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汤汤，溯流北上
我从小就是在河边长大的。江苏水多，所以从小基本上是以水为邻，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现在孩子的各种玩具，我们农村孩子只能在大自然里找自己的小伙伴，那个伙伴就是水，就是河。我想所有农村长大的孩子，跟河流之间的关系，应该都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财富，因为它培养你跟水的感情，培养你对自然界的认识，甚至水流或者河流可以给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提供定位，提供地理上的一个概念。我长大以后，又在京杭大运河边上生活过一些年，这个时候你对它的认识跟过去又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我会有意识地把运河、河流作为我写作的一个背景。
我之前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写了几个小伙伴生活在运河边上，后来他们都离开了故乡，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又回过头来，相聚在运河边上的这条街道，相聚在他们的故乡。运河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他们童年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所以小说里面写了一部分运河。但是写得不尽兴、不彻底，有些朋友看过以后觉得，看起来我对运河挺熟悉，但是在这部小说里面，它不是主角，也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们就建议，能不能专门写一部小说，以运河为主角，沿着运河来写。我在很多场合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总聊过，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在当代商城旁边的咖啡馆里聊天，那个朋友说看《耶路撒冷》，看运河觉得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当时韩总也极力赞成，说既然你这么熟悉，可以试一试。
那时候的确也年轻气盛，觉得自己好像还挺了解运河的，因为我一闭眼，整个运河的轨迹可以在头脑里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我就想，既然我能从宏观上把握，那应该问题不大，而且这些年我对运河的了解的确越来越多，自信应该能认认真真地讲一讲运河的故事。所以当时一拍桌子就答应了。
但真正开始写作以后，我发现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一旦近距离盯着一个东西看，你会发现你过去所谓的“熟悉”，其实是不太可靠的，所以我得重新去做功课。一是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读书，这是我的写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因为运河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所以我沿着运河又走了一圈，从南到北。当然走的也不止是京杭运河，隋唐大运河开封段我也走过，浙东运河我也去过，甚至长江、黄河我都去有意识地做了一些比较，虽然都是河流，淮河和运河之间、长江跟运河之间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在走的过程中，你都会下意识地去比较，所以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有了他者以后，你的那个描述对象才能建立它的主体性。所以说是在研究运河，其实是在研究所有的河流，只有你把它的周边问题处理清楚以后，运河才会更加鲜明地凸显出来。
自从那天在咖啡馆里喝了一杯咖啡，一兴奋说要干这个事以后，剩下的几年时间真是挺辛苦的，把望远镜放下，把显微镜和放大镜拿起来，然后断断续续做了四年，写成了这本书，《北上》。
其实写运河的小说并不少，比如我们的前辈作家刘绍棠老师，他是正儿八经被称为“运河之子”，他的一生都跟运河打交道。而对我来说，虽然很早就跟河流建立起来感情，但是我在运河边上生活的时间远远没有他们长，就是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我对运河那种直观的、感性的占有肯定没有他们多。这逼着我换另外一条路走，结合我自身写作的特点、我的优势，我努力去写一条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的运河，同时我应该更努力地去写一条文化意义上的运河。这条运河除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解决了漕运、水利等生活问题，它给我们的文化、给中国人的精神带来了什么。我们的文化是比较典型的内陆文化，而在南北差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内，我们实现了平衡，实现了融合，实现了流通，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这条河流。这跟我们最后形成非常平和的，能够自由、流畅、自然的中华文化也有很大关系。
大雪封门，跑步穿过北京
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一个“北上”的过程，逐渐沿着河流往北走，最后来到北京。从2002年到北京，到现在生活了快二十年，一直没离开这个地方。我也不敢说是扎下了根，但是一时半会肯定也不会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了解的越来越多，就会发现你对这个城市知道的越来越少，就像个圈似的，周长越大，你的周长接触外围东西的范围就会越大，未知的世界就会越大。
这二十年里，我个人觉得还是留下了一些非常好玩的东西，见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经过了很多有意思的事，这些事断断续续也基本都被我写到小说里了。 如果按照严格意义上大家对京漂的定义，我可能不算那种典型的京漂，因为毕业以后我留在北京，有着北大的光环，而且从事文化工作，是很多人都很羡慕的工作。但对我来说，京漂可能是一种心态，就是你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种笃定的认同感，这个很重要。我刚毕业以后在北京，好多年我一直很难建立起一种认同感，很难有扎下根的意识，这可能是中国非常传统的一种观念，在某一个地方要留下来，必须建立足够的认同感，扎下根来，能够继续生根、发芽、长叶、开花，觉得这是你的故乡，或者这是你终老之地，像苏东坡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是很多年里我都没有心安，虽然北京有很多好处，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刚开始还是非常迷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很多纯正意义上的京漂，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京漂，他们是在这边讨生活的。他们的物质生活我当然也关心，但我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我发现他们也非常在意认同感，非常在意跟北京之间的关系。所以基于这样基本的、共同的、共通的认同感，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我写了一批小说。 现在有极少数人最后可以留在北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交流，交流的时候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年少时候来北京，后来离开了，或是留下来，对他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是成功还是失败。大家都知道京城米贵，居之不易。留下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生是成功的。离开了，他可能是失败了，或者是世俗意义上会理解成失败。
但是《北京西郊故事集》出版以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西郊当年生活过的那个地方，见到了很多年前的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厨师，我们认识的时候都很年轻，二三十岁，现在他已经满头白发，我们聊了所谓的成功和失败的问题。在那群人中，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离开北京的，当时我问他：“要走了，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很好。我在想来的时候来了，我在想走的时候走了，我觉得很开心。”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心态，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怀揣着一个宏大的理想，想在某个地方施展自己、发挥自己，但是碰了壁，因为遇到种种障碍而得不到施展的空间，我们回去了，会觉得灰头土脸的，有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但是这个家伙，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我想来的时候，我能来就已经是成功的，我想离开的时候又能顺顺当当，拍拍屁股就走。我觉得这样很好。
写下去，一个人的战斗
今年的新书《青城》里面，三个小说，两个中篇，一个短篇。前两个中篇，一个是《西夏》，一个是《居延》，也是在我所谓的“京漂系列”那个时段里面写的，虽然两个小说之间相距五六年，当然到后来的《青城》相距时间更长，大概跟最早的跨度接近二十年。
写作有很多的偶然性，但如果你回头梳理一下，会发现所有的偶然性背后都有一个必然性。比如，为什么这三篇小说之间的时间跨度这么大？在我写《西夏》的时候，我觉得只写一个《西夏》是不够的，应该再写一个，后来写了《居延》。之后就有出版社跟我说，能不能把这两个小说放到一块出版一本集子。我当时一直不同意，原因是我觉得不够、不充分，当时只有两个人物，应该再有一个，或者再有两个人物，它才能成为我所认可的、我觉得圆满的一个集子。 我在写《西夏》的时候，二十五六岁，还处在恋爱的阶段。到了写《居延》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但是结婚时间不长。而写《青城》的时候，我孩子都好几岁了。我在爱情和婚姻里走得越来越深，越来越远，所以对女性、对婚姻、对家庭的理解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也不敢说理解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透彻，但的确是知道的越来越多，知道女性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多大的作用。所以西夏、居延和青城，她们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你能够在她们身上看见她们的婚姻跟家庭、婚姻跟爱情之间的关系。我也不敢说三个女性完全表达了我对这块生活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觉得它阶段性地清空了我的一些思考，如果现在让我再写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我会处于失语状态，一时半会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的想法还没有充分到我可以再写一个小说的程度。虽然《青城》是一个短篇小说，但是放在这个小说集里面，《青城》跟《西夏》《居延》站在一起的时候，它们的份量是一样的。而这三篇放在一起，我期待中的那个圆满和那个完整都实现了。 说到茅盾文学奖，我觉得获奖有很大的偶然性，谁也不敢说你就得拿这个奖，谁也不敢说我跟这个奖就无缘。但如果真的是有缘，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运气，因为它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这么多年，我对类似的奖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拿到了当然很高兴，这是一个鼓励。因为在写作这项工作中，虽然我们现在痛并快乐着，但你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人的战斗。再坚强的人，可能在这个漫漫长途中都会有一种孤独感，都会产生某种虚妄感，你会怀疑你工作的价值。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有人有所呼应，这个呼应无论是鲜花和掌声，还是批评，你都会觉得我这个事有人关注，所谓“吾道不孤”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是鲜花和掌声，是别人的认可和肯定，就像奖项，那当然是最好的，起码证明这一阶段你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对我的写作本身，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不是说一个作品获奖以后它就会变成另外一部作品，获奖以后，我就从一个作家变成另外一个作家。你的写作还是在原来的路径上往前走，这个过程还是要保持你的惯性，同时还要创新，还要吸取新的东西。我没有感觉到获奖以后我的压力有多大，我的心态发生什么变化。写了二十多年，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对荣誉、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固定的。一种批评摧毁不了你，一个荣誉同样也摧毁不了你。所以很多人觉得你获了一个大奖，是不是就能毁掉一个作家？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如果一个奖就能把一个作家毁掉的话，那这个世界上能毁掉作家的东西太多了，也就没有必要对这个作家抱有多大的期望。所以一个强大的作家，我觉得没那么容易被一个奖摧毁。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会让你更放松。我会更加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它会把你的自信心提高到一个高度上，可以坚持相对比较偏僻的、比较偏执的一些想法，包括非常实验性的一些想法，我都觉得我可以去做。
写作到一定程度是需要勇气的，这个勇气不是你拿刀面对敌人那种你死我活的勇气。对很多人来说，在战场上的那种勇气当然是非常难得，我们要表示无限的敬意。但同时，一个人面对稿纸、面对电脑的时候，你能敲下去，你能写下去，依然需要一种勇气，那个勇气真的不亚于在战场上面对敌人、面对生死的选择。所以这么多年，其实是一个一个的鼓励，不断地给我勇气，让我能够面对一张空白的稿纸、面对一台电脑。我可以一直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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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
《北上》是著名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创作完成的长篇新作。本书阔大开展，气韵沉雄，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北”是地理之北，亦是文脉、精神之北。大水汤汤，溯流北上，本书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在这个意义上，大运河是中国的一面镜子。作为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大运河千百年来如何营养着一个古老的国度，又是如何培育了一代代独特的中国人，在作品中亦有深刻的文化思索与艺术表达。点击【图书封面】一键购买图书
《耶路撒冷》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
少年时代，初平阳和小伙伴们在运河边一座摇摇欲坠的斜教堂外，听见一个文盲老太太独自在里面一遍遍地念叨：耶路撒冷。初平阳一直以为是这个词的汉语发音足够动听和神秘，才让他多年来念念不忘。直到博士毕业前夕，在一个从以色列来的犹太教授的追问下，他才发现，自己对耶路撒冷的想往，不仅源于汉语发音的诱惑，更是内心里隐秘多年的忏悔和赎罪之结……《耶路撒冷》是70后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的长篇小说成名作。本书聚焦在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代中国年轻人，以在运河边长大的五个年轻人举行的一次赎罪式的聚会开始，勾连出北京、上海、故乡和国外等不同城市和地域的生活，旨在通过对他们父辈以及自我切身经验的忠直描述，深入地探寻在急速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这一代人的精神脉络，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生活现状和疑难困惑。作为70后的成长史、一代人的心灵史，《耶路撒冷》是作家生活经验和文学经验的一次重要总结，也是70后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是70后作家迄今最具雄心的长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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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郊故事集》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
《北京西郊故事集》是70后首位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的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屋顶上》《轮子是圆的》《六耳猕猴》《成人礼》《看不见的城市》《狗叫了一天》《摩洛哥王子》《如果大雪封门》《兄弟》等九篇作品。“花街”与“北京”是徐则臣小说创作的两个重要脉络，本书正是描写了一群自花街来到北京的年轻人——行健、米箩、木鱼、宝来等的生活境遇。他们在北京西郊这片他乡生存艰辛，却始终心怀热情，面对未来即使心中彷徨，也绝不屈服于此刻。他们喜欢在夕阳渐落之时爬到屋顶上，遥望那一片浩瀚的楼房加霓虹灯的热带雨林。入夜的北京前所未有地空旷，在柔和的路灯下像一个巨大而又空旷的梦境。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跑步穿过中关村》精选了作家徐则臣作品中“北京”主题的三篇中篇小说，分别是《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三篇作品均讲述了漂泊在北京、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他们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正式工作，除了身份证，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这个社会旁逸斜出的那一部分，歪歪扭扭地在一边独自生长。这些年轻人虽然生活有些艰难，但生命力旺盛，有着永远不灭的生活热情，和对未来的积极向往。作者在繁华的京城景象之下，展现了“北漂”这一特殊群体阴暗、动荡、困窘而又不无喜剧意味的底层生活。“跑步”，为生存奔跑，有目标，有速度，有力度；以小人物身上洋溢着的旺盛向上的生命力，反衬其苦苦挣扎不甘沉没的现实。三篇小说，情节不断分衍，场景随机设置，通篇结构看似大写意，却有细致的勾描，足见作者的掌控能力；叙述语言娴熟、生动、富于生活气息而又自成格调。尤其是徐则臣成名作《跑步穿过中关村》自问世以来，温暖了许多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的心。“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地名，也已逐渐成为一些年轻人对于北京的向往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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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雪封门》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1年10月出版
《如果大雪封门》精选了作家徐则臣的十七篇短篇小说，内容也涵盖了作者创作的两大脉络——“北京”和“花街”，其中一篇同名作品荣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作品以较强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表达了作者始终探索的年轻人奋斗的主题。正如徐则臣一贯的风格，一个好的题目孕育出的一个更好的故事。同名作品《如果大雪封门》，以几位青年打工者在北京的生活为底子，以精细绵密的语言和出人意表的想象，讲述了一个梦想与现实、温情与伤害、自由与限度相纠结的故事，如同略显哀伤的童话。对几位来自南方乡村的青年来说，大都市的生活恍若梦境，现实却不免艰难，但他们一直生活得认真严肃，满怀理想。这部作品中的其他主人公也大都心怀善意，有着苦中作乐的智慧，作者写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包括灵魂的动荡，那些看得见的，他写得郑重，那些看不见的，他写得更用心用力。全书文字质地坚实，甘冽温暖，静水深流，有一种近距离的艺术感和思考世界的纵深感，从中可以一窥作者十多年成长的轨迹。
小说集《青城》收入了作家徐则臣创作的两篇中篇小说《西夏》《居延》及同名短篇小说《青城》。三部作品彼此独立，又内在相连，主人公都是现代女性——西夏，居延，青城；“三姐妹”的命名又都与某一地名有关，西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近两百年的神秘王朝，居延是古代西北地区的一处军事重镇，青城则是地处西南的一座道教名山。这种取名寄予着作者的一种文化与历史情愫，但更多的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神来之思。“西夏，居延，青城；三个词放在一起是多么合适，三姐妹聚在一起是多么美好。”三篇作品文笔凝练，意蕴深远，作者藉饱含历史意味的古地名作为人物的精神符号，探讨着现代女性的情感与精神自洽问题。三篇哀伤又清澈的爱情故事，讲述了三位女性的情感遭际，道尽了她们的艰难、辛酸、迷茫与坚执，也写出了她们的正直、坚韧、善良与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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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则臣：写作，是一个人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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