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笔谈】乌尔里希·泰希勒：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流动模式与主体的转变

一、 新冠疫情导致国际化体验式

学习减少

新冠疫情的出现必然会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造成一定影响，目前只能推测新冠疫情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究竟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可逆的还是持久的都尚难预测。新冠疫情发生后，一些国家采取的封闭政策是非常有效的，能够很好地实现对疫情的控制。但这些封闭政策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物理流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导致国际化体验式学习减少。体验式学习对于国际化教育而言非常重要。学生主要是通过自己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体验也就是体验式学习增进文化理解，如果缺少物理流动，这种体验式学习就会减少，学生也就没有办法在国外的课堂上（如在线教育）完全理解另一个国家的文化。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疫情会不会使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持续低迷，但希望体验式学习不会因为疫情而完全消失。

二、 在线技术只能部分解决物理性流动缺失问题

疫情导致物理性流动的体验式学习机会减少。但该种物理性流动本身也是一种比较昂贵、非常原始的方式，课堂教学中的某些因素不一定要完全依赖物理性流动。后疫情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可以尝试通过信息通信技术来解决，核心在于线上教育，如MOOC，但线上模式对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人们普遍认为其不能完全解决物理性流动缺失问题。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问题。一是课程的国际化问题。知识是具备通用性的，一个研究领域的术语在任何国家都是一致的，在线教育体现了知识的共享性，但不同国家的课程风格是迥异的，例如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课程风格和德国是完全不同的。二是学术交流的国际化问题。疫情背景下学术交流往往是通过线上的学术会议完成的，这也体现了信息通信技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作用，但国际学术会议更多是知识本身的碰撞，线上交流可能会对传统学术共同体线下的社会交往活动带来冲击，其对知识流动与传播的影响有待讨论。三是体验式学习模式的国际化问题。虚拟交流在国际化体验式学习中起不到很好效果，物理性流动在国际教育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新冠疫情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流动模式转向扁平化

对于留学生而言，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同等重要。水平流动指的是从一个国家去到另一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学术水平和学习方法是差不多的。在这种流动模式下，在原来国家积累的学习经验能够顺利应用到新的国家，这个过程可称为“从对比中学习”。但如果学生从一个学术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学术机构流动到另一个学术水平较高的国家或机构，或者两个国家之间的学习方法差异很大，这就属于垂直流动。例如同样是研究物理学，学生在瑞典学习花在实验室的时间可能是在法国学习的3倍，而学生在法国学习花在讲座上的时间可能是在德国学习的1.5倍，这就是两个国家学习方式的不同。学生均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流动模式中受益。

新冠疫情促进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扁平化发展，推动了垂直流动与水平流动模式的变化。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话语权掌握在那些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更为成功的国家，但后疫情时代在一些关键的学术领域，一批新兴国家也开始崭露头角。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等级扁平化是一个新趋势。所谓扁平化，核心就是改变目前明显的国际化等级秩序。传统等级划分中存在着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公平现象，一些发展中国家只能向发达国家学习。等级的扁平化，不仅需要不同国家的参与，还需要各国内部的参与。知识的学习应该是不分国家和等级的，当前国际间的层级扁平化正迎来机会。以英国为例，英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输出国，目前在国际化中的主导地位正在削弱，逐渐成为与其他国家平等合作的伙伴。高等教育国际化扁平化主要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政策的国际化；二是国家间平等的合作；三是学术水平较高的国家帮助落后国家。

四、 后疫情时代四类高等教育国际化主体渐趋明朗

新冠疫情发生前，以人才流动为例，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主体主要分为流入国和流出国，体现出鲜明的教育贸易“顺差”和“逆差”特征。后疫情时代，参与国际化的国家将可以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在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他们是国际化的“进口国”，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知识的输出，以及接收其他国家人员的输入，他们不需要寻求国际对话，这些国家也不鼓励学生大量出国，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足够好了，这些国家的学者也很少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开展合作，如美国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合作的比例最小。但是我并不推荐学生去英国和美国留学，这些国家只是为了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富裕学生家庭获得资金，我更推荐学生去瑞典或芬兰等国留学，这些国家更有国际化意识。第二类国家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为了进行知识输出，他们花钱邀请其他国家的人进来，以此扩大自身国际化规模，带动本国国际化发展，他们为“竞技场”国家。第三类是那些对国际化非常感兴趣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这些国家要想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就必须积极参与国际化的各类活动，否则他们的国际化就会失败。第四类是“被迫国际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些学者，但这些学者在国际上并不被接受，很难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开展合作，往往会作为其他国家帮扶的对象。以柬埔寨为例，柬埔寨是中国帮扶的国家，就属于“被迫国际化”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内全球的留学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国际化来化解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以此来增进国家间的理解。我曾在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大学校长会议上提出，阿拉伯国家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地缘政治问题，如果政治冲突不解决，讨论新技术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后疫情时代，各主体或国家之间应加强理解和尊重，这不仅仅体现在知识层面，还包括认知层面和社会化层面。理解和尊重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增进国家间的理解和尊重，能够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学生的学习体验也能反过来增进不同主体或国家间的理解和尊重。（作者系卡塞尔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创始人）

（编译：盛晓彤/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