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语教育“文化认同”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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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语教育“文化认同”规划研究

作者：刘媛媛，邓 飞，赵蓉晖

文章来源：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2期

摘要

分析 1982 年以来中国大学阶段的 38份英语教育政策文本内容，发现其文化认同规划意识及变化趋势：（1）2000年前的政策文本强调语言的“工具性”，缺乏科学的文化认同规划意识；（2）2000年后的政策文本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关注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认同，并注意处理母语语言文化与外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3）相关政策话语主要集中在外语人才定位和课程设置上。影响学习者文化认同建构的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因素。

关键词 英语教育政策；文化认同；语言规划；中国文化；历史研究

正文

近年来，英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认同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表现是学界对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鼎沸讨论，学者们声讨英语教育影响了学习者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的发展，并呼吁相关政策改革（从丛 2000 ；宋伊雯，肖龙福 2009 ；赵海燕 2016 ；朱敏，等 2016 ；等等）。各地纷纷出台政策，试图通过降低英语在升学考试中的比重来淡化英语教育，进而引导学习者加强母语学习，增强母语文化认同，如北京市出台的《2014 ～ 2016 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此种通过降低英语分值来加强母语学习的做法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批评者大有人在。例如：程晓堂（2014）指出，关于英语学习的“有用”与“无用”之争中存在着一些片面认识，实施英语教育对培养学生外语能力、促进学生心智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有积极的意义；尹洪波（2014）也指出，母语水平下降并非英语之祸，掌握外语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当前，这些争议已成为外语规划和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赵蓉晖 2014）。

然而，这些争论的背后有一个根本性问题被模糊化：英语教育政策是否应为学习者母语文化认同下降负责，即英语教育政策与学习者文化认同建构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此，学界尚无定论。正如李宇明指出的那样，“有些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教授某种语言来达到认同的目标，但这只是一种信念，真正情况如何，还需要认真研究。”（连谊慧 2016）任何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改革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观点之上，因此，亟须探明中国语境下英语教育政策与学习者文化认同之间的关联模式。本文探讨的是这一课题的子课题，即从文化认同视角对英语教育政策展开文本分析。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是否存有文化认同规划意识？

（2）若是，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势，又表现出怎样的认同诉求？

希望本研究能够为探究英语教育政策对学习者文化认同产生影响的研究提供政策语料支撑，并对未来的政策改革提供科学理据。

一、中国英语教育政策和学习者文化认同

严格来讲，英语教育政策主要指国家颁发的与英语教育相关的法令、法规，然而，这并不是中国英语教育政策的主体。程晓堂（2012）指出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文件主要以 3 种形式出现：（1）以“通知”或“意见”形式发布的指导性文件；（2）用于指导课程开设的“教学计划”或“课程方案”；（3）用于指导外语教学的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或教学要求。虽然《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纲要（2012 ～ 2020）》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作为指导思想，但当前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仍多以提升国民外语水平（文秋芳，等 2011 ；文秋芳 2017 ；仲伟合，等 2016），对接国家经济、政治发展战略（蔡永良 2017 ；仲伟合，张清达 2017）为目标。相比之下，以建构和谐语言生活为目标，从文化认同视角展开的研究所见不多。

文化认同指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将一个群体的人们维系在一起（Hall 1990 ：222~237），语言是其外在表征和表现手段（Joseph 2004 ；陈新仁2008），文化是其构成要素，文化包含该群体共享的信念和原则，使这一群体区分于其他群体（Festenstein 2005）。当前中国学界探讨较多的，与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相关的主要有 4 种认同典型（高一虹 2014a，b）。各认同典型模式及其文化特征具体如表 1。

可见，“忠实的模仿者”在使用英语时，几乎完全认同于目的语文化；“正规的发言者”和“嬉戏的编创者”仍保留母语文化认同，其语言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双语双文化的特点；“对话的交流者”不仅保持稳固的母语文化认同，更能够批判性地对待不同的文化，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被认为是新时期中国英语学习者认同的理想模型（高一虹 2014b）。在探讨英语教育政策与学习者文化认同建构之间关联模式时，中国学者的普遍做法是：假设英语教育政策是引发学习者文化认同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政策话语或政策的某一方面展开分析。例如：肖龙福等（2010）通过对学习者的问卷、访谈等调查发现，高校英语教学大纲缺乏对中国文化教学目标明确、详细的要求，是导致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李桂苓（2014）从中西文化输入、本土文化导入策略两个方面入手，发现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文化教学定位不明确，提出要实现英语教学与中国文化的对接，应从大纲制定、教材编写、教师素质、教学策略等方面提高；高一虹（2015）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国家、教育机构的英语教育政策话语与学习者话语结合，发现各个层面的话语都深深地印刻着对母语文化认同丧失的恐惧与担忧；赵海燕（2016）通过对高校英语教育政策的分析发现，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存在偏差和滞后的现象，高校英语教育以学习和吸收英美文化为全部目的，忽视了民族文化复兴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大势，没有重视学生民族文化素质对英语教育的意义。可见，母语文化认同焦虑是相关学术探讨的共同主题。在探悉导致中国英语学习者母语文化认同下降的原因上，学者们的矛头直指英语教育政策。然而，很少有学者对教育政策文本展开细致探讨，致使立论缺乏政策语料的支持。此外，学者们多是对当前的英语政策展开共时分析，缺少历时探讨。

外语教育政策涉及心理和社会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历史动因和文化渊源，对此不做细致的历史分析，就无法为未来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充足的理据（Tollefson 2011 ；戴曼纯 2014）。到 201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整整 40 个年头，中国的英语热也持续了近 40 个年头，未来的外语教育改革需要我们全面回顾、评价外语教育政策，而社会文化心理角度不应再被忽视。鉴于此，本研究拟对过去 40年大学阶段的英语教育政策文本展开历时分析，发现政策文本中蕴含的文化认同意识及其可能的变化趋势，为后续外语教育政策影响学习者文化认同建构的实证研究提供理据。

二、研究方法

（一）政策文本来源

1982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英语自此进入初中课堂，并于 1983 年成为高考科目，自此开启了中国“英语热”的序幕，大学阶段的英语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因此，我们将 1982 年列为研究起点。为保证语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本文主要通过教育部官方网站 a、中国国家图书馆官网 b 和已出版的政策文献汇编获取文本，共获取 29 份政策文本。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文件，虽未以英语教育政策命名，但包含了对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规定，如 1987 年的《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我们也将其纳入本文的语料来源。此外，我们还搜集了 1982 年以来教育行政部门及政策制定者关于外语教育的讲话，因为它们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思想动向，尽管这些思想动向可能尚未落实为政策文件，但它们对推动政策变革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具有一定的文本挖掘意义。通过教育部官方网站的检索页面以“英语”“母语文化认同”为关键词，检索到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讲话及教育机构政策相关报道共计 9 条。本文最终共获取 38 份政策文件，基本保证语料的充分性及代表性。

（二）文本内容分析

首先，以每十年为节点归类文本，十年节点涵盖两个五年计划，可以更好地将经济、社会因素对英语教育政策的影响考虑在内。然后，依据高一虹（2014a，b）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认同典型的归纳，提取出与文化认同相关的关键词，包括“英美文化”“中国文化”“以英语为工具”“跨文化交际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汉语表达能力”“母语认同”“母语自尊”等。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可见，文化认同有不同的典型特征，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键词，且关于文化认同的表述多为隐性，因此，较难借助计算机软件展开分析，本文采取人工手动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依据关键词，反复研读政策文本内容，进行手动标记。然后，通过对标记话语的分析，抽象出政策话语蕴含的英语教育理念，分析其对英语文化与中华文化输入关系的认识，窥探其培养学习者文化认同的意识和倾向，以及对学生文化认同的规划。最后，按照年份排序，将政策来源、相关政策话语以及对政策话语的分析形成 excel 表，分析各时代文化诉求的典型特征和历时变化趋势。

三、研究发现及讨论

（一）政策语料整体分析

为全面展示 38 份政策文本的分布情况和各时代文化认同规划的典型特征，现将政策语料的整体分布及分析展示如下。

依据上表可见，从文化认同规划的视角来看，2000 年是中国英语教育政策的一个拐点。2000 年前的英语教育政策持“语言工具论”，强调英语语言文化的单方面输入，文化认同规划缺位，政策话语模糊；2000 年后，政策话语越发关注母语文化认同的规划，也较为关注母语文化与外语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学习者文化认同的规划日益科学清晰。相关政策话语主要集中在对外语人才的定位和课程设置上。现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政策话语为例，以时间轴的方式，展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英语教育政策文化认同规划的历时变化（见图 1、图 2）：

对比图 1、图 2 会发现，虽然从历时变化来看，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都越来越关注母语文化认同的培养，但英语教育政策区别对待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专业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非英语专业则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对文化内容的要求体现在某项外语能力，如阅读理解和翻译的考察上。这种将人文性内容作为语言工具点缀的外语教育政策（沈骑 2017）能否治愈在大学英语学习者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失语”症？需要政策制定者谨慎思考。

（二）各时代政策语料分析

1.20 世纪 80 年代：英语的“工具性”与文化认同规划的缺失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开始了“去政治化 / 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主要是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服务，对学习者的培养定位几乎全部放在外语能力的提高上。如1985 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理工科本科用）》明确指出，“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较好基础。”这样的政策话语具有极强的工具性倾向，强调目的语言和文化的单向输入，未顾及英语语言及文化的单向、强势输入对学习者母语文化认同可能产生的影响，缺乏母语认同规划意识。这样的政策文本所隐含的对学习者的认同定位就是“忠实的模仿者”，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可能会导致学习者母语文化认同遭到侵蚀而政策制定者却不自知。

另外，即使有政策文本提及中国文化，却缺乏对中国文化教学目标明确、详细的要求，政策话语模糊不清。例如：1983 年基础阶段英语专业课程设置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指出“欧洲文化入门”“世界通史”“英美历史与概况”“中国历史与文化”等课程可列为选修课。虽然将“中国历史与文化”列入选修科目，但却没有明确阐释这一课程的教授目标以及具体课时要求。此外，关于中华文化的政策不仅力度小，且连续性差。1983 年出现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课程在 1987 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试行方案》里被移出英语专业选修课名单，且该《试行方案》对“文化知识”的要求改为：“对英美的历史、文化风俗和现代社会有基本的了解。”文化知识依旧指向目标语言文化，中华文化再次从外语教育政策话语中消失。

2. 20 世纪 90 年代：文化认同议题浮现，但依旧缺乏科学规划

这一时期中国外语教育的社会、经济语境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依旧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服务。这一时期的英语教育政策文件共 7 份，其中 4 份有关测试，文化认同议题虽开始浮现，但政策话语依旧表现出极强的工具性。无论是英语专业还是非英语专业，政策话语都强调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关于学习者文化认同的科学规划依旧缺乏。在大学英语方面，1994 年《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及样题（增订本）》以及《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大纲及样题（增订本）》，在大学英语教学目的中提出，“使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并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打下较好的基础。”在阅读理解的选材原则中提出“题材广泛，可以包括文化方面”，却并未说明涉及何种文化，政策话语模糊。1999 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高等学校本科用）》提出，要“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提高文化素养”。可见，在提升学生文化素养方面，仍然是以外国文化为导向，忽视母语文化的输入。

英语专业相关的教育政策与大学英语非常类似，1997 年《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修订本）》指出，“考核学生运用各项基本技能的能力以及学生对语法结构和词语用法的掌握程度”，并未涉及对文化素养的考核。阅读理解选材原则中提到，“题材广泛，包括社会、文化、日常知识、科普常识、人物传记等”，也未说明要涉及何种文化。同年的《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修订本）》的《总则》指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的教学任务是‘继续打好语言基本功，进一步扩大知识面，重点应放在培养英语综合技能，充实文化知识，提高交际能力上’”。虽然提及文化素养，但如何充实、充实何种文化等，都未做出具体说明。可见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政策依旧以工具性为价值取向，缺乏科学的文化认同规划。

3. 21 世纪 00 年代：科学规划，保护母语文化认同

在中国经济实力提升的背景下，我们虽然依旧需要借助英语的工具职能去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目标，但人们也开始关注到多年来对英语学习持续、大规模的投资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主要是对母语、母语文化认同的焦虑情绪。此外，全球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广泛的语言传播，使世界各国语言生活的形态和内容都日趋复杂，改变了人们对语言及其功能的认识。语言不再单纯地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更不能仅仅从经典语言学家书斋里的符号系统角度理解语言，而是要从其承载、传承、建构特定文化的功能与机制这一角度理解和把握其本质特征（董晓波 2017）。新的历史时期对外语人才提出新的要求，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全球胜任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反映在政策话语中，则是对母语文化认同的积极保护。2000 年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首次提出要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中国文化概论》再次成为选修课。2004 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也要求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综合文化素养。从这些政策话语可以看出，中国对外语人才的定位已摆脱“忠实的模仿者”的窠臼，开始具有培养“对话的交流者”的意识。

除了正式的政策文本外，教育部门领导讲话也更加密集地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妥善处理母语与外语关系的关切。教育部前副部长、国家语委前主任赵沁平在 2007 年曾提出“要妥善处理好汉语与外语的关系，积极引导社会民众树立应有的母语自尊和母语认同。”这是“母语认同”首次出现在与外语教育有关的政策话语中。2008 年，国家语委召开外文使用问题座谈会，与会代表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中小学的母语和外语教育，既要树立民族自尊，又要给外语以合理的使用空间。然而，仔细研读政策文本会发现，虽然这一时期对学习者文化认同的规划表现出科学性，但却缺乏具体的政策条款支撑。无论是教学大纲还是课程要求，都缺乏针对学习者文化认同培养的系统性规划。沈骑（2017）指出，在长期的“工具价值”一家独大的背景下，即便是在现有的外语教材中融入跨文化内容或中国文化元素，它们还是依存在语言形式这一强大的系统之中，过于零散，缺乏系统性，并不能达到促进跨文化沟通、实现不同文明交往的“视域”融合的目的。可见，从文化认同规划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英语教育政策仍需完善。

4. 21 世纪 10 年代：文化认同规划日益清晰，表现出自下而上的政策驱动效应

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愈发明显，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日益提升。与此同时，国家语言政策也开始重视语言文字的社会价值，“语言作为文化要素、文化标记、社会要素的特色最终获得明确”（赵蓉晖 2016）；建构和谐语言生活也成为国家语言政策的目标之一。在这种新的经济、政策语境下，大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表现出对新时期外语教育改革锐敏的洞察力和迅速的行动力，体现出了文化认同规划自下而上的政策驱动效应。这一时期的政策文本主要来自基层机构，且传统文化在外语教育政策中的地位被前置。学校作为教学主体的能动性在政策制定中表现得也越来越突出，2015 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主页上报道了其构建“必修课 + 选修课 + 课堂讲坛”相结合的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体系。学校将外语人才定位为“具有中国认同、国际眼光的人才，拥有家国情怀、世界关怀的人才，会说外语、讲述中国的人才”。此外，北京外国语大学金利民在“2017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暨生源基地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该校要培养的，是“具有优秀的外语能力和跨文化同理心”“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社会责任感、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复合型、复语型、高层次国际化人才”。金利民特别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用外语讲述中国的能力。两所高校的外语教育政策均表明，中华文化认同成为新时期外语人才培养的着力点，且课程设置已相对形成体系。虽然没有政策文本明确使用“对话的交流者”这一表达，但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视，对“中国情怀”和“思辨能力”的关注，都符合“跨文化的交流者”认同的典型特征。从学校层面的政策话语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化认同规划在初具科学性的基础上又向系统性迈进了一步。

在官方政策层面，2014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推动高等学校英语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注重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熟悉国际惯例，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有社会责任感，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适应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中国“走出去”需要的多元化英语类专业人才。大学英语方面，2016 年修订的《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中要求，要在翻译段落内容中涉及中国的文化、历史及社会发展。两份文件都表现出对文化元素的重视，“多元文化”“中国的文化”等词汇的应用表明政策话语愈加清晰，较好地处理了母语文化与外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但相较于英语专业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大学英语专业仍然体现出对外语能力（如翻译能力）的重视，政策话语依旧表现出工具性倾向。

（三）其他可能影响文化认同的政策因素

上文的分析显示，当前文化认同规划的政策话语多集中在人才定位和课程设置上。除人才定位和课程设置，还有哪些政策因素会对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建构产生影响？来自外语教学的研究显示，教学语言选择（Joseph 2016 ：19 ～ 33）、教材内容（朱敏，等 2016）、家庭语言教育（Fishman 1991 ；李秀锦，刘媛媛 2016）、学习动机（高一虹，等 2013）等都对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建构产生影响。其中，课程设置、教学语言、教材内容、教学目标在教育政策中有直接描述；家庭语言教育、学习动机等，受外语教育政策间接影响。

据此可见，通过政策调整来帮助培养具有稳固的中华文化认同、较强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对话的交流者”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全面工程。在当前语言生活日趋复杂、矛盾频发的时代背景下，建构和谐语言生活，为“对话的交流者”的培养提供滋养性环境（高一虹 2014）尤其重要。考虑到文化认同建构的复杂性，中国英语教育政策在文化认同规划的系统性上仍待提升。

四、结 语

本文以“文化认同”为视角，依托中国社会、经济语境的发展变化，对 1982 年以来的 38 份外语教育政策文本展开历时分析。研究发现，2000 年前的外语教育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工具性价值取向，缺乏文化认同规划意识。2000 年后的教育政策开始以“对话的交流者”为培养目标，关注学习者母语文化认同的建构，并注意处理母语语言文化与外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相关政策话语主要集中在对外语人才的定位和课程设置上。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其他可能影响学习者文化认同建构的政策因素，指出通过政策改革来管理学习者的文化认同建构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特征。

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将中华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各类教育环节和各级教育领域，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母语文化认同意识会更多地融入今后的外语教育政策制定中，针对外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认同规划会更加清晰，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跨文化交流者”这一目标的实现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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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美编 | 阿狸

编审 | YOYO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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