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50年后，他决定创业

在经历了一年半的漫长申请，跑了无数次卫计委，王飞终于在他63岁那年拥有了自己的诊所。

 一 

王飞是安徽天长人，今年65岁。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清末、民国的老中医。

1969年，15岁的王飞进入天长五七大学，攻读卫生专业。这所学校的前身是60年代初在近千亩上泊湖湿地建立的半耕半读的天长农技校，文革期间改办为五七大学，当时只开设三个专业，分别是畜牧、农技和卫生。在这里，王飞学习了两年临床医学，并于1971年拿到了结业证书。

跟王飞一同结业的有50多人，这些人和王飞一样，都是从县里各个人民公社选拔过来的。甫一结业，王飞就被分配到了新民公社牧马湖合作医疗，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当时合作医疗总共只有五个人：两个医生、一个会计、一个妇幼保健员（负责接生）外加一个药剂师。就是这五个人，肩负着数千人的医疗保障和疾病防疫任务。

“合作医疗没有专门的场地，公社给配了三间小土房，一间门诊室、一间药房，还有一间会计室。厕所是露天的。”据王飞介绍：“医疗设备也很简单，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医生和普通农民一样，一天13个工分。”

 二 

上个世纪60年代，乡村卫生站医药物资很少，抗生素尤其缺乏，连针管都要循环利用的玻璃针管，每隔几天就要烧水消毒。“赤脚医生”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解决了大部分农村居民看病的难题。

白天没有病人的时候，王飞和同伴们就自己种中草药、砍柴烧水，亦医亦农。王飞介绍说：“当时国家很贫困，农村更是缺医少药。中央号召把中西医结合起来，‘一根针、一把草’，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

当时农村的“赤脚医生”，不仅要治病，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预防。王飞当时参与的疾病的防控工作，遇到的第一个“敌人”就是疟疾。

几十年前，疟疾的阴影曾笼罩全中国，人们一度“谈疟色变”。1972年到1975年，江苏、安徽、湖北等黄淮流域省份曾大规模暴发疟疾疫情。为了控制住疫情，这些地区进行了全民服药，人数上亿。当时，一火车一火车的药从全国各地的药厂拉到这里。

作为那个时代特有的符号，以王飞为代表的“赤脚医生“们在农村疟疾、地方病盛行时，背着药箱挨门挨户问诊，“送药到手、看服到肚、不咽不走”，最终让疟疾销声匿迹。

 三 

“查治丝虫病那会儿，我们每天半夜赶到村民家里，挨家挨户抽血取样，凌晨五、六点钟才能回卫生室，白天也不能休息，汇总填表、整理表册。那时候没有手电筒，我们都是打着火把走路，点着煤油灯工作。”王飞告诉“医学界”，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他难忘的事。

一天，王飞像往常一样在卫生室填表，一个老乡突然慌张地跑了进来：“王先生（当地对医生的尊称），我家小孩快不行了……”王飞听完，拎起药箱就走，赶了十几里路，终于到了老乡家里。

“一问孩子，说已经死了，家人用席子卷起来丢在草垛里，都准备下葬了。我连忙让他们等等。”回忆当时的情景，王飞的语气带着欣慰：“我拿出听诊器一听，还有心跳。赶紧把孩子抱了回去，最终查出来是胆道蛔虫，孩子疼痛难忍，陷入了深度昏迷，家长误以为孩子死了。”

王飞守着孩子治疗了两天两夜，最终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从那以后，为了谢恩，孩子的母亲每年都会给王飞做一双新鞋。

 四 

时间转眼到了1978年，我国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赤脚医生”制度，曾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而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旧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依托，并逐渐解体。以“赤脚医生”闻名的中国模式，逐步淡出舞台。

1983年，中央决定撤销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撤销作为村行政机构的生产大队，建立村民委员会，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作为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的“网底”，在这场变革中，王飞所在的新民公社被划入了新华乡，合作医疗也被改为新华乡牧马湖村卫生室。王飞的身份也迎来了转变，从“赤脚医生”变成了乡村医生。

借着改革的东风，原来合作医疗的三间土房也升级为砖瓦结构的民房了。人员也进行了调整 ，既没有护士也没有药剂师，只保留了3名村医。

“国家不给钱了，名义上是卫生室，实际上是个体经营。我们成了个体户。”王飞笑着说：“好在那时候农村人很多，我们村有四千多人。不像现在，都是‘空心村’。说句心里话，那时候做村医，多少还是能赚到钱的。”

就这样，从1981年开始，王飞做了25年村医，一直到2006年退休。“25年里，一天都没有休息过。逢年过节不是在出诊就是在出诊的路上。”王飞坦言：“那时候农村交通不便，村民们生病了都派人来喊。一来一回，每天跑个几十里地都是家常便饭。”

 五 

然而，由于乡村医生身处国家编制之外，王飞和同事们一直都是一群身份尴尬的“健康守门人”。

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地位重要的村医，身份却一直非农非医。他们不占编制，工作内容是由政府购买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原则是“做多少事，给多少钱，钱随事走、购买服务”。因此，村医也没有固定工资，他们的收入是服务费用。

不仅如此，根据规定，村医“不属于正式职工，国家和省州无相关乡村医生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政策支持，不统一购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也让王飞对自己退休后的生计产生了忧虑。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逐渐放开政策，开始逐步允许村医参加国家级的考试。王飞也准备碰碰运气。

2006年，经过3年的准备，52岁的王飞人生中第一次来到了省城合肥，参加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国家级考试。

初到省城，让他格外兴奋。面对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高楼林立的街区。年过半百的王飞突然觉得，应该再做点什么事，给活了半辈子的自己一个交代。

日子一天天过去，四个多月后，王飞收到了自己的《中医执业医师证书》。打开证件的那一瞬间，王飞的眼角有些湿润，这是他人生中第一张国家级证书。高兴之余，他还办了两桌酒。

 六 

2012年，王飞年满60岁，正式退休。赋闲在家的他，萌生了开诊所的想法。

早在考执业中医师资格证那会，王飞就多多少少了解了医疗机构筹办的流程。因此他清楚，开办诊所除了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之外，还须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经过合法登记才能正当行医。他对此信心满满，他觉得自己符合开办诊所的硬件要求，一切应该是水到渠成。

然而，在一次次登门申办的过程中，王飞接连碰壁。据他回忆，从最初的行政服务中心人员“脸色不好看”到卫生主管部门一次次要求“补齐材料”，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阻止他开办诊所。

当时间进入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于7月1日起实施的新闻引起了王飞的注意。根据该法，执业中医师开办中医诊所由许可制改为备案制，办医条件“松绑”，他感到自己距离实现梦想只有一步之遥。为此，他又成了市卫计委的“常客”。

最终，在经历了一年半的漫长申请，跑了无数次卫计委，王飞终于在他63岁那年拥有了自己的诊所。考虑到患者源的问题，王飞选择离开自己深耕了几十年的新华乡，把诊所开到了经济较为发达的秦栏镇。

之前作为一名村医，王飞要投入很多精力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自己开诊所以后，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节奏也能控制，他能更加专注在诊疗服务上，更多地把时间用在与患者沟通上面。

一年多下来，王飞诊所的经营效果也很理想：100平米的诊所，平均每个月的门诊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同时，因为医疗经验丰富、环境提升，目前患者量还在稳步上升。

虽然，王飞开的是中医诊所，但随着政策放开，西医也可以占一定比例。目前，其开展业务主要以中医服务为主，针对常见病和多发病。今年，王飞又聘请了两个护士，加上之前的一个执业药师，目前他的诊所已经有4个人了。

从“赤脚”医生满村跑，到拥有了自己的诊所；从白衣少年到年逾花甲……从医近半个世纪的王飞，几乎亲历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全过程。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诊所办好，在人生的下半场，继续为家乡的卫生事业发挥点余热。

本文首发：医学界

本文作者：李兴鹏

责任编辑：田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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