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镜专家徐美东的二次创业

徐美东主任的职业成长史，也是一部中国内镜学科的发展史。

消化内镜专家徐美东主任做过近千例内镜经黏膜下隧道肿瘤切除术（STER），他切过的最大的瘤子达十几公分，最近，他又达成了另一项记录，在为一位食管多发黏膜下肿瘤患者进行的手术中，他切下的大大小小的瘤子加起来有20多枚，连起来像一串“蜜蜡项链”。

手术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手术室中进行，手术过程中，即使见多识广的徐美东主任也惊呼连连。随着一枚又一枚瘤子像“挖土豆”般逐个挖出，这台手术也吸引了多位医生前来围观。

这是一位年轻女性患者，当地的检查结果显示，在食管中上段黏膜下生长了多个肿瘤，在医生的推荐下，来到东方医院找徐美东主任就诊。不得不说，她算是找对人了。因为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黏膜下肿瘤的STER手术，就是徐美东主任发明的，业界称之为“徐氏”手术，已被多省市写入内镜手术目录。

STER手术

在STER手术发明之前，消化道黏膜下肿瘤不管是开刀还是内镜下切除，都要切开正常组织找到肿瘤，才能完成切除，这有可能造成消化道瘘并发症。

在《中国消化道黏膜下肿瘤内镜诊治专家共识(2018版)》的“操作相关并发症及其处理”部分，第五条就是关于消化道瘘的介绍：常见消化道瘘包括食管纵隔瘘和食管胸腔瘘等，一旦瘘出现，可采用食管覆膜支架堵塞瘘口，同时行胸腔闭式引流等，保持通畅引流，加强抗感染治疗并给予充分的营养支持。

指南中的描述虽然轻描淡写，但临床上一旦遇到消化道瘘病例，用徐美东主任的话说，“那是很折磨人的，一旦瘘到胸腔，没有一两个月好不了，天天去关心引流情况，做CT、穿刺等，搞的人精疲力尽。”

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折磨，徐美东主任下定决心，要么找到一种新手术方式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就不做这类病人了，直接交给外科去做。

就在徐美东主任天天琢磨怎么解决“瘘”的问题时，国内正好引进了一项新技术——经口内镜下肌切开术（POEM），用于治疗贲门失弛缓症，这种手术通过在食管黏膜下层建立一个“隧道”，直达食管下段括约肌进行选择性切断。

这项技术给了徐美东主任启发。“那时我灵光一闪，想如果能通过同样的隧道切除肿瘤，黏膜保留完整，会不会更安全？”这个想法得到了他的老师姚礼庆教授的鼓励和支持，徐美东主任迅速把想法变成了实践。

“开始做了几例，觉得还比较顺利，后来在临床中对手术的安全性、手术方式、适应症不断摸索完善。”经过两三年的实践，徐美东主任将STER打磨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新技术，在2011年4月的一个国际消化内镜学术会议上，徐美东主任演示了这项手术，顿时技惊四座。

当时参会的各国专家都认为，这项新技术对于黏膜下肿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既能保持消化道的黏膜完整性，又能干净的切除黏膜下肿瘤，因此很快就被广泛接受，并得到了迅速推广。

“现在三级医院基本都在做，普及率很高，只要有ESD（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的基础，学这个并不难，这项技术好就好在它能解决问题，又容易推广，如果一项新技术门槛非常高，只有少数人能做，能发挥的价值也不会很大。”

徐美东主任表示，虽然大部分黏膜下肿瘤是良性，但也有部分是恶性的或潜在恶性的，比如胃肠道间质瘤，长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恶性间质瘤。“我们切的都是中低危度的，在没有变成高危度之前就切掉。”

即使不会恶变的良性肿瘤，如果任其生长，会引起消化道梗阻、破溃出血，也要进行切除。而黏膜下肿瘤的发病率并不算低，随着内镜学科的发展和筛查普及，黏膜下肿瘤的发现率也将越来越高。

壮年再就业

虽然徐美东主任如今已是享誉国际的内镜专家，但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其实一直是普外科医生。

“我做了20年的外科医生，在中山医院我一直在普外科，很多医院的胃肠镜都是消化科在做，但中山医院是普外科顺带做胃肠镜。”徐美东主任忆及自己是如何成为一名内镜专家时说，“最初没人愿意去做胃肠镜，做外科医生多骄傲啊，那时候内镜设备差，科室条件也差，不受重视，公众接受度也低，因为我的导师是做内镜的，所以我就跟着做了。”

徐美东主任的职业成长史，也是一部中国内镜学科的发展史。最初无人问津的内镜学科，随着疾病谱悄悄发生变化，消化道肿瘤患者越来越多，胃肠镜也越来越受重视。同时，临床需求也催生了内镜技术快速发展，内镜从只是“看看”的辅助检查科室，也一跃成为微创治疗领域的前沿科室。

“我们最初做的很多大肠息肉都是开大刀，后来发展到腹腔镜，现在基本上已经不会有人因为息肉去开刀了，直接在内镜下解决。”徐美东主任说。

ESD是内镜学科发展史上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直接推动了内镜学科从简单的切息肉飞跃到切除消化道早癌的阶段。2006年，这项技术传入国内后，迅速改变了内镜学科的地位。“我们可以有病房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做检查的要什么病房。”

到2010年，内镜下的治疗技术在国内已经发展的十分成熟，此后又经过十年发展，中国的内镜下切除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最初跟着人家学，现在仅在内镜下切除技术方面，我们已经领先欧美和日本。”

2010年开始，徐美东主任就不再拿手术刀了，从之前的外科、内镜双重职业身份的医生，转变为纯粹的内镜外科医生。他说：“现在有些内镜手术，完全可以与外科手术相媲美，随着做内镜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内镜下能直接做的手术也越来越多。”

2019年，徐美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离开学习工作了20年的中山医院，加入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接任内镜中心主任。随着徐美东的加入，东方医院内镜中心的软硬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可以说上了好几个台阶。

徐美东主任对于自己做出加入东方医院的决定，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东方医院内镜中心作为浦东新区高峰高原学科消化病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扩大和发展，需要一个新的学科带头人；地利，东方医院启用新大楼之后，释放了一些空间，能够按照未来发展规划打造一个全新的内镜中心；人和，除了他带的几个学生之外，也从全国各地吸引了一些优秀的各有特长内镜医生加入。

另外，东方医院还给徐美东主任一个条件优越的实验室做科研，他表示这也是他加入东方医院的一个重要因素。“学科要想做大做强，科研跟不上，肯定也不行。”

从学科排名全国前三的医院，跳到一个不那么著名的医院，徐美东是怀抱理想而来。他说：“我来是为寻找发展空间，东方医院和浦东新区都给了我很大支持，我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上海乃至国内顶级的内镜中心。”

上海前五

位于门诊楼三楼的东方医院内镜中心，由徐美东主任亲自设计，此前的内镜中心位于地下一层，面积小、设施差。徐美东主任称，如果让他去地下室老内镜中心，他肯定不能答应，说的再好也不来。“我要打造国内著名的内镜中心，没有平台，我做不出来。”

2018年6月，徐美东主任就开始勘察设计东方医院的新内镜中心，全国几个大的内镜中心他都去过。他说：“除了因地制宜以外，还要去学习别人的理念，国内大的内镜中心我都去了，上海的每一家大的内镜中心也都去过，每个地方总归有其长处。”

徐美东主任用了半年时间勘察各地内镜中心，把看到的优点都记录下来，思考怎么用在自己的设计中。最终，全新设计建设的东方医院内镜中心占地2000多平米，最中心是患者苏醒区，围绕苏醒区的是16个操作间，包括2间ERCP操作间、2间内镜专用手术室，最外围是医生的办公室、会议室和远程会诊中心等，中心各功能区布局合理，环境舒适。

设计好、面积大是徐美东主任对内镜中心的两个基本要求。“一个内镜中心的大小，也代表着专业的水平和业内地位，如果建的很小，就不可能做的很大，因为随着你的影响力增加，患者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面积一定要大，我是按三年后的规划来设计的，否则很快就会面临发展瓶颈。”

2019年，东方医院内镜中心的胃肠镜检查量就接近了6万，ERCP手术做了1300多例，徐美东主任预计，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达到1500多例也没问题，这个手术数量已经能在上海排进前五名了。

除了陆家嘴本部院区外，徐美东主任也计划将东方医院南院区的内镜中心，按照相同标准进行改建，提供同质化的内镜诊疗。加上南院区的1000平米，东方医院内镜中心将达3000多平米，在国内这么大的内镜中心不超过5家。

有了这样一个大平台，徐美东主任对三五年后打造出一个国内著名内镜中心充满信心。他说：“到了我这个年龄，虽然个人收入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自己还有一些小小的理想要去实现，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实现的平台。”

内镜筛查很重要

国家消化内镜质控中心主任李兆申院士有一句名言：发现一例早癌，挽救一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徐美东主任2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对这句话感触尤深。

“我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5年前我还在中山医院，江苏盐城一个老师，陪他的朋友来找我做内镜体检，那天他刚好没吃早饭，也顺便做了个胃镜，当时也没发现大问题，就是胃部有一点点发红、糜烂，做了常规活检。”

徐美东主任坦言，那时候他们对早癌的意识还没那么强，那个老师做完检查后就回家了。过了两三周后，徐美东主任接到了他的电话。“他问我，病理报告中的‘印戒’是什么意思，我一听吓坏了，我说你赶快来，我再给你做一次。”

第二次胃镜检查所见与第一次相同，活检病理结果还是印戒细胞癌。“然后就给他开刀了，胃大部切除，那时候国内ESD还没正式在临床开展。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真的救了他的命，十几年来他一直都好好的。”

随着内镜筛查普及，这样的案例也越来越多，近两个月来，东方医院内镜中心就查出三个胃印戒细胞癌，其中一位还是本院的职工。“一位年轻漂亮的护士，才30来岁，家里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其实她既不幸又万幸，不幸的是得了这种病，幸运的是早期发现了，基本上可以治愈。她查出来后，医院很多医护人员都来做了内镜检查，确实害怕。”

去年，东方医院内镜中心近6万的消化内镜检查量，其中60%是因为有不适或其它症状而来，20—30%的人是纯粹来做内镜体检，徐美东主任希望，来做内镜体检的人数比例能再高一些，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来。

在我国，消化道肿瘤发病率在各系统肿瘤中排第一，早期发现的唯一手段就是做胃肠镜筛查。肿瘤发现的早晚直接决定着患者的生存期，徐美东主任表示，早期发现一个癌前病变，切除后就与正常人一样了，但如果晚几年发现，生存率就得以5年来计算，差别太大了。

因此，徐美东主任特别强调科普，他要求科里所有的医生都要通过网络做科普宣教，让公众了解内镜筛查的重要性，并且专门成立了消化道肿瘤早筛团队，团队里的徐勤伟医生在微博上的读者很多，很多外地患者特地来上海找他做内镜检查。

上海早在2012年就启动了大肠癌社区筛查项目，但相关数据显示，至2019年底，仍有超过40%符合筛查条件的上海居民从未参与过筛查，初筛结果为阳性的居民中，超过60%者未按建议接受肠镜检查。

为了唤起公众重视，改善这一筛查现状，徐美东主任牵头并联合浦东新区多个社区卫生中心，成立了“东方大肠癌早筛区域联盟”。为了让联盟工作落到实处，徐美东主任要求科里每位医生负责2—3家社区卫生中心，为筛出的患者提供闭环管理。

“我一直跟相关领导说，这样做三方都有利。”徐美东主任说，“社区卫生中心也想做一些事，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除了和我们合作外，他们还可以和其它科室合作；对患者也有好处，从筛查到内镜检查、后续治疗康复，全程都有人管了。”

徐美东主任对早筛联盟投入心血很多，虽然还在疫情期间，他也特意请示相关领导批准，把联盟内各社区负责人请到医院，在内镜中心召开了一次启动会。“以前不是每个人都了解我们，开启动会的目的主要是让他们来实地看看，看看我们的条件、我们的团队，看过之后他们也都很开心，也很放心。”

早筛联盟成立之后，可以预见的是，内镜中心的患者量也会随之增加，为此，徐美东主任要求早筛团队要做到为每个患者负责，患者量增加的同时，也要保障检查质量，每个病人都要精查。“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要做好口碑，所以我们早期胃癌发现率很高，我自己今年就发现好几例。”

“美国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了，为什么美国大肠癌的发病率在降低？因为他们通过大肠癌筛查，把发现的大肠息肉都切除了，这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手段。我们去年做的近3万多例肠镜检查中，大约15—20%的患者至少有息肉，比例还是很高的。”

消化道内镜检查的重要性，近几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在体检界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胃肠镜的体检都是耍流氓。身为内镜专家，徐美东主任也建议，对于有高危风险因素的人，比如有胃肠道肿瘤家族病史的，到了45岁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检查，普通人群到了50岁也应该去做。

来源：医学界

作者：田栋梁

校对：臧恒佳

责编：郑华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