗”数据等恶劣行径等。政府和高校需要继续完善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将师德建设和师风培育贯穿教师培养培训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将政治品行和师德考察融入教师管理全环节；继续完善人才培养评价机制，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五育协同等要素融入学生发展评价体系，构建目标分层、标准健全、多元评价、多方参与的长效评价机制。

（四）夯实法治保障，寻求推进变革的制度支撑

“教育制度是合理配置各种教育利益主体关系的保障”，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的实践需要落实到制度改革中。法治可以通过制定规则和程序,使制度在规矩的道路上行进。因此，为预防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系列政策失灵，我国需要从法治化的视角深化教育制度改革，探索规制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施和落地的具体路径。具体来说，一是完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保障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系列政策实施有法可依。我国需要在教育的立法、修法过程中厘定高等教育现代化政策实施多方主体的法定边界和权责关系，完善教育行政机构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实现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规制各级政府和各类机构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权力，并明确各自的责任；完善国家教育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资源投入保障制度、人事制度、专业建设、课程设置等教育标准体系，保障各级各类高校在推进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法可依；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执法体系，加强教育政策实施的事中、事后监管，加大教育行政执法力度，依法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手段监督各级政府、各类学校的政策实施过程和效果。二是建立健全高等教育现代化系列政策实施的监督、评价与问责制度。在加强教育事务的事中、事后监管过程中，我国需要完善教育行政权力运行监督制度和行政绩效评估制度，加强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监察、审计，重点对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政策执行成本进行监督、评估，探索和推进“互联网+监管”的政策评估管理模式，加大评估过程和结果的信息公开力度，提高监管透明度；完善对高校政策实施效果的多元评价制度，改革办学质量评估方式，推进政府购买和委托第三方专业评估组织对学校办学水平、校长办学业绩、专业培养目标达成情况、毕业生就业发展情况等开展客观、公正、专业的评估，推进各类教育政策的有效落地；完善教育问责制度，将政策实施的评估结果作为行政机构工作业绩和高校校长办学业绩的重要参考，依法追究教育行政履职中的违法行为；建立高等教育的社会问责机制与反腐激励机制，鼓励社会力量主动问责、勇于问责，提高社会公众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积极性、合规性和有效性。

排版：卞谢瑜

审核：刘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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