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四年 | 阿来：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

我亲历了汶川地震，亲眼目睹过非常震憾的死亡场面，见证过最绝望最悲痛的时刻，也亲见人类在自救和互救时最悲壮的抗争与最无私的友爱。因此常常产生书写的冲动，但多次抑制这种冲动，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恰当的语言。为此，还得承受常常袭上心头的负疚之感。

这次地震，很多乡镇村庄劫后重生，也有城镇与村庄，与许多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想写这种消失。我想在写这种消失时，不止是沉湎于凄凉的悲悼，而要写出生命的庄严，写出人类精神的崇高与伟大。在写到一个个肉身的殒灭与毁伤时，要写出情感的深沉与意志的坚强，写到灵魂和精神的方向，这需要一种颂诗式的语调。在至暗时刻，让人性之光，从微弱到强烈，把世界照亮。即便这光芒难以照亮现实世界，至少也要把我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照亮。要写出这种光明，唯一可以仰仗的是语言。必须雅正庄重。必须使情感充溢饱满，同时又节制而含蓄。必须使语言在呈现事物的同时，发出声音，如颂诗般吟唱。

这样的语言在神话中存在过，在宗教性的歌唱中存在过。当神话时代成为过去，如何重铸一种庄重的语言来书写当下的日常，书写灾难，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科学时代，神性之光已经黯淡。如果文学执意要歌颂奥德赛式的英雄，自然就要与当下流行的审美保持一定的距离。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史诗》一书中说：“史诗——无论古老或现代的史诗——所具备按下义性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精神就是凌越反讽。”他还说，无论是但丁，弥尔顿还是沃尔特·惠特曼，都充满了这种精神。如果说但丁和弥尔顿于我多少有些隔膜，但惠特曼是我理解并热爱的。布鲁姆说，惠特曼式的英雄精神“可以定义为不懈”，“或可欣赏之为不懈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里，所见的一切都因为一种精神气质而变得更加强烈”。
我出身的族群中有种古老的崇拜体系，是前佛教的信仰，它的核心要义不是臣服于某个代表终极秩序和神圣权力的神或教宗，而是尊崇与人类生命同在的自然之物。这种信仰相信与血肉与欲望之躯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美丽的灵魂。同时拥有这两者，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们的神也是在部族历史上存在过的，与自己有着血缘传承的真正英雄。这种信仰与纯粹的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需要的只是顺人，而前者却能激发凡人身上潜在英雄品质。


这和斯宾诺莎提倡的自然神性是契合的。
斯宾诺沙说：“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对经验世界中显示出来的高超理性的坚定信仰，这就是我的上帝概念。照通常的说法，这可以叫做‘泛神论’的概念。”表达或相信这种泛神的价值观，必须配合以一种诗性的语言。我熟悉这样的语言系统。进入《云中记》的写作时，我可以从我叫做嘉绒语的第一母语中把那种泛神泛灵的观念——不对，说观念是不正确的，应该是泛神泛灵的感知方式转移到中文中来。这并不是说把这个语言系统照搬过来就可以了。一种古老的语言，它已不能充分胜任从当下充满世俗性的社会生活中发现诗意与神性，它的一些特殊况味也很难在一个语言系统中完美呈现。更何况，在书写地震时，它还会与一整套科学的地理术语相碰撞，这其中，既有可能性的诱惑，同时也四处暗伏着失败的陷阱。虽然如此，我还是把这种语言，这种语言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作为我的出发点。使我能随着场景的展开，随着人物的行动，时时捕捉着那些超越实际生活层面，超过基本事实的超验性的、形而上的东西，并时时加以呈现。在这样的情境中，语言自向便能产生意义，而不被一般性的经验所拘泥。不会由于对现实主义过于狭窄的理解，因为执着于现实的重现而被现象所淹没。
这种语言调性的建立，古典中文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事物相遇相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
是“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时刻。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的时刻。
这样伟大的时候，是身心俱在，感官全开，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而中国叙事文学“且听下回分解”式的方法从未取得过这样伟大的语言胜利。
《云中记》这本书，在表现人与灵魂，人与大地关系时，必须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必须把眼光投向于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此时，中国文学中汲汲于人与人关系的那些招术就失灵了。只有中国诗歌中那些伟大的启示性召唤性的经验，正是我所需要的，这种在叙事状物的同时，还能很好进行情感抒发与控制的能力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发现，中国文学在诗歌中达到的巅峰时刻，手段并不复杂：赋、比、兴，加上有形状，有声音，有隐而不显的多重意味的语词。更重要的支撑，是对美的信仰。至美至善，至善至美。至少在这本书里，我不要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我要沿着一条语词开辟的美学大道护送我的主人公一路向上。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
巨大的灾难，众多的死亡当然是让人“语还哭”的，但灾难的书写不能仅止于绝望，更要写出“行且歌”的不屈与昂扬。这种叙写与抒发可以同时兼顾的优越特点，我认为正是中文所擅长的，需要珍视与发扬的。《文心雕龙》中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尽管我们对如何完成一部小说有很多讨论，但更多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而我向来以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有人写作所需的材料与构想，最终要等待的还是特定语言方式的出现。在写作进程中，语词间时时有灵光跳跃闪烁，一个写作者就是一个灵光捕手，手里有的只是一张随时可以撒开的网，在语词的海洋中捕捉灵光。一网下去，捕捉住了什么，打开看看，在意外之外，捕住了什么？通感。象征。隐喻。或者只是一个准确的词。或者是一个形象全出的字。暗示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暗示。瞬息之间，那个被无数次使用而又麻木的词又活过来了。那个老旧的字，站在那里，摇撼它，它会发出新的声音，新的声调带着新的质感。如此，一个有着新鲜感的文本渐渐生成。语词是它的地基，语词是它的门户，语词是它的穹顶。
哈罗德·布鲁姆列出三条好小说的标准，第一条就是“审美的光芒”。我想，这个光芒必然是来自语言。
最后补充一句，前面说，嘉绒语是我的第一母语。这种语言，是我最初进入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的路径。当我开始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用中文写作。我更喜欢把许多人称为汉语的这种语言叫作中文，因为它也是全中华共同使用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文叫作我的第二母语。我的幸运在于，这两种语言都在不同方面给了我伟大的滋养。

 （原载于 《十月》2019年第1期）

全村人都搬走了。 

阿巴也去了移民村。
去了四年多时间，阿巴又一个人回来了。 
他对移民村的乡亲们说：你们在这里好好过活。我是云中村的祭师，我要回去敬奉祖先，我要回去照顾鬼魂。我不要任他们在田野里飘来飘去，却找不到一个活人给他们安慰。 
在异乡落脚，重新生根的相亲们说：阿巴，你要回来。阿巴想，以后我就不跟你们这些活人说话了，我去和死去的人说话。
阿巴回来了，却没有力气进村。
一晚上，阿巴都坐在村前磐石边的松树下。 
一晚上，脑子里翻沸着当年的情景，直到天亮。

编辑：徐vv

审核：胡晓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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