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知识精英的百年乡村实验：不能只留下无尽的感动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慈善家杂志”

知识精英们做了大量的乡村建设实践，应提升归纳总结形成理论逻辑和思想体系，而不是只留下无尽的感动。

1931年，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晏阳初（左一）。图/视觉中国

近一百年前，一大批有识之士看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本着强国扶智的理念，来到乡村，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

二十年前，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农村问题再次摆在中国的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一部分知识精英再次走进农村，用自己的实践，开展了一场又一场乡村实验。

二十年过去了，71岁的杨团、70岁的温铁军和刚刚在云南河边村过完60岁生日的李小云仍在用脚丈量中国的乡土，建设中国的乡村，在实践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

 “乡村建设需要有一批知识分子形成知识生产能力，去参与话语构建，要把我们推动乡村建设的经验过程上升到话语构建的层次上，才有可能形成话语权。”经济学家、著名的“三农”学者温铁军认为，这也是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意义。

百年乡建

还有一个多月，温铁军就70岁了。早年曾放言“60不做、70不述、80不说”的他，如今依然在为“三农”奔走，一如他的微信名“游方僧”。

出生在北京的温铁军，赶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对于乡村并不陌生。真正作为研究者接触“三农”却是在80年代中期，学新闻的他被分配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负责联络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动员他们下乡调研。

2002年，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的温铁军倡议发起“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20年来，该项目支持了全国200多家高校支农社团，参与的志愿者达20万人。很多人将温铁军发起的新乡村建设实验称之为“新时代乡村建设运动”。

之所以称为“新时代”，是因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起过一场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全国有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出现了一大批乡村建设的杰出人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作“民国乡村建设三杰”的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1926年，留学归来的晏阳初率领一批海外留学回来的博士硕士，以及国内的大学教授来到河北定县翟城村，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以带动整个乡村建设。

当时的定县：城墙、城楼与田野。

被称作“大儒”的梁漱溟最开始选择的是“乡治”道路。在他看来，中国是农村大国，要改造中国，必须针对其“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从乡村着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1931年，梁漱溟在邹平等县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实施政教合一，建立乡农学校，同时推行禁烟、禁赌、放足、办合作社等社会改良举措。针对当时匪患横行的现状，他还组织乡村自卫，维护社会治安。

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也被反复拿来比较，但最后都因日军侵华而被迫中断，实验的效果不得而知。

相较而言，以“乡村现代化”为目标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开展的乡村建设实验更具有持续性。1927年，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以交通运输为龙头，在北碚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发展经济的同时，他也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市容市貌的建设，短短的20年间，北碚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

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尽管在乡村建设理论上大相径庭，但都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特色，反对生搬硬套外国模式，重视发展乡村教育。而这三人，也成为后来很多“乡建人”心中的明灯。

展示定县实验结出的“硕果”。

在“三杰”之后，以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杨庆堃等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开始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角度研究村落变迁和乡村社会发展主要脉络。

改革开放以后，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开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起中央重视，并被写入1982年中央1号文件，直到1986年，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学者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也逐渐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视角转为经济学视角。

“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只是一项制度变革就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现在不太可能出现了。”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原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三贵看来，当时中国是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去探索一项制度变革，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探索实践能在全国复制推广。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三农”问题越发复杂，只能在不同的区域内创造一些模式，通过试点实践，对政策产生影响。

汪三贵向《中国慈善家》介绍，改革开放初期，研究领域更多关注的是制度变革，因为制度限制是当时影响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此前人民公社那种大锅饭体制，对农民缺乏激励，生产效率低下，其实学界也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时候更多的研究立足于如何改变生产方式，提高效率。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者们才开始转向农村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研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甚至占到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多，农业从出口转为进口，保障农产品供应和粮食安全问题就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新世纪的研究则转向农村的全面发展和消除绝对贫困，缩小城乡差距。

在农业科技的指导下，定县的实验农场获得了大丰收。

此时，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不断挤压农村的空间。特别是完成工业化，进入世纪之交，中国已经告别了产业和资本的短缺，进入到过剩阶段。

学界敏锐地感知到这一变化。1998年，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副主任陆百甫指出，中国已经出现生产过剩。1999年，当时海归的中青年学者代表林毅夫更是在中国经济论坛的一次内部座谈会上指出，彼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并建议中国开展新农村建设，但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直到2001年12月，林毅夫面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新农村建设才获得中央高层重视，并被确定为“十一五”八项重大战略之首。“三农”问题成为国家“重中之重”，从2004年至2021年，连续18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主题。

来自中央的重视，为“三农”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一些学者扎进农村，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2002年，在温铁军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同一年，来自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杨团带领着农村研究组开启了以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为主的“洛川实验”。 

知识精英们的乡村实验从一开始并不成功，资金的捉襟见肘，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农村的艰苦条件，“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在实践中，不光要解决眼前的问题、未来的问题，更要对前人的经验教训进行思考和总结，传承和扬弃。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建立，让温铁军团队和这位乡村建设先行者实现了交汇。

在定县实验所在地翟城村，温铁军团队建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图/受访者提供

2003年春节，《中国改革》杂志的编辑邱建生带着一群下乡支农调研的大学生来到翟城村过年。时任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一直希望继承晏阳初的历史资源，重建乡建学院，重振自己的村庄。米金水找到邱建生，又找到晏阳初的儿子晏振东，商讨建学院的想法。

一开始，温铁军并不同意建学院，认为年轻人太过浮躁，晏阳初先生当初都没干成的事情，这群年轻人怎么能干成？但作为晏阳初的拥趸，邱建生很执着，前后找了三次，温铁军才有条件地同意了。

为此，村委会花了39万元买下一座废弃的学校作为校址，温铁军自掏腰包捐了6万元，又去国外演讲筹了5000美元。在岭南大学教书的刘健芝教授在香港筹款，在国际行动援助工作的张兰英动员机构出钱，三方也各自派人组成初期工作团队。不到半年，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温铁军被大家推举为学院的第一任理事长和院长。

在此之前，刘健芝教授已经带着学生在江西万载开展了近十年的妇女扶贫实验，而张兰英则在晏阳初早年创办的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工作过几年。一起办一所乡建学院，成为几位老师新的交集。学院的启动、建设和运营，前前后后花了两百多万元，这是他们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这些前辈做了大量的乡村建设实践，已形成足够的理论逻辑和思想体系，却来不及提升归纳总结，反而被后人标签化、工具化，只留下无尽的感动。”在温铁军看来，动员大家捐钱不是最难的，对于乡建前辈们在实践中形成的经验教训，应该做一个认真的归纳总结，分析他们为何会屡败屡战？在实践中如何扬弃原有观点，不断形成新的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路径选择

乡土社会盘根错节，农村问题千差万别，乡村建设实验从哪入手？是做个体样本，还是做组织模式？是学习国外经验，还是走自己的路？如何迈出第一步，对实践者们而言，异常艰难。

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的经历，让温铁军接触并汇聚了一大批志在乡村的青年志愿者，这让他的乡村实验一开始就具备了人才基础。有机农业与生态建筑、城市有机消费合作社等成为温铁军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温铁军一开始的设想是只挂名，帮忙找点钱，尽量帮助年轻人们争取锻炼的机会，自己不参与具体的事务。但“劳动者免费就学”的口号，以及温铁军本人的名人效应，都让他无法置身事外，以至于后来，他在田间地头和农民学员一起劳动的场景屡见不鲜。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实行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的做法，2005年5月，温铁军和学员一起劳动。图/受访者提供

此后3年，温铁军频繁前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实验循环农业和生态建筑，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但一些教学内容也惹来争议，比如带领农民做早操、学唱歌、玩游戏，用辣椒大蒜浸汁等“土办法”杀虫、建造“地球屋”生态建筑、请建筑师教农民使用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等。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困难重重，到现在为止它的情况也不算好。”面对质疑，彼时温铁军回应道，尽管已经培训了很多批农民，农民也确实接受了一些东西，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我想改良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担任学院副院长的刘健芝教授，却对年轻人自身的成长更为关注，她经常对学院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说：“你们要把自己看成学院的第一批学员，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培训农民、改造农民，而是借助这些交流的机会，多向农民学习，多了解乡村的情况。”

2007年4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关闭，学院工作团队选择离开。5月15日去到北京，第二天是温铁军生日，面对参加生日聚会的沮丧的年轻人，温铁军安慰道：“其实最重要的是人，只要你们在，哪里都可以做乡村建设。任何事业都会有波折，无数次终止，无数次重启，遇到困难反而可以考验我们能不能继续坚持。”

不久后，这群从学院来到北京失去根的年轻人，在北京西山脚下，重新找到一块可以扎根的土地，他们延续学院的生态农业实验，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一边教市民种菜，一边继续向从事生态农业的“新农夫”提供技术培训。

温铁军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另类解读 ——“中国经验”“比较优势”与乡建实验》一文中曾写到，“使我们备感尴尬的是，我们新农村建设实践与推广中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常被看作‘一盘散沙’或者‘一麻袋土豆’的农民，而是来自于尚未及时转变观念、仍然遵循发展主义、坚持以资本和GDP为‘本’的地方政府。这恰恰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就难以协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多元化的利益矛盾”。

2012年，温铁军以执行院长的身份在西南大学恢复了晏阳初1940年成立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将西南大学发的全部工资捐给了学院。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建起了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图/受访者提供

杨团同样选择了农业合作社模式。2005年，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支持下，7家农民合作组织成立农禾之家（联盟）。2012年正式注册为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

“在中国农村，什么样的组织形式能够实现‘三农’就地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命题。”本着这样的思考，杨团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合作模式中，找到了方向。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农协是依法履行的法定机构，以这类法定社团带动整个乡村的发展被称为东亚农业发展模式。该模式以乡镇一级的综合性农协为枢纽，上连县下挂村，再上面还可以连接更高一级的地域性农民合作组织，而各级的组织都能各司其职。

最基层的农民合作组织叫做产销班或者专业组，就是小型的单品合作社。他们的任务就是做出好产品，保证生产质量。而乡镇一级的农协组织是为最基层的生产者提供技术服务、金融服务、营销服务等，也就是将农户的生产、金融、供销和社区生活整合在一起的综合服务。县农协则是承担乡镇一级做不到的事务，例如建一个农产品加工厂，需要资金、设备和系统化的管理，县农协就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和需求，将这个事业办成。县乡村三级各司其职，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效的合作框架。

在杨团看来，中国乡村振兴最值得借鉴的是东亚综合农协服务于小农的方式，而不是欧美的大农场和专业化的大型行业协会。

目前，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在学界受到推崇。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规模化农业生产，这需要土地的高度集中，但中国的农村受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影响，特别是南方有些地区，土地分散在农户手中，规模化程度并不高。

“所以说规模化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集中，适度规模。”汪三贵表示，在养殖业目前很多地区基本实现规模化，但在种植业，由于农业的生产过程持续较长，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模式，可能也会造成效率的低下，出工不出力，所以，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将是未来的主要方式。

在杨团的实践中，东亚模式遭遇了水土不服的尴尬。由于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在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土地实际分到了个人手里，这就涉及到利益分配的问题。“所以我们成立的农业合作社实际上是共有体而不是共同体，就是个体的集合。”杨团对《中国慈善家》说。

杨团举了个例子，在新成立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中，对几个村的资产进行了盘点，经营性资产、资源性资产，再加上非经营性资产，共6亿多元人民币。这实际上是集体资产，但按照按份共有的理论，就要将这6亿元资产以股份分红的形式全部分给个人——这就带来新的问题，股份是可以转让和继承的，即使离开村庄，不在集体，依然可以不劳而获。

而日韩台农协则是在私人财产基础上将集体建立起来，是真正的共有体，不存在分配的问题，这也就让农协具有了经营性和可持续性。在不同的体制下，全盘照搬日韩台模式显然不现实，在杨团的畅想中，中国式新农协是乡村基层组织的一种再造，它不是着力经济成长，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是着力培育社会组织、社会机制、社区机制，重点是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因此，研究组提出，要以综合农协的服务规模化代替种植的规模化，在种植以外的其他经营方面，比如流通、金融、技术传播等，取得规模效应。

实际操作依然不乐观。2008年，杨团和研究组尝试在湖北省建始县建立综合性服务的农民合作组织，却在资金问题上遭遇尴尬——当地政府没有把新农协的工作经费纳入自己的支持范围，就靠研究组从社会筹款。资金困难的时候，研究组成员甚至用自己的工资、课题费来维持项目。

“涉农社会组织的强项是热情、同情、同理心，社工手法，找项目资源。但是弱项是不懂‘三农’，无法长期扎根，加上资源匮乏，只能依赖筹款做项目生存。”杨团表示，项目方式制约了组织按照自己的选择去满足农村和农民需求，项目完结就只能撤退。

汪三贵认为，按照中国目前的制度体系，应主要发展以经济为主的专业合作社，而非综合性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与集体经济是两个概念，集体经济可以采取合作社的经营方式，但它们是两个不同的主题，集体经济的核心是收益集体共享。”汪三贵进一步解释说，假如在村里发展集体经济，赚的钱要么全体村民分红，要么用来做村里的公益事业，比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但具体如何赚钱，可以由合作社来经营，也可以承包给企业经营。

相比杨团和温铁军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的乡村建设实验显得“小而美”。2015年，李小云在云南勐腊河边村开始做整村的开放性实践。按照他的初衷，只是想找到一个理论实践对接的平台，在实践中丰富自己的想法。

这次实践，用李小云的话说，“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专业”，喜欢艺术的他在村里帮农民建房子，他来设计，农民自己建设，没有建筑师，没有图，没有建筑公司。李小云给《中国慈善家》展示自己手绘的房子，线条流畅，画风细腻，一座古朴的小楼跃然纸上。

“我来到这个村庄，并非一定要去做乡建，和晏阳初先生乡村建设的伟大理念，以及国内很多专家的乡村建设实践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他们具有很高的建设乡村的目标，我没有。”李小云坦言，河边村项目更多是出于兴趣，也正因为如此，他并不希望资本过多介入，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于当地政府。

1994年，李小云将“参与式发展”理念引入国内，结合中国实际创造了“参与式扶贫”模式，提出农民是农村发展的主体，如何消除贫困更应该尊重农民的意见。以多年扶贫的经验，他思考的都是如何更好地利用政府资源。比如，给农民盖房子，能不能把房子盖得好一点、住得更舒服一些，同时能把传统保留下来。但是，河边村项目不同于一般的扶贫，李小云更希望能帮助村里找到一项产业，以产业来留住村里的年轻人。于是，他将“瑶族妈妈客房”嵌入到农居里，农民盖房的同时，还可以挣钱。

在李小云看来，只有产业才能够把人才留住，把资本黏住，这样的产业是一种新业态，并非中国的所有乡村都可以做，“乡村振兴需要不同类型的模式，这些是驱动型的模式。”为此，他成立了旅游公司，邀请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回村管理公司。据他透露，去年盈利150多万元，平均每户盈利4万多元。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办事处。

乡村憧憬

按照中共十九大报告，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被凝练成20个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和脱贫攻坚目标比起来，这一目标比较抽象。而在长达30年的目标期内，如何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显然是更复杂的命题。

按照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十四五”规划给出的路径，其中两个关键词值得关注， “现代化”和“城镇化”。

在“现代化”目标中，“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将同步推进。“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然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毕竟第一产业是不可能支撑一个国家高收入和高发展程度的。”在汪三贵看来，经济逻辑决定了第一产业在任何发达国家占比都会很低，所以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否则就无法创造更高的收入和价值。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具有集聚效应，主要集中在城镇。

“但是这并不否认农业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产业，只是农业的生产效率有限，要让人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就要保证生产的收益，所以发达国家对农业采取补贴政策。这也就决定了现代化的农村不可能留那么多人。”汪三贵说。

也正因为如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提到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部分，也提出“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按照“十四五”规划要求，到202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5%，到205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占到80%，也就意味着只有20%的农村人口，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只有10%。

这从经济学上不难理解——只有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农村的各项要素才能流动起来，农业现代化才能实现。但是，人都到城里去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如何解决？没有人的乡村还能称之为乡村吗？

“村庄里有人是第一位的。村庄里有人，而且有年轻人经营他的村庄，这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李小云认为，乡村之所以成为乡村，是乡村社会关系和乡村价值。外面的人进来，没有社会关系，也就没有乡村价值的载体。这样的乡村，就是一个死乡村，有人而没有灵魂。他们只是把乡村的空间给占了而已。乡村的核心，是乡村的社会关系，乡村的人。

“乡村振兴不能让所有的乡村人都待在乡村，否则它就会落后，乡村振兴是让想待住的人都能待得住。”李小云表示，没有城市化，乡村数量不减少，就无法振兴。但是乡村数量减少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慢慢的，留下的乡村就能够振兴了。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将村庄分为集聚提升类村庄、城郊融合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和搬迁撤并类村庄四类。其中，对于搬迁撤并类村庄，强调“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并经村民会议同意，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集中上楼”。

汪三贵认为，农村人口减少不代表农村不需要人，要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引入农业技术性人才、乡村治理型人才进村，只有这样，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才能实现。

培养年轻人，这也是李小云在河边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带着他们做规划，带着他们修路，带着他们铺砖，让他们学会用电脑管理、开发票等技能，“所以我们带动了一批人，从村干部到年轻人、我们旅游公司的管理人员，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核心”。

那么，未来的乡村究竟是怎样的？在汪三贵看来，城乡之间没有太大差距，乡村振兴才可以说得以实现。目前城乡差距过大是主要问题，无论人均收入、生活环境，还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农村都远远落后于城市，“所以乡村振兴是全面性的振兴”。

而李小云对乡村的憧憬则显得较为浪漫，“城市人是否欣赏乡村，或者会欣赏乡村，我认为是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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