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高书国：共同富裕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的典型特点与对策研究

01 作者简介

高书国，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从事教育政策与管理、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02 引用本文

高书国.共同富裕背景下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的典型特点与对策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22,16（2）：1-11.

03 摘要

中等收入群体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支撑者和贡献者，又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和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推动者，且该群体的扩大能够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必要条件。然而近年来，他们却逐步陷入了某种群体性焦虑，其中高等教育焦虑是其重要的一方面。面对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等收入群体在高等教育需要方面表现出的焦虑情绪具有广泛性、深刻性、持续性和扩散性大特点。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加有利于更好地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我们要理性认识到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伴生现象，是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典型特征，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我们要遵循“守住公平底线，坚持共同发展；关注群体需求，扩大优质资源；多种手段并举，开拓教育消费渠道；聚焦发展水平，全面提升质量”的总体思路，分别从扩大高等教育供给、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成员共同发展、保障中等收入家庭心理安全以及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培养能力等角度采取相关措施，以有效缓解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更好地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

04 关键词

中等收入群体；共同富裕；高等教育焦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国家或地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集合体，该群体家庭人均收入和财产总量处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与较高水平之间。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中国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共同富裕正成为第二个百年的新目标和新征程。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本体现。中等收入人群的增加有利于更好地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战略目标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对于整体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成熟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消费社会的基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教育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也是“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逐步成长发展的群体，在其成长壮大的过程中，遇有经济、社会、人口和教育种种新问题和新矛盾，伴随着这一阶层所具有的特殊需求、特别期望和特定心理状态，最为典型的的标志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是指中等收入人群所面临的经济财富增长、社会地位提升、家庭地位变化以及家庭成员发展所产生的心理压力、情绪焦躁、担心和顾虑，它是特定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下社会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聚焦到教育领域，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焦虑是一种社会性群体心理焦虑，表现为对自身持续发展的焦虑和对子女未来受教育的焦虑两个方面，而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又表现为学前教育焦虑、基础教育焦虑和高等教育焦虑三个层次。2020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所谓“实质性进展”就是要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作好制度设计，解决人民群众在生命健康、就学学业和生活品质方面存在的急难愁盼问题。其中，正确处理和解决中等收入群体教育焦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其有利于构建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促进全体人民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将给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人力资源开发和公共服务水平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同时也会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结构、层次和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为了更好地解决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问题，进而推动国家共同富裕目标的早日实现，本研究着重对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的特点进行客观系统的理性分析，究其深刻背景和内在原因，进而提出缓解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对策。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特殊地位

中等收入群体即中产阶级是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器。中等收入群体既是高品质人力资源、先进技术、社会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主要来源，也是市场消费的主要群体、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高水平公共服务的基本对象。中等收入群体处于社会经济的中间位置，对全面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中等收入群体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1.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中等收入群体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中等收入群体经过多年的积累,拥有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中等收入者及其家庭成员既以自己的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优质人力资本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又以其较为丰富的金融资本、消费能力和高层次教育与人力开发需求扩大消费，推动社会经济以及教育发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能扩大经济规模，促进经济进步，又能促进社会文明和国家稳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中等收入群体以其高层次人力资源开发优势、科技进步优势和社会资本优势，将在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当中重构产业结构、转变增长动力，进而为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发挥出其他社会群体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2.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者。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一个庞大而成熟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代表着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发展时期的到来。著名战略家郑永年明确提出：“外部的强大也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内部中产阶层。所有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其中产阶层的庞大，因为中产阶层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中等收入群体是最大的内需增长动力和消费升级动力，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实现从低收入群体的生存型消费模式向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型消费模式进而向未来高收入群体享受型消费模式转变，其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动力。作为最重要的消费主体、社会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高水平公共服务的基本对象，中等收入群体发展型消费将创造出巨大的消费市场。全面提升教育、卫生、健康、保险等消费服务水平，对于拉动国家和地方服务产业（内循环）和服务贸易（外循环）发展作用重大。

3.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中等收入者代表着高级生产要素，是先进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91年，处于人力资源中层次开发阶段；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为重要推动力，“十四五”期间人均受教育年限将提升至10年以上，人力资源开发将进入中高层次的新阶段。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15年以上，高于中低收入群体人均受教育年限（3～5年）。中等收入群体经过多年的积累,拥有资本、知识、技术和管理等重要的生产要素，依靠其自身拥有的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和优质人力资本优势，重构知识价值链、产业价值链和市场价值链。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提升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质量和重塑消费市场，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做出实质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贡献。

（二）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

1.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推动高等教育普及化。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小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等学者将美国社会阶层分为六种，即上上层、下上层、上中层、下中层、上下层、下下层。当时，美国社会中贫困者比例很高，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目前，美国社会阶层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共同催生之下，未来中国人口结构也将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教育经济学证明，上大学的从业者比不上大学的从业者收入更高，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往往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和健康，因此家庭整体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更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家庭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与稳定相伴相生。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证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化与高等教育普及化相互伴随：美国在1971年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德国、英国相继在1995年前后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低是基础，调高是指引，扩中是关键。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4亿人，力争到2035年达到7亿人，到2049年超过10亿人。一方面由于中等收入群体较中低收入群体有更高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逐步扩大，因此该群体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重要推动者。

2.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催生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由于中产阶级收入稳定、家庭富裕，教育需求旺盛、教育支付能力强，他们不断追求高水平、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中等收入群体在财富增长和家庭人力资源投资间逐渐形成良性循环，更为重要的是其对于国家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教育经济学研究表明，教育投资能够为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带来丰厚的回报。据统计，1999年美国获得学士学位比获得高中文凭的人平均家庭收入高75%，获得博士学位者比仅具备高中文凭者的平均家庭收入高170%。另据统计,诺贝尔奖获得者父亲的职业多种多样,其中，56.3%为专业人士,21.1%为公司主管与企业经理,7.5%为推销员、服务员和办事员，10.1%为技术与非技术型工人，4.5%为务农者，0.5%为其他人员。专业人士和商务人才比例高达近78%,这表明出身于中层及以上家庭的为绝大多数。

从中国的情况看，中等收入群体在参与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过程中，既提升了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整体素质，更为国家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学者的实证研究同样证明,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很可能教育发展得更好,人们获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可能就越大；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教育发展也相对落后,人们获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更小。“实践证明,在收入分配领域,受教育的程度与劳动者收入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收入水平高的家庭子女更可能接受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人民群众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希望得到有质量的教育，这将极大地促进高等教育快速健康发展。

中等收入群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具有特殊地位，是教育公共服务重要的服务对象。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发展、消费增长、社会进步的促进者和稳定器，是正在成长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中等收入群体对于高层次高质量教育的追求、对于多样化教育以及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需求既是高等教育需求增长的主要方面，也是拉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持续力量，更是推进教育整体改革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中等收入群体对于自身发展和子女教育的投资，将成为中国未来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3.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必要条件。教育经济学证明，高学历与低学历相比，学历越高，收入达到峰值的速度越快，达到峰值后下降的速度越慢；学历层次越高，收入达到峰值就越晚。高等教育是孕育、产生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推动力。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比初中及以下受教育者收入水平高80%～120%，如果将高中毕业生收入设置为100，那么美国初中及以下受教育者为70，高等教育受教育者为183,英国这两类人群分别是69和162，德国这两类人群分别是87和153，法国这两类人群分别为84和150。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均是高等教育发展超前的国家，其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前后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普遍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级阶段及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各个国家都将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提升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入学水平作为提高居民收入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是1000万以上人口的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很多因素，如经济、政治、军事、自然条件等，但从根本上说，需要依靠人力资源，依靠教育，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素质，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十四五”时期以及未来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若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要依靠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文明进步，尤其要增加公民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进而持续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

三、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的特点

高等教育焦虑是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的核心内容，表现为对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质量及家庭成员发展机会的心理压力、情绪焦躁、担心和顾虑的心理特征。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焦虑是一种群体性焦虑。面对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均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等收入群体在高等教育需要方面表现出的焦虑情绪具有广泛性、深刻性、持续性和扩散性四大特点。

（一）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具有广泛性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既为自己“活”，又为孩子“活”的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在基本生存得到保障之后，期望得到更多的尊重与尊严。在恩格尔系数下降之后，中等收入家庭消费模式从消费型转入发展型和享受型，教育文化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一般处于15%～20%，成为除食品消费之外的第二大支出。2018年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家庭教育支出中，农村地区校外教育支出占比为16.6%，城镇地区校外教育支出占比达42.2%。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的广泛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群体内部的广泛性。目前，全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未来要超过10亿人。如此大规模人群的焦虑现象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性焦虑。二是群体外部的广泛性。处于人口结构中间层的4亿以上人口规模，对于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都将产生言论、情绪和社会心理上的影响。

（二）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具有深刻性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既为自家“活”，也为国家“活”的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学历，类似于古代社会中的“士阶层”和高级工匠阶层，在国家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居于中坚地位。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他们受益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也推动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他们受益于改革开放，也推动着改革开放；他们受益于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也推动着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他们受益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也推进着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中等收入群体不乏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面对高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等收入群体会更加理性、更加深刻地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思考问题，他们的思考更加理性、更加深刻，也更加自觉，他们的焦虑同样也更为深入，具有深刻性。

（三）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具有持续性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既为今天“活”，也为明天“活”的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家庭吸纳到中等收入阶层，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中等收入群体的最大优势是有理想，他们不仅重视自身素质和教育水平提升，更重视后代人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提高，这是决定其家庭及家庭成员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自己受良好的教育，如何让孩子继续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是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的第三种表征。保持或不断提升自己与家庭的社会地位，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的焦点。现有的中等收入家庭是第一代富裕起来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奋努力跨越了贫困，进入中等或高收入行列。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聪明，比自己接受更好的教育——自己没有上大学的家长，希望孩子上大学；自己上了大学的家长，希望孩子能上更好的大学——为了孩子上好大学，焦虑不已。据教育网站消息，2021年报考研究生人数为457万人，达到历史新高。中等收入家庭更加关注子女教育、出国留学、在职培训、终身学习等与自身和家庭成员未来发展相关的投资，可能将现有家庭积蓄全部投入，甚至贷款也在所不惜。

（四）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具有扩散性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活”在贫困之上、富裕之下的群体。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处于一定的紧张和焦虑之中，有利于调节其生理和心理机制，使其克服困难。但是长期的紧张和焦虑会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一定压力，对于情绪和行动产生消极和负面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更加希望在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依靠自身的智慧力、学习力和生产力优势，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其他群体相比较，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具有多重性的特点。在“焦虑怪圈”的作用下，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由家庭焦虑上升到阶层焦虑，又由阶层焦虑上升到社会性群体焦虑。

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不仅影响到自身群体，也向其他群体特别是即将进入中等群体的脱贫后群体扩散。为了实现更好的就业，在就读大专或本科之后，许多家长和孩子迫切地希望进一步提升学历水平，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特别是刚刚脱贫地区的家长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就读更高层次的高等教育。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相关调查表明，在参与调查的河北、山西、河南、湖北、四川、贵州、甘肃和青海8个省份，10个脱贫县1500户家庭的调查中，有92.1%的刚刚脱贫的农村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本科以上的高等教育。

除此之外，与国家对于低收入群体的扶持相比，与高收入群体依靠资本获利的现实相比，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成长困难”。他们希望通过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保持未来家庭地位稳定并持续富足。在这些希望达成遇到困难或难以达成的情况下，他们会不断加重焦虑。一方面，为维持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等收入群体的家长往往对孩子提出较高的学习成绩和入学期望。这无形中对孩子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和学业压力。另一方面，处于中等收入边缘家庭的家长，将自己没能上大学、岗位竞争的压力直接传导到孩子身上，较少考虑孩子的能力与愿望，强迫自己的孩子上好大学、名牌大学。这导致一些家庭矛盾激化、亲子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的理性分析

中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让望子成龙的中国百姓有了更多的经济实力养育孩子，同时也造成了教育焦虑尤其是高等教育焦虑的进一步加深，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子女教育上，都希望将子女培养成为理想中的“人才”。在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我们要理性看待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通过推动教育改革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情绪。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伴生现象

中国是一个现代化后发国家，其特点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几大转型同时进行，随之伴行的是国家制度、文化特征与教育形态的多重转型，其社会演化深度、变迁难度前所未有。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征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孕育、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群体性焦虑现象，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预测与考量。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家长对孩子和教育缺乏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对孩子教育缺乏宏观与微观的掌控，对孩子未来的发展缺少自信。久而久之，这种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变成了一种情绪，产生了对家庭和子女的教育焦虑。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是社会结构重构中的必经过程。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是中等收入群体发展的典型特征

高等教育焦虑既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更是中等收入群体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其典型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长过于追求完美。中等收入家庭的家长常常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使每个家庭成员整天都生活在常态性心理压力和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之中。二是家长习惯于将关注点放在孩子的缺点上。由于社会就业及个体心理压力，家长常常会想象孩子未来就业、工作与家庭的不堪，而忽略孩子本身的优势。三是家长攀比心理严重。群体之间的相互攀比甚至过于攀比是产生焦虑的内在心理根源。《中国青年报》的一份关于父母焦虑的原因调查问卷数据显示，67.0%的受访者焦虑归因于攀比心理重。“一切都要比别人好，比别人优秀，生怕自己孩子落后于别人”“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都是中等收入群体家长的普遍心理。更有甚者，孩子上了大学，还希望孩子能上重点大学；孩子上了本科，还希望孩子能继续攻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孩子达不到家长所期望目标值的时候，焦虑就成为一种必然。

（三）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需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力明显增强，已经成长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之一，但我们与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现为接受高层次高等教育人员比例还较低。这既影响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高层次人才供给，也限制了人民群体接受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伴随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专业体系并进行合理布局，发展与新知识、新产业、新技能相适应的新兴专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以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为重点，逐步优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层次结构，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焦虑，进而满足人民群体对于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求。

五、缓解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的思路与对策

发展是硬道理，也是缓解中等收入群体教育焦虑的根本解决之道。2021年中国克服了国际环境和疫情的不利影响，国内生产总值超114万亿元，同比增长8.1%，经济总量持续保持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2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为此，缓解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总体思路

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地位、发展趋势、特征属性和相关需求，对于国家和地方制定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其中，“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趋势、新目标和新征程。

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质量是促进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的系统工程，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财富增长和教育进步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两大车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当前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下，我国要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消除贫困和人力资本积累中的根本作用。在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总体趋势下，化解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的总体思路是“守住公平底线，坚持共同发展；关注群体需求，扩大优质资源；多种手段并举，开拓教育消费渠道；聚焦发展水平，全面提升质量”。

一是要守住公平底线实现共同发展。未来，高等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教育发展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满足中等收入群体教育需要纳入国家总体发展大局加以考虑；努力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全体人民享有高质量的教育，努力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享教育、共同进步和共同发展。我国应逐步满足与中等收入群体特定经济地位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高质量、多样化教育需求，将缓解中等收入群体教育焦虑问题纳入“十四五”教育规划和各项教育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之中，紧密结合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并制定系统配套、有针对性的教育规划和教育政策。

二是要积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伴随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高等教育需求结构和供给方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我们要主动适应经济供给改革大潮，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持续推进教育供给侧改革；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将更多的资源投入提高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上来；通过采取调整东西部教育布局、优化教育层次结构、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等多种手段，不断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三是要多措并举开拓教育消费渠道。针对中等收入群体教育需求高、消费能力强的特点，我国需要制定更加开放的教育政策；进一步发展高端民办教育；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拓宽学生出国学习的途径。与此同时，大学和社会培训机构在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同时，还应更多地提供面向市场的教育培训与服务。

四是要提升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按照《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关于“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的总体要求，我国要不断提升教育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层层落实，抓到实处。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和壮大，对于教育规模、教育结构和教育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直接影响我国未来教育需求结构、需求质量和供给方式。我国应适应城镇地区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增长的趋势，以推进教育城镇化为手段，让进城的孩子有大学上、有好大学上。

（二）主要对策

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开启了第二个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高等教育在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程中具有极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缓解中等收入群体高等教育焦虑对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而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是从扩大高等教育供给的角度努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在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2020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4.4%,进入国际通行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全国教育事业“十四五”规划纲要》已经将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调整为60%，以进一步提升入学率水平，这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包括中等收入群体接受更高质量教育的需要。追求自身和下一代的发展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特征，在高等教育领域主要体现为对高质量高等教育追求的内驱性、持续性和终身性等特征，这需要我国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入学机会。伴随人民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以及教育多样化需求的日益强烈，教育政策制定者必须改变传统教育政策制定重视统一性、忽视多样化，重视教育服务产品同质供给、忽视差异性的习惯做法，进一步充分利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开发定制化、高水平、高品质的高等教育服务产品；转变高等学校“同质化”发展倾向与发展格局，重视满足中产阶层对于高等教育的新期望和新需求；在保障基本教育权利公平的基础上提供多样化、差异化和适应性的教育与教育资源。同时，未来五年内，我国需在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上着重发力，在提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基础上扩大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增加公办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特别是扩大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提升更高层次高等教育的供给，加大高层次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为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技能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除此之外，我国还需举办高质量的民办学校，扩大选择教育的机会，努力提供高水平、高质量和多样化的高等教育。

二是从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坚持高质量教育开放战略,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教育合作,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多样化、有品质的高等教育服务。伴随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其对高端教育消费特别是具有高回报率的国际型教育服务的需要将日益旺盛。为了满足中等收入群体的国际教育服务需求，我国可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特大城市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高地，加快打造高水平、开放型、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资源聚集高地和世界区域性高等教育中心，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鉴于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我国还需提供差异化、有选择的教育消费产品，服务于中等收入群体实际教育消费需要，进而有效提升教育消费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一方面要研究制定中外合作办学具体监管办法，为引入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疏通渠道，另一方面要推进国内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实现深度合作，联合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这不仅有利于满足国内消费者对于国际教育的需求，也有利于形成高端教育消费市场，增加教育消费收入，还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才外流，将最优秀的人才留在中国本土，并进一步加快我国人才培养国际化进程。除此之外，我国还要稳步引入国际优质教育人才资源,培育高端高等教育消费市场；充分利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使其服务于我国的建设与发展，提升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进一步满足中等收入群体多样化、个性化、高质量的教育需求，实现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三是从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成员共同发展的角度继续拓展教育机会，开拓服务领域，将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增长点。为适应和满足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需求，在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后，高等教育、高中后教育和终身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中等收入家庭对于高层次、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新需要将对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丰富高等教育资源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新医科等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布局博士生教育，稳步发展硕士生教育，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我国要进一步丰富教育形态，为终身学习家庭和学习型公民培养提供条件，用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教育缓解中等收入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和家长持续学习、持续发展的焦虑。

四是从保障中等收入家庭心理安全的角度，采取相关教育消费减免税政策，鼓励公民家庭进行教育消费，提高每一个家庭人力资源开发和积累水平。中等收入家庭最大的焦虑是担心重新滑入贫困群体。为此，国家可以有针对性地实施精准减税和精准免税政策，即用好国际上通行的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和加强教育培训等重要政策工具。比如国家可进一步提高教育扶贫的精准程度，对目前城乡家庭平均月收入在3500～5000元以下的人群（大都是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的年轻人群）采取普遍的教育免税政策，对有高等学校在校生的家庭实施教育贷款优惠和教育补贴政策；鼓励城乡居民教育消费特别是教育培训消费，增加低收入者接受高等教育和高层次培训的机会，使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五是从持续提升高等教育培养能力的角度，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生均拨款制度，扩大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强潜在中等收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国已经连续九年实现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低于4%的目标。未来五年，国家教育财政的总体安排是要确保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各级教育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保证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一般不低于4%。这将为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提供有力支撑。伴随着国家和地方高等教育能力的不断增强，青年人将拥有更多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条件与机会。我国要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加强“双一流”建设高校基础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建设，进而不断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年轻人如果能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将是这些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我国要让这些地区的青年学生更多地参与到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之中。另一方面，由于职业、收入的不稳定性，年轻中等收入群体最容易滑入中低收入甚至贫困群体，我国还有必要建立社会保障和求助机制。针对年轻中等收入群体发展需求旺、支付能力弱和经济地位不稳定的特点，我国可对其实行“高等教育学习卡”制度，实施高层次的高等技术技能教育和培训。在政府指导和自主选择基础上，我国可对这一群体成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帮助其不断提高其劳动力要素的质量，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并使其获得较高的劳动力价格，从而使中低收入者经济能力持续提升，稳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