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争鸣】褚照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的路径依赖现象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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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褚照锋，讲师，教育学博士，从事大学学科组织、院系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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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褚照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的路径依赖现象及其反思[J].高校教育管理,2022,16(6):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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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借助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以首轮“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设置的1108个二级学院为研究对象，剖析学院设置存在的路径依赖现象。研究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存在外部政策驱动下阶段性地集中设置学院、学科制度约束下以一级学科为导向设置学院、两级管理体制下热衷设置独立二级学院三条路径。它们之间相互交织不利于整合学科资源、理顺治理架构、推动跨学科发展，这些路径依赖实质上是资源依赖以及随之形成的认知依赖。对此，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的路径优化可从资源、认知、行动三个视角入手，优化学科资源的配置方式、重新认知学院组织的内涵、激发学科共同体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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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一流大学；学院设置；路径依赖；学科资源；学院组织；学科共同体；跨学科发展
学院是大学学科发展的核心载体、大学基本职能的执行组织和大学内部管理的重要层级，这一属性与使命意味着学院组织架构对于大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有了合理的学院组织架构才可能实现合理的权力和资源配置，进而反过来才能推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为何我国大学会不断推进院系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其典型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院制改革和21世纪初兴起的学部制改革。“双一流”建设提出以来，在强调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调动学院办学的积极性成为大学内部改革的迫切任务之一，大学随之兴起了院系调整的一股热潮。如清华大学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中指出，引导院系按学科群进行布局，为学科群共同建设、共同发展提供物理空间；优化责权配置，发挥院系主体作用。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推动高等学校进一步向院系放权。这些改革涉及的重要前置性问题正是学院如何设置与调整。然而实践中虽然我国大学学院设置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校院间权力配置改革成效不足的问题却反复出现，相关原因有待进一步明晰。鉴于任何一项教育主题予以真正的理解需将其放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考察，本研究以首轮“双一流”建设中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设置的二级学院为研究对象，借助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考察学院设置经历的变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反思如何对学院设置进行优化。
一、路径依赖的分析视角
（一）路径依赖理论的一般要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围绕经济、制度、文化等系统如何变迁的命题展开相关研究，路径依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兴起的。该理论强调以历史、动态、演化的视角看待相关社会系统现象，剖析其发展的动力与轨迹，其非常关注历史事件的时间序列和关键节点。虽然不同领域对路径依赖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是共同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即阻碍变革和创新的因素有哪些。该理论强调，过去的选择会对现在和将来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这类似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并锁定在该路径上。锁定状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的正效应，表现为相关主体对此高度认同支持，与内外部环境相适应、充满活力等；另一种是进入恶性循环轨道的负效应，表现为相关主体对此缺乏有效支持，出现固化利益集团、相对僵化等。另外，不同领域路径依赖产生的原因有所不同。其中，制度变迁领域聚焦收益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社会学研究领域聚焦权力复制，特定制度下建构起来的行为惯例、社会联系和认知结构等。具体来说，面对内外部环境，由于相关行动者的有限理性，初始制度的选择具有一定偶然性，但制度一旦选择后其实施过程会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出现收益递增，形成正反馈机制，于是制度变迁就会沿着某条路径不断延续。尤其是制度实施过程中伴随规模、学习、协调、适应等多重效应的叠加，路径依赖的过程通常并不是突出表现在单个组织或制度层次上，而是表现在涉及制度和组织互补性构造的宏观层次上。再加上它们在相互交织中形塑的利益集团和认知模式致使路径依赖现象不断加剧，导致路径退出的成本高昂，无效率的现象持续存在。不过，某一领域陷入路径锁定并非不可突破，只是路径依赖的存在会限制未来进化路径的选择范围。
（二）组织分析领域的路径依赖
组织分析领域的路径依赖主要关注影响组织产生路径依赖的内外部因素。首先，组织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机制是重要的内部因素。一般情况下，组织最初面临较宽泛的选择范围，一定背景约束下做出选择后会进入自我强化状态，然后逐步缩小范围最终固定在某一路径上。其中，组织自我强化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与组织的初创背景、任务属性、利益集团、权力结构等关系密切。其次，制度环境是重要的外部因素。正式组织是高度制度化环境的产物。制度环境能够决定组织能做什么及哪种组织能生存下去。实质上，组织产生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相互嵌套在一起，因此制度变迁中的报酬递增、不完全市场、交易费用、利益安排等影响因素同样在组织路径依赖中存在。再次，内外部环境交织下组织的资源专用性、认知共享程度、行为惯例等影响组织路径依赖的程度。其中，资源专用性的程度越高，转换运用的难度越大；认知共享程度越高越容易出现主导性解释，排他性就会越强；行为惯例与规范程度越一致，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会越弱。这三个方面会相互作用，导致组织现阶段的路径依赖程度越发严重。并且，由于组织自身和组织成员的有限理性以及与外部复杂环境交织和相关决策收益可能存在时间差，此时组织的正确归因和自我修正能力会被弱化，于是延续原有路径成为相对无风险的现实策略。最后，组织路径依赖形成后并非完全产生负效应，其在一定时段内既可能提升组织的生存能力，也可能导致出现组织惰性，关键在于组织运行能否调动相关行动者的积极性、认可度、满意度。因此，组织的不断创新发展需要适时借助外部介入激发新的路径出现。这一方面可从上述相关因素入手，另一方面可通过激励制度、正式的权力或计划程序等推动，因为组织的生存发展与利益分配、权力配置等密切相关。此外，因为上述因素的交织导致组织创新路径时并非是随机的，需契合一定环境，但同时也具有不可预测性，倘若不顾相关影响因素，其创新路径可能存在较大风险。
组织分析领域的路径依赖主要关注影响组织产生路径依赖的内外部因素。首先，组织演进过程中的自我强化机制是重要的内部因素。一般情况下，组织最初面临较宽泛的选择范围，一定背景约束下做出选择后会进入自我强化状态，然后逐步缩小范围最终固定在某一路径上。其中，组织自我强化机制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与组织的初创背景、任务属性、利益集团、权力结构等关系密切。其次，制度环境是重要的外部因素。正式组织是高度制度化环境的产物。制度环境能够决定组织能做什么及哪种组织能生存下去。实质上，组织产生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相互嵌套在一起，因此制度变迁中的报酬递增、不完全市场、交易费用、利益安排等影响因素同样在组织路径依赖中存在。再次，内外部环境交织下组织的资源专用性、认知共享程度、行为惯例等影响组织路径依赖的程度。其中，资源专用性的程度越高，转换运用的难度越大；认知共享程度越高越容易出现主导性解释，排他性就会越强；行为惯例与规范程度越一致，行为主体的多元化会越弱。这三个方面会相互作用，导致组织现阶段的路径依赖程度越发严重。并且，由于组织自身和组织成员的有限理性以及与外部复杂环境交织和相关决策收益可能存在时间差，此时组织的正确归因和自我修正能力会被弱化，于是延续原有路径成为相对无风险的现实策略。最后，组织路径依赖形成后并非完全产生负效应，其在一定时段内既可能提升组织的生存能力，也可能导致出现组织惰性，关键在于组织运行能否调动相关行动者的积极性、认可度、满意度。因此，组织的不断创新发展需要适时借助外部介入激发新的路径出现。这一方面可从上述相关因素入手，另一方面可通过激励制度、正式的权力或计划程序等推动，因为组织的生存发展与利益分配、权力配置等密切相关。此外，因为上述因素的交织导致组织创新路径时并非是随机的，需契合一定环境，但同时也具有不可预测性，倘若不顾相关影响因素，其创新路径可能存在较大风险。
（三）学院设置路径依赖现象的分析逻辑
学院兼顾学科组织和行政组织的双重属性。学科具有高深知识演化的内在逻辑，同一学科内部具有较高的知识专用性、认知排他性和规范一致性，相应的学科组织往往呈现稳定的变迁特征，可见其本身内含路径依赖的倾向，这主要与学科制度层面关系密切。这一层面的路径依赖往往会形成累积性的正效应，有助于学科知识的生态发展，这也是世界大学学科组织，尤其是作为知名大学标识的基础学科组织变化较为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一路径演化出相对自治的大学院系也会影响本科教育质量，诸如引发跨学科项目难以推行、各系所间缺乏合作、专业课程与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相违背等问题。随着大学与外部关系日益密切以及学科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其有效运行必然离不开一定的行政管理支持，此时学科组织开始具有行政组织的属性。世界知名大学之所以保持数量较少的中层学院，其重要目的正是在于提高管理效率。但是，行政组织本身具有自上而下的权力和资源配置逻辑，呈现较强等级性、体制约束性和利益部门化特征，运行中较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的负效应。倘若不能有效协调，行政组织的路径依赖逻辑会超越甚至占据主导地位，此时学院设置的路径依赖会走上行政组织的逻辑。由于我国大学组织前期深受充满行政色彩的单位组织渗透，其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直到如今依然存在典型的对“行政主义”路径依赖现象。这一层面与相应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基于此，本研究从外部环境、学科制度环境、大学内部管理体制三个方面剖析我国大学热衷于一级学科导向设置学院的路径依赖现象，具体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本研究以首批“双一流”建设中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不包括较为特殊的国防科技大学，共41所）内部独立设置的二级实体、学科型学院为研究对象。选择该群体主要考虑它们较早开始设置学院，并且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发挥示范作用，因此能较大程度反映我国大学学院设置的发展历程。首先，本研究以20世纪80年代作为学院设置的历史起点。这主要基于我国大学受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影响，学院层级被取消，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重新设置学院。其次，本研究构建学院设置的数据库。数据搜集截至2021年12月31日，相关信息通过校史年鉴、院史资料、政策文件等途径确认，共涉及1108个学院。最后，本研究以关键时段为依据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图2为1982—2021年学院设置的历年增长率。由图2可知，1985年、1994年、2001年、2015年的年增长率相对明显高于前后年份，这说明这些年份的学院设置数量比较集中，属于学院设置的关键节点。同时，结合图3学院设置的累积情况，本研究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发展历程分为探索起步阶段（1990年以前）、快速增长阶段（1991—2005年）、稳步增长阶段（2006—2021年），其相应阶段内共设置学院数分别为82个（7.4%）、558个（50.36%）、468个（42.24%）。
图1 学院设置路径依赖现象的分析逻辑
图2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二级学院设置的历年增长率
图3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二级学院设置的历年累积数量
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的路径依赖现象及其原因剖析
（一）外部政策驱动下阶段性地集中设置学院
学院设置的第一条路径依赖体现在不同阶段某些学科领域学院的集中设置，这与外部政策驱动关系密切。从关键节点看，学院设置的四个高峰分别对应重要的政策背景：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积极推行办学与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在1998年教育部公布《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背景下，2001年前后我国实力较强的大学开始出现集中合并；2015年国务院颁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虽然这些改革并非针对院系领域，但是大学领域的相关改革最终必然落实到院系层面。尤其是21世纪初的高校合并，导致大学学科规模快速扩充。这些大学在2001年前后（1996—2005年）共设置学院454个，占总体的40.97%。从学科领域看，20世纪80年代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集中在社会急需的经管学科领域。1980—1989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设置的58个学院中仅经管学科领域有25个，占比43.10%，这主要源于当时国家正在探索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急需相关人才。届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迫切需要大批既具备现代化的经济、技术知识，又有革新精神、勇于创造、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经营管理人才；《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加快财经、政法、管理等薄弱系科和专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集中在应用性较强的工程学领域。1990—2005年设置的562个学院中，该领域有284个，占比50.53%。其中，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强调要重点发展应用学科。进一步统计对比发现，设置较多的学院依次为生命环境类学院（43个）、电子信息类学院（41个）、化工材料类学院（35个）。可见，这明显集中在工科的高新技术学科领域。其中，教育部于2001年发布的《关于开展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重点学科评选将重点考虑与信息、生命、材料和能源等高新技术紧密相关的学科发展。2010年以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主要集中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学科领域。国家为此专门制定相关系列政策，设置了一大批网络安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学科领域的学院。
作为发展中国家，政策驱动的路径依赖体现在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逻辑下该特征尤为明显。不可否认，该路径依赖在学科起步阶段具有较强的正效应，可以调动其回应社会需求。但是，该路径也伴随着不顾大学学科根基和办学类型盲目功利性设置学院的情形，甚至这一情形在一定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如各类大学集中设置工科和医科类学院。其实，该路径依赖是大学对政策变动背后资源配置的依赖，其强化机制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学科重点建设来实现。这些政策连带的资源分配逻辑往往意味着哪些知识领域会被优先规划，其影响甚至可以深入大学核心的院系层面。大学面对宏观政策变动释放的信号，为了提升争取资源的概率与合法性，容易出现集中设置某些学科领域学院的现象。并且，实践中重点建设行为已上升到制度层面和思维层面。有学者指出，经过70余年的改革与探索，虽然我国学科建设制度从“重点”转向“一流”，但“集中资源、重点建设”的学科建设理念始终没有改变。事实上，这一关系学科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本身就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学院设置的路径依赖是该理念的投射现象。与此同时，重点学科建设思维产生一种学科各个方面皆可“建设”的认知惯性，将学科发展固化在某些特定学科领域，并且强调学科的外在要素指标而忽视学科内涵建设。这也导致整个大学系统和大学内部出现重点与非重点学科的等级效应，加剧了学科间的隔离。
（二）学科制度约束下以一级学科为导向设置学院
学院设置的第二条路径依赖体现在逐渐显现并不断强化的一级学科导向。其实，该现象是伴随学位授权改革、学科目录调整、学科评估实施等相关政策强调一级学科导向逐渐强化的，其以1995年、1997年、2005年、2011年为四个重要节点。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按一级学科进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和按一级学科行使博士学位授予权审核试点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国开始按一级学科进行学位授权审核。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科目录也开始向一级学科调整。1997年修订学科目录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逐步规范和理顺一级学科，改变前期围绕过窄二级学科管理的方式。事实上，1995年以前一级学科尚无特别地位，但此后其地位和作用开始凸显，甚至影响大学院系的设置调整。这一时期一定程度上属于我国大学学科制度的断裂时期，以一级学科为基础的新的学科制度体系开始逐渐形成。随后，2002年第九批学位授权审核全面推行按一级学科审核博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第十批学位授权审核开始增设硕士一级学科的授权类别。并且，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开展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定期评估工作的几点意见》及《关于2005年博士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的通知》指出，自2005年起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进行每六年为一次的定期评估，并按照一级学科整体进行评估，不再单独评价其下设的二级学科授权点。2011年版本的学科目录仅有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的划分，不再明确二级学科划分，至此一级学科被提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与一级学科不断强化的历程相呼应，1995年以前大学学院设置的波动性较大，体现出较强的自主探索性。1996—2001年，学院设置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7.06%，这与该阶段一级学科学位点的迅速增长关系密切；2002年以来，在大学前期初步完成学位授权体系建构的基础上，学院设置开始趋向平缓，但实践中仍不断强调按一级学科导向调整学院。
一级学科导向设置学院的路径依赖主要受学科制度的约束。学院是学科的组织载体，依据学科设置学院无可厚非。但各类大学的学院设置呈现与学科分类目录中的一级学科高度对应，动辄就有数十个学院，这很明显不符合大学精简机构的治理趋势和学科差异化发展的办学定位，也容易造成学科之间的资源隔离与重复浪费。学科分类目录的本体功能是为学科发展提供统计服务，理论上不会成为制约学院设置的直接影响因素。然而，一级学科作为工具同学科评估、资助等相关制度嵌套在一起，最终演化成为制约学科资源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并且具有强制性色彩。在这一制度影响下，某一知识领域唯有获得学科目录建制，才能拥有学科的合法身份，学科发展也才能获得国家资金支持、编制岗位和人员配备。可见，一级学科目录衍生出诸多非本体功能，存在功能泛化问题，并且具有强大的制度约束力。这其实可追溯至我国学科目录产生的源头。学科目录是受苏联模式影响建构起来的，起初就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实施的强制性特征。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学科制度惯性一般难以根除，尤其当这些制度安排与学科发展的诸多政策性资源捆绑在一起时，就会形成一种具有行政力量和研究资助体制的双重规制，进而加剧制度惯性。其中，一级学科作为媒介的重要地位被不断强化。最终，学科制度渗透到院系组织层面。面对这一制度环境体系，院系组织若想稳定发展、扩张规模，不得不契合这一制度安排以谋求生存的合法性。
（三）两级管理体制下热衷设置独立二级学院
学院设置的第三条路径依赖体现在不断新增独立、实体的二级学院。四十余年来，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院设置始终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1.01%。并且，这一路径与上述两条路径交织在一起，属于上述两条路径交织的外显形式。事实上，大学不断设置二级学院是不断增加管理层级的组织行为策略。这一现象验证了组织分析新制度主义的一个理论观点，即当组织环境对组织提出多重要求或具有多重影响时，组织就会逐渐设立更多的内部管理层级予以应对。这一增加管理层级的策略集中表现为三种形式，分别为学系升格更名为学院、直接新增新建学院、原有学院又拆分出更多学院。第一种和第二种形式集中在大学设置学院的前中期，比较容易实施，并不涉及相关利益群体；第三种形式集中在后期，涉及相关系科组织的调整，实施进程相对缓慢。与此相对应，1982—1996年、1997—2009年、2010—2021年三个时间段学院设置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54%、10.79%、3.07%。事实上，这种不断增加学院的方式明显具有增量改革的特征，即体现出遵循渐进式改革的基本逻辑，不触碰旧体制而是先在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改革阻力较小，比较容易实施。这其实也是组织在面临高度制度化环境所带来压力时，不由自主地采取的组织策略。
实质上，大学热衷设置独立二级学院的路径依赖主要与大学内部实施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有关，因为组织的路径依赖很大程度上是对制度框架或所采用规则选择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逐渐推行“校院系”三级架构、两级管理。所谓两级是学校层面和学院层面。其中，中层学院是自上而下正式的管理层级，是一个相对拥有人事权和财务权的实体单位，而学系处于虚体地位，并不具备相应权力。学校各职能部门主要是针对学院进行资源配置和权力下放，此时成为一个正式的中层管理单位对组织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于是，各个基层的系科组织都热衷于成为独立的二级学院，甚至一所高校相近学科会出现多个中层单位乃至更多的中层研究机构。事实上，这一组织行为已明显具有行政机构的运作逻辑，而行政机构本身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改革中典型的机构膨胀现象在学院设置中也明显存在。其实，我国大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国大学深受苏联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照搬其“学校学系教研室”的组织架构。苏联大学内部管理具有自上而下鲜明的垂直管理特点，权力向上集中。其中，学系由一个或几个相近专业组成，是大学教学、科研和行政单位；教研室是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基层单位。这种情况下的学系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正式单位。此时，以学系为单位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当面临外部变革时，尤其是触动原有利益时，学系组织会努力维护原有地位免受干扰。受此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学实施的学院制改革主要表现为学系升格更名为学院、教研室更名为学系。后来，其他形式设置的学院本质上依然如此。可见，前期受苏联模式影响下形成的校系两级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这说明虽然形式上我国大学推行学院制改革，但本质上并没有触发校系两级管理体制的断裂进而激发新制度的出现。
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学院设置调整的优化路径
学院设置的路径依赖其实是一定制度约束下的资源分配依赖以及随之形成的认知方式依赖。目前的路径依赖不利于整合学科资源、理顺治理架构、推动跨学科发展。面对跨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突破原有路径走上相对良性的发展轨道关键在于强化它们之间的正向约束机制，剥离消解它们之间的负向约束机制。结合上述分析，借鉴组织路径依赖突破的相关研究，我们可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优化学科资源的配置方式
学院设置路径依赖的突破关键在于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方式，这是引导学科组织设置调整走上良性轨道的重要保证。一是国家要在宏观层面针对不同属性学科实施差异化的资助方式。目前，大学功利性地集中设置某些学科领域的学院实质上是提高争取资源资助的概率，操作中易出现片面性地集中设置某些学科学院、盲目性地调整院系结构、忽视学科生态结构和交叉发展逻辑等现象。学科资助应该体现基础学科持续稳定支持，应用学科灵活支持并给予容错空间，新兴交叉学科多主体、多渠道支持的基本逻辑，这是引导学科组织合理调整的重要保证。二是要优化学科制度体系，弱化一级学科导向的资源配置逻辑。当将一级学科分类目录作为工具嵌入学科制度体系，尤其是与资源配置衔接时，这一分类不仅会衍生出诸多非本体功能，也容易成为利益博弈的工具。剥离这些非本体功能关键在于明确学科目录的统计服务功能，同时围绕学科内涵发展逐步构建起多样化的资助方式。我国可以探索围绕不同大学特色研究领域、学科发展增量导向、学科治理创新探索等方面给予不同支持，并注重制度化经验的巩固。三是要变革二级学院对接资源的行政分配逻辑。二级学院是大学两级管理体制下对接上层资源分配的合法单位，这明显具有行政导向的运行机制，容易诱发学院数量膨胀。针对此，学校层面分配资源时应明确所分配资源的属性类型及其适用的对象，以此规范资源配置的方式。其中，与基层学科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源，如人才引进、科研考核、学生评优、培养方案等直接对接基层学科；与学院整体发展相关的资源，如行政事务、发展战略、学生管理、项目合作等由学院统筹协调，这可以保证相关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和整体性。
（二）重新认知学院组织的内涵
学院在学科结构间的协调发展、校院系关系的治理改革、相关学科的协同合作方面发挥重要媒介作用。这说明学院组织的演化过程自始至终蕴含着结构和制度安排的调整和优化。因此，学院组织的优化调整并非物理空间的简单变动，更不是化解矛盾的行政工具，而是大学基本职能使命有效达成的重要组织依托。世界各国大学学科组织的变革历程在这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首先，在学科结构方面，我国应尊重学科组织演化的生态逻辑，保证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相互支撑。学科组织具有较强的学术保守性，其演化历程蕴含自组织逻辑，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这一逻辑背后是作为中层机构的学院数量始终比较稳定，基础学科组织保持非常牢固的地位，应用学科组织彰显差异化的布局。并且，学科组织变革也主要发生在基层的系科层面，尤其是实体性跨学科机构的组建日趋显著。其次，在治理改革方面，我国应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学院的协调服务功能。以学院为主体的运行机制容易导致过于关注学科发展的外在建制部分，忽视学科内在知识体系的构建，最终出现学科“过组织化”的现象。为此，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尝试学科治理和学院治理两条线运行，形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对独立的运行机制，以此实现学术权力底部沉重、行政权力中部统筹的功能。最后，在协同合作方面，我国应面向知识生产的未来趋势，推动组织变革促进学科融合发展。事实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单位改革、德国大学的“专业领域”取代学部改革、英国大学“学群结构制”改革等均表现一个共性特征，即变革传统的单学科组织结构，推进学科间的合作对话。这一改革的实践逻辑是围绕学科知识的融合发展推进院系结构与权力调整，强调实践中探寻保障知识生产的平衡点。
（三）激发学科共同体的能动性
学院组织调整优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调动学科共同体的积极性与能动性，进而推动学科不断发展。虽然实践中学院组织的设置调整涉及多元主体，但是学科共同体仍然是学院组织的核心力量。正如约翰·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所言，大学的逻辑起点是高深知识，这决定了只有学者才能够深刻理解大学组织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大学和学院理应是一个自治团体。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也指出，在学者们认为可以立足的学术思想领域，学术事业以一种自我推动——至少是内部引导的方式前进。学科共同体内部具有公认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机制，对学科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重要约束力。这也意味着尊重并激发学科共同体的能动性反过来能够促进学院组织的调整优化，否则学院组织调整很可能陷入无序状态。实际上，我国大学学院设置调整中的一些乱象主要是片面地依据外部的非学科因素，很大程度上正是忽视了学科共同体的主体地位。并且，这种忽视久而久之会导致学科共同体在学院组织调整中的缺位。事实上，学科共同体是组织间共享教育理念、共担教育使命的基地，也是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制度选择。学院组织应通过激发学科共同体的能动性保证其主体地位。院校要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共同体，明确学科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与制度规范。在此基础上，学院组织调整的制度设计应专门明确学科共同体的职责所在，由学科共同体负责组织调整中涉及的学科规划、人员分流、课程设置等学术事务。同时，学科共同体也应负责监督组织调整中的其他非学术事务。总之，组织调整的整个流程中应充分保证学科共同体的知情权、参与权与必要的决策权，最大程度争取该群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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