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者】生态智慧视野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以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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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众号“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
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大门外景
生态智慧视野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以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为例
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是由刘映升老人一家创办的收藏巴渝农耕文化遗产的民间博物馆。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刘老一家不仅在保护正在消失的巴渝农耕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在保存这些遗产背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生态智慧,而且能将这一智慧活化传承,使藏品与整体空间、设施与水系的生态设计达到内在精神的契合,将有形的藏品通过图文方式变得鲜活生动,并以多样丰富的公教活动使这一智慧作用于公众的心灵。
关键词:农耕文化遗产、生态智慧、活化传承、自然建筑、有机整体主义、生态危机2016年8月,陈列馆创办人刘映升先生应邀参加在贵州凯里召开的中国有机大会(国际峰会)并发言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的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是由已经病逝的刘映升老人倾尽余生力量和全部家产所建。 目前馆藏数千件农耕用具和手工器具,以及相应的1000余首乡土诗歌,见证了刘老一家数十年为西南乡土在地文化和农耕精神的传承做出的不懈努力。刘映升老人曾是一位当地的中学语文教师,同时又与家人从事农业生产,是传统“耕读传家”模式的当代践行者。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他与家人一直坚守在故乡的土地上守望与保护着传统农耕文化。但农耕馆不仅在收藏器物这一有形的农业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在保存这些遗产背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生态智慧,而且通过陈列馆系统论思维的生态设计、手绘地图、生动质朴的文字阐释,以及多样丰富的公教活动,将这一智慧活化继承并作用于公众的心灵。
陈列馆二号大门
农耕馆所在地的北碚蔡家曾被誉为“重庆粮仓”,是川东地区的鱼米之乡。它坐落于巴渝丘陵地带,山清水秀,一派田园风光。面对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刘映升老人深感到一种抢救巴渝农耕文化,传承耕读文明,以使其不至湮没于历史的责任。80年代初期,老人一家在生产队自己的承包地上开始了农耕馆的建设。 其藏品中既有自家农场的农具,也有从外面收集而来。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有实物近千种,共分为农业生活馆、工匠作坊店铺馆、民俗竹器馆和生活教育馆。其中生产包括农、工、商;生活包括衣、食、住、行;民俗民风包括节日文化、儿童游乐文化和风俗文化等。巴渝农耕文化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有机组成,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华农耕文化深厚的生态智慧。
馆内场景
一、中华农耕文化的生态智慧
中华传统农耕文化不仅孕育和承载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而且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永续有着宝贵的启示。中华农耕文明最为可贵之处在于其顺天应时、取用有度、御欲尚俭、生态循环、多样平衡的实践智慧,以及“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与“和而不同”的生态哲学。其注重天地人关系的系统论思维模式对培育相互联系与共生的生态思维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馆内场景
中华农耕天人和谐的智慧并非在旦夕之间形成,而是经历了从“畅耕”到“爰田”,再到“连耕”的嬗变。“畅耕”是原始社会时期先民开荒耕种后至地力穷竭后再到其他地方开荒,因而是一种掠夺式的生产;“爰田”之“爰”为变易之意,指奴隶制时期的休此易彼而耕,让土地有劳有息,所以是一次“耕作的革命”;而进入到封建农耕社会的“连耕”是指在同一土地上连续耕作,逐渐形成依靠人力更新地力的“用养结合”的方式。 王充在《论衡》中将其总结为“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勉致人工”就是指精耕细作与不同作物的轮作和间作套种等;“厚加粪壤”是以粪肥等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两者道出了土壤历经数千年而地力常新的秘密。这是一种平衡稳定的天人关系的体现,体现了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非掠夺式的、有机循环的朴素自然观。
馆内场景
中国传统农耕在近代达到了顶峰,就农业生产本身而言(即直接利用地立获得土地产出的有机物)甚至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已经工业化的美国和欧洲。根据美国学者鲁道夫·P·霍梅尔(Rudolf P Hommel)在民国时期所做的调研,“在美国中西部,农场主认为40英亩土地对一个家庭太小,而在中国的山东省,40英亩土地能养活240人、24头驴和24头猪。在中国,平均1/6英亩(即约1亩)田地,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足足矣;而在美国,养鸡差不多都要两英亩改造过的农场土地。” 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机械化农业经过工业革命后掠夺式的生产在很短的光景就使地力衰竭,不得不大量依赖化肥来维持。
馆内场景
中华农耕之所以永续是因为它代表了万物一体的、有机整体主义的世界观,是与我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工业文明的世界观根本相悖的。英国哲学家乔治·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心灵的生态》一书中认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缘起于西方世界的认识论层面的错误(epistemological error)。这是一种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现代工业文明机械论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它将自然万物视为外在的、与自身对立的存在物,视为惰性的、无生命的、可供剥削的物体。这种分离的方式来感知和认识自然,继而去征服自然来获得暂时利益的思维模式构建了整个现代工业文明的大厦,但它却无法匹配一个充满活力的系统性的地球。
馆内场景
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就是源于这一观念指导下的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污染、环境退化、疾病等问题对生态与社会永续造成严重威胁。例如:以农药、化肥为基础的中国工业化农业三十年就几乎使土地板结,丧失了生产的能力,穷竭了地力;使微生物与昆虫绝迹,丧失了土壤的生物多样性。而践行有机整体主义的传统农耕却能够养育中华文明五千年而生生不息。因此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时时回望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并从中汲取灵感。
巴渝农耕文化的生态智慧
巴渝农耕文化是巴渝地区特有的区域文化,是中华农耕文化与乡村文明不可缺失的组成。“巴”的地域范围大体在以重庆为中心,北起汉水、南至鄂西清江流域、东至宜昌、西达川东广大地区。“渝”是重庆简称,因隋时称嘉陵江为渝水,置渝州而得名。巴渝文化起源于巴文化,而巴文化的母文化是远古产生于巫溪的巫文化。而巫文化又是原始农耕社会的产物,仍隶属于农耕文化范畴。因此,巴渝农耕文化是巴渝文化的源头,是巴渝文化的根。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所藏生产、生活和民俗器物反映了巴渝(中华)农耕文化的生态智慧。《周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代表精神与法则的道虽高于器物,但器物却亦可以彰显道之光芒。后人可以通过对“器”的保存,上升至对中华农耕文明生存之“道”的传承与弘扬。
(左起)西南大学体育研究所所长张国栋、陈列馆创办人刘映升、北碚区文化馆馆长懂进波、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鸣鸣教授
1.日常之“道”
这些承载生态智慧之“道”的器具质朴而精巧,集艺术、生活与生态于一体,但并非一般博物馆所藏之古董,而是多为普通百姓日常生产生活之用,甚至有些至今仍在使用。霍梅尔的《手艺中国》一书曾详实地调研和记录了中国近代的手工器具和技艺,用536幅图片以开阔的视野记录了制作、工具、食物、衣物、建筑和运输等原生态的工具。书名直译为《劳作的中国: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原始工业图志——因此即是中华文明的记录》,意在传达:其实日常实践的器具作为一种“活态遗产”表征着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化之原貌与原真。那些寻常之物浸润着亿万劳苦大众的生存、生态智慧和辛勤汗水,这才是一个伟大文明的真实写照。低碳、常人对于城市化淘汰的日用之物弃如敝屣,刘老一家却对此视若珍宝,与霍梅尔一样为我们保存了一份关于古老智慧的残缺记忆,同时表达出一种对于底层劳苦大众的人文情怀。
在现代城市化、工业化、科技与消费主义的冲击下,在对车子房子的追逐下,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原始落后”的器物,更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生态智慧,即勤劳俭朴之美德。馆藏的物件大至织布机、石磨,小到煤油灯、草鞋,无不述说着传统中国百姓生态俭朴、“零废弃”的生活方式,迥异于今日大行其道的物质至上主义。每一件器物不仅记录了过去的岁月,更是一个记录传统生活美德的、鲜活的教材。勤俭蕴藏着中华文明长寿的秘密,同时也表明了人的伦理态度与价值取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因此如何从这些普通器物中感悟先辈的生活美德,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被漠视的人的能量和智慧,以减少对化石能源和化工产品(如塑料)的过分依赖和环境的污染,应是探讨环境与社会的永续最大的主题。
馆内场景
2.传统农具与农业的生态智慧
农耕馆收藏的农具包括播种、田间管理、灌溉、收获、加工等,代表了西南地区丰厚的生态农耕文化遗产。犁耙等耕具即与传统农耕精耕细作的方式紧密联系。精耕细作是中华文明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供养庞大的人口达五千年之久的原因之一。犁头作为最重要的传统农具,体现了“精耕”的传统,是由古代的“耒耜”发展而来。土壤专家迟仁立与左淑珍夫妇认为,正是犁头这样的耕具创造了土壤的结构,决定了土壤的功能。《周礼》云:“以人所耕而树艺焉曰壤”;又如《说文解字》云,“壤,柔土也,无块曰壤”。他们认为“土”这一自然体是通过耕作的劳动转化为松软适于作物生长的“壤”;按照现代土壤科学的认识,壤是一种通过耕具改善或驯化的生命体。而现代化肥农业造成板结的、丧失团粒结构的土壤已经不是“柔土”,无法再称其为“壤”。然而传统耕具的使用却可以使“壤”保持活力,生生不息,并使其与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形成相互滋养的共生关系。
馆藏的龙骨水车古称“翻车”,是从低河渠向高田灌水的古代最为著名的灌溉工具。中华文明是由水利而兴,而灌溉工具是古代水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较欧洲与北美的自然条件,中华文明的地理位置并不适宜农耕。但正是艰难的环境却反而可以催生伟大的文明,先民需要用智慧去创造发达的水利灌溉工程与高效的灌溉工具,使得文明得以存续和繁荣,并发展出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这样的工具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朴实和谐的关系,反映了人对万物内在价值与整体性的尊重;而非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技术以客体化的态度使自然物质化、功能化,并以此统治与剥削自然的方式。
馆内场景
中华传统农耕的另一优点是有机循环和“零废弃”的观念,善于将各种“废物”转化为有机肥。农耕馆陈列的粪瓢、粪舀、粪桶、狗屎箢篼等就是当年施用人畜粪的例证。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认为中日韩三国农民“最伟大的农业措施之一就是利用人类粪便”。“厚加粪壤”是古人可以在长达数千年的耕作中使地力常新,同时环境没有被排泄物污染的主要原因。馆里的镰刀、耘锄、砍刀等则是当年积绿肥的见证。据刘老的介绍,“犁田时把谷桩杂草翻在地里腐烂,下青草泼人畜粪(预先沤熟),耙平栽秧,地越种越肥沃”。同时传统农耕也会将蚕沙等生物体废弃物、燃料灰烬和破损布料等作为肥料回归土地。这种以近乎吝啬的方式充分利用被现代人所定义的“垃圾”再次体现中国人尚俭的传统。
馆内场景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工业文明背景下迅速扩张的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一方面,欧美工业革命后利用“发达”的城市下水道将粪便直接排入河道,而非回归农田,结果造成河流的污染和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面,西方人又不得不发明氮磷钾等化肥来维持不断下降的土壤肥力。为此霍梅尔也曾由衷感慨道:“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学会了不浪费任何东西;西方人的方式却是,垃圾焚烧,污水泄入江河湖泊,不断造成惊人的浪费。而对中国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自取灭亡。肆意浪费是西方人生活方式的主调,其毁灭性的破坏将威胁并最终会吞噬西方文明”。
馆内场景
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与土地、自然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物质与能量循环的“新陈代谢的断裂”。这种天人分割的断裂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愈演愈烈。
作为最大化肥使用国,中国的化肥使用已造成土壤严重板结和重金属污染、地下水与河流海洋污染和赤潮等。食物消费后产生的粪便也极易对河流等水体造成污染。此外,中国多数城市正遭遇垃圾围城的困境:在混合垃圾的体系下,假如将餐厨与塑料相混的混合垃圾用于焚烧发电则容易造成垃圾焚烧热值的降低和剧毒物质二恶英的产生。与今日相比,80年代前的情形已是天壤之别:那时城乡垃圾极少,且城市与乡村因为粪便的交易与运输而产生的城乡循环经济体和共生关系,例如重庆过去城镇的公厕是按计划分配给附近农村的生产队,然后由生产队用船将城里的粪便作为宝贵的肥料运到乡村。因此那些“考验”现代人心理的馆藏施肥工具体现了城乡之间、人与土地之间良性的新陈代谢关系,是传统农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典型例证。
馆内种植的有机蔬菜
馆外自留地,刘映升先生老伴儿在施肥
生态智慧的活化传承
1、系统式思维的生态设计
除了馆藏器物,农耕馆与其他博物馆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一座“活”的博物馆,通过活化传承来使传统生态智慧作用于公众的心灵。首先其整体空间设计理念的与所藏器物的生态智慧相互呼应,体现了一种系统式思维的设计理念。农耕馆是从原本从事农耕的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其周边就是一望无际的稻田(现已荡然无存)。它既包括展示农耕文化的公共空间,又包括刘老一家进行农业生产、生活、起居的个人空间。在三十多年前的最初设计中就奠定了今天陈列馆水系(水塘、水渠和与排污沟)、建筑(生产与日常起居空间)和设施(沼气池)的基础。其开阔的展厅原本是用于养猪养牛的空间改建而成,因此在展厅中间的地板上有排污沟。
馆内场景(一半整石头一半用条石砌成的4米深蓄水池)
馆内场景(蓄水池堡坎、排水沟)
馆内场景(葡萄长廊)
农耕馆呈现的是取法自然、就地取材、人力施作、协力造屋和与土地为善的自然建筑(natural building)理念。这一理念是在当今能源、全球暖化、生物多样性骤减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提出的;2018年仅建筑能耗就占全国能源消费的20.6%。自然建筑以低技术、低成本、低运输能量和低碳足迹的方式回应这些危机,从而体现一种对于地球和子孙后代的关照。农耕馆所在的地形以石头和土坡为主,上面的土层仅在一米到二三十公分的泥土之间。刘老一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完全依靠人力将下面成吨重的石材开采出来,并用錾子打成大小不等的条石与片石。地板、地基和柱子使用大的条石,墙面则用小的片石。
馆内场景
馆内场景(3号大门内院坝)
他们依照山形地势在开挖石材形成的大坑处建了从高到低几个蓄水池,构成了农耕馆的水系设计的基础。按曾参观农耕馆的艺术家陈建军、曹明浩的话来说,“这里的水系设计体现了一个家庭对水的思考,并运用毛细血管一样的水网,给生产生活提供所需,形成水的生态系统;因而这构成了一种可持续的价值形态。”每到降雨之时,山坡与屋顶的雨水就会汇聚于池中;且池与池以沟渠相通构成水的系统。雨水收集池塘内鱼儿嬉戏,又可为临近的菜地提供灌溉之需,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解决了人畜的饮水问题;并且不含氯的雨水且属于天然软化水,更利于灌溉。后院茂盛的荷花池在炎炎夏日也使周围凉风习习。
馆内场景(荷塘、长达500米的片石围墙)
网状的水系使得农耕馆大面积的植被生意盎然,始终保持着乡土田园的风貌。而植物与建筑之间的关系设计得也十分巧妙。例如:农耕馆的前院的住宅前后各有一排高大粗壮的刺桐;这种季节性的树木在炎炎夏日可以遮阴,在冬日落叶后又可以使阳光照射下来,从而保证生活空间的舒适。农耕馆建筑的外墙覆盖着茂密的爬山虎,从而使植物与建筑相融一体,不仅带来满目绿色,而且可以有效地为建筑降温。农耕馆外以无化肥农药除草剂的自然农法耕种的成畦的蔬菜,不仅生产生态健康的食物,而且也是在保护土壤中的共生系统,使各种生物都能各得其所、和谐共生。这符合传统农耕尊重生物多样性的有机整体主义理念。
馆内场景
在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指导下修建的生态旱厕,其排气管道上部被涂成黑色,下部为白色,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使空气流动并使厕所保持无臭。同时用草木灰或锯末相混合的排泄物可以堆肥还田,符合传统零废弃的生态哲学。此外,他们在建馆之初就修建了沼气池与化粪池,将人畜排泄物与厨余和杂草混合,可以同时提供照明和燃料。馆内没有空调,而是利用墙壁上面砖块之间留出的方形孔洞。空洞使空间既空灵质朴,又通风透气,在细微处提醒观者“俭”的深义。
2019爱故乡.大地民谣音乐会(当天观众500人左右)
总之,这些暗合永续理念的设计无一不与馆内藏品的生态精神相互呼应。 诚然,论其种类、规模和管理,农耕馆无法与高大上的官方博物馆相提并论。但今天的博物馆,多建于划拨的土地之上(原有生态可能也因此而破坏),建造物料多来自外地,其物料生产是否影响了产地的环境也未可知。其建设的高成本、高“碳足迹”、高污染与运行的高能耗恰与农耕馆低碳素朴、简约自然的乡土气息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馆内场景(生活区院坝)
2、以诗画记录非物质遗产
农耕馆展品“活化”的另一种独特方式是刘老给每一件展品都创作了由巴渝方言写就的乡土诗歌,辅以该藏品的简介说明。这些质朴的打油诗生动地诠释了物品的用途和文化内涵,方便观者理解巴渝农耕文化。刘老在办馆之初就非常强调农耕馆的“耕读传家”教育价值,更由于他自己作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文化自觉,为活化传承农耕器物展品,巧妙将农耕巧智与中华美德提炼融于1000多件藏品,创编出1000多首藏品乡土诗歌。我们通过诵读展品的乡土诗歌,也能感知先民农耕文明的教化智慧,心中对一件件展品有不尽的崇敬与涟漪。如诗歌:
犁 头
老水牛拉老犁头,退出历史使人惆。
养我华夏五千年,农耕文化深悠悠。
砝 码
标准称,依砝码,砝码标准依国家。
钉称如若有欺诈,法不容情受惩罚。
灰 板
泥水匠,敷墙壁。锯块木板托稀泥。
泥巴稀了难上墙,男儿无志如烂泥。
桐 油 灯
桐油灯,点桐油。桐油灯下有人愁
夜半灯下纳鞋底,儿行千里娘担忧。
围 席
窄席子,三丈长,围成囤包齐屋梁。
丰年要当荒年过,一日三餐日子长。
这些说明文字并非理论,但却使每一件展品仿佛都变成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一本可读的书。此外,刘老还给指导中国农耕几千年的二十四节气编写了“二十四节气诗歌”,以朴实的语言将这一古代生态智慧的结晶表达出来。例如:
立 春
春夏秋冬年年有,寒来暑往岁岁新。
休怪天道不酬人,且看农家又春耕。
小 暑
谷子勾腰包谷黄,热得灶鸡钻厨房。
晨捡豆子午打睏,万事心静自然凉。
除了原创诗歌,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还采集了大量的农谚俗语。
全面地系统地再现、复制一个巴渝农耕社区不仅需要有形的实物,也包含那些非物质的无形之物。刘老曾竭尽全力地去“抢救”这一巴渝农耕文化遗产中的最珍贵的部分,即“活”在老艺人头脑中的无形经验。如几乎已经消失的油榨、烟榨、络柜等物品的制作方法。通过走访这些已是耄耋老人的油匠、水烟匠和面匠,刘老在他们那里绘制了标有尺寸的结构图,记录了工艺流程,并可依此复制,这样就可以避免因老人离世而使文化失传。为了还原蔡家当年的街区与农田的格局,同时留住故乡的记忆,他与现已80岁的老同学王国福老人以及儿子刘刚历时十年徒步考察家乡的历史遗迹和地形地貌特征,用脚一步步去丈量石板的宽度,分别绘制了《蔡家场(农耕)地图》、《蔡家石板路图》、《蔡家街道店铺图》和《悦来场店铺图》等四幅手绘地图。
3、丰富多样的公教活动
2017年1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授牌“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2016年4月,中国和东南亚青年可持续发展国际经验交流工作坊在陈列馆举行
农耕馆对农耕文化生态智慧的活化传承还体现于其丰富多样的公教活动,在传播生态理念的同时起到联结与活化社群的作用。通过面向学校、社区和公众的公共教育与文化艺术活动,它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农耕文化教育基地。自2006年起它长年对外免费开放,至今已接待各界观众数万人次,开展过几百场各类型大、中、小学、社区居民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刘老先生及现任馆长刘刚多年来亲自担任义务讲解员。他们邀请市民和学生体验农耕文化,参与推豆花、包粽子、采豆荚等活动,在清明、端午、中秋和重阳节开展节日民俗活动,从中体验传统绿色自然的生活方式。
北碚区消防支队、蔡家消防官兵到陈列馆过中秋节
每年一次的橙香故事诗会
对农耕文化的活化教育传承,刘老师先生更丰富归纳为“三走进”:让“藏品走下展台,走出展馆,走进大众”。馆内的镇馆之宝“蔡家草把龙”源自清代蔡家及周边地区,得名于用稻草编织的龙形。它形态质朴鲜活,材质生态价廉,是一种在春节等节日供孩童游乐的民俗道具。在发觉“蔡家草把龙”或将消亡后,他及时搜集资料、保存相关道具,将“蔡家草把龙”申请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这条有上百年历史的“龙”复活了起来。它既是实体展品,又是可以集编织和表演于一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似的展品还有用于“橙香祭月”风俗的“橙香”等)。2013年农耕馆与西南大学体育学院联合为状元小学授牌“蔡家草把龙研究基地”,将“蔡家草把龙”引入了北碚区状元小学,并使其成为集民俗、文化和体育相结合的学校特色建设的组成部分。同时刘映升先生受聘为校外辅导员、“蔡家草把龙”工作室负责人,并常年对状元小学的师生家长进行指导传承。2015年,状元小学因此荣获全国中小学舞龙舞狮教育示范学校,2017年还成功举办了全国舞龙舞狮进中小学工作研讨会。
2013年10月,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与西南大学体育学院联合为北碚区状元小学授牌“蔡家草把龙研究项目实践基地”
2015年4月,状元小学荣获“全国中小学舞龙舞狮教育示范学校"
这样的活化传承是那些封藏于展柜之中、拒绝被触摸体验的展品所无法相比的。这些展品是“活”的、朴实无华的、可以与观众深切互动的“生命体”,由此建立的是人与人、现今与传统之间生动直接的对话。2016年,首届“重庆爱故乡论坛”在陈列馆成功举办,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教授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历史文化研究馆党组成员、副馆长李大刚为陈列馆授牌“爱故乡工作站”,此牌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乡村发展专委会、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等七家单位联合颁发。同时,农耕馆与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西南大学美育研究中心等十多方组织机构还共同发起了“馆校联动美育课程资源综合体建设项目”, 探索传统文化传承与审美教育融合的新机制。通过开展大中小学与博物馆“三位一体”的馆校农耕美育工作,让大中小学师生、社区附近居民、留守儿童和老人在“农耕美育工作坊”教育活动中感悟中国农耕文明的大美。三年来,项目组应邀参加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大赛、中国教育博览会、重庆市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项目大赛等各项大赛,荣获金、银、铜奖十多项。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德教授(左)与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党组成员、副馆长李大刚(右)为爱故乡工作站揭牌
首届重庆爱故乡论坛合影
2017年,农耕馆是主题为“从留住乡愁到振兴乡村”的“第二届重庆爱故乡论坛”所在地。为了表彰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开启的农耕教育新模式,中国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与重庆市北碚区城乡文化建设促进会会长、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鸣鸣教授为“巴渝农耕生活教育馆”揭牌。同年,农耕馆与重庆中华职教社、西南大学校地共建的“北碚区兼善文化课堂”荣获重庆市委宣传部等六部门联合颁发的“首届重庆志愿者服务项目大赛”金奖,被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授予“2017年全国终身学习活动品牌”。2018年,农耕馆获得中国古村之友“志愿者活动基地”授牌,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国家文物局)纳入首批中国文物保护与利用社会组织联盟成员单位。2019年,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授予“志愿者服务基地”,全国美育联盟、中国美育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美育课题组授予农耕馆“社会美育实践基地”。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右二)与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周鸣鸣教授(左二)为“巴渝农耕生活教育馆”揭牌
第二届重庆爱故乡论坛合影
农耕馆组织的最高级别的活动是以“原乡无声,新民有艺”为主题的 “DLAF2018复归—重庆第二届国际现场艺术节”,来自六个国家的八十多名艺术家到场参与了此次艺术节的策划、创作,持续23天,参观者达数千人次。其中在我策划的生态版块中,朴门永续设计师黎海涛带领学员进行“朴门永续”食物花园与有氧堆肥的实践。
第二届重庆国际现场艺术节朴门工作坊
艺术节朴门工作坊种下的萝卜丰收了
食物花园是一种生态种植与设计方式:它以模仿自然的运作方式,以层层堆叠的碳氮生物肥料替代化肥和复合肥,最后通过多样化的种植来创造生物多样性、减少病虫害、增加产量和视觉美感的目的。有氧堆肥是利用现场的杂草和餐前垃圾等进行堆肥来为生态种植持续提供肥料的方式。朴门的永续农业理念原本与中华传统农耕的生态精神一脉相承,是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农业、园林、生态、建筑等学科的整体论的知识系统。其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与设计理念可以为农耕馆未来的生态设计继续提供新的思路。
国际艺术节四川美院十方艺术中心与巴渝农耕馆联合主办方合影
为了探讨城市化后人与食物、土地和传统的分离,以及现代食物生产对气候变迁的影响,香港艺术家梁志刚与郭逸朗共同组织了鼓励公众耕种自己食物的“加辣图书馆”工作坊。在工作坊中,公众分享了艺术家从香港带来的有机辣椒种子。作品一方面呼应了重庆的饮食文化,另一方面也借辣椒之辣来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并鼓励在永续和互助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群关系;种子虽微小,但却饱含生机,与节气一样是人与天地自然长期合作的结晶;作为一个精神的仪式,种子的分享表明被工业文明异化的现代人可以从生产自己的食物开始重新建立与大地的联系。最后艺术家与公众一起绘制了圆形的二十四节气农耕历,将不同季节的种植或收获物分别绘于所对应的节气中,象征着传统和自然在现场的复归。
“加辣图书馆”工作坊手绘24节气农耕历
同时这也是国内第一次提出“零废弃”理念的艺术节。张正明女士带领重庆环保酵素义工团队帮助组委会每天进行垃圾分类,提倡并监督“光盘”行动;并将烹饪产生的废油制成肥皂,与环保酵素一起赠送给艺术节的每一位嘉宾。此外,她们还举办了用艺术节期间产生的餐前垃圾制作环保酵素的“尘归”工作坊。“尘归”取“尘归尘、土归土之意。此法既避免了厨余沦为加重气候变化的垃圾,又使其变为有多重功效的“黄金”(如:替代化肥农药以拯救农业和土地,替代普通清洁剂以使水系统免受氮磷污染物的伤害)。该工作坊中在融合视觉、味觉、触觉和嗅觉等感官体验的同时,提醒观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微生物的海洋中,微生物不仅塑造和孕育了地球家园,而且可能会为人类走出目前的生态危机带来希望。该工作坊将传统农耕的“零废弃”、有机循环理念与现代微生物科学的认识进行了有机整合。在艺术节之后,“零废弃”、垃圾分类、制作酵素和生态种植等理念已更加内化为现任馆长刘刚及其家人的生活哲学,并成为农耕馆向外界进行生态教育的重要内容。
国际艺术节 “尘归”工作坊
三、以开放创新的思维继承发展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
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多样的公众文化活动提供了今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路——以更为开放、跨界和注重参与的态度,打通宏观与微观,古今与未来,从而在新的维度与时空继承和发展传统的生态智慧,使其历久而弥新。诚然,传统农耕虽然具有可兹效法的永续理念和生态智慧,但亦有其明显的缺点:由于地理上相对独立封闭,缺少与外界深层次的交流互鉴,并且科技创新的体系和机制也发育不足。例如:中国古代的数学与科技成果并未应用于农业,所以农业技术停留在工艺而没有发展到机械的阶段;缺少微观分析思维,没有生物科学与分析化学知识等现代科学知识,无法解释植物的营养过程与土壤的营养成分。传统农耕受自然原因的影响较大,遇有灾年农耕经济可能面临毁灭性的冲击。具有较为原始朴素的天地宇宙意识,但没有一种基于现代气候、生态和生物科学视野下关于地球“盖娅”的宏观视角。
十二生肖长廊
因此一方面农业文化遗产的思想与模式的确对今天生态农业乃至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巨大的意义,另一方面传统农耕也需以开放的胸襟与现代生态学、生物学、气候学、土壤科学、生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互联网科技等相结合;需要借鉴“朴门永续”(注重曲线设计、边际效应、植物层级、生态位与覆盖免耕等)和“生物动力农业”(将农场视为一个可以自我运作、更新和维持的生命体)等现代生态/有机农业的理念以弥补其生态理念之不足。 因此假若农耕馆同时能够辩证利用这些理念对整体空间进行生态上的再设计与完善,在保护传统的基础上彰显现代生态农业的景观、生态和教育功能,可以弥补传统农耕理念之不足。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许秀君同学为参加西大模拟导游大赛到陈列馆考察,那一年她演讲的巴渝农耕馆景点荣获大赛金奖
此外,笔者主张将继承传统农耕文明的生态智慧放在建设生态文明与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去探讨;以整合农业、社会、科学、经济、文化、艺术和可持续教育的跨领域方式介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并以现代方式呼应物质与精神、教育与农事并重的耕读传家的精神。生态危机首先是人类文化与认识论的危机,需要厘清全球性问题与在地性知识的关系,最终在文化与教育等领域做出深刻的变革。因此农耕馆可以在系统梳理展品和进行生态再设计的基础上,将全球生态挑战(如气候变化、垃圾围城、塑料海洋和城市化等)、在地知识传承(历史、经济、文化记忆和生态等)与在地生态保护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寻求以跨学科“交叉传粉”的方式探讨农业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教育的开展。例如:与大中小学和不同学科专家合作研发农业、生态、艺术、科技、烹饪、民俗和文化等校内外项目式课程与工作坊,以系统论生态思维探索一种协同创新的可持续教育与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陈列馆创办人刘映升夫妇收获自家种的红苕
结语:
植根于北碚蔡家这片乡村的沃土之上,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是蔡家文化、历史与生态等地方性知识的遗存,见证了中国农村一个家庭两代人为保存农耕文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面对附近逐渐迫近的水泥森林和城市化的步步蚕食,农耕馆宛若一块传统文化的“绿洲”。它所保留的生态智慧、乡土精神和宝贵的在地性知识将与周边城市化之后的“同质化”景观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城市化、工业化与全球化的冲击下,以及在对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追逐下,我们在文化上是集体失忆,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在自然观上是自然的工具化,人与土地、自然的疏离;在价值观上是物质至上、消费主义的蔓延;在社会上是乡村的凋敝,回不去的“故乡”;在环境上是土壤退化、水体污染、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这一切构成了环境、社会与文化永续的巨大挑战。
面对这样的旷世挑战,我们需要不断回望农耕馆所蕴藏的中华农耕的生态智慧。它不仅寄托的是乡愁,留存了一处乡村的景观与地方特色,更重要的是其有机循环、天人和谐、崇尚俭朴的生态思维提供了一个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空间,以及对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启发。但从社会与国家层面,我们对于农耕文化遗产及其生态智慧的重视远远不够。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首席专家刘奇提出在县乡两级应建立博物馆,把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有关的特色农具及生活器具集中存放、收藏、展示;中国13亿多人口,煌煌五千年文明史,但却只有6000多座博物馆,而美国3.6亿人,仅200多年的历史,却有3万家博物馆。
生态文明不是对工业文明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时时从传统永续农耕中汲取营养,从而在认识论和世界观层面做出深刻的改变;最终通过自下而上地、从切近的、微观的层面将这一认识外化于实践与行动。农耕馆的可贵之处在于其知行合一,向周边乃至更广阔的空间传播着传统农耕文化,以其低碳、质朴、循环的生态设计启发公众的生态思维,同时也为今天博物馆建设与运行上的生态考量提供了思路。
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现任馆长刘刚
时至今日,农耕馆仍有可能被拆迁,搬迁到一个与其在地的环境、历史毫无关联的地方,而饱含生态智慧、辛勤汗水和岁月沧桑的建筑、草木与院落,也可能同样遭受其周围被蚕食乡村的命运。观者将因此无法直观感受农耕馆建设的因地制宜、绿色低碳与美学价值,一种脱离了在地生态、历史的农耕文化保护也因失去其保护的具体语境而大打折扣。因此对传统农耕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理念以建立对农耕文明与其生态智慧的深切认同与尊重;需要一种源自传统农耕的有机整体主义的系统式思维来看待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农耕馆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其建筑、水系、藏品、人、动植物,以及刘映升父子耗尽心血为农耕文化创作的上千首乡土诗歌和数十万字的图文诠释,已经生长为一个共生的不可分割的系统。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从传统农耕的生态智慧中汲取系统论的思维,而绝非仅仅停留于保护器物,更重要的是在保护一种共生的关系。
除了要以生态学理念看待农业遗产的在地保护,就农耕馆自身未来发展而言,农业遗产保护还需在尊重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也能认识其不足,通过融合现代生态学等学科知识,结合全球视角与在地行动,以更为开放和跨界的方式影响公众、激发公众参与;从而在微观层面创造使社会文化、教育和经济转向永续与生态文明的可能,使形塑中华文化基因的农耕文化遗产及其生态智慧得到活化传承和发展创新,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改变社会与环境的行动而非空洞的概念。
参考文献略
2016年11月,刘映升应邀参加在国家行政学院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乡村文明发展论坛
刘映升荣获中国教育部、人力资源保障部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
靳立鹏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艺术博士
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讲师
研究领域:生态艺术;可持续教育
刘刚
重庆市北碚区城乡文化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重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馆长
李雪垠
美学博士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讲师
西南大学美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部分奖牌、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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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纪念刘映升】纪念·传承——刘映升先生追思会在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