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新 宋思茹 | 跨文化报道中的语言伦理批评：从中医概念的海外传播说起

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国际传播”专栏。

作

者

彭华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深圳大学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宋思茹：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概

要

【摘  要】中医概念被赋予意识形态价值由来已久。由于文化差异、政治博弈导致的科学伦理冲突，在近年来的媒体报道中，中医成为国际文化冲突的重要焦点，而这种冲突又经常呈现于媒体报道之中。回溯1949年至近年来《纽约时报》对中医概念的表述和阐释，中医的传统底色无法消退，并长期与代表科学的、现代的西医进行映衬，从而升华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想象。通过对中医词汇英文翻译的话语分析及其概念史梳理，不仅可以发现西方媒体在文化建构过程中的霸权与偏见，也让我们觉察到现代医学正在形成一种更加差异化、平等化的文化秩序。

【关键词】中医；概念史；新闻话语；跨文化

一、研究背景

（一）跨文化与语言伦理

亨廷顿（1997/1998，p.7）在20世纪末即有“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世界主要战场”的预言。虽然此预言因充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偏执而广受批判，但不可否认，近代以来的政治博弈、商业竞争、娱乐角逐无不披着文化外衣在全球上演。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凝视已有四百余年历史，从宗教、商业、医疗、刑法到服装、饮食均有细致的文字记录。从全球化与世界文明融合史的大背景看，中国社会关系中的制度、礼仪、技术在西方视野中的演变，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或璀璨或黯然的发展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核心词汇或概念的翻译、表达、隐喻、释义体现了这一文化实体在该领域的辐射力与感染力，直接影响跨文化的主体间传播效率与社会认可度。

跨文化传播与语言有直接关联。跨文化语言障碍普遍存在，不仅仅存在于不同国家、区域、种族间的文化隔离、文化偏见、文化差异之中，更突出地体现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伦理之中，比如“再现伦理”——源自忠实译员的理想和精准传译文本的神圣感、“沟通伦理”——翻译的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承诺伦理”——译者专业责任（于辉，2021）。在本研究中，更倾向于关注“沟通伦理”而淡化“再现伦理”的镜式语言观，认同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是一种结构”以及符号与意义、文化关系等论断。“词和概念的意义的生成和延展现象反映了认识主体借助隐喻、转喻等认知方式完成的一个语言过程，即中心意义向其他意义递延和流转的动态过程。人通过语言对对象世界进行符号化描述，得到一个并不等于对象世界的感知世界（孙吉胜，2009，p.25）。”“转喻”和“隐喻”已不再是简单的修辞现象，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人们建构的隐喻概念具有系统性（Lakoff & Johnson，1980，p.11）。从大量经验材料发现，跨文化传播中普遍充斥隐喻技巧，传播主体以此为语言工具开展国际舆论斗争，从而使隐喻技巧成为一种重要的语言抗争形式。同时，作为一种参与文化竞争的话语策略，隐喻技巧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语言伦理、社会语言伦理和文化语言伦理等层面。

（二）中医的概念演进与跨文化潜质

在跨文化语境下的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中，中医是一个值得深入推敲和溯源的概念，不仅有大量的媒介素材，而且存在较为显性的文化冲突性，具象地呈现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在科学信仰、生命哲学、宗族崇拜等方面的分歧与对抗，从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西方“好奇而鄙夷”的态度，这种异质性让“中医”具备了跨文化传播的原始潜质，如唐宁（Downing，C.）在《番鬼在中国》中提到“我们确信（中药）不太有效，是只可抛弃的东西，在中国却贵如黄金”，（中药）是“奇怪的，很显然令人恶心的东西”，贝勒（Bretschneider，E.）在研究中国植物学时提出，“《本草纲目》的药物学部分和中国人的治疗方法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兴趣，是由于它只是一种新奇的东西”，“不可否认，中国人有几种非常好的草药，特别是健胃药和苋紫等”（罗伯茨，2006，pp.41-43）。这是19世纪西方对中医的矛盾态度。

中医概念以国别为界限，但中医又与“传统”有着天然血缘。这就很容易为这一医学概念赋予意识形态和文化想象，使之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工具。古代医学以“岐黄”“悬壶”“杏林”“橘井”“青囊”“圣手”等词代称，内蕴神话色彩和医道追求，在文化理念上兼容诸子文化，渗透着古代社会生活日常。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以教会医院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医院制度被移植到中国，近代中医被带入科学主义话语体系，被等同于“中国人自有的劣根性”“落后的中世纪”“中国破旧的‘国粹’”。存废之机，中医借“民族主义”与西医形成并存对立的局面（郝先中，2005，p.161、p.201）。自此，中医概念成为民族主义的政治修辞，成为与民族文化相关的象征物，是“制造”民族共同体的话语工具。1949年后，政府坚持发展中医药，推行西医学习中医和赤脚医生运动，现代中医被置于“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结构的科层机制（赖立里，2017），时至今日中医也始终面临着科学化和职业化的问题。

二、研究对象的范畴设定

结合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强调的“基本概念的非任意性和特定认识功能”（方维规，2020，p.144）属性，本文对研究对象作出以下界定：第一，媒体要对该词的概念化及流变起到关键作用，否则无法将新闻文本作为经验材料；第二，该词要符合“概念”的要求，聚合多元意义且隐晦模糊；第三，在概念选择上增强批判反思意识，避免主观上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在此基础上，本文将1949年以来《纽约时报》对“中医”词汇英文翻译的概念化作为研究对象。

阅读“中医西传”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第一，研究中医学著作和词汇翻译的较多，研究中医媒介语言的较少，中医更是传播学科的边缘话题；第二，“自我”视角占主导地位，集中在中医的文化志研究以及对外传播的适应性，但从“他者”视角着手的研究较为欠缺。综上所述，本研究试图把中医置于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实践中，分析其在媒介实践中呈现的语言伦理关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一个较新视角，从语言的结构性实践发现文化冲突以及跨文化意义。

如果从理论需求和研究价值出发，本研究不应该直接选取某个报刊，而是需要在囊括多个西方主流报刊的报道数据库中进行研究，但权威的NOW语料库（2010）和Lexis Nexis新闻报刊数据库（1980）在时间上过新，且尚未有语料库能够在对象和时间范围上同时满足，这导致无法直接获取资料。同时，考虑到所获语料的连贯性、有效性以及可操作性，本研究放弃了结合多个新闻报刊数据库的方法。最终化繁为简，选取数据库时效长且具代表性的报刊——《纽约时报》，其地位和影响力无需赘述。具体的材料采集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获取报道文本，以“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下文简称TCM，为业界公认的“中医”翻译名）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网站上做主题检索，“清洗”和“降噪”无效文本，共定位到303篇密切相关的报道样本；第二步，借助语料库软件WordSmith6.0将剩余报道文本建库，全库共约68万单词；第三步，确定关键词群，通过软件确定高频词、特殊词，一些需要通过判断语境才能被确定的特指词汇，以人工定性阅读的方法将其找出。

结合所获材料，本研究以概念史为理论意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纽约时报》中，中医的英文词汇是如何被重新概念化的？中医在《纽约时报》中是如何通过TCM的语义而表述出来的？该词被赋予了哪些意义？体现出了什么特征？《纽约时报》对中医的概念重构蕴含了怎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动因？

三、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中医在《纽约时报》中的再概念化

本研究沿袭了“概念的功能化”（蒙克，1998/2010，pp.82-83）研究路径，围绕中心词TCM，将与之相关的词语分为四类：第一类指涉范式性领域，直接界定TCM的概念和段落；第二类指涉语段性领域，包括与TCM这个概念相连并“赋予其内容、描述并清晰地划定其边界”的词语；第三类由描述TCM的缘起、参与者及其实践性目标的概念和名称构成；第四类考察的是与TCM概念相反的所有概念，即作为功能性的反义词。通过分类索引和词汇频率的分析挖掘词汇的搭配、结构和应用场景，我们基本可以描述TCM是如何被概念化的。

（一）概念阐释：语言权力下跨文化报道的内涵冲突

通过索引得到中心词TCM及其词汇变形使用结果：375篇包含中心词TCM的段落文本；以CM检索，共得到554条指代中医的结果（TCM包含其中，占比68%）；再以TM做检索，共得到271条指代“传统医学”的结果（包含33条CTM结果，即明确指出中医，占比12%；其他检索结果虽也有指代中医的部分，但用法含混，这也说明中医概念的模糊）。也就是说，虽然CM也可以指代中医，但《纽约时报》在提及中医时，习惯用“traditional”加以修饰，中医与“传统”被紧密联系。traditional在跨文化报道中属于一种“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即以词汇形式选择或公式化表达来推进并维护言语事件中的互动并帮助建构诠释框架（德克特、维克斯，2015，pp.105-106），在跨文化对话中建构权力关系。为了进一步探究traditional的表征，本研究摘取了几段直接界定中医的“语境化提示”表述。

当“传统”作为中医的特征（即传统的中医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发现traditional蕴含的三层规律：第一层，中医是传统的。中医的“传统”属性不断强化，不仅体现在traditional一词的应用频率上，还体现在“legacy”“old medicine”“historical”“ancient”“age-old”等同义修饰词段上，在时间层面上反复强调其古老的、历史的特征。第二层，中医“应该”是传统的。随着对中医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医科学价值的不断彰显，虽然承认中医是医学，但始终置于西方现代医学框架下，从“历史的中医与现代的西医的统一”“这个旧观念是现代医学所不理解的、对真实现象异想天开的解释”“一个漫长的过程”等语段可以发现，“现代西医”被塑造成“传统中医”应该追求和完成的目标，这个过程被认定为是漫长持久的。事实上，这些为中医设定现代化任务的语段蕴含了一个潜在的前提，即中医应该是“传统的”。第三层，“中国的”是传统的。TCM一词中的C界定了中医的国家属性，中医是中国的，这在《纽约时报》的叙述中也有体现，如“传统中医的复兴显然代表着中国道路的普遍回归”“这种知识体系是典型而独特的中国式的”，中医被认为是“历史的”“民族的”“国家的”，中医是代表或反映中国方式的一种文化符号，这使得“传统”产生外延意义，在中医的归属被反复强调的同时，“中国的”也由此晕染上“传统”色彩。综上表述可以发现，《纽约时报》通过使用traditional这一词汇将一种医疗手段赋予“落后”“荒蛮”的文化想象，进而延伸到国家的形象建构。这就不仅仅是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冲突”，而是一种擅于修辞的文化霸权，体现出英语世界的强势语言权力。

当“传统”作为中医的内涵（即中医的“传统”是怎样的），《纽约时报》用“国家遗产”“神秘主义”“幻想”“哲学概念”等词加以界定，既表明其不承认中医是医学的立场，也进一步阐释了什么是中医的“传统”，将中医的“传统”指向落后、不科学和蒙昧。同时，对“传统”内涵的建构引发中医功能的畸变，中医的用途和功能被指向霍布斯鲍姆（1992/2004，p.11）所说的“被发明的传统”。也就是说中医是被中国有意识地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传统，如使用“民族自豪”“国家身份”等词将中医指向政治象征。但是，这种指向过于聚焦意识形态层面，当中医具备充分的象征和仪式用途，中医的实际用途变得不再重要，尤其是中医在长期实践中产生的对自然科学、人体健康、疾病防预的经验，如“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病理机制，这些自然生成的技术实践被放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

（二）概念定义：词群的语义混淆与边缘医学身份设定

除TCM以外还有许多清晰指代中医的词汇，这些词汇形成一个系列的词群，如表1所列。这些词汇从不同的角度划定了中医的边界，详细分析这些词汇及其所处语境，呈现出对中医的不同解读。

通过索引发现X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是一个高频组合，如杜松油、面部刮痧在中医中的应用，犀牛角粉、熊胆在中医中被认为是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成分，这表明holistic ingredients（整体成分）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中医药被解析为一些特有的、零碎的成分以及这些成分在生物医学上的功效，中医被嵌入整体医学的框架，所谓的整体医学与中医“天人合一，辨证施治”理念有较大差别，归根到底还是将中医看作“生物医学的替代品”（alternative biomedicine）。在地位上，folk remedies指流传在民间的疗法，口口相传或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与信仰体系联系，虽然满足了具体的民间需求，但未得到验证，处于“非官方”地位，这类民间方法还包括食疗、祈祷、护身符、特定的混合物（如花草茶、植物和酒精混合物）等，显然具备了非权威、非科学、非系统性的特征。与TCM不同，上述词汇并非指代中医的专有词汇，是从西方医学框架出发划分医学界限和区间范围的词，中医只是这个边缘范围内的成员之一，很大程度抹去了中医的文化背景和识别信息，这既容易导致“中医”的语义混乱，也容易使受众产生“混乱”的标签化认知。

在中国语境下，中医是被广为接受的公共知识并融入现代公共医疗体系中，与此相反，在西方语境下中医是现代医学的“边缘”角色。但无法否认，中医确实成为了所谓西方的“替代/整体医学”的重要接口并越来越被主流医学接受，在西方框架下独具特色。本质上来说，西方对中医的重新定义体现了文化霸权，通过西化称谓极力塑造生物医学的正统地位和文化权威。从《纽约时报》的一些论述也可以看出，虽然可以从中医获得益处，但中医属于“西方不知道的”“不那么先进的文化”“被现代医学遗弃的”部分。

（三）概念建构：政治化与“反现代化”的社会语境

“意义是固定在词语上的，但是词语的意义是由思想所意图的内容，由口头或书面的语境，由一种社会情境所维系。”（蒙克，2010，p.84）通过对《纽约时报》原文中搜集的词汇进行分类，可以对词汇的社会情境、话语行动、跨文化互动进行归纳，如表2所示。

中医处于政治化的社会语境中。首先，中国官方（Chinese authorities /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通常作为句子主语出现；其次，多次描述赤脚医生，时代的烙印被反复重提，由贫苦农民、落后农村、现代医疗匮乏、政治运动、权力控制等铸就的思想语境不断在新的“当下”复活，形成特定的、被重新解码的、影响受众认知的记忆符号；再次，中医的政治化在实践目标中更为直接，中医是被刻意塑造的通往民族自豪、文化软实力、情感诉求、集体身份等现代民族主义的工具，文化意义被完全政治化，且应用诸如is/as/to/for等肯定的、解释性的、表强调的助动词加强了概念的指向性。

中医处于“反现代化”的社会语境中。首先，出现了新型参与者——动植物保护主义人士，他们通常站在中医的对立面，指责中医在侵害动物权利、野生动物贸易、毁灭物种、偷猎等方面的推动作用，这也成为中医现代化的重要问题；其次，中医在医学功能上被要求现代化，但又大量运用“迷信和无稽之谈”“落后思想”“未被证实”“未标准化”“缺乏监管”“过敏原”“含毒植物”“重金属”等直接否定的结构和语态，贬斥中医不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和标准。剖析具体内容如身材矮小、传统的细长胡须、飘逸长袖的医师人物形象，医疗环境位于古镇上的狭窄街道、拥挤且不起眼的房屋，煎药和服药过程伴随着干枯的根叶、灰褐色的陶罐、刺鼻的泥土味、浓稠的苦涩液体、翻滚的胃部等。这些符号隐喻塑造了“反现代化”的社会情境，引导建立西方大众对中医的形象感知和文化认知，重构了一种带有强烈质疑、胆怯、迷信色彩的中医医疗体验，从而支撑起西方对中国狭隘而偏见的民族想象。至此，语境所涉及的三个要素，即语场、语旨和语式（杨敏，2017，p.51），均体现了政治化与“去现代化”特征，语场上的社会活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知识水平）、语旨上的角色关系（代表科学的西医社会主体与代表古老神秘的中医社会主体之关系）、语式上的交际渠道（西方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视以及策略性呈现）。语境的建构为西方社会描述中国刻画了文化图景，提供了概念化过程的经验功能与逻辑功能，为西方人理解中国设置了滤镜。正如单波、王金礼（2005）在论及跨文化伦理时所言，文化在本质上具有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倾向，即认为自己所属群体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也是对所有的他者进行评价、衡量的参照依据。不难理解，以可验证的西医逻辑来衡量不可验证的中医，不仅强化了中医的“不可验证性”，也突出了二者之间的对抗性。

（四）概念对抗：中医与西医在跨文化互动中的伦理冲突

TCM语义域的第四类考察的是与中医概念相对的所有概念，即作为功能性的反义词。从中国近代医学史的一些零散的表述可以发现，“中医西医”的对抗关系已是一种基本共识，但从西医的立场出发，是否形成“西医—中医”的对抗关系？如前文所述，中医被归结为替代的、补充的、边缘的、非传统医学中的一部分，西医则构成了“主流医学”“现代医学”，二者在范畴上无法对应。从大量报道内容也可以看出，西医被塑造为现代医学和科学的合法“标准”，其他医学都是需要被“科学化”“西医化”的附属品，不具备独立地位。例如，西医否认中医对疾病的科学认知，认为几千年来发展起来的传统做法主要是来自反复试验（trial and error）而不是对疾病的理解；西医对东方医学哲学嗤之以鼻，西医认为，中国人相信人参可以照亮眼睛、启迪心灵、增加智慧，西医则只会承认眼睛的部分；西医拒绝承认“替代医学”（如阿育吠陀、中医、美洲原住民医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性，通过鼓励谨慎使用“伪科学治疗”（pseudoscientific treatments），破坏传统医学（包括本土传统医学知识）在现代生活中的合法性。因此，本研究认为在“他者”立场下，与其说是“西医—中医”的对抗，不如说是“科学—非科学”“现代医学—传统医学”“主流医学—边缘医学”的对抗更为恰当。鉴于新闻标题提纲挈领的功能，本研究梳理了相关报道标题并结合具体内容探究中西医关系的变化（如表3所示）。

分析可知，“西医—中医”的关系既对抗又共适。近代时期，报道称医疗传教士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福音（great boon），将真正的健康带到了中国，完全否认中医是一门医学，但同时西方医疗制度与中国传统心理发生冲突。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认为西医是“最高标准的现代医学”，另一方面逐渐承认西医的医疗局限，传统西医技术需要创新和有效发展，中医弥补了西医不擅长的领域，西医逐渐学习并吸收了一些中医疗法，尤其是针灸技术，“还是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可对现有技术进行补充”，但是双方仍有矛盾，例如西医医生要尽量摆脱原来的医学观才能学习中医，而接受过西医培训的中医医师则抱怨中医缺乏现代卫生习惯（如针灸消毒、保持医疗记录）。到了21世纪初期，因为移民增加和文化信仰的多元化，同时一些“传统西医的难民”主动寻求平价医疗，西医反而受到替代医学（包括中医）的冲击，一些西医诊所虽然不会使用替代医学，但不会笼统地说替代医学是坏的。总的来说，《纽约时报》建构下的中西医关系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民族主义”下的敌对，呈现出政治权力斗争；一种是“现代主义”下的对抗与共适，更多反映出文化伦理冲突。中西医的两种倾向较为形象地写照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困境与出路，是跨文化传播中文化伦理冲突、科学伦理冲突的缩影，可以十分清晰地观察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实体博弈。由此，中医词汇有可能在西方社会形成标签化概念，形成文化烙印。

四、中医跨文化报道的社会动因及其语言伦理反思

（一）中医跨文化报道的社会动因

纵观《纽约时报》1949年—2020年的中医相关报道议程设置，出现两个高峰期（20世纪70年代，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和两个低谷期（20世纪50年代，21世纪10年代），结合社会背景，可勾勒出影响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关键社会条件：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实行反华政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全面包围封锁，这一时期中医的报道数量极少、篇幅小、版面靠后，仅简述中国“本土医学”的政策；二是1965年前后毛泽东推行“赤脚医生”政策和农村中西医合作医疗制度，中医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医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独特的社区保健模式引发国际关注；三是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随行《纽约时报》副总编James Reston将自身针灸治疗经验和见闻报道于媒体，及1973年哈佛大学医学教授团中国行摄取中国针灸麻醉术全过程并公之于众（陈二员，2008），引发“美国中医热”；四是美国进行医疗改革（民众要求寻求疑难杂症的新疗法，常规西医疗法副作用大，替代医疗费用低），1998年美国国家补充替代医学中心成立，致力于探讨各种补充替代医学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002年克林顿政府起草了《白宫医政报告》并获批准，中国传统医学在美国补充替代医学中确立了合法地位（田小明，2012）；五是2010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亚太经合组织”战略的实施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中医再次陷入低谷，《纽约时报》对中医报道的数量虽未减少，但持有明显的质疑和批判立场。很显然，医疗发展与政治目标总有千丝万缕的真实勾连，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情势决定了现代中医的概念化走向，同时现代中医反过来成为微观的政治斗争符号和工具。

沿着中医科学化和政治化的思路，“科学”统治了中医的现代性并将之推向民族主义，有三点深层动因：第一，现代科学被嵌入政治框架，“伦理和政治暗中或公开地为科学的客观性作为一个异质整体提供了基础，对‘真实’世界的描述依赖于一种充满权力‘对话’的社会关系”（Haraway，1988），“科学”成为西医构建自我认同与排除他者的权力边界，这也就能说明为什么中医是补充西医缺陷的“替代医学”，以及中医药疗法必须通过科学实验来验证功效和安全性；第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伦理性转变为文化冲突，“文化自身的伦理性是文化对于文化中人的指向和保护作用”，当“文化中人”跨越文化边界成为“陌生人”，一种“我们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情感引导了非理性编码，文化所指向的社会空间、社会地位被不同程度地误读（单波、王金礼，2005）；第三，中国现代性的片面性，五四运动消除了传统文化的圣化光圈，也取消了中华文化的超越功能，但同时又忽视西方形而上的哲学启蒙，取而代之的是形而下层面的民主与科学，仅止于现代性的社会层面和理性层面，以经验反对超验、以知识反对信仰，促使国人信仰的缺失和意识形态的信仰化（表现为狂热的民族主义），导致中国现代性的自我否定和无法超越（杨春时，2011，pp.7-8），正因这种“文化习惯”，中医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是分裂的，中医的现代化显得乏力且自卑。

（二）中医跨文化语言伦理引发的反思

中医不仅凝聚了中国传统的保健方式和文化体系，更蕴含着多重意义，既是服务于国家形象建构和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政治符号，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文化符号。早已有学者提出质疑，如何理解现代化后所谓中医的本质：“过去以政治、舆论力量催生的‘中西医汇通’的中医‘现代化’过程渗进不少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催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结合着西方科学的新中医体系？还是只是制造了一个为了迎合科学化的诉求而牺牲了传统知识核心的拼凑体？”（梁其姿，2007）在专业的中西医学学科背景之外，结合《纽约时报》对中医的再概念化，本研究试图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在文化结构上，现代中医需要进行传统部分与现代部分、本土部分与外来部分的文化整合。《纽约时报》叙事始终在维护以西医为主导的医学科学秩序，一个符号性的标志事件是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委员会强调“并不是把这个奖项颁发给传统中医，而是颁发给一位受其启发、持续使用先进研究方法为疟疾找到新疗法的科学家”，屠呦呦的成功被归功于现代科学方法的运用。本研究更倾向于这样理解：屠呦呦研发青蒿素是现代中医整合的结果，我们通常认为“中国现代医学”包括本土的中医和引进的西医两部分，这其实囿于中西医对立框架，将中医的概念圈定在“中国固有的医学理念”。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路，不管中医、西医，现代医学都面临着多重文化整合，这是现代文化迅速变迁乃至断裂的结果，所谓“新中医”就是“中国的现代医学”，这并不是“国粹主义”或文化封闭，而且希冀中医能坚定主体性，利用现代科学深化中医科学体系，在文化整合的进程中实现自我超越。

在社会功能上，现代中医成为民族想象的载体。中国的现代化从暴力的殖民主义和深刻的民族危机开始，没有什么比“东亚病夫”更能激起中医与民族身份和民族愿景的联结，中国人孱弱的身体、愚昧的精神与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向一致，最终近代知识分子将改良医学上升到“保种救国”的民族意识层面。自“废止中医案”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医谋求合法性、对抗科学现代性的最有效武器，随着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事业在二者的矛盾中找到了某种平衡，中医学家们开辟出一个“文化民族主义和科学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中间地带”，例如本土医学精英利用“健康”话语成为双重代言人（李耘耕，2019）。费正清（1983/1999，p.94）认为，“在20世纪革命中，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纽约时报》的中医概念建构似乎反映了这一点，因为中医与科学现代性的矛盾是非常激烈的，虽然中医的医疗功能在“替代医学”中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中医与民族的关联性被无限想象，这就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民族主义”。政治竞争和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站在中西医任何一方去排挤或自傲都有失公正，与“中西医汇通”和“中医科学化”相比，“中西医结合”是当前较为中立和成熟的医学发展观，应该以更加豁达和开放的态度看待中西医学的矛盾，现代医学正在形成一种更加差异化、平等化的文化秩序，人类社会也需要一个更加完善的医学体系。

五、结语

通过梳理《纽约时报》七十多年有关TCM的语义域，本研究基本可以回答中医在中美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再概念化，保留了“从事和掌握中医中药学理论知识及技术的医务工作者”和“中医学”这最基本的指向性内涵，并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增加了概念意义：中医是现代科学的边缘医学，现代西医的替代医学，“中国式”传统的象征，不科学的民族医学。回顾本文的研究旨趣，本文并不研究中医，也不研究中医的对外传播，而是研究中医这一微观文化形态在海外报道中的语言伦理，突出其策略性的话语技术与规则以及由此引发的跨文化现象与后果：以概念史为理论工具进行话语分析，尝试拓宽传统新闻话语研究的理论视野，将新闻话语与更深层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结构结合起来；同时报纸作为特殊但广泛的概念流动载体，为本文提供了丰富而综合的医学话语、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资源，但或许是因为媒体本身就是建构意识形态的工具，中医的概念意义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功能。这也直接指向了本文的研究不足，只考察了美国传统官方媒体对中医的再概念化，忽略了中医在社交媒体中的流动。从官方场域到民间场域，从自上而下的传统媒体到互动生产的社交媒体，流动参与的空间中中医的概念意义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是本研究在未来的深入方向。

本文系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疫情防范中“健康中国”的媒介语言体系建构研究》（项目批准号：SZ2022B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引文格式：彭华新、宋思茹：《跨文化报道中的语言伦理批评：从中医概念的海外传播说起》，全球传媒学刊，2022年第6期，3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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