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66年后，她给彭丽媛写了封信

出于对传染病的恐惧，很多人“提痨色变”，马玙不一样，她从不担心自己被传染。

撰文 | 纪佳文

“这封信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也是对我们‘结核人’的鼓励。”收到彭丽媛的回信，马玙有点意外。

马玙是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的一名医生，2021年3月，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前夕，马玙给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大使彭丽媛写了一封信，感谢彭丽媛对结核病防治事业的支持，并讲述了自己多年从事结核病防治的感受，表达了要继续发挥余热的决心。

马玙没有想到，这封信会这么快就得到了回应。4月24日，收到彭丽媛的回信，她展开信件，认真地读了一遍又一遍。信中，彭丽媛肯定了国内结核病防治方面的显著成效，并称愿意与结核病防治工作者和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结核病防治上取得更大成绩。

“结核病，不能只看病不看人”

马玙90岁了，身边的人称她“马老”。

1955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的马玙被分配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现北京胸科医院），开始从事结核病的诊治、科研与教学工作，至今已有66年。如今，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她，仍然坚持在岗位上发挥着她的光和热。

每周四，马玙都会在北京胸科医院出诊。她接诊的病人，很多已经被结核病困扰良久，慕名而来；别的医生拿不准的复杂病例，有时也会被转到马玙这里来。马玙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放大镜，一张一张地看患者的胸片CT，认真地与患者交流病情。

接触过马玙的人都知道，马玙对待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她常说，“结核病的医生，最忌讳治病只盯着结核而不管人。”对于每个前来问诊的患者，马玙都耐心询问病情，怕患者被听诊器冰到，马玙每次使用听诊器前，都会先用手把听诊器捂热。

结核病的治疗周期较长，最少要六个月，多则长达几年。治疗期间，患者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病痛，还要面对家庭、学习、工作、治疗费用等各方面的压力。作为专科大夫，马玙非常理解结核病人承受的身心压力，因此，她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急患者所急。

结核病具有传染性，这不仅让公众对结核病有着天然的恐惧，也让结核病患者产生自卑心理，害怕被别人当做“异类”。曾经有位患者，刚刚考上大学，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但又不想让老师同学们知道自己的病情，所以总是不能按时去就诊。马玙了解情况后劝他，这个病不是短期内能治好的，你去学校住在集体宿舍，还会有传染他人的风险，另外如果不及时治疗，变成了耐药性肺结核，治疗会更加麻烦。最后，这个男生听从马玙的建议，半年后康复，回归了正常的校园生活。

“以诚相待”是马玙对理想的医患关系的总结，马玙总说，理解病人的困难与苦恼，是医者的责任。正因为对患者耐心负责，马玙和很多患者成为了朋友，至今还保持着联系。有一位患者右肺发现了病灶，来找到马玙问诊，马玙觉得该患者的情况不太像结核，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听到自己得的不是结核病，患者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也没有再到北京胸科医院做检查。“我还没有下诊断呢，怎么就不来了呢？”马玙等了好多天，也没有见到这位患者，她担心患者的病情被延误，于是发动了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找，最终找到了这位患者。由于治疗及时，患者的病情没有恶化，身体恢复得很快。患者的儿子说，“只见过病人找大夫，第一次见大夫找病人的。”现在，这位患者还定期和马玙有联系。

考虑到马玙的身体，医院每周只给马玙安排了半天的出诊时间，然而，许多在马玙这里问诊过的患者，在她不出诊的日子就直接带着片子到实验室找她，马玙挨个儿为他们诊断，从来没有抱怨过。

“年纪大了，听力和视力不如以前了，看病的速度也慢了一些。但有的病人大老远来找我看病，我还是要尽力帮助他们。”近几年，家人多次劝她退休，有时，马玙也开始憧憬退休的生活，“毕竟年龄大了，担心万一自己糊涂出错，影响了病人。”

六十多年来，马玙和她的同事们，一直在医疗一线与结核病作斗争。如今，在一些发达国家，结核病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但在其他国家，结核病的防治依旧任重道远。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卫生估计报告》显示，结核病不再是全球前十大死因。从2000年到2019年，结核病死亡人数从第7位降至第13位，全球死亡人数减少了30%。但它仍位居非洲和东南亚区域十大死因之列，是非洲第8大死因和东南亚区域第5大死因。

彭丽媛的回信，不仅是对马玙的鼓励，在北京胸科医院全体医务人员眼中，这封信更是对全体奋战在结核病防治一线的医务人员的肯定和鼓励。

与结核病结缘

马玙与结核病防治工作结缘，并不是偶然。

1932年，马玙出生在江苏如皋。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自此，“逃难”成了马玙童年的重要记忆，1939年，七岁的马玙随着父母从江苏一路逃难到上海。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让马玙受到震撼，“富人住在高楼大厦、花园洋房，跳舞听戏，而路边每天都有人病死、饿死，底层的人只能在河边上用几根棍子搭个棚子住着。”从家到学校的路上，马玙常常看到路边有冻死、饿死的人，“甚至有时还会见到专门拉尸体的车子在街上，给路上的死者收尸。那时候年纪小，看到这些心里非常害怕。我就想，如果将来做个医生能救人，也挺好的。”

家里七个孩子，马玙排行老三，马玙父母对孩子没有过多的要求，也从来不会因为成绩原因给孩子压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马玙度过了轻松的学习生涯，从小学到中学，她都与“好学生”这个词毫无关联，放学后就和同学一起去打球，直到天黑才回家，“排球、篮球、乒乓球我都打得挺好。”提起打球，马玙难掩语气中的激动。

同时被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江苏医学院的医疗系录取，马玙和家人都感到吃惊，“你都不用功念书，怎么两个都让你考上了？”两个专业，马玙都很感兴趣，选择哪一个？在家人眼中，马玙嘴笨不爱说话，不适合学习外语，于是，马玙听从了父母建议，选择了江苏医学院的医疗系。

上了大学的马玙，开始用功学习了，医学对她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需要她不断学习和探索。1955年毕业后，马玙被分配到了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从此开启了与结核病斗争的工作生涯。

结核病俗称痨病，民间流传“十痨九死”，当时国内在结核病方面的治疗技术与现在相比还很落后，药品也有限，加上结核病具有传染性，很多人对于结核病避之不及。马玙的一位中学老师，因为得了肺结核去世，亲戚家的孩子也有得结核病的，因此，马玙对结核病并不陌生。用马玙的话说，她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进入结研所后，马玙开始在结核病领域深耕。很快，马玙就发现，结核病的鉴别与治疗，远远比她想象中的更为复杂，结核病的种类复杂多样，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肺结核，还有淋巴结核、肾上腺结核等，而结核病的患者，通常都伴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有的患者伴有肝脏、肾脏、心血管等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老年人，由于免疫力低下，可能有糖尿病等病症，也有可能伴有真菌或细菌感染，因此在治疗和用药时，需要大夫综合考虑，不能只站在结核病的角度去诊断。即使是专科大夫，也一定要有整体观念——这是马玙在工作中一直坚持的信条。

出于对传染病的恐惧，很多人“提痨色变”，马玙不一样，她从不担心自己被传染，“我是医生，而且我觉得身体挺棒的，我不怕被传染。”然而，在接诊的过程中，马玙还是“中招儿”了。打链霉素可能会对听力造成损害，“我是个大夫，要是听不见的话怎么给人看病？听诊器都没有办法用了。”考虑到这些，马玙坚持不肯打链霉素，因为嫌麻烦，药也没有按时按量服用。这时，马玙接到了随医疗队下乡的通知，“你这样不行，要出毛病的呀。”大家担心她的结核病这样下去会越来越严重，但马玙却不在意。“结果你看，我到了医疗队，任务我也都完成了，病也好了。”说起这些，马玙的语调变得轻快，“但是大家最好不要学我，患病还是要及时治疗。”

坚守六十载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六二六指示”下，广大城市的医务工作人员投身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马玙随医疗队先后被分配到通州区永乐店镇和平谷区。乡下的条件比不得城里，蚊虫叮咬、物资匮乏，马玙从小生活在南方，吃不惯窝窝头，也没有睡过土炕，但她觉得，“还可以克服，我就是比较随性的人，农村也有乐趣。”

在平谷，为了主动发现病人，医疗队要带着机器去到村民家里做筛查。土谷子村在大山里，当地人说“这座山，好汉爬也得出三身汗”，马玙和放射科的同事一起，找了匹骡子驮着X光机，一步一步地爬上山，为村民们做筛查。

当时，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农民们生活得也不富裕，马玙至今还记得当年的一件小事。“大夫，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老乡拿了药，留下一句话便离开了，马玙和同事一头雾水，左等右等也不见人。等到老乡回来，马玙一问才知道，他是跑回家，从鸡窝里掏了鸡蛋，又拿着鸡蛋去换了钱，才跑回来交药钱。这件事让马玙受到了很大的震撼，“老乡太苦了，还有很多这样的老乡看不起病，买不起药。”她和同事准备了一个小盒子，装着两个人身上的零钱，遇到拿不出钱的病人，他们就用盒子里的钱去给病人换药。

在医疗队，大夫们什么病都得看，马玙的身份从一个专科医生，变成了“全科医生”，这让她意识到，做医生必须要“一专多能”，不停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给老乡们看病的同时，马玙和同事们还要给村医们讲课。马玙负责讲的是内科，晚上睡觉前，马玙坐在煤油灯下，把讲义背熟，早上醒来，在被窝里还要再背一遍，再去给村医们讲课，“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锻炼，我把那些知识都记在自己心里了，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就这样，马玙在下乡期间，又学习到了很多专业知识。

有天下午，马玙刚吃完午饭，便收到一个突发消息：有个村民劳动时，遇到塌方被压在下面，现在刚刚被救出来，情况危急。马玙和同事立即带上急救用品到现场，看到那位村民灰头土脸的，人已经快不行了，马玙赶紧给他做心脏按压，另一位同事给他做人工呼吸。看到同事进行人工呼吸，马玙觉得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我是党员，这个时候应该冲在最前面，人家是党外人士，但人家比我快，我觉得有点惭愧。”于是，马玙主动要求，她来进行人工呼吸，让同事做心脏按压，“病人有没有传染病，这些都不知道，但当时根本顾不上那么多了，救人要紧。”遗憾的是，最终这位村民也没能被抢救过来。

那时候，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诊疗手段有限，导致一些结核病人最终不幸离世。其中一位结核病人的离世，让马玙内心一直感到懊悔和自责。病人是一位30多岁的痰涂片阳性的肺结核患者，经过抗结核治疗后，病人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老是不规则的发热和头疼。马玙为这位患者做了全身的检查，包括神经系统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她想，可能是病人心理作用造成的。有天晚上，病人突然抽搐、昏迷，后来才知道病人是结核性脑膜炎。但当时医院没有做头颅CT的仪器，也没有核磁，所以无法查出脑膜炎。现在，结核病诊断的仪器越来越先进，抗结核的药物种类也日益丰富，但国内依然存在对于进口药的依赖，有些偏远地区面临着用药的困难。可以说，马玙参与并见证了国内结核病防治的点滴进步。

这些年，马玙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和称赞，2018年3月，马玙获得“最美防痨人”称号，彭丽媛作为亲善大使亲自为马玙颁发证书。马玙从未把这些荣誉放在心上，“比我厉害的年轻人很多，只是人家看我这么大年纪，尊重我，才给我这些荣誉而已。

马玙带过的学生中，出了不少的专家教授，如今，她的研究生也开始带研究生，马玙开玩笑说，“研究生已经到了孙子辈儿”。

有人说，“马老，您不仅自己是专家，您的学生们，也都成了专家了。”但她从来不认为这是值得炫耀的事情，“现在新的知识太多了，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我都要请教年轻人，以前他们是我的学生，现在，我成了他们的学生了。”

来源：医学界

责编：凌骏

校对：臧恒佳

制版：薛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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