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统战攻势：1945年涉险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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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准备发动内战。当时的中国围绕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蒋介石错误地估计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这样他就可以大造舆论，说共产党不要和平，妄图把打内战的罪责强加给共产党。

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毛泽东在重庆多方拜访或约谈了国民党军政要员、中间党派代表人物、新闻界、实业界、科学文化界等各界人士，介绍解放军的情况、共产党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主张，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共的支持。

直到1945年8月28日当天中午，毛泽东是不是真的会来，依然众说纷纭。驻扎在重庆的几十名外国记者全体出动，在九龙坡机场蹲守，反复打听延安专机的情况。国民党方面进行新闻封锁，中国记者寥寥无几，只有《新华日报》临时得到消息，约了《大公报》《新民报》等几家报馆的记者赶来。邵力子、雷震和各民主党派领袖也陆续到场。重庆酷热难当，人们在烈日下苦等几个小时，唯恐一溜号错过历史瞬间。下午3点37分，草绿色的三引擎巨型机降落，机门才开，就响起一片掌声，记者们打仗般拼抢有利机位。终于，毛泽东从机舱口走出，镁光灯闪成一片。

他有着扭转乾坤的力量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记者们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毛泽东在机场与各界人士见面，发表讲话，然后到张治中公馆休息。《大公报》著名记者、中共地下党员彭子冈以白描笔法，客观而传神地再现了毛泽东的初次亮相，让读者看到，共产党领导人并不像国民党宣传中那样凶神恶煞粗野无知，他是一个接地气的读书人。

在《新华日报》记者笔下，毛泽东呈现截然不同的气场：“他朝周围的群山打量了一眼，似乎要在这一瞥中熟悉重庆的山山水水。然后他取下头上戴着的考克礼帽，朝机场上欢迎的人群使劲地挥动着。那有力的挥动，使每一个在场的人都相信，他有着扭转乾坤的力量。”

就在毛泽东举起礼帽向接机人群挥舞的时候，郭沫若注意到毛泽东手腕上没有表。手表是当时人物彰显身份的必备单品，郭沫若感到毛泽东理应有一只高级手表配上这身崭新的衣服。过了几天在一次会见活动上，郭沫若不失时机摘下自己的欧米茄手表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直到去世前都在使用这块表，始终不肯换。

这是毛泽东作为中共一号领导人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统治中心，也是他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之后18年来第一次“进城”。怎么把他包装好，中共中央上上下下费了不少心思。毛泽东向来不讲究穿戴，何况在延安条件艰苦，他一直穿打补丁的棉布衣服和布鞋，戴灰布八角帽。为了重庆谈判，叶剑英给他买了皮鞋，在北京定做一套灰色中山装，江青在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了一顶帽子。临行前，周恩来发现毛泽东头上的帽子有点小，摘下自己头上的考克礼帽给他，毛泽东试了一下正合适，欣然戴着去登机。盔式帽即考克礼帽，又称拿破仑帽，圆顶圆边，孙中山有同款，生前常戴。镜头定格了毛泽东戴着礼帽的经典形象，这大概是他存世照片中最时髦的造型。

走下舷梯，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原称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乔冠华在毛泽东身边为他一一介绍到场人士。美髯垂胸的张澜形象辨识度很高，不等乔冠华开口，毛泽东就主动和他打招呼握手，两人寒暄停不下来，蒋介石派来的接机代表周至柔和国民党要人被冷落在一旁，为缓和局面，周恩来从毛泽东身旁绕过来握住张澜的手互道阔别，安排他们合影。记者一拥而上密不透风，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都被挡在人墙之外，急得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沈钧儒年纪大身体小，被挤在人缝里无法动弹，不停喊“我是沈钧儒！我是沈钧儒！”

张治中说着“好了吧”，带领延安朋友突出重围。他告诉毛泽东，委员长给他安排在条件最好的山洞林园美国招待所，很凉快的。毛泽东说，我是中国人，不住美国招待所，张治中说政府招待所条件差点，不知可不可以？毛答应了。林园是抗战初期张治中为蒋介石、宋美龄在歌乐山云顶寺旁修建的官邸，蒋介石赠给林森居住，遂称林园。1943年林森去世后，林园成为蒋介石官邸。

林园

8月28日当晚8点多，在林园，蒋介石为毛泽东一行举行欢迎晚宴，菜品“别有用心”地安排了西餐。满桌面包黄油牛排，毛泽东吃得很少。第二天早上，又是西餐，毛泽东吃了几口把警卫员齐吉树叫过来说：“国民党吃饭也学美国人，中国人不吃中国饭，一天到晚是面包面包。我不习惯，你去跟他们商量一下，换成中餐。”餐厅负责人说：“毛先生的饮食是上面安排的，我们不能擅自改。”齐吉树反复要求下才终于改成中餐。

一虎二龙三鼠

周恩来不放心毛泽东住在蒋介石官邸，吩咐警卫人员仔细检查卧室各个角落，看有没有爆炸品和燃烧品等。他又亲自检查床上床下和枕头下，在椅子坐一坐，才让毛泽东进去，并要求警卫人员保证房内不能离人，也不要让外人进来。

出发前，周恩来、康生、李克农等反复研究，选定久经考验的老战士龙飞虎、颜太龙、陈龙，枪法好的警卫员舒光才、戚继恕等人，随从保卫；毛泽东警卫班选派齐吉树赴重庆照料生活。这个护驾阵容号称“一虎二龙三鼠”（舒、恕、树谐音鼠）。

重庆谈判世界瞩目，毛泽东的安全是美方做担保的，蒋介石非但无意加害，相反还要千方百计保证毛泽东毫发无伤，万一受到反共分子袭击，国民政府交代不过去。蒋介石指派宪兵司令张镇派一个警卫班负责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戴笠当时正在前线布置接收工作，蒋介石专门把他召回，再加一道安保防线。戴笠在毛泽东下榻之处设机枪阵地、瞭望台和无数明卡暗哨。有个手下嘀咕：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把毛泽东干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戴笠知道后把他叫来大骂一顿缴了他的枪。

刚到重庆的两天和临行前一天，毛泽东住在林园，其他时间住在位于重庆郊区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红岩村地处偏远进城不便，张治中把自己的官邸桂园腾出来供毛泽东白天会客办公。每天早上8点，毛泽东乘车从红岩到桂园，晚上回红岩。

张治中留下他最信任的贴身侍卫唐建贵率一个手枪排，指示凡是国民党方面的人员，一概不准进入桂园。唐建贵严格遵守命令，有一次郭沫若来看毛泽东，为了顺利通关亮出“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结果警卫一听是国民党的人，说什么也不让进，直到为毛泽东担任谈判期间秘书的王炳南出来说明情况才解围。中外记者来桂园采访都要登记和安检，照相机、钢笔要拿出来单独检查，此举引来记者不满，但警卫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也顾不得许多。

毛泽东在渝40余天，至少有周恩来、张镇、戴笠、张治中四路人马在保护他，各路警卫都得到命令只信任自己人，其他势力一概严加防范。周恩来让颜太龙严格监视蒋介石派来的司机和警卫，超车、拐弯时要保持车距，保证安全，还交代监视同时要给他们散烟，搞好关系。张镇的宪兵警卫班内部通知，不管是哪一派哪一“统”（军统中统）的特字号人物，都不许接近毛泽东，发现有借故捣乱的人开枪打死不用偿命。戴笠派来的特务化装成乞丐小贩，整天在毛泽东住处门口晃来晃去，张治中的警卫班认为他们不怀好意屡次发生冲突。经周恩来协调，张镇的宪兵负责大门，张治中的警卫负责内围，但宪兵休息时要进入园内，警卫不信任宪兵，又抽调一批精干人员盯住他们。

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给宪兵和警卫赠送了纪念品，感谢他们辛勤的安保工作，每名警卫得延安毛线一磅，两边的负责人各得一套延安自制呢料。对于毛泽东赠送的礼物，警卫班做出三种处理决定：不收，收一半，全收。请示蒋介石后得到的回复是全收，于是大家领回毛线，庆幸40多天任务圆满完成。

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全国各界精英荟萃大后方，统战良机不可错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为毛泽东安排了紧锣密鼓的时间表。从《新华日报》当年的报道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重庆43天，几乎每天都有一至两场宴会聚餐，吃饭之余也排满茶会、演讲和会见活动。周恩来把谈判的具体问题都拉到自己这边，缩短毛泽东在渝时间，并且让他有充分档期奔走交际。国民党军政要员，中间党派代表人物，新闻界，实业界，戏剧界，科学文化界，教育界，驻重庆外国使节，国际救济团体，毛泽东皆亲自登门拜访或约谈，用他自己的话说：“拜客，什么人那里我都去。”

8月30日中午，在林园住了两夜的毛泽东进入市区，拜访的第一个人是宋庆龄。抗战期间，宋庆龄冲破封锁多次给延安运送物资药品，解中共燃眉之急。在重庆期间，宋庆龄与毛泽东多次见面，她感到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1945年9月，重庆，宋庆龄（右）到上清寺桂园张治中的住所会见毛泽东

8月30日晚饭前，毛泽东来到重庆上清寺西南角嘉陵江畔的特园拜访张澜。特园是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鲜英字“特生”，故名特园。鲜英是张澜的学生，开朗好客，仗义疏财，抗战期间接待天下名士。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罗隆基等在特园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将总部设在这里。张澜、梁漱溟、张申府、张东荪等人还长期寄宿在此。鲜英人称当代孟尝君，特园也被誉为民主之家。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访张澜成为一时佳话，除8月30日之外，9月2日和15日毛泽东又来了两次。张澜领导的民盟成为中共的坚定盟友。

当时住在特园的鲜英远房亲戚杨复全见证了毛泽东与张澜的会面。“我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很高大壮实，有点像乡村教师。看到他进来，我忙说：‘请坐，请坐。’他很从容地坐到第一个大沙发上，把沙发坐得满满的——来特园的客人，只有他和冯玉祥能把沙发坐得满满的。”毛泽东向张澜解释了中共《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内容，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张澜心驰神往。

8月28日蒋介石的宴会官方色彩较重，气氛平淡，真正热烈的接风宴是在9月1日下午。孙科、邵力子牵头，在中苏友好协会会所举办盛大鸡尾酒会，上至宋庆龄、张治中、朱家骅、陈立夫，下至马寅初、傅斯年、郭沫若、茅盾，重庆各界名流数百人到场。人人排着队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挡在前面连番代饮，千杯不醉之名就此远扬。毛不得不喝时，周恩来则抢先递上自己事先准备好的低度数葡萄酒，不让毛泽东喝对方端过来的烈酒。一是毛酒量小，怕他喝醉头脑不清醒；二是担心别人的酒有毒，菜单周恩来都要一一审查，甚至要先尝过再让毛泽东吃。

酒会散席后，外面刚下过雨，毛泽东的专车掉进沟里卡住了，冯玉祥亲自带人去推，还是推不上来，于是他用自己的车送毛泽东回桂园。

抗战期间，冯玉祥与毛泽东有过通信，神交已久，在重庆他们初次见面，一拍即合。9月7日晚，冯玉祥在特园康庄宴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康庄是特园的一幢小楼，得名于鲜英女儿鲜继康，抗战期间鲜英提供给冯玉祥作为市区官邸。

冯玉祥调来他在乡间住所的厨师，要他多做湖南口味的菜，冯玉祥一生不吸烟不喝酒，宴客也从不备烟酒，这次备了茅台和好烟给毛泽东，但他个人仍是以水代酒。席间上菜斟酒的都是冯玉祥的贴身侍卫，以保障毛泽东安全。冯玉祥素有倒戈将军之称，与毛泽东宴饮之后，更加站在共产党这一边。1946年9月他被命令退役，以“特派考察水利专使”名义派到美国，在美国他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揭露其专制独裁。

1945年9月4日至21日，是国共双方针对实质问题进行谈判的关键阶段，也是最艰难的阶段，尤其是触及中共军队整编问题，谈判陷入僵局。毛泽东指出应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南方局遵照意见安排了多次与中间党派负责人的会面，与文化、产业、新闻、妇女各团体的见面。国民党官方媒体对外宣传谈判十分融洽，毛泽东则向各界报告谈判遇到的胶着状况，强调中共有耐心和信心。

毛泽东还访问了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大使，宴请司徒雷登，接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接受路透社、合众社记者采访。他向国际社会介绍解放军的情况、共产党有关国际国内问题的主张，争取对中共的支持。

毛泽东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驻地接见三位美援华飞行员后合影

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刘鸿生、潘昌猷、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范旭东等产业界人士。民族资本家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国经济落后，私营工商业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需要发展，不是短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三种资本是要坚决反对的：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火柴大王刘鸿生参加桂园茶会后，兴奋地对厂里工作人员说：“看来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还要我们提意见，我只说一句：对于他们的主张，我赞成，但是将来建国应以蒋委员长为领导。看来这次国共谈判是能够成功的，和平建国是有希望的。”这批产业界人士在1949年之后大部分留在大陆参加了公私合营。

10月8日晚，张治中举行盛大宴会为毛泽东送行，毛泽东发表了演讲。据彭子冈回忆，因为他的湖南口音重，现场很少有人全部听懂他的发言，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和为贵”三个字。

10月11日在林园用过早餐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又作一次会谈。蒋表示政府决不会再作出任何让步。上午9时，毛泽东与蒋介石此生最后一次握手，即赴机场。

【国家人文历史系今日头条原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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