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萍 | 性别的技术政治——中印“程序媛”的数字劳动比较研究

作

者

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概

要

【摘  要】通过对比中印两国女性技术人员的工作实践，文章探究了信息技术产业领域的性别技术政治。信息技术具有社会文化和劳动政治的双重属性。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两国女性的IT工作实践，文章试图展现性别议题在全球化和城镇化框架下如何被定义、重塑和改变。由于中印两国在技术领域所展现的差异化的劳动控制和父权机制，女性程序员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工作实践和生活命运。此种跨国界的技术生产对比，有助于我们将现今“性别—技术”关系的视角，重新纳入中国信息产业和数字社会发展的潮汐脉络之中。

【关键词】性别；技术；数字劳动；IT产业；中国；印度

一、引文

本文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是：性别的技术政治是如何在跨国的、日常的数字实践劳动中实践并展现的？技术的发展无疑是当今社会最核心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信息化和平台化的快速推进，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有增无减。但是，无论是从“技术决定论”还是“技术进步论”中，我们都较少从中看到有关性别的议题讨论，以及与此相关所形成的性别政治实践。虽然学界关于性别的讨论已经由“生理论定”转向“社会建构”(Judith Butler，2009)，但时至今日，我们对于性别如何参与并影响技术与社会的发展却知之甚少。借此为出发点，本文试图通过跨国界、跨文化的研究视角，来探究数字劳动实践中性别与技术的关系。

作为现代化发展的主流支撑，信息技术领域的研究话语多呈现出“技术中立”原则，鲜有研究探索其社会文化和技术政治层面的意义。而随着算法、编程、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元素日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影响日益凸显。回顾技术史和与IT领域相关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重硬件轻软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计算机的发明开始，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就是以占地面积巨大、操作系统庞杂的巨型计算机为主，硬件系统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直到战后微型计算机出现、电子化数据处理开始商业化时，软件才真正意义上从硬件的“附庸”位置挣脱出来，获得独立地位(Takhteyev，2012)。其次是重消费轻生产。围绕信息技术发展所展开的媒介使用、传播机制、效果研究等长期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位置，学者们关注基于信息技术所形构的数字化消费，却忽视了技术生产的过程和以此引发的社会意义。再者是重地域轻对比。既往IT研究多集中在发达地区如北美洲和欧洲，而后续拉丁美洲和南亚等部分地区的技术化实践也逐渐走进学者视野，但是，关于“全球南方”的数字劳动分工和跨地域比较的研究依旧稀少(Xiang，2007)。最后是重技术轻人文。受到新自由主义发展话语的影响，IT及其相关产业长期以来更加关注专业化、技术化层面的变化，却少有研究关注技术背后的“隐形的人力基础设施”(Oreglia，2013)，即技术研发和实践人员。

本文展开论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认识到技术带有明显的时空、文化、政治等层面的偏向(Innis & Watson，2008)，尤其是在技术软件的生产、操作和时间层面。文章以中印两国的女性程序员及其参与技术工作的实践为例，从跨地域的实证研究视角出发，重点探究IT产业下性别的技术政治。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文章试图探究以下问题：中印两国的女性程序员如何展开技术实践？她们所面临的生产和再生产压力，如何勾连了劳动控制和父权体制下的技术政治？这些表现如何拓展我们对于“技术—性别”关系的认识？

二、研究综述

(一)隐秘的历史：女性与编程

虽然在技术发展史上有关女性参与技术生产的记载较少，但事实上，女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是一位女性；参与世界上首批计算机研发工作的主力团队也是女性(Abbate，2012)。前者是埃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早在19世纪初期，她就为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的程序化计算机撰写了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段算法(孙萍，2019)。而世界上首批计算机研发团队也是女性，她们又可以被分为同一时期的两个团队：一是在美国参与“ENIAC计算机”研发的“ENIAC女子团”(ENIAC Girls)，另一组是大西洋对岸的英国皇家海军女兵，她们帮助组装了与“ENIAC”并称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的巨人计算机Colossus。

在二战时期，由于弹道导弹和相关军事化武器的设计需要投入大量计算工作，女性便作为“人力计算机”广泛参与到了其中(Light，1999)。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大西洋两侧的英国和美国开始了针对大型计算机的研发工程。由于当时的信息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男劳力被派往战场，迫于战争的压力，英美两国不得不征召大批女性加入计算机研发的队伍中。在现在看来，当时的女性的确是参与到了一项极为前沿和复杂的技术研发体系中，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境看，女性技术员并非是一份值得羡慕的工作。

一方面，女性的技术参与受制于森严等级的父权控制，其社会贡献被严重忽视。在美国，计算机的研发工作被划分为由男性科学家领导的“脑力工作”和由女性技术员执行的“手工工作”。“脑力工作”被定义为计划、测算以及与硬件设计相关的工作，而“手工工作”则指代具体的操作、执行和软件相关的维护(Frita，1996；Light，1999)。但是，当时所谓的“手工工作”并不简单，它其实指代了有关大型计算机晶体管的操作和维护，其中涉及缜密的逻辑关系和操作程式，需要长时间的培训和操练。当时的女性技术人员几乎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庞大的计算机前进行程式计算和软件故障排查。即便是这样，在当时的劳动分工中，女性的工作并不被认为是“技术性的”。用恩辛格的话来说，她们的工作被贴上了“手工化、女性化、机械化”的标签(Ensmenger，2010，p.15)。同样在当时大洋彼岸的英国，女性技术人员也不被当作科学家，而是被命名为“人力计算机”，甚至在当时的工种分类中，女性技术员的工作性质被编入国家公务员体系的“机器等级”(Hicks，2019)。

另一方面，女性技术人员的大量出现与当时二战的特殊背景相关。虽然女性技术人员在二战的后方战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战争的结束，大批男性从军队复员，女性技术员遭到大量的驱赶。她们被要求为参战归来的男性“腾出工作”，因此，在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女性在技术领域的占比逐渐下降。根据莱特(Light，1999)的记载，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女性程序员的占比从最高50%以上下降至20%。随着微型电脑的大规模商业化，“程序员”逐渐固化成为一种职业，男性日渐占据了信息软件技术的主导地位。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女性日渐边缘化的技术参与和技术话语权？有学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技术领域对于男性气质的强调和对女性特征的排斥(Hacker，1981；McIlwee & Robinson，1991；Robinson & McIlwee，1992)。男性与技术组成了一种“合谋”，这种“合谋”与教育话语、技术发展、性别分工等社会结构密不可分。例如在孩童教育时期，男性多被鼓励与计算机、手枪、赛车等技术发生关联，而女性则被给与洋娃娃、毛绒玩具、手工制作等物品。早期的偏向性教育使技术领域与女性气质彼此隔离，造成了早期教育孩子的“偏科”问题。海克(1981)在一项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发现，软件编程的教育重专业技术轻社会人文、重抽象思维轻具体研究、重男性参与轻女性表达，这使得女性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遭到排斥，并逐渐被边缘化。女性编程员在男性气质主导的环境中，很难获得职称晋升和职业的长久发展(McIlwee and Robinson，1992)。造成女性在技术领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整个社会对于“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话语建构。随着编程工作以及围绕技术编程所展开的大规模职业化、程式化、标准化，女性以自由职业、兼职、副职等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大大减小。高强度和高压力的IT工作使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难度凸显，并最终被逐渐“驱逐”出技术领域。

(二)IT产业与中印国情

讲到IT产业的发展，我们不能绕开的一个国家是印度。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技术输出和离岸加工国。根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s Companies，NASSCOM)的数据，印度在2019年的IT总产值达到1910亿美元，年度增长幅度为7.7%(NASSCOM，2020)。作为以英语为主要语种且人口劳动力廉价的国家，印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建立了以IT离岸加工为主的软件科技产业，并迅速实现了软件产业的腾飞式发展。但是需要关注的一点是，IT技术产业在印度的迅速发展连带了种姓、阶层、性别等多方社会结构的角逐。项飚(2007)在研究印度程序员的跨国流动中，发现数字技术的劳动分工造就了印度IT劳工的“全球猎身”，并使其陷入不稳定、受剥削的情境之中。也有学者认为，印度的IT产业正在塑造一批“新中产阶级”(Fuller & Narasimhan，2007)，在加速的城镇化过程中，这批受过较高教育、技术突出、更具国际视野的新兴阶层会带来整个社会阶层生产关系的改变。

受制于传统的种姓制度和性别分工，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依旧是印度社会发展的较大挑战。IT行业因高收入、高学历和良好的办公环境成为诸多印度女性改变命运的选择(Mukherjee，2008)。根据NASSCOM(2020)的数据，当前印度IT领域的女性技术人员已达到总就业人数的30%以上。有学者表示，虽然印度女性技术人员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不适合技术工作”，但从事IT工作增强了她们的个人自由和自我赋权，并正在扭转IT产业的不平等关系(Fuller & Narasimhan，2007)。

随着中国信息化和数字化的飞速发展，IT技术及其衍生的相关服务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领域。根据2019年《中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的增速居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首，GDP占比达3.6%。与此同时，女性正在成为重要的数字劳动力。根据《中国日报》的报道(2018)，女性在我国新兴经济体中的就业人数超50%。其中，在互联网创业领域的占比到达55%，而网上平台的参与度为50.1%。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IT女性程序员的占比达到15%(孙萍，2019)。

相较于印度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技术人员就业比例，中国目前女性在技术领域的就业比例并不算太高。与印度不同的是，妇女在新中国创立之初便参与到了技术工作中，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哈尔滨，家庭妇女积极参与到全自动化烹饪的“三八饭店”建设之中，并在技术革新和改造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孔煜也，2019)；20世纪70年代，上海羊毛衫行业的女性职工参与到“破除电子神秘轮”的群众运动之中，并通过学习培训掌握了半自动化设备的操作，挡车女工成为“赤脚电工”(王洪喆，2015)。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女性日渐退出技术领域，其身份认同和工作实践也较少受到关注。

在当今的中国和印度，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IT技术工作的大潮中，但是性别的技术政治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关注。具体到信息社会下的产业劳动和数字实践，女性是如何参与到技术工作领域并开展性别实践的？文章试图通过中印女性程序员的工作实践比较，从微观层面探究性别政治在技术领域的表现。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文中的数据来源于作者2018—2020年在IT产业中的田野调查。作者在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共走访了12家信息技术公司，其中，中国公司7家，印度公司5家。采访女性程序员共计36人，其中，中国20人，印度16人。2018年10月、2019年6—8月，作者分别前往印度的主要IT城市进行田野调查，主要包括德里、海得拉巴、班加罗尔、古尔冈四个城市和地区。其中，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是印度著名的IT城市(项飚，2007)，汇聚了印度最主要的信息技术产业和公司；德里和古尔冈(被称为德里的“卫星城”)也是著名的软件外包城市。借助课题研究的合作关系和个人积累，作者得以接触到中国和印度IT公司的工作人员，并进入公司内部进行参与式田野观察。

鉴于女性技术人员较少，田野调查初期，寻找女性程序员十分困难。在中国地区，作者采用滚雪球的方式，通过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所认识的女性程序员引荐，逐步与部分女性技术人员建立信任关系并保持沟通交流，进而进行了访谈。在印度，作者依托国际机构和校际合作等关系，在访问印度的两次田野调查中，走访了目标公司，并对部分女性程序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为60~120分钟。访谈前均有签署知情同意书。作者就女性程序员选择工作的原因、日常生活、工作任务、性别关系等问题以半开放式的形式进行了一对一访谈。中文和英文访谈均作了录音并有后期转录。调查发现，受访女性程序员的年龄在21~43岁之间。其中，两国的年龄结构差异十分明显，中国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23岁，而印度的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0岁。文章已对所有采访者进行了匿名处理。

四、技术与性别：跨国对比的视角

(一)成为“程序媛”

2008年，Fuller和Narasimhan(2007，p.121)两位印度学者曾在印度清奈(Chennai)的IT公司做过一项调研。在论述中，他们这样描述当时的女性技术人员：“虽然(女性程序员)对于年轻男性的道德行为和自我性约束有些害怕和担忧，这些独立的女性能够在办公室里与男性共同相处较长时间，甚至到晚上。她们没有表现出焦虑，也没有提及她们的形象因此受到家里人或者外人的议论”。很难相信，男女同屋加班这样在当今看来极其普遍的现象，在12年前的印度，女性程序员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长久以来，性别关系一直是印度种姓和宗教文化的“殖民地”，基于种姓父权制的劳动“偏见”在印度极其常见。

公元前1500年，印度开始了种姓制度的演变。种姓制度以婆罗门为中心，划分了包括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在内，以职业为基础的种姓内婚制社会体系。在四大种姓之外，有一个被称为“贱民”(the Dalit)的社会群体，受到历史职业沿袭的深刻影响，这一群体长期被排斥在社会发展边缘，他们无法接受教育、不可穿鞋、没有社会地位，被称为“不可触及的人”(untouchable)。种姓制度几乎渗透到了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种姓制度中存在大量歧视贬低女性的观念和习俗，也是因此，女性长期被排斥在社会生产的边缘，甚至一度沦为男性的“附属品”。为了鼓励女性就业，印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地方政府从1993年开始在软件工程专业实行“预留配额制”，同意将每年软件类招生中的1/3名额设置为女生专用名额，同时专门配置了“贱民”配额，为来自低种姓家族的女性提供学习IT的机会。迫于社会的强大阻力，印度各邦不得不以行政手段强制打破种姓隔离，来建立种姓内性别与技术就业的关系。

对大部分印度女性而言，程序员是印度最好的工作之一，甚至可以和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媲美。借用学者Mukherjee的话说，因为“它灵活、精英、不用耗费体力，是一份软差事”(2008，p.62)。而对大多数受访女性而言，她们选择程序员是因为在IT领域女性较少受到性骚扰或者个人安全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程序员的职业选择成为现代印度女性规避、抵御可见的男权专制主义的一种手段。同时，在女性是否可以选择IT行业上，父权拥有极大的话语权。Sushimita是海得拉巴一家产业IT公司的后端程序员。在谈及职业选择时，她说：“当时自己并没有太多想法。爸爸的意思是让我做医生或是IT。我更擅长数学，所以就选了IT。”

与印度相比，中国女性在IT领域的就业比例仅有印度的一半左右。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软件产业大规模发展起步较晚，没有庞大的就业人口积累；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女性的就业环境较印度好一些，在IT产业的竞争度相对较低。随着近些年中国信息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女性参与到技术领域的趋势也愈加明显。由于我国IT教育人才培养的两极分化，女性就业人群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从中高职院校、培训机构毕业的“草根”程序员，另一类则是由重点高校培养的IT精英人群。两者在基层划分上并不绝对，但前者以来自乡镇地区的二代农民工为主，而后者则多出自城市、社会阶层较高的人群。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IT专业从业人员的官方统计，但田野调查发现：毕业于好高校、就职于大公司的白领女性人数占比较少，90%以上的女性程序员就职于中小型IT公司(Sun，2019)。这部分女性的身份认同更加接近于“打工妹”，她们来自农村地区，抱着“看世界”“城里打工”的态度进入IT，并以获取较高收入为主要目的。无论是高考报志愿还是报考IT培训班，来自底层的这部分女性IT程序员都希望自己能获得较高的薪水，从而实现攒钱养家的目的。她们通常与在农村的家庭联系紧密，并且会通过给农村家里按期邮寄生活费、为父母买衣物礼品、为弟弟支付学费等方式维系家长制的权力关系。

调研发现，中印两国都存在明显的性别技术分工。如果简单地将IT工作划分为“前端开发”和“后端开发”，我们会发现，女性程序员多聚集在前端岗位。前端开发主要是用户展示界面的设计开发，包括html5、css3、javascript、jquery、bootstrap、node.js、angularJs等使用技术；而后端开发指的是与服务器打交道的逻辑功能板块，主要以java、php、C++、python等语言为主。虽然前端和后端的技术要求和思维方式各有侧重，但是IT领域长久以来更加重视后端研发，这一点可以从工资薪水、职位晋升、福利待遇等方面得到验证。中国的前端开发在2005年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完善，而印度则在大约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前端工作。虽然在过去的十年间，前端技术发展越来越快，思维方式和设计模式不断更新，对工程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大多数技术企业依旧沿袭了既有的性别分工，把“前端”工作视为“后端”研发的附属职位，认为其“简单易行、容易上手”。这也导致了女性在IT产业中的平均薪资明显低于男性。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前文所讲的男性化主导的技术形态有密切联系，即IT领域已经被打造成为一个理性高于感性、逻辑高于联想、抽象高于具体的男权技术形态，它更贴近男性气质而非女性气质，从而使得女性的技术实践长期被轻视和忽略。

 (二)时间性：工作周期和职业发展

新自由主义的背景下，时间逐渐被建构成可计量、可转换、可交互的结构性存在(Molotch，2017)，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劳动理论中体现明显。例如，进入工业化大生产时代，资本主义的时间计量取代了传统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规律。工厂会根据生产进度和市场需要来控制工人的劳作时间(Postone，2008)。学者Fine(1990)在一项关于厨房工作的研究中发现，现代性服务业被纳入诸多结构性时间约束之中，后厨工人往往需要根据餐厅客人的需要来加急、拖延、同步、调整菜品的持续供应。而女性在IT领域的数字劳动则受制于诸多社会结构性的时间控制，包括IT工作的加速性、共时性、序列性和周期性等。中印两国的女性程序员由此产生了对IT产业时间性的不同认知，而父权机制的加入则使两组人群对于技术工作的认同呈现更加复杂。

相较于中国的“996”加班制，印度IT工作时间较为灵活，加班氛围并不兴盛。但是由于印度的软件产业以离岸外包为主，IT公司更加讲求时间规划和流程效率。节奏的加速性成为印度女性程序员自我工作管理的重要部分。Nidhi是印度微软公司金融部的一名程序员，同时也是事业部经理。她认为，由于印度的IT女性需要同时承担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大量工作，因此必须学会对时间进行高效管理。Nidhi一天的时间表忙碌且充实：早晨5：00醒来，她开始做瑜伽、准备早餐、送孩子上学；随后8：00来到办公室，开晨会、投入工作、联络客户；下午五点钟，她接孩子放学、准备晚饭、在饭后参加业余歌唱班，或者辅导孩子做作业。“控制时间，就是掌控自己的人生。……我们(女性)没有男性那么多的时间耗在办公室，所以必须提高单位时间效率，才能保持竞争力。”Nidhi在实际工作中，擅长将时间转化成可衡量的具体单元，如KPI、工作量和进度条等。由于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Nidhi在2019年被海得拉巴当地的软件协会评为“时间管理导师”。

“短线讲求效率、长线注重事业发展”是印度IT女性程序员对于技术工作的基本态度。虽然受制于印度社会性别的社会结构性束缚，但在过去的十年中，女性程序员的比例稳定在25%~30%之间。相比较而言，中国女性程序员对于职业发展具有更强的周期焦虑感。“短线拼时间，长线不看好”成为她们对于IT工作的感知。简单来说，中国女性程序员认为干编程不能长久，只是“吃青春饭”的权宜之计。与印度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相比，中国IT行业的加班气氛盛行，晚间赶工成为常态，“996”工作制将女性拒之门外。“996”是程序员工作时间的简称，意即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上班六天。长时间的加班熬夜使程序员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包括失眠、脱发、肩颈疼痛、腰椎间盘突出等。“高薪工作拿命换”成为IT圈内职场人士的共识。

随着部分女性程序员结婚生子，超长的加班使她们很难平衡工作和家庭劳动。由于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庭再生产中，女性程序员无法像男性一样进行长时间加班，而无须顾及家庭。社会再生产的投入导致了她们的工作进度减慢、工作业绩下滑，内部外部双向的压力通常会逼迫女性程序员从编程岗位退出，转去相对轻松的管理岗，或者辞职。李辛就职于北京的一家IT游戏公司：“程序员的行业对女生来说就是吃青春饭。没结婚的女生最适合，可以加班、随叫随到、赶工赶活。结了婚的(工作)不可能长久。”笔者也曾在某招聘网站上看到程序员招聘中露骨的性别歧视：“本工作需要大量加班，如果您是女生，尤其是近两年内想要宝宝的，恕不招聘。”

工作的共时性也增加了女性程序员的焦虑感。这一点在印度女性中体现明显。由于印度存在大量离岸外包的软件代工企业，逆时差的工作周期成为常态。为了对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保持与客户的同步沟通，外包公司的程序员不得不在晚间工作。部分女性程序员需要在晚间进行大量技术性沟通工作，包括向客户公司汇报工作进展、参与电话会议、对接技术问题等。逆周期的工作打乱了个人的生活节奏，使女性程序员产生了强烈的时间焦虑。

例如，因为要工作到深夜，人身安全成为女性技术人员最大的担忧。“12点钟下班，我不敢去坐公交车，也不敢一个人打Uber”，Shilpi说。她在新德里一家软件外包公司上班。长期的逆周期工作使她左右为难，一度想辞掉工作，她说：“没有办法照顾小孩，晚上一个人回家非常害怕。”资本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问题是，劳动承载着时空压缩的双向特征，同时又不得不展现劳动的共时性(Birth et al.2007)。这个问题体现在女性程序员身上，则构筑了一个由外来劳动控制和父权威胁不断增大的交互影响，使得女性程序员面临极不稳定的工作状态。

现代社会下生活周期的“变”与工作周期的“不变”形成了激烈的时间冲突。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工作领域，同样作为社会发展的生产时间与再生产时间产生矛盾。一方面，IT产业和资本强制要求的高效、及时、可持续的劳动从根本上忽视了女性在父权制约束下所遭受的人身安全问题；另一方面，高压、赶工、按需式的工作流程同时逼迫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中做出选择。大量的非物质劳动，如照看、清洁、做饭、哺育等社会再生产未能有效计入女性劳动的生命周期，从而导致了IT产业中女性就业人数的持续走低。那些选择继续留在编程岗位的女性程序员则相互戏称“女屌丝”，通过半嘲讽半娱乐式的方法来吐槽长时间加班所造就的没有业余生活、宅懒、爱幻想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林品，2013)。

(三)非物质劳动：内场与外场

过往对于非物质劳动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生产角度，非物质劳动指代从事包括服务、知识生产、传递沟通等在内的非物质性劳动(Hardt & Negri，2000，2004)。二是性别角度，指代女性长期以来所从事的隐形的、没有报偿的情感和家务劳动(Lazzarato，1996)。在信息化经济中，性别化的非物质劳动正在成为主流。正如Fortunati(2007)所言：“现代社会的非物质劳动不仅在劳动再生产中创造价值，也直接参与了创造资本。”随着数字化技术和平台经济时代的到来，创造资本的劳动逻辑日益由“有形”变为“无形”。社交、友谊、合作、情感、沟通、组织等非物质劳动在技术资本的升值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整个IT产业可以被看作是非物质劳动的代表性领域，因为整个互联网产业的生产一方面完全依赖虚拟的、隐形的软件程序和信息编码；另一方面，IT产业比其他产业更强调合作、沟通、组织。在Fortunati(2007)看来，前者可以被称为“信息式的非物质劳动”，后者则是“文化性非物质劳动”。

女性技术多数集中在前端或是产品管理层，而女性程序员因为在语言交流方面的优势，通常会接管和负责技术沟通、会议组织等工作；但是，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非物质劳动在实际工作考评中所占权重不高，而且会被标记为“非核心类”工作。相较于写代码、搭框架、纠错测试等技术性工作，此类非物质性劳动无法得到价值认同。徐雪是北京一家外包型IT公司的程序员，她说：“与甲方沟通是一件极其耗时耗力的工作，我们团队的这部分工作一般会分配给我，一个项目开始初期，我每天要花三四个小时打电话，或者与甲方开会。但是这些在年终不会算进我的KPI绩效里。”

作为男权主导的产业，IT领域沿袭了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中对女性非物质劳动的忽视，其围绕“技术至上”展开的意识霸权有意无意地将女性所参与的沟通、组织劳动置于边缘化境地，并忽视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市场价值。更有甚者，在中国的部分IT公司出现了极端化的非物质劳动的性别分工——“程序员鼓励师”。IT公司会招募形象好、气质佳的女性，专门负责与男性程序员聊天、沟通，帮助其放松心情，处理非技术工作以外的“琐事”。

相似的情况在印度的IT产业中也存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依旧根深蒂固，印度女性程序员在家庭和工作中都要承担大量家务劳动。尤其是已婚的女性程序员，她们不但耗费大量时间在工作沟通上，也要兼顾照顾家庭衣食起居的日常，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和“好妈妈”。Padmasri在班加罗尔一家IT公司工作，39岁，有两个小孩。尽管Padmasri已经做到了公司的副总裁，薪资也是丈夫的两倍，但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的家务劳动依旧全部落在她的肩上。每日下班后，Padmasri忙于接孩子、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等工作。受制于传统的劳动分工和工作分工，女性不得不加入同时奔波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两端，努力兼顾内场与外场的劳动平衡。

一部分女性程序员疲于奔命，应接不暇，不得不申请“外援”。印度种姓阶层的长期存在造就了大量低廉劳动人口。作为收入较高的社会人群，印度女性程序员会雇佣女工，帮助自己分担部分家务劳动。于是，印度的IT领域形成了一个跨国界的多层次外包市场：在公司，女性技术员承担着来自欧美各地的软件外包工作；而在家中，她们又将部分劳动“外包”给处于种姓更低层的女佣女仆。“外包的外包”机制给印度女性平衡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时间带来了喘息之地，但长此以往的家务外包同时强化男权体制的合理性，排除了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可能(van Doorn，2017)。在中国，由于技术收入和人口用工成本的不同，女性程序员无法像印度技术女性那样进行家务外包。因此，高强度、高压力的技术工作和烦琐、耗时的家务劳动成为全然对立的矛盾体，缺少缓和渠道，使得很多“程序媛”不得不面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二选一”结局。后续的跟踪调研发现，她们有的会从技术岗位转到管理岗，也有人干脆辞职，不再从事IT工作。

无论是在工作场域还是家庭场域，女性在非物质劳动层面的参与丰富了技术与性别的多维关系。中印两国女性在工作和家庭分工中都承担了大量的非物质劳动，但是，传统父权体制下重视“硬核物质生产”而忽视非物质再生产的意识形态依旧存在，使女性生产的劳动价值被忽视。印度女性在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中受到更多的父权控制，而中国女性则不得不面对此种父权控制在IT工作分工中的不平等。

五、讨论与小结

本文试图论证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性别技术政治的展现不是单一面向的社群关系或者组织结构关系，而是社会文化和劳动机制双重作用的结果。在中印两国女性程序员的日常实践中，这一机制则表现为父权体制的意识形态与数字劳动的控制机制相勾连所形成的权力格局。中印两国的女性程序员在职业的选择、发展和实践过程中，既受到传统父权机制的文化影响，也受到IT场域中诸多劳动控制机制的束缚。文章从三个层面，以中印对比的形态展现了技术与性别的交互实践，包括女性如何跨越技术的性别偏见，成为职业从业者、IT技术实践的时间性如何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以及女性在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的非物质劳动。

如果我们将劳动控制和父权控制作为两国女性程序员在具体IT工作实践中所面对的社会结构性因素，那么就可以发现，虽然中印两国女性技术人员均受制于父权和劳动的压力，但由于两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在全球化劳动分工中的差异，以及两国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女性技术人员在“父权—劳动”的控制机制中侧重面并不相同(图1)。相对而言，印度女性更多地受制于父权压力和男权政治的影响，包括“程序媛”职业的选择、对于人身安全的忧虑、平衡家务与工作的关系等方面；而中国的女性程序员则更多地受到IT产业发展的高压力、高强度劳动控制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事业发展和“吃青春饭”的焦虑感。由于“996”式的加班赶工成为家常便饭，女性长期作为IT技术人员的职业发展收到阻碍，时间性困境成为女性对IT职业发展的普遍担忧。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今的企业管理层面来看，IT产业都带有强烈的“职业性别隔离”特征(马丹，2020)，即女性的参与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边缘化，从而造成了女性技术人员被困于“性别—技术”的社会藩篱下难以实现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结构性“翻身”。需要指出的是，上图中所描述的中印女性程序员在父权控制和劳动控制上的差异，其实是基于广泛意义上劳动和性别紧密勾连的结果。也就是说，女性程序员在这一语境下的社会分工具有双重性：她们既承担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管理式的社会技术生产，同时也承担了来自婚姻、生活领域的家庭再生产。无论在哪一个场域，劳动和父权机制都紧密捆绑在一起并对女性技术员的选择、决定、判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那么，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为什么两国女性在劳动和父权控制上会有所差异？文章认为，这种差异一方面与中印两国所处的IT产业发展阶段和国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各自所衍生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关。印度IT女性技术人员的从业环境与印度本身的IT从业环境联系紧密。由于印度的IT产业长期作为欧美国家的外包商，其所建构的工作体制、劳动机制和总体的生产环境带有欧美式新自由主义下鼓励创新、开放、自由工作的意识形态，因此，对于劳动过程、劳动强度的要求不会更多地体现在强制性的时间和空间监管层面；但另一方面，印度IT领域所展现的性别不平等不是一个单项机制，而是与种姓、文化、阶层、历史传统等层面交叉在一起(Crenshaw，1989)，相较于中国程序员，印度女性技术人员面对更多的“文化性隔离”(马丹，2020)。

相比较而言，中国女性技术人员面临更大程度的劳动控制，包括在就业择业、技术分工、空间使用、职业发展等显性问题上。由于中国的IT产业发展更多依托和产生于人口密集型的制造业，其最初的管理方式也更倾向于泰勒式高强度、高压力的方法。例如，在IT产业流行的“996”工作制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尤其是已婚女性，陷入了“办公时长”与“工作效率”两难选择的困境。同时，由于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发展迭代迅速，知识更新和人才成长速度快，这也带来了女性在职业发展与家庭再生产两个层面的“加速性”和“可持续性”焦虑。这种焦虑与自我身份认同相勾连，展现了中国女性技术人员的性别隔离困境(孙萍，2019)。

技术本身带有偏见性(Innis，2008)，而性别偏见在过往的研究中较少受到学者的关注。技术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2006，p.133)在赛博宣言中这样说道：“女性化的过程其实极度脆弱的；女性化意味着(你可以)被分解，被组装，被用作后备劳动力；也意味着，(你可能)被视为一个服务器而非被工人；(你可能)受制于带薪工作的时间安排、遭尽嘲讽；你的生活苟且而不合时宜”。中印两国女性程序员在IT领域的技术实践印证了这种技术偏见，同时也揭示了技术女性在父权社会和劳动规制的关系网络中的边缘地位。全球化的劳动分工、国情的迥异、信息技术发展阶段的不同等宏观结构进一步影响了中国和印度两国女性技术人员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而促使其呈现不同的身份政治和数字劳动特征。

跨国界的技术劳动对比丰富了现有的性别—技术研究。由于在印度的田野调查时间有限，作者未能从更具象的角度对中印两国女性技术人员的工作实践进行细致描述。与此同时，性别的技术政治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如何将参与其中的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数字劳动产业链进一步纳入分析，也是未来可以积极探索的重要方向。随着全球化信息产业的发展和推进，性别—技术的关系研究将成为未来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有关技术的性别分工(Sun，2019)、跨界工作(Lan，2006)、身体政治(章梅芳、龚艺、蔡爱惠，2015)等领域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信息传播技术领域的性别内涵和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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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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