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磨一卷，徐则臣携《北上》再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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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坐标，它是关于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谱系。身处其中，我一方面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时刻提醒自己：每一个素材，都有谁写过？处理到什么程度？我再动笔的空间和可能性在哪儿？

——徐则臣

徐则臣携《北上》再归来

大公报记者/张宝峰

二〇一八年底，历经四载潜心创作，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推出长篇新作《北上》，瞬时成为文坛热议的焦点。大公报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徐则臣。在揭开《北上》背后的创作故事、解读自己的写作密码时，徐则臣表示：“金庸的武侠小说是自己十分重要的文学启蒙，恩师曹文轩的教导则打开了自己求索文学迷宫的新天地。” 谈及中国文学的总体水平，徐则臣认为： “今天，中国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已经完全可以和西方优秀作品平等对话。” 对于自己的文学之路，他则说：“我不主张为文学一定要把命搭上去，但做文学必须要有一点理想主义。” 

《北上》的主角是京杭大运河。徐则臣通过运河之上几个家族绵亘百年的秘史，将大运河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隐秘关联如抽丝剥茧般一一呈现。读到最后 ，读者会觉得，这既是关于“一条河” 的大书，更是关于“一个民族” 的精神史。 

“三组镜头”审视大运河 

徐则臣的文风一向开阔大气，笔调延宕自如，但《北上》却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我从小生活在运河边，自认对她很了解，但写着写着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徐则臣说：“这部小说涉及很多纯历史的硬知识，譬如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清朝的漕运治理等，都不容有差。”在《北上 》中，运河因一次大水而改道的细节，徐则臣都要搜罗史料，反复考证，确保行文与当年的物候、人情相吻合，也使小说虚构与历史真实完美交融。 

“有一次，从早晨到入夜，我一直写，一直改，最后发现只剩下三十个字。”他笑着回忆，自己从不赞成把写作搞成多么苦兮兮的一件事，但那个时候还真有点“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的感觉。虽然只有三十个字，但我觉得挺好，因为它们立得住，还能带来一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支撑我一直写下去。”

无锡清名桥古运河，《北上》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写完小说之后，徐则臣特地邀请一位运河专家和一位近代史学者，细读全篇，推敲史实。“很多小说家可能觉得没有必要，但我坚信，小说写得好不好，是能力问题；能不能避免史实谬误这样的硬伤 ，就是态度问题了。” 

从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风雨飘摇，到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从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到挑夫、船老大、义和拳民等中国底层百姓，《北上》不仅铺陈出一幅宏大壮阔的历史图景，更勾画出为了理想与生活而拼搏的斑斓众生。“如果说写这部书之前，我是用望远镜去看运河，那么在真正走笔时，我又添置了显微镜和放大镜。” 徐则臣说：“我要唤醒沉睡的运河，让读者感受到她的脉息。”

一个有坐标系的作家 

十年时间，三部长篇。徐则臣的创作风格一贯鲜明：一个是大气厚重，一个是有些“缓慢” 。对此作家本人毫不讳言。“我有一个十分清晰的坐标，它是关于世界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谱系。身处其中，我一方面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也时刻提醒自己：每一个素材，都有谁写过？处理到什么程度？我再动笔的空间和可能性在哪儿？ ” 徐则臣笑着说，这会导致自己的写作变得艰难而缓慢，但也让自己每一次“出手” 都不至落到水平线下。 

这个坐标系帮助徐则臣树立起很强的主体感。在世界文学之林中，他极力避免趋步他人甚至自己走过的路，而是执着开拓新的疆域。从《耶路撒冷》到《王城如海》，再到《北上》，徐则臣几部小说的结构完全不同，甚至也异于其他作家的“套路” 。可以说，他在创作之路上步频不快，但每一脚都是新的天地。 

“这种坐标感得益于北大中文系的严格训练，对小说结构的求新求变则源于恩师曹文轩的启发。”徐则臣曾经反复揣摩《草房子》的行文结构。这部小说所采用的环状谋篇法完全迥异于传统小说线性叙事的模式。“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它一下子打开了我对小说结构的认知。” 徐则臣说，自己在那一天真正“顿悟” 。 

此后每次创作，徐则臣都会先花费大量精力“寻找” 与题材最为契合又带有创新的小说结构。在理想结构搭建起来之前绝不动笔。于是，耗时六年的《耶路撒冷》找结构就用去了三年，四年磨一卷的《北上》，头两年也都被作家用于搭建文章骨架。 

如果说坐标感和结构性是徐则臣作品在技术层面的特色，那么在质地上，他自认有三方面主要追求，“首先，我的小说始终带有理想主义的气质。其次，不论离开故土，还是走向异国， ‘到世界去’都是我创作小说的一个总方向。最后，别样的视野和格局也是我特别追求的。” 徐则臣说，自己期望能以一种异质性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与文明。 

五年级读遍金庸小说 

二〇一八年，香港文坛相继送走了饶宗颐、刘以鬯、金庸等大家，不仅令华语文坛震惊痛惜，也引发了香港会否陷于“文学断代之危” 的讨论。对此徐则臣认为，金庸等老先生在那里，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在那里，就没有人敢说香港文坛是沙漠，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香港乃至整个华语文坛永远的绿洲。 

“我在小学五年级，就已经读完了金庸先生所有的武侠小说。老先生的作品是我非常重要的文学启蒙。”徐则臣说，金庸先生的学养、文笔和吞吐量，特别是那种绵长不绝、层层递推的文气，在整个中国文坛都是十分卓绝的。金庸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也为中国纯文学作家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金庸先生

近年来，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东野圭吾深受中国年轻读者追捧。相反，在日本读者群中却鲜见有同样影响的中国作家。对这种现象，徐则臣有自己的理解，村上、东野的流行，是一股世界潮流，一方面他们不仅风靡于中国读者群，另一方面他们的流行也有内在的必然性。“东野的文风环环相扣，可以带来侦探式的阅读快感，能够很快把人从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 中抽离出来。村上的小说有很多诗意与青春的色彩，这也与当下的时代需求存在某种契合，再加上一些建构性的因素，所以渐成潮流。” 

“事实上，纯文学经典很难成为风潮。”徐则臣坦言，就好比《红楼梦》，它的品质和地位尽人皆知，但为何鲜见人们像追捧村上一样追捧曹雪芹？“我想因为这样的纯文学经典，已经沉淀为我们生命的底色。十岁时我能说出一句《红楼梦》的台词，三十岁 、五十岁、八十岁，我依然能说出其中的句子，这样的作品已经成为人们永恒的数据库 ，而流行作家可能只是阶段性的资料箱。” 

中国文学影响力日增 

除了作家身份，徐则臣还是内地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的副主编。这份装帧朴质的杂志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毛泽东为其创刊号题写过“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的寄语。这个平台的编审工作 ，让徐则臣得以实时了解中国文坛的一线动态。 

谈及对中国文学创作水平的评价，徐则臣认为：“现代小说的源头在西方。我们也长期有一种自卑心理，觉得中国文学比人家差很多。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潜在的预设，那就是把世界文学分为两部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徐则臣说，哪个国家没有文学大家？哪个国家没有传世经典？所以当你把中国以外的、经过充分遴选的优秀文学汇在一 起，拿来与未经充分遴选的、中国文学的整体做比较时，当然会产生错觉。 

著名作家、《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则臣

“文学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一种陌生感。”徐则臣指出，西方世界的生活环境与中国不同，西方作家的表达习惯也不一 样，西方的观念视角更是多有差异，因此， 从小说故事、艺术手法、思想内核这三个维度上，我们的读者在面对中国文学时都很难产生面对西方文学时那种强烈的陌生感。此外，西方文化仍是强势话语，在文学评论领域，人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的眼光和标准去评判所有文学。“如果剔除这些因素 ，从绝对意义上看中国文学，特别是那些优秀作品，已经完全可以和西方优秀作品平等对话。” 

在他眼中，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近年来中国文学的被关注度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可以说，中国文学的未来肯定越来越好。但任何人也不会一口吃成胖子，文学软实力的提升更是缓慢和累进的。所以中国作家应该保持平常心，一方面写好自己的作品，一方面真诚地走向世界。 

为文学甘当“苦行僧” 

来自苏北，求学北京，奋笔沪上文坛， 回归北京定居，徐则臣的行走旅程呈现一种“带毛边的粗粝与漂泊” 。与此同时，从学校老师，到北大学子，再到杂志编辑，徐则臣生命轨迹的另一个面向却十分“光滑平顺 ” 。谈及这两种生活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他有感慨更有理性，“对写作而言，没有哪一种生活是无用的。关键在于你如何把过往的经验，重新纳入你的写作之中，这需要一点机缘，一些思考，把它启动。” 

“从功利角度讲，可能大家都希望过上衣食无忧的舒坦日子。从写作来说，又希望能有一种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人生。”面对这种矛盾，徐则臣笑说，那就顺其自然，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生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并非重要到不可或缺，其实更重要的是作家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思考，以及内化别人生活的技巧和能力。 

徐则臣（右一）在通州的北运河为写作进行调查。

从达官显贵到底层耕樵，从东方古都到西方圣城，徐则臣笔下的世界异常宏阔斑斓 ，但人们想象不到的是，现实中作家的生活却异常“寡淡” 。“我白天忙于编审稿件， 写作都安排在晚上和节假日。即使假期里举家出游，我也是往宾馆里一躲，埋头写作。” 从不看电视，不去影院，更不会逛街的徐则臣，被妻子称为“苦行僧” 。 

“我从不主张为文学一定要把命搭进去 ，但做文学必须要有一点理想主义。”说到这儿，徐则臣朗声笑了起来，仿佛一位数学家破解了迷宫中的密码。

 本文发表于《大公报》2019年1月7日B1版

大公报记者/张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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