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黄依梵：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与类型分化：1895—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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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依梵，助理教授，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沈文钦，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政策、高等教育社会学与高等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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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 黄依梵,沈文钦.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与类型分化:1895—2019年[J].高校教育管理,2023,17(2):1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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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基于高校组织视角对中国高等院校的数量与类型进行历史分析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进程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经历了初始萌芽、曲折发展、稳定发展及均衡发展四大阶段，总体趋势是由高速扩大模式向低速扩大模式转变；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分化进程展现鲜明的独特性和政策驱动导向，目前已形成了由研究型大学、民办高校、高职院校、地方本科院校等构成的多样化高等教育系统。总体来看，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与类型分化分别反映了其体量的变化和性质的转变，是不同发展逻辑下的一体两面，二者相互影响并作用于高等教育系统的自身发展能力与外部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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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等教育系统；规模扩大；类型分化；制度多样性；大学组织史；高等教育规模
一
导论
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是21世纪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2005年，全球约有25%的国家（地区）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目前该比例已提高至40%。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界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现象也更为关注。针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与分化，学界已有一些零星的研究，相关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考察高校扩张与分化的特点。如豪斯曼（Jeroen Huisman）等认为高校扩张不仅是单一类型高校的无限扩张，往往还伴随着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分化和结构变化；卢彩晨等指出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扩张呈向东部沿海地区快速流动的趋势；赵婷婷等认为在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中，实现规模扩张的主要是非传统大学。第二类是探究高校扩张与分化的影响因素。如刘晖等认为地方政府“因竞争而增长”的博弈过程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高速扩张；周光礼认为高等教育多样性是社会需求多样性和生源异质性增长等导致的结果。第三类是分析高校扩张与分化的影响效果。如胡咏梅等指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我国收入差距产生了“倒U型”的空间溢出效应；董泽芳等认为高等教育的分化激发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扩大了地方高校办学的自主权，调整了办学资源的配置方式。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在研究对象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近现代高等院校的聚散离合显得更为纷繁复杂，国外相关研究结论难以照摹照搬。而国内现有研究当中，针对我国高校在建制层面究竟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尚缺乏系统性、长时段的分析。在研究结论方面，学界对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斐然成效有目共睹，但相关争论仍不绝于耳，例如在高等教育机会扩大的同时，高校发展的趋同化、高等教育的公平性等问题也随之显现。由此，高等教育系统规模扩大和类型分化的特征和趋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也迅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议题与研究焦点。鉴于此，本研究尝试从高校组织视角探究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规模扩大与类型分化的过程、特征及关系，以期通过反思更好地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之一是教育部官方网站于2019年本研究数据收集完成于2020年，所用数据截至2019年。与2019年相比，2020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数为2738所，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增加5所，占2019年本科院校的0.4%）、专科院校1468所（增加45所，占2019年专科院校的3.16%）；2021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共有2756所，其中本科院校1270所，专科院校1486所，与2020年相差不大。因此，新增院校对本研究分析结论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不包括268所成人高等学校）。本研究针对上述高校的建校历史进行系统性的网络查询，主要借助各高校的官方网站、档案馆以及校史等相关资料来确定各高校真正开始提供高等教育的时间，并借助各大高校的建校历史对1949年之前（1895—1949年）的高校发展情况予以梳理。与此同时，本研究将所收集的建校时间信息与国际大学协会收集的信息进行比对，以增加资料的可靠性。数据来源之二是国家统计局记录的1949年以来（1949—2019年）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用其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变化情况（见图1）。
截至2019年6月15日，我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本科院校1265所，专科院校1423所；公办院校1920所，民办院校756所，合作办学12所（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借助这2688所高校的相应资料，并结合历年我国高校的相关数据，本研究尝试从时间维度和高校组织角度来刻画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与类型分化的过程。
图1 我国历年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变化情况
三
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规模的分析，在时间分界线的选取方面，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选择1949年、1978年和1999年这3个年份将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张进程分为4个阶段。原因在于，我国在上述3个年份出台了诸多教育政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等院校数量的变化。具体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等教育的情况错综复杂，既需要接管整顿各类旧式学校，又需要助力国家经济建设，教育被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1978年，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并恢复了高考招生制度，大批高校得以建立；1999年，我国制定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启动了高校扩招政策，直接加快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
在指标选取方面，本研究从量变的角度采取“存量增量流量”的三重视角，选取高校数量的“基数增幅增速”这3个指标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规模扩大的特征，分别对应于历年我国年均高校数量、数量增幅和数量增速（见表1）。这是由于基数反映了规模扩大的起点，增幅体现了规模扩大的绝对程度，而增速体现了规模扩大的相对程度。
表1 不同阶段我国高等院校平均数量变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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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49年：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
初始萌芽时期
中国近代大学按照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高等学校系统包括了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和专门学校，职能各有不同，该部分将主要分析民国时期大学的演变历程。发端于晚清，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被视作我国第一所大学。1898年建校的京师大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这一时期创建的高校还有1896年建校的南洋公学、1902年建校的山西大学堂等。据记载，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接管的正规高等院校达223所（包括66所大学、86所独立学院和71所专科学校），而在2019年经教育部正式确认的2688所普通高校中，校史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高校只有127所，从中可对当时我国高校的动荡历史略见一斑。
从规模扩大的特征来看，清末民初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萌芽阶段，大致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大学数量的增加。原因之一在于专门学校的陆续升格。例如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升格为河海工科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升格为武昌大学。原因之二在于私立大学的纷纷设立。据统计，北京于1924年前后分别增设了华北大学、畿辅大学等23所私立大学。二是大学办学水平的提升，许多学校在局势动荡的情况下仍然迅速发展并已达到东亚顶尖水平，如由官方创建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由著名民主爱国人士创办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等，由外国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
从驱动因素来看，高等教育政策的宽松性提升了该时期高等教育系统形成和发展的自由度与合理性。例如1917年的《修正大学令》废除了大学需有两科方称大学的规定，允许各地创办单科大学，对专门学校的陆续升格给予了极大鼓励，高等教育系统得以扩张；1922年的《壬戌学制》中“专门学校如提高程度……得改为单科大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如提高程度……得改为师范大学校”等规定进一步加快了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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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7年：“小基数小增幅高增速”的
曲折发展时期
从规模扩大的特征来看，1949—1977年，我国高校数量从205所增长到404所，而在1949—1960年和1961—1977年，我国高校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8.95%和-5.41%，呈现先陡增后骤减的“倒V型”变化模式（见图1）。具体而言，1949—1957年为平稳期（只增长了24所高校）；1957—1960年为高峰期（增长了1060所高校），大批普通本科和专科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60—1977年为下降期（减少了885所高校）。其中，1958年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791所，学校数量比上年增长了562所，增长率为245.41%，而到1960年，高校数量高达1289所，学校数量比上年增长了448所，增长率为53.27%。总体而言，该阶段处于曲折发展时期，平均每年增加7.11所高校（小增幅），虽然整体增长率较高（高增速），但高等教育基础较为薄弱（小基数）。
从驱动因素来看，其一，高等教育管理权力的分散激发了该时期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积极性。例如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极大改变了教育管理权的过度集中现象，大幅度激发了地方高校的办学积极性。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对教育管理的宏观指导而未能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高校数量短期内急剧增加，但办学质量普遍下降。其二，政治活动的影响增强了该时期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曲折性。一定时期内我国大批高校正常的办学活动受阻，大量高校被迫停止招生。1966—1970年，高校数量的增幅为零，国家采取搬、并、迁、散等办法，共撤销106所高等学校。其三，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加大了该时期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波动性。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倾向还不稳定。例如1952年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院系大规模调整使综合性大学遭受了被拆分甚至停办的命运，私立大学也随之进行改造，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进程有所放缓。而1958年出台的“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政策掀起了全国各地兴办大学的潮流，又导致高校数量陡然增加，致使该阶段高校数量的变化呈现“过山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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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98年：“小基数小增幅低增速”的
稳定发展时期
从规模扩大的特征来看，1978—1998年，我国高校数量从598所增长到1022所，呈现先增后稳的阶梯型变化模式（见图1）。具体而言，1978—1985年属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加速扩大阶段（增加了418所高校，年均增长率为12.96%），1986—1999年属于高等教育规模的平稳发展阶段（年均增长率为0.06%），该阶段高等学校数量的增幅并不大，尤其是1989—1991年，高校数量的增幅为零。总体而言，该阶段属于改革开放初期，平均每年增加29.43所高校（小增幅），高等教育基础并不牢固（小基数），整体增长率也不高（低增速）。
从驱动因素来看，其一，高等教育政策的开放性加快了该时期前一阶段高校数量增长的步伐。该时期属于高等教育的全面恢复阶段，教育思想得以解放，教育秩序得以恢复，教育事业再次迎来发展机遇。例如1977年，高考制度在中断10年之后再次恢复，570万考生步入考场。高校数量也在1978年迎来了增长的高峰期（1978年的高校数量比上年增加了194所，增长率为48.02%）。然而，该阶段仍有大量考生因招生名额限制无法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供需矛盾及高校用地紧张的问题由此凸显，大学分校的创办对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为百废待兴的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才，也成为我国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形式之一。天津在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创办大学分校，依托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优势高等教育资源，借助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支持，在全国率先创办8所大学分校，此举引发了省际的连锁效应，迅速被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借鉴。其二，高等教育政策的严格实施提升了该时期后一阶段高等教育规模的平稳性。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为增强科学研究的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同时，1986年推行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提出“促进高等教育事业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尤其是1987年以来，国家对高校招生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以低于GDP增幅的速度制订高校招生计划。此外，在1998年“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的指导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的调整工作全面展开，部分高校因为合并而消失。直到2003年，高校合并调整工作才进入尾声，期间共有1068所高校参与调整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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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19年：“大基数大增幅低增速”的
均衡发展时期
从规模扩大的特征来看，1999—2019年，我国高校数量呈现先加速增长后降速增长的高原型变化模式（见图1）。1999—2008年和2009—2019年，我国高校数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48%和1.58%。尤其是在2001—2004年，我国高校数量每年均以超过11%的增速增加，我国高等教育于2002年进入大众化阶段；2008年，我国高校数量突破2000大关；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总体而言，该阶段处于均衡发展时期，高等教育基础较为稳固（大基数），平均每年增加79.33所高校（大增幅），不过由于基数较大，所以整体增长率并不高（低增速），但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87%。
从驱动因素来看，高等教育政策的战略性提高了该时期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该时期的高等教育政策不仅更为注重高等教育规模及其与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等要素的协调发展，也更为关注高等教育系统的多元发展。例如1999年我国启动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在扩招需求的推动下，我国高校迎来了飞跃式发展；同年，国务院批准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要求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促使高等教育规模较大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要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党的第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均衡协调发展目标。出于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国家还出台了建立高等学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等的相关政策，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并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四
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分化
分化是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必然趋势，也是高校适应社会需求的重要方式。可以说，高等教育发展史是一部大学分化的历史。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的标志便是新的大学组织形态的出现，这不仅揭示了高校自身发展的新问题，也呈现了社会发展的新需求，更反映了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新趋势。随着外部环境的复杂化，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也逐渐多样化。不过高校类型的划分异常复杂，学界对此也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仅针对英国的高校，学者们就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分类方案。而我国高校多达两千多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分类方案来测算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则更为困难。总体来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由于高校科研能力、办学体制、办学层次和隶属关系等的不同已形成了包括研究型大学和非研究型大学、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地方本科院校和中央部属高校等多种高校类型在内的多样化高等教育系统。鉴于此，本研究选取较具典型性的研究型大学、民办高校、高职院校和地方本科院校来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分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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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型大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晚清教育的萌芽是研究型大学形成的重要根基。清末民初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为当前已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研究型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新建了一批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这批高校后来发展成为研究型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还很小，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相对不受重视，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主要由中科院系统承担。出于国家建设对大量专业性人才的需求，教育部或从综合型大学中分化出多科和单科性学院，或将院系合并发展为独立建制的行业学院和工科学院，原有诸多大学被重新分解与合并。例如1952年，钢铁、地质、矿业、水利等12个工业和专门学院成立，其中北京地质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工业学院等院校不少发展成为“211工程”高校。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有规划地发展研究型大学。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1995年《“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发布，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打造研究型大学；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发布，正式启动了中国高水平大学建设；2017年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则表明，中国高等教育不仅要建设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更要打造世界一流的专业。上述政策环境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突破，也不断孕育形成研究型大学的成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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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我国仅有226所民办普通高校。到2019年，我国民办普通高校数量已增长到756所（含独立学院257所）。
从发展过程来看，民国时期的私立高等教育一度较为发达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在中国近代的所有高校中，私立大学占据约三分之一的比例。但与此同时，近代私立大学也面临经费、师资和生源等方面的办学困境，并衍生出与公立大学有所区别的办学模式。例如私立大学更为注重应用型人才培养，更为积极构建密切的府学关系，更早引入董事会制度的管理体制等。总体而言，近代私立大学在夹缝中求生存，并且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公立教育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伴随院系大调整，我国所有私立院校转为公立。
20世纪80年代，政策所给予的合理性使得民办大学得以重新发展。1980年成立的合肥联合大学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所民办大学。1982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这给予了民办高校极大的办学合理性。在2019年的756所民办高校中，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的有23所（占3.04%），包括1982年建校的中华社会大学、1987年建校的仰恩大学、1987年建校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等。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民办大学获得新的历史发展机遇。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1997年，国务院颁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确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1999年的高等教育扩招可谓是民办大学最大的历史发展机遇期。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民办教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数据显示，在本研究样本的756所民办高校中，创办于1992—1999年的有108所（占14.29%），创办于2000年之后的有614所（占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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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民国时期的专科学校可视为今日高职院校的前身。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类高校数量很少。到1947年，全国专科学校共有77所，在校生为23897人，占全国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15.5%。由历年我国高职院校的数量及其在普通高等学校中的占比可知，我国高职院校的规模逐年稳步增加，且在普通高等学校中占据着“半壁江山”的重要地位。到2019年，中国的高职院校达到1423所（747所由中专升格而成，282所由新建而成），其中，160所建校于1977年之前，82所建校于1978—1991年，134所建校于1992—1999年，1047所建校于1999年之后。
从发展过程来看，高职院校数量的急剧增加源于对政策的现实回应。我国很多高职院校是由升格、裁撤或合并而成，而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1949年至今的5次大规模院校调整政策。一是1952—1958年，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大量专科学校升格成为专门学院。二是1958—1976年，由于“十五年普及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众多中等专业学校升格成为专科学校。三是1976年之后的高等教育恢复重建时期，国家扶持专科相关政策不断出台以及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不少中等专业学校升格为短期职业大学，1980年建校的金陵职业大学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所高职院校。四是20世纪80年代的起步阶段，高职院校体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1983年，邓小平提出“大专院校要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发展半倍”。随着院校数量的增加，学生数也随之增长，据《教育统计年鉴》，1985年全国专科院校招生数为30.2万，相较于1983年增加了1.24倍。五是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高职院校发展的政策，以满足经济高速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以及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诸多中等专业学校承借大众化大势成功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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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地方本科院校已成为我国本科教育体系的主要构成。2004—2014年，地方普通高校数量从1394所增长到1689所，虽然在普通高校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占比均超过66%，可谓是推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中坚力量。不同于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院校，地方本科院校旨在培养面向社会一线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从构成来看，地方本科院校大致分为两类。以教育部1999年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为界，一类是地方老牌本科院校，即在1950—1999年就已经成为本科高校但之后没能入围“211工程”或“双一流”建设等相关建设项目的本科院校，例如北京联合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沈阳大学等。在本研究样本的本科院校中，除了我国现有的112所“211工程”高校（含“985工程”高校）外，其余1153所均为非“211工程”高校。这些非“211工程”高校当中，老牌本科院校的数量大约有445所，且这些院校大多为省属院校，也基本具有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授予权。老牌本科院校大体有3种类型：第一类是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前就已经开始提供本科教育的学校，即如今各省的重点院校；第二类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通过专科院校升格形成的本科院校；第三类是20世纪90年代部委划转给地方的省属地方本科院校，例如湘潭大学、江苏大学、燕山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
另一类是2000年以后，经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并通过合并、升格或转制等方式成为的具有高等学历授予资格的普通本科高校。由于它们真正提供高等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且大多位于地方，因此通常被称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从发展过程来看，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地方性职业大学以及成人高等学校等为其提供了强大的资源基础，国家政策的出台和颁布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如1999年国家先后批准设置了黄冈师范学院、临沂师范学院等10所师范类新建本科院校，掀开了本科院校的设置向地级城市倾斜的序幕；2000年，南京工程学院、长春工程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等41所新建本科院校被批准设置，合并升本和独立升本的方式被广泛采用；2008年，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大连艺术学院等4所学校成了全国首批由独立学院转设为独立建制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截至2011年4月，全国共有291所新建本科院校，它们在我国高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结论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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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高校组织视角将各大高校视为高等教育系统当中的个体，通过分析清末民初以来我国高等院校数量与类型的变化来探究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与类型分化过程。具体而言，本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规模扩大与类型分化各具相应特征。其一，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进程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清末民初是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萌芽时期，尤其对于我国研究型大学基本格局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但民国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仍然是高度精英化的，一个体系庞大、层次多元的高等教育系统尚未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规模的变化经历了“小基数小增幅高增速”的曲折发展时期、“小基数小增幅低增速”的稳定发展时期以及“大基数大增幅低增速”的均衡发展时期。总体来看，虽然各个阶段的高校数量或其增速大体都表现为先增后减的变化模式，但规模扩大依旧是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主要旋律，这期间诸多颇具战略性意义的教育政策毫无疑问地奏响了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各个发展阶段的时代先声，吹响了从高等教育小国到高等教育大国再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奋进号角。
其二，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分化过程展现出鲜明的独特性。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类型的分化过程既遵循全球性的普遍规律，也存在其根植本土的独有特性。共性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全球都在发展私立高等教育，与世界发展的趋势相一致，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大力发展。据统计，1984—1986年，我国共建立了250多所民办高校。特性在于，国外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主要受政府规制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且市场产生主要的促进作用，而本研究发现，政府也可以通过规划的手段促进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分化（例如中国高职院校的发展主要是政府通过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和职业技术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等推动的结果）。换言之，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分化多数时期为政策驱动型，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导向。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类型分化还存在一定的波动性。分化的总体趋势虽是不断向多元化发展，但在个别维度上和个别阶段内是有所削弱的，例如目前我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的数量较少，而这一类型的大学在民国时期曾一度比较兴盛。
2.我国高等教育系统规模扩大与类型分化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将会引发类型分化。当发展到下一阶段时，大学的分化将逐渐超出原有高等教育系统的范畴并衍生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例如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及其相关政策成为促进高职院校和民办高校发展的关键推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类型分化的程度也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相关。大学形态单一的国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相对偏低。例如民办高校的迅速崛起所折射出的多样性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一环，这与克拉克（BurtonR.Clark）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各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使其呈现向多样化结构发展的倾向，这种多元结构有助于调和高等教育中不同基本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
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二者所遵循的政策逻辑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不同时期的教育政策在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扩大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也毋庸置疑地对类型分化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譬如办学标准的放宽、教育思想的解放、管理权力的分散、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办学倾向的变化等都会对高等教育系统规模的扩大带来或利或弊的影响；对于学术型、应用型、技术型或综合型人才的政策需求导向也会促使高等教育系统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形态各异的分化。
总体而言，规模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高等教育系统体量的变化以及自身发展规律，类型的分化则更多凸显了高等教育系统性质的转变以及外部适应规律，二者可以说是相同发展逻辑下的一体两面，它们相互影响并有利于提升高等教育系统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最终促进高等教育系统的良性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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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思
在高等教育系统规模扩大与类型分化的进程中，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所受到的影响和所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我们也需要反思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同高校存在的问题。
一是新兴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得到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高职院校和民办高校数量的急剧增加，而20世纪80年代后新建的研究型大学即新兴研究型大学的数量较少，它们建校历史较短且和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态势有所区别，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外合作办学的形式引进境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而组建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大学，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另一类是独立筹建的大学，诸如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以及正在筹建的雄安大学等。虽然上述新兴大学的办学层次高，但是办学规模小。英国于20世纪60年代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新建的埃塞克斯大学、华威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等都迅速成长为研究型大学。与之相比，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在新建研究型大学建设方面仍有所不足。
二是高职院校的发展取向问题。一方面，诸多高校想方设法升格为本科院校，高职高专为让学生顺利进入本科不得不削弱职业技术课程，致使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半途而废,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升格条件遭遇发展瓶颈。另一方面，“专升本”意味着学校从职业技术教育转变为理论性普通高等教育，从多样化趋向同质化。不论是从院校自身发展还是从系统多样性的角度，保证合理定位、坚持正确方向、提升办学质量都应始终是学校发展的关键。
三是老牌本科院校的定位问题。不少老牌本科学校往往面临较大的定位问题：一方面，它们因为未能入选国家的各类卓越计划而在资源获取能力上无法与入选者并驱争先，发展日渐落后；另一方面，它们希冀发展为研究型大学，却缺乏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博士点作为支撑，转型为应用型大学则心有未甘。未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的老牌本科院校的定位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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