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韩双淼：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的资源依赖和协同互动研究
作者简介
韩双淼，研究员、博导，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政策和管理、学术职业研究；
李敏辉，助理教授，教育学博士，从事高等教育、创新管理研究。
引用本文
韩双淼,李敏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的资源依赖和协同互动研究[J].高校教育管理,2023,17(4):38-47.
摘要
在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背景下，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之间形成了新的资源依赖和协同互动关系。本研究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为案例展开研究，考察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创新型政府和创业型企业之间的资源需求与优势，探究由此塑造的“高校-政府-市场”协同互动关系。本研究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和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树立开放融合的理念，建立耦合并进的关系；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开拓创新行动空间；以实践需求为导向，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形成战略联盟，推动协同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创新型城市；资源依赖理论；大学与城市；协同互动；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
一、问题提出
2023.04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将该区域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提升该区域的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强对外开放和国际经济合作水平；同时指出要“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引进世界知名大学和特色学院，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依赖于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与人力资源供给，高校的市场化运作也可以为本地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鉴于劳动者素质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高校与区域整体发展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高等教育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发动机。就此而言，城市滋养大学，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信息；大学涵养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反思者和引领者。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呈现较为明显的集聚态势。截至2015年，我国2574所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中，44.3%的高校分布在省会城市，11.0%的高校分布在直辖市；52.8%的公办高校分布在政治或经济中心，包括北京、广州、武汉、西安、长沙等城市，形成了聚集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大学群落。相较而言，部分新兴城市和区域发展面临着高等教育基础相对薄弱、发展资源相对不足的困境。
作为新兴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创新型城市是指自主创新能力强、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突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高、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城市。创新型城市的发展源于制度、资源、环境等多重要素的驱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创新的主体要素通过多重途径促进市场与知识生产的协同发展。深圳市是我国创新型城市的典型代表。相较于深圳市巨大的高新技术人才需求，该地区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基于此，深圳市政府积极采取“创”“引”“合”战略引进并推动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建设。所谓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指21世纪以来为城市发展需求而生，引用和借助外部优良资源兴起，并主动融入城市创新系统的高等教育机构。例如在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大学先后在深圳市设立研究生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中外合作院校也先后在深圳市成立。新建于此的高校与科研院所成为该地区前沿科技创新与人才供给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这些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亦高度依赖当地政府与市场的资源供给。
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既是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也面临着不同于传统高等教育机构的挑战和需求。然而，既有研究多囿于三螺旋理论考察产学研合作的传统模式，对新情境中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城市、区域发展关系的讨论仍存在较大空白。基于此，本研究依托资源依赖理论，选取清华大学与加州伯克利大学联合共建的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Tsinghua-Berkeley Shenzhen Institute, TBSI）作为典型案例，重点考察两个问题：一是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包括创新型政府和创业型企业两个行为主体）的资源需求与优势是什么？二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如何协同互动以谋求发展？本研究有助于学界在理论上理解高校、政府、市场在新发展情境中的资源依赖关系和协同互动模式，并为上述行为主体在实践中探索高等教育发展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特色模式提供有益借鉴。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2023.04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高校教育管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佛（Jeffrey Pfeffer）和萨兰基克（Gerald R. Salancik）提出的资源依赖理论成为研究组织行为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组织生存的关键在于具备从外部获取和维持自身发展所需资源的能力；为减少不确定性，组织会尝试改变策略以调整其资源依赖关系。高校是以知识为出发点，以工作、信念和权利为主要范畴，参与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的重要组织；同时高校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学术权威和市场的资源供给。当国家权威占主导时，政府为公立大学提供大部分的资金和场地，大学对政府呈现一种较强的资源依赖关系，通常表现为政策资源和财政资源的强索求性，而政府对大学则呈现选择性依赖。这种长期不对等的资源依赖关系会造成大学自主性缺失、制度性同构与不正当竞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大学应积极寻求周边环境的调节作用力，提高自身对环境的适应和管理能力，充分利用环境与组织之间的动态连接关系以减少对单一资源的过度依赖。
资源依赖理论能够为我们理解和解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适切的理论视角。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深圳市为代表的创新型城市和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开放创新发展形成了“创新型政府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创业型企业”的三角互动关系。其中，创新型政府对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形成了政策、资金、场地的依赖作用力，后者则以学生和科技成果转化为媒介，与创业型企业形成调节作用力，并获取相应的回报；创业型企业为创新型城市发展提供产品服务和产业发展支撑，对城市的发展形成调节作用力。创新型政府、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和创业型企业之间的资源依赖和互动关系详见图1。
图1 创新型政府、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和创业型企业之间的资源依赖和互动关系
(二)案例选取
高校教育管理
基于研究问题，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导向下的案例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者从多个角度深入探索现实的复杂问题,并为其在现象与情景界限模糊的情况下提供研究思考的方式。本研究选取成立于2014年的TBSI作为典型案例，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TBSI建立于深圳市对高等教育迫切需求的大背景下，其学科的设立是按照深圳市发展急需的产业人才而专门“定制”的，具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为城市而生”的典型代表性。二是TBSI是我国高等教育探索过程中中外合作办学的典型代表之一，是基于清华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母体在深圳市创生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就此意义而言，该案例包含高校、政府和企业等多重利益相关者，涉及学术、行政、市场多维度权力的互动，通过对该案例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回答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本研究通过公开渠道收集数据，具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和高校政策文件等一手数据，以及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等二手数据。
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和创新型城市的资源需求与优势
2023.04
(一）深圳市政府和企业：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与产业集聚优势
高校教育管理
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上勇当尖兵，努力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为响应国家发展号召，深圳市政府划定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具体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数字经济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海洋经济产业。深圳市高新技术及战略性新兴产业高速发展的背后内隐着企业对专业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急迫需求。2014年，深圳市仅有高校11所，在校生11.21万人，与同年份其他地区普通高校数和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数相比差距明显，如北京市为89所，在校生数为60.46万人；上海市为68所，在校生数为50.66万人；重庆市为63所，在校生数为69.16万人；天津市为55所，在校生数为50.58万。彼时，深圳市本土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无法满足其对高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尚未形成人才、科技与城市之间联动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这已经成为掣肘该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型城市建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要求共同催生了深圳市政府和企业对前沿科技创新人才和高素质人才的强烈需求。TBSI的成立正是弥合深圳市产业发展需求和人才供给之间鸿沟的有益尝试。
作为仅次于北京、上海的经济中心以及创新型城市的翘楚，深圳市的经济发展基础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情况为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创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深圳市大量创新企业不仅对技术信息和产品有着强烈的应用需求，还拥有把握前沿科技的高敏感度和高效应用能力。深圳市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兴办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并对此给予资源倾斜，期望兴建于此的高校与科研院所能够有效地将学界和业界的经验融合起来，为深圳市的关键技术产业探索出具有市场化导向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历史和地缘因素也使得深圳市政府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国际化的视野，这些均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创新产物在此创生。
(二）TBSI：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内部需求与组织优势
高校教育管理
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高校在获得政府较为充足的政策倾斜和财政支持的同时，其内外部治理也存在行政泛化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新型人才培养、学术行政权力的平衡以及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突破体制性障碍，甚至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学术、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就此意义而言，异地办学在传承母体高校办学优势的同时，还能够较为自由和大胆地尝试新的改革方案。以清华大学为例，TBSI的建立既是清华大学突破行政逻辑和地域限制的一次尝试，也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背景下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之间基于需求进行互动的必然产物，并为后来清华大学在深圳市兴办国际研究生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相较于传统高校，这些远离母体高校独立办学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着人力（生源、师资等）、财力（经费等）和物力（场地、设备等）的多重考验。
同时，作为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典型代表，TBSI具有突出的组织优势。TBS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行政的过度干预，建立与市场更为紧密的治理模式，这突出体现在其有别于传统大学的组织架构和治理模式中（见图2）。建立之初，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共同明确了机构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即“秉承‘学科交叉’、‘国际化’和‘产业伙伴关系’理念，致力于探索‘高校政府企业’三方合作的培养模式”；并提出了通过“整合高校、政府和产业界的资源，培养全球科技领袖和未来企业家，为解决区域和全球性重大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课题输送高素质人才”的办学目标。因此，在学科设置方面，TBSI充分评估了全球和深圳市的市场发展需求，围绕环境科学与新能源技术、数据科学与信息技术、精准医学与公共健康等交叉学科领域建立了三大跨学科研究中心，强调通过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为深圳市产业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作出贡献。在治理结构上，该校采取联合管理委员会管理模式，由清华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和深圳市的领导共同担任主席，联合管理委员会在学术顾问委员会和产业顾问委员会的指导和建议下管理该校。同时，TBSI还成立了由国际顶尖学者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为机构的中长期发展提供指导建议。其中，产业顾问委员会的设立正是学校有意识地引入市场力量的表现。产业顾问委员会吸纳多家著名企业代表，通过联合开展课题研究、共建联合实验室等方式加强TBSI与产业界的联系，并形成了持续募款模式。该治理结构体现了TBSI以学术权力为主导、政府权力监督、市场权力凸显的“高校政府市场”协同决策模式。在由三方共同认可的框架内，TBSI不仅拥有有别于传统高校的高度独立性与灵活性，还被赋予了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学研一体化的使命。
图2 TBSI的组织架构
除此之外，TBSI在运行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清华大学本部校区的理论和基础研究优势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国际化资源，在与深圳市的区域合作过程中推动前沿科研成果的落地使用。该机构的院系设置未遵循传统的学科分类，而是以交叉学科为主、以应用为导向组建科研团队，使得科研产出更具创新性、应用性和实效性，可以通过技术转移、开发委托、建立联合实验室等方式与当地企业展开深度合作。换言之，TBSI在科学研发中面向需求、面向产业化的倾向和特质与深圳市政府创新发展的愿景以及创业型企业的市场需求相契合，这既是以TBSI为代表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在深圳市建立与发展的重要原因，也使得其成为“高校政府市场”之间资源依赖关系的重要一环。
四、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的协同互动
2023.04
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之间的资源需求与资源优势构成其互动的基础与动力，进而影响了行动者的策略选择与互动关系，由此所达至的平衡构成了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协同发展的有效模式。本研究语境下创新型城市主体包含创新型政府与创业型企业，前者为后者提供政策与资源，后者则通过产品服务、产业发展等方式与政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创新型城市的发展。囿于本研究所关切的问题，该部分主要就创新型政府、创业型企业与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协同互动展开论述。
(一）TBSI与深圳市政府的协同互动
高校教育管理
TBSI与深圳市政府突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单一互动关系，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中介、双边资源依赖的互动关系，并通过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和共谋发展的协调机制实现协同互动。
一方面，深圳市政府为TBSI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空间支持与相对充足的发展空间。首先，深圳市政府为远离母体高校的“异地办学”机构TBSI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办学初期，深圳市发改委批准TBSI建立学科交叉融合工程实验室，并给予充分的经费支持；同时，根据产业结构需求和城市发展需求，深圳市政府有意识地在部分重点发展领域提供科研激励，如先进材料、信息技术和生物医疗等领域，这既有利于TBSI的科研创新和产学研一体化，也有利于完善深圳市的科技创新战略布局。其次，深圳市政府为TBSI提供了空间载体支持，如提供高科技产业园区（智园）内的办学和产业孵化场所，支持其在大学城内建立办学和科研场所。最后，深圳市开放包容的环境、高度融合本土和国际的视野、浓厚的创业氛围和相对年轻的人员结构等因素都为TBSI提供了相对自主的创新发展空间。例如深圳市政府通过设立开放性课题，鼓励TBSI和企业共同参与课题研究实现联合创新，并为其提供资源支持和鼓励创新的环境，不会干涉议题设置等具体事项。
另一方面，TBSI为深圳市发展提供了科研创新成果、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源。首先，高水平研究机构不仅可以满足城市发展必需的科技创新和产学研转化需求，还能够为城市创新和产业布局提供支持与引导，从而为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例如2018年4月，TBSI与深圳市政府等共同承办“2018深圳国际石墨烯论坛”，旨在探讨石墨烯相关的研究进展和产业化现状。此次学术会议的召开为区域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次，TBSI通过国际化平台吸引和招收了大量国内外优秀学者和学生来到深圳，为深圳市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劳动力，弥补了深圳市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先天不足”的缺陷。TBSI对国际留学生的招收和培养亦提高了深圳市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有助于城市国际化水平的提升。最后，TBSI通过人才引进和培养为深圳市的发展带来了创新活力，不仅有助于夯实城市文化基础、营造良好文化氛围，也有助于深圳市政府实现打造宜居城市的长远战略目标。这是因为大学的建立和高层次人才的汇聚都要求城市建设相应的配套措施、打造宜居的生活体系。同时，TBSI吸引和培养的人才为该地区的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例如依托TBSI发展起来的两个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即深圳盖姆石墨烯研究中心和大卫·帕特森国际开源实验室对国内外人才的聚集起到了强烈的“虹吸效应”。就此意义而言，TBSI为创新型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二）TBSI与深圳市企业的协同互动
高校教育管理
TBSI与以创业型企业为核心代表的市场力量形成了持续互动、协同发展的资源依赖关系。两者的互动主要通过高等教育机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两大职能得以体现，即TBSI将深圳市丰富的产业资源及企业力量融入其教学与科研活动之中，并通过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转化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
科学研究方面，一方面，TBSI以市场为导向，通过横向课题、联合实验室、专利许可等方式与产业展开合作，其有别于传统高校的特殊性质和地缘位置使得无论是个体学者还是研究中心在校企合作中均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灵敏度，有助于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市场化应用。表1列举了2015—2018年间TBSI与政府机构、企业共同开展的部分活动。举例来说，2018年,重庆润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TBSI签署协议并建立联合实验室，推动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产学研无缝对接，推动人工智能产品落地。另一方面，TBSI通过平台和项目建设等举措引领该地区的前沿科技布局。例如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深圳市的产业发展，TBSI借助清华大学的资源打造了“科学企业家·大湾区”项目。该项目由国内外前沿科技领域的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图灵奖获得者等担任主讲人，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提供科技前沿信息以及智力支撑。
表1 TBSI与政府机构、企业的部分合作汇总
(2015—2018年)
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企业与市场借助产业顾问委员会等将其人才需求传达给TBSI，为其人才培养指明方向。TBSI通过课程设置和学术活动等方式将产业需求传递给学生。一方面，TBSI以交叉学科为教学和课程设置的核心理念，其三个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均由各院系的学者共同组成，以更好地培养面向市场需求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另一方面，TBSI经常邀请企业界的专家授课，帮助学生第一时间了解产业界的发展趋势，为其未来科研和就业积累资本。TBSI所培养的学生为深圳市的创新企业提供了大批高素质劳动力。就此意义而言，TBSI将市场需求融入教学与科研的尝试和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相一致，并通过有效的信息沟通得以传达。
综上所述，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在互动过程中通过优势互补的合作机制、多方协同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共谋发展的协调机制形成了政校企行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并构建了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
五、结论与启示
2023.04
大学与城市、区域建设紧密相关。在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一流大学均致力于通过跨学科融合与协同合作积极融入区域发展并回应社会需求。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背景下，以深圳市为代表的创新型城市和以TBSI为代表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在特定时期内构建了“高校政府市场”协同互动模式。深圳市政府和企业对前沿科技布局和高科技人才的迫切需求与顶尖大学突破区域限制谋求创新发展的需求以及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共同促进了TBSI的创设。TBSI的发展得益于深圳市政府的政策支持、物质保障和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其又以知识、技术、人才和文化影响力反哺了创新型城市建设。TBSI通过与企业紧密合作，推动人才、科技、资本的汇聚，为深圳市企业输送了大量高质量的劳动力和科研转化成果，形成了政企校行协同发展模式。该案例对于面临相似发展情境与发展需求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和创新型城市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一是政府和高校应树立开放融合的理念，建立耦合并进的关系。创新型城市和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在共通发展理念和融合文化的基础上，以双向赋能实现耦合并进。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应在目标定位、专业设置和办学模式中主动融入城市与区域要素，关注区域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和评价标准，增强对城市文化和创新需求的认知与理解，并将区域特色资源和发展问题转化为高等教育发展的生长点。依托高等教育智力资源发展的创新型城市应在发展战略、产业布局和文化塑造中嵌入区域高等教育的特色，推动经济发展，进而提高城市对高等教育知识“溢出效应”的承接能力。除经济领域外，高校与城市的融合应重视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互动。例如高校以技术推广、培训服务、图书馆和体育馆等资源的开放共享方式增强与社会的联系；城市可引导高校积极参与城市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大学精神引领城市精神文明品格的塑造。
二是政府和高校应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开拓创新行动空间。创新型城市应在充分尊重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办学自主权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并赋予其一定的参与城市发展的决策与监督权。创新型城市和新型高等教育机构都需在内部构建多层级联动、多维度参与的立体式治理网络，并畅通沟通与协调渠道，推动多元利益相关者在各自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上互相衔接与回应。制度环境创新是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即通过持续性、互补性的制度供给打破政府、高校和企业间的组织边界和知识壁垒，以发挥三方的协同联动作用，创建鼓励开放共享、融合发展的制度环境，通过提供创新要素、开展创新活动和产出创新成果塑造创新行动空间。
三是政府和高校应以实践需求为导向，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型城市应依据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禀赋和现实需求，合理布局高等教育机构并发挥高校在创新型城市建设中推动知识生产和提高人力资本的作用，特别是增强其通过与区域外创新要素互动融合形成技术创新的作用。因此，创新型城市应集中资源发展与本地产业结构适配度高、经济发展模式契合度强的学科与高校；高等教育机构应主动瞄准科技与产业发展前沿调整科研方向和教学内容，从而形成“共振、放大和整体涌现”的协同互动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相关主体要关注市场的逐利属性对学术自治和我国高等教育公益性的负面影响，推动大学在坚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城市建设和区域发展的合理需求做出回应。
四是企业和高校应形成战略联盟，推动协同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企业与高校的协同创新不仅需要创新技术与产品的持续开发，还呼唤着高效转化机制、合理劳动分工、持续资金投入和有效盈利模式等的建设。企业和高校应积极发挥主体作用，在结合创新型城市现实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在研发阶段借助区域高校优势从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中寻找契机；在孵化和应用阶段利用区域产业优势将有前景的科技创新产品引入市场，实现成果转化和批量生产，在知识链和产业链对接的过程中建立产学研综合体和战略联盟，形成适切城市发展的产学研融通的区域创新链。
本研究采取单案例研究方法，力求深入描述并分析新情境下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与创新型城市的资源依赖和协同互动关系，但研究结论和建议具有一定的特定性。我们可以将本案例放置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展开追踪研究，考察其作为新型高等教育机构随时间变化所呈现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塑造的大学与城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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