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蔡文伯：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DPSIR-TOPSIS模型的检验
作者简介
蔡文伯，教授、博导，塔里木大学“昆仑学者”特聘教授，从事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学研究。
引用本文
蔡文伯,贺薇宇. 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DPSIR-TOPSIS模型的检验[J]. 高校教育管理, 2023, 17(4): 48-62.
摘要
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能否协调发展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本研究采用DPSIR-TOPSIS模型和Tobit模型测度了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并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21—2025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预测。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有小幅提升，但整体上仍旧偏低，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在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中，高技能人才数量和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比重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干预程度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外开放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在2021—2025年有小幅上升，各地区基本延续了2011—2020年的变化趋势，区域差异虽然仍旧存在，但在不断缩小。为提高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我国要做好顶层设计，加强部门统筹联动；明确办学定位，对接产业人才需求；调整专业结构，契合区域产业结构；重视地区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
高技能人才；产业结构；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DPSIR-TOPSIS模型；Tobit模型；灰色预测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都是经济结构的核心内容。人才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要素，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技能人才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和关键性作用。同样，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要素结构需要进一步协调适应，以满足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转型的需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要素，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在经济运行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产业结构决定了人才需求结构，人才结构的发展水平又影响着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二者的协调发展不仅是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根本条件之一，也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目前，我国涉及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理论阐述研究，从理论层面分析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另一类是定量实证研究，从实践层面探究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互动适配关系。理论层面上，高技能人才对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支撑作用在学界已达成共识，相关研究多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背景，分析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适配性，开展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对策研究。卢志米、陈小娟在对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后，结合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现状及困境，提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建议。同时，个别省、市也依据本地区特征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旨在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张玉伟、罗国莲、唐树伶等分别聚焦河北、苏州、唐山高技能人才实际情况，探索了适合当地的高技能人才培养路径。实践层面上，已有研究检验了高技能人才在不同维度上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郑兰先等以湖北为例，通过测算高技能人才配置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关联度，得出了高技能人才配置与产业结构属于中高等关联的结论，证实了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存在相关性。王佳等引入协调度系数，计算高技能人才就业结构和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度，发现高技能人才供给结构的产业协调性滞后于就业结构，且在2016年后高技能人才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大幅下降。蒋梦诗等不仅实证探究了我国高技能人才供给与区域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而且分析了耦合协调度随时空演变的趋势，发现二者耦合协调度存在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依次递减。
综上分析，学界有关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已有研究以思辨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为欠缺。二是已有实证研究仅关注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没有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分析。三是在研究的范围选择上，对单一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多，涵盖全国各省份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此，本研究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全国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DPSIR-TOPSIS模型和Tobit模型对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丰富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二者的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及路径选择。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01
指标体系构建
1.高技能人才系统。《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对高技能人才的界定是在生产、运输和服务等领域岗位一线的从业者，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操作技能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解决关键技术和操作性工艺难题的人员，主要包括技术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及相应职级的人员。《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指出，高技能人才是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主要包括技能劳动者中取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202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到“十四五”时期末，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30%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达到1/3。根据高技能人才的内涵和国家对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规划，在参考蒋梦诗、李玉珠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从人才规模和人才结构两个方面共选取了5个指标来构建高技能人才系统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高技能人才系统指标体系
2.产业结构系统。DPSIR是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模型，广泛应用于环境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依据DPSIR模型，本研究将产业结构系统分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五个方面。在参考施生旭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本研究选取了反映产业结构的21个指标来构建产业结构系统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产业结构系统指标体系
02
数据来源及处理
1.数据来源。因西藏数据缺失过多，本研究将其剔除，最终选择的样本为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2012—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文献资料。其中，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部分指标为计算所得。
2.数据处理。由于各指标选取的量纲不同，需要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本研究通过极差变换法将原始数据转化为0到1之间的数据，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Xij为对应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后的数值，表示第i省份第j个指标值；max(xij)和min(xij)分别是第i个省份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i=1，2，3，…，n；n代表省份数量，最大值为30。j=1，2，3，…，m；m代表指标数量，在高技能人才系统中的最大值为5，在产业结构系统中的最大值为21。
03
研究方法
不同指标对系统的作用程度不同，需要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目前，常用的权重分析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AHP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等。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能有效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因此，本研究采用熵权法来确定高技能人才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的各项指标权重，根据TOPSIS计算综合评价值及各省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
三、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
耦合协调的实证分析
01
耦合协调度的计算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D值越大，说明系统之间耦合协调程度越高，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如表3所示；C为耦合度，C值越大，说明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越好；Ca和Cb分别表示高技能人才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评价值；T为高技能人才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分别表示高技能人才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的重要程度，由于二者同等重要，故本研究取α=β=0.5。
表3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通过上述计算，本研究得到了2011—2020年各省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具体如表4所示。为更加直观地观察和比较各区域耦合协调度的变化，本研究使用折线图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全国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变化的均值（见图1）。
图1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全国耦合协调发展趋势
02
耦合协调度分析
1.整体分析。由表4可知，2011—2020年，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有小幅上升，但水平整体不高，耦合协调度在0.5以下的样本共有220个，比例高达73.3%，处于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且处于失调状态的地区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东部地区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虽均有小幅上升，但并非平稳上升趋势，呈现先上涨后回落的变化趋势，说明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处在不断地尝试和变化中，还未达到稳定状态。各地区耦合协调度跨度在0.157～0.728，涉及7种耦合协调类型。其中，最低值出现在2011年的甘肃，最高值出现在2020年的浙江，耦合协调度差距较大。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27，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中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04，处于濒临失调状态；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334，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从整体发展趋势上可知，我国各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特征。这说明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差距较大。
表4 2011—2020年各省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
2.时间演变分析。虽然2011—2020年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在整体上呈现小幅上升状态，但仍有部分省份有所下降。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的省份包括北京、天津、山西、辽宁、黑龙江、海南和重庆，占比为23.3%。其中，黑龙江的下降幅度最大，是唯一一个下降绝对值超过0.100的省份。黑龙江的耦合协调度由2011年的0.379下降至2020年的0.249，降幅为34.3%，耦合协调度等级由轻度失调转为中度失调。结合耦合系统的综合评价值来看，黑龙江耦合协调度出现下降的原因是地区产业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后有所发展，但高技能人才系统的综合评价值急剧下降。黑龙江高技能人才系统的综合评价值由2011年的0.239下降至2020年的0.027，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评价值由2011年的0.119上升至2020年的0.132。实际上，高技能人才系统综合评价值出现下降的情况不仅仅存在于黑龙江，其他地区也有此类情况出现。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2011—2020年我国高技能人才的相关政策还不够完善。2000年至今，有关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统领性文件虽较多，但具体政策却较为缺乏，并且在政策的执行上存在着执行力度不够等问题。在高技能人才的相关政策中，还存在着政策供给滞后现象，政策内容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从而导致高技能人才发展规模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这可能导致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成效，影响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的薪酬不高，年收入分配制度不能发挥导向作用，与高技能人才生活成本不匹配的薪资水平可能会引起各地区已有高技能人才的流失。耦合协调度上升的省份中，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实现了跨越。除江苏、浙江和安徽耦合协调度跨越了两个等级之外，其余省份均跨越了一个等级。从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幅度来看，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是四川（82.69%）、云南（65.97%）、贵州（65.88%），均为西部地区。需要说明的是，此类地区增幅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耦合协调度的基数小，均在0.200左右，这三个省份耦合协调度的绝对值变化分别为0.172、0.157和0.139。虽然绝对值变化较大，但这三个省份并不全是绝对值变化排名前三的省份。绝对值变化排名前三的省份是浙江、湖北和四川，变化值分别是0.205、0.181和0.172。此外，绝对值增长超过0.100的省份还有内蒙古、江苏、河南、陕西和甘肃。
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来看，2019年以前各省份变化趋势大相径庭，但在2019—2020年，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出现了明显下降，这很可能与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有关。受新冠疫情影响，各类证书、技能考试时间不断延迟，部分产业也处于停工停产状态，这导致获高级技工和技师证书的人数减少，产业停滞不前，对高技能人才规模扩大和产业发展均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导致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大幅下降。
3.空间差异分析。由于地区经济条件、教育水平、政策措施等要素差异较大，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也会存在差异。结合表4和图1发现，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三大地区中，只有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常年低于全国均值。在2020年时，东部地区已经达到勉强协调状态，而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地区差异非常明显。从耦合协调度的增长值来看，西部地区增长最多，增长了0.084；中部地区增长了0.053；东部地区仅增长了0.036。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长期处于较低状态，提升相对容易。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快速提升，需要两个系统持续不断地共同发力与积极配合，以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具体到各省份来看，耦合协调度一直位于前列的省份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这些地区十年间耦合协调度均从未低于0.500，长期处于勉强协调及以上水平，说明这些地区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较好。可能的原因是上述地区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宜人，经济优势明显，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较好地促进了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但东部地区也仅仅只是处于最低的协调水平，高技能人才系统的综合评价值与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评价值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在不断提高，现有高技能人才的数量结构和质量水平与产业结构需求还不匹配。耦合协调度不高的省份包括广西、海南、甘肃和青海，其耦合协调度常年低于0.300，处于比较严重的失调状态。主要原因是此类地区以西部地区为主，经济优势不明显，发展较为落后，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导致高技能人才系统的综合评价值较低。另外，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第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较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现有的经济条件与人才储备均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了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评价值。两个子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均不高导致了耦合协调值较低，耦合协调度长期处于较低状态。
03
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1.模型设定。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不高。本研究选取影响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相关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影响耦合协调度的因素主要来自耦合子系统本身，因此，本研究从耦合协调系统内部确定核心解释变量，即从高技能人才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中分别选取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从耦合协调系统外部选择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产生影响的次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由于耦合协调模型的测算结果是的非负随机变量，不满足线性回归（OLS）中被解释变量呈正态性分布的假设。因此，本研究选取Tobit模型建构回归方程：
方程中，Yit表示2011—2020年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IF为影响耦合协调度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高技能人才数量（W1）、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比重（W2）、产业结构合理化（W3）和产业结构高级化（W4）；EF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lnC1）、对外开放水平（C2）、政府干预程度（C3）、技术创新水平（C4）和人力资本水平（C5）；εit为随机误差项；α、β1、β2为各变量系数。
2.变量说明。一是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由前文测算所得。
二是核心解释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高技能人才数量、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比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由于高技能人才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均对耦合协调度产生影响，本研究分别从两个系统选取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高技能人才系统方面，高技能人才数量及其占就业人口比重反映了高技能人才的供给规模和结构，制约着产业发展，是影响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系统方面，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我国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亟须形成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适应的人才结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和高级化水平反映了产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不同产业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情况，从而影响高技能人才的就业结构，而高技能人才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程度也会影响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其中，高技能人才数量由获得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证书人数之和计算所得；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比重由当年高技能人才数量与就业人数之比计算所得；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参考干春晖等人的研究进行测算。产业结构高级化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
三是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会影响人才流动和产业结构变化，本研究选用人均实际GDP的对数来衡量。对外开放水平反映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交流程度，为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进步提供了途径，有利于二者协调发展，本研究采用各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政府干预特征，会直接影响产业发展，故本研究选用各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技术创新水平反映了技术的先进性和创新性，是影响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采用各地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项专利的年授权总数来衡量。人力资本是产业发展中重要的投入要素，尤其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本研究采用各地区专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六岁以上人口数比来衡量。
3.回归分析。本研究将以上所有变量带入回归方程，使用Stata16.0进行Tobit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2011—2020年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Tobit回归结果
由表5可知，本研究选取的9个变量中，除产业结构合理化（W3）、对外开放水平（C2）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余7个影响因素均至少在5%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本研究选取的各变量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具有重要影响。核心解释变量中，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比重（W2）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最大，是促进两个系统耦合协调最为关键的因素。我国应牢牢把握这一关键因素，着力发展技工教育，扩大高技能人才规模，优化高技能人才结构，促进高技能人才和产业结构的融合协同发展。高技能人才数量（W1）同样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相对较小。这是因为整体上我国高技能人才数量较为缺乏，且高技能人才的省际分布不均衡，会出现高技能人才数量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故整体上高技能人才数量对耦合协调度仅表现出了轻微的促进作用。如东部地区具有强大的经济优势，吸引了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对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会造成高技能人才流失，高技能人才数量的减少可能会阻碍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W3）的回归系数为正，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说明该促进作用尚不稳定，可能是因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协调。产业结构高级化（W4）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产业结构越高级，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越不协调。这是因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人才和技术的要求更高，而高技能人才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现有高技能人才的结构和规模无法完全满足产业结构的需求。因此，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高技能人才与产业供需逐渐失衡，进而表现出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负向影响。
控制变量中，除对外开放水平（C2）以外，其他变量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有显著影响。政府干预程度（C3）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干预会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产生负向影响。可能的解释是近几年，我国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干预力度不断加大，产业结构在迅速优化，高技能人才较难适应这种变化趋势从而导致了二者的不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水平（lnC1）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产生正向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越大，同时也就越能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更好地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对外开放水平（C2）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其对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不稳定。对外开放水平反映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往来情况。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外开放会带动与贸易有关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同时，对外开放也带动了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了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但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具有滞后性，短期内无法满足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对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促进作用尚未完全显现。技术创新水平（C4）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虽然该系数相对较小，但技术创新水平在两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一方面，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技术创新水平越高，意味着产业整体技术也会相应提高，就越能有效促进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从侧面反映出高技能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高技能人才是技术工人的优秀代表，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服务现代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人力资本水平（C5）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其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产生积极影响。由于本研究使用专科及以上学历人数占六岁以上人口数的比重来表征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占比提高，高技能人才的数量也相应增加。此外，人力资本水平还能作用于科技创新水平，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因此，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才能形成良好的协同关系。
04
灰色预测GM（1,1）分析
为预测高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结构发展的未来走向，本研究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21—2025年各地区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一是定义原始序列：
二是对原始序列进行一阶累加，得到累加生成序列：
三是建立X1的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四是利用最小二乘法解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得到预测模型：
其中，μ为灰色作用量，a为灰色发展系数。若检验结果同时满足P＞0.70且C＞0.65,则认为预测结果较为可靠。本研究使用GM（1，1）模型预测了2021—2025年各省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具体如表6所示。
表6 2021—2025年各省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预测结果
由表6可知，与2020年相比，未来五年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虽有所上升，但数值仍然较低，处于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状态的省份居多。全国整体的耦合协调度未达到勉强协调状态，说明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是一个缓慢而长期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变化幅度来看，各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升降基本延续了2011—2020年的变化趋势，区域差异仍然存在。本研究将2025年各省份耦合协调度预测值按等级进行划分，结果如表7所示。从表7可以发现，耦合协调度为勉强协调及以上的省份接近半数，较2020年有所增加；达到协调等级的省份以东部地区为主，浙江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处于失调等级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且耦合协调度较低的省份最多。
表7 2025年各省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预测结果
四、结论及建议
0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使用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DPSIR-TOPSIS模型和Tobit模型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利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对2021—2025年我国高技能人才和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预测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有小幅提升，但整体上仍旧偏低，处于濒临失调状态。我国一直在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发展也比较迅速，但是高技能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高技能人才供给滞后于产业发展，无法完全满足产业结构需求，供需结构失衡，从而导致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水平不高。结合高技能人才系统和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评价值来看，高技能人才系统的综合评价值明显低于产业结构系统，产业结构处于超前型。这也反映出高技能人才系统存在着人才数量缺乏和人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说明我国不能一味追求某一系统的快速发展，更要注重两个系统间的协调与适应，提升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适配度。分地区来看，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区域差异明显。这说明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会有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影响地区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2.在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中，高技能人才数量和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比重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高技能领军人才培养，应是我国未来工作的重心。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高技能人才又呈现“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的“纺锤型”人才结构，意味着我国高技能领军人才仍非常匮乏，作为行业高尖端人才的高级技师不能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干预程度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外开放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需要多方配合，共同努力。
3.我国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在2021—2025年有小幅上升，各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基本延续了2011—2020年的变化趋势，差异仍然存在，但在不断缩小。这表明在《意见》等政策的指导下，在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和产业转移等项目的持续推进下，西部地区高技能人才规模和结构与产业协调发展稳中有进，耦合协调成效逐渐释放，共同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02
对策建议
1.做好顶层设计，加强部门统筹联动。高技能人才数量及其占就业人口比重是影响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度的关键因素，要实现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需要多个部门积极配合和共同发力。职业教育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要方式，也是提升技能人才素质的主要途径。我国应以职业院校为依托，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因此，我国要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支持力度，提高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助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消除社会力量进入职业教育的隐形门槛，形成企业、社会等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管理体系，提升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成效；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做好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工作；扩大本科及以上层次职业教育规模，完善相应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贯通职业教育升学路径，推动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建立完善的技能型人才激励机制，出台技能人才优惠政策，引导青年学生走技能成才之路，鼓励技能型人才不断提升技能水平；构建产业人才数据平台，及时更新人才需求信息，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指引方向，实现高技能人才的精准供给。同时，其他利益相关部门也要强化产业和教育政策牵引，积极推进产业转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2.明确办学定位，对接产业人才需求。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引起人才需求的变化，职业院校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输出地，其定位必须与产业发展相协调。在办学类型定位上，职业院校应结合行业、地方特征确定自身“身份”，尤其是处在向“技术应用型”转型阶段的院校，更应找准其办学类型定位，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在办学层次定位上，具备条件的职业院校应充分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兴办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本科生占比，满足产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服务面向定位上，部委院校和地方院校要结合实际有所侧重，为不同地区培养高素质人才，增强为区域及行业经济建设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学科专业定位上，职业院校要依据区域支柱特色产业和学校传统优势学科，确定一批优先发展专业，重点建设区域紧缺专业、强化特色专业、打造品牌专业，以把握竞争优势，为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服务。在人才培养定位上，职业院校要以高技能人才为培养目标，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发展需要，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用人需求精准对接。
3.调整专业结构，契合区域产业结构。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就业为导向构建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确保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契合。在专业设置上，职业院校要具有前瞻性，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实现专业设置和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利用学科专业优势，与地方相关产业开展合作教学，依托地方产业群建设特色专业群，形成学校特色专业；推动传统专业升级转型，向传统专业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在课程设置上，职业院校要注重对学生实践操作及应用能力的培养，突出课程的实践性。具体来说，一是推动政、行、企、校四方联动，共同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搭建实践育人大平台，促进专业与行业、企业、岗位对接，培养契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技能人才，最大程度地实现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二是深度开展校企合作，积极探索订单班、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保证人才培养质量。三是做好学生专业课程学习满意度测评工作，为科学评估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不断改进和完善课程与专业设置；关注毕业生就业情况，了解相应专业的就业难易程度及原因，及时调整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格，实现专业与产业的有效衔接。
4.重视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东西部地区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水平差距较大，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产业转移方面，受土地、能源、劳动力等供给要素的制约，东部地区部分产业效率不高、提升空间有限，应着力发展高端新兴产业，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让高技能人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西部地区要加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建设，尤其是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保障，为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利用区位和资源优势，引进新的要素投入，尤其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流入作用，使各地区高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口比重更为合理，更好地与产业结构相匹配；以市场为导向，结合西部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科学制定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建立东西部地区合作发展机制，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学习转移产业的生产技术及管理经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不断提升西部产业核心竞争力；定期开展高技能人才技能培训，带动当地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我国要加强中西部地区高技能人才培养，着力解决中西部地区高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将国家教育财政拨款和职业教育资源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为中西部地区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支持；制定相应的高技能人才引进政策和人才激励政策，吸引外地人才投身中西部建设，加大高技能人才储备力度。同时，西部地区应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等政策机遇，加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力度，努力缩小区域差距，为实现高技能人才与产业结构更高程度的耦合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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