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看见的“小城之春”，真的来了吗？
“它不是一个冲突地带，它是一个接受变化、沉默寡言的群体。”
崔灿灿策划的“小城之春”项目，在“一个个同名的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北京路、上海路”之外，看见了中国两千多个小城的哪些差异性？既然现代化不可逆，那么小城的“春天”到底是怎样的？
人物 CREATORS
崔灿灿
出生地：江苏徐州
#创作力
策展作品：《夜走黑桥》《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九层塔》《断裂的一代：90后的电子色、网络化、时尚消费、科幻散文和全球身份》《游牧在南方：河流、隧道、湿热、星群》《小城之春》等
“小城就像是中国高速现代化下的一个party，人们崇尚在其中找寻乌托邦，或者说一种幻梦与想象，但它能提供的想象始终是有限的。”崔灿灿十多年策展生涯间，奔走于各个城乡，回望逃离后却回不去的故乡小城，抱有如此感慨。而与三联人文城市共同开展城市项目“小城之春” ，也源于他想将“乡村-小城-城乡结合部-都市”结构中的小城从“沉默寡言”“被观看”“风情化”的漩涡中拽出。
现今对于小城的挖掘与重拾，恰似一种承上启下的“情境逻辑”，一场运思于不同时间的使人履及的“梦境”。
时至近代，其存在形式、资源配置、基础职能、特征性质都经历了重大改变。20世纪40年代，“乡土中国”中个体的确定性非常高，更多的是追求“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安稳感，人口亦处于低空间流动状态，在《小城之春》《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影视作品中也可见得。这一时期的小城镇在城墙和家中破败庭院的围墙围困之外，亦有摇曳的生机。虽有一扇扇打开的“窗”，多数居民不愿也走不出闭塞的“铁屋子”与“小桥流水”。
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迁徙中国”，人群则向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全员迁移流动转变。小城作为农村居民现代化的“中转地”，在这一阶段经历了传统与现代交汇碰撞的艰难转型期，多呈现为“建设中”状态，也往往充满严肃批判和炽热期望。
《小城之春》电影剧照，1948年 / 图源网络
然而，能够“照进”小城现实生活的体察越来越少，从异国取景的地方景观与出圈的话题勾勒出一个个“地方风情画”，“一个人民广场、一个中山公园、一条北京路、一条上海路”变成我们心中的小城标配。
而“通往身份的道路，是一场持久战，是自由之欲与安全之需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并总是受到孤独之忧与无能之惧的折磨。”
鲍曼的新旧秩序转换理论恰恰也能为这种人口的流动及形态的变化提供了一定的思路，他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提出的“瓦解传统”的典型行为表现，即个体需要摆脱旧秩序的枷锁和负担，在“自我超越”中不断否定，才能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与秩序，但这个过程必然会带来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亦如小城形象的转变，它有甜蜜的、隐约的、朦胧的一面，也有污秽的、甚至是悲惨的一面，“小城”不是所有它们的名字，或也可以隐喻崔灿灿职业生涯或人生中的“这场永无休止的战斗”。
“小城之春”第二季展览启动仪式现场 / 摄影：邹邹©ZSDC
一筑一事曾去往由崔灿灿联合三联人文城市联合共同开启的城市共创项目“小城之春”第二季展览启动仪式现场，得以窥见来自于各领域的共创人以文字、绘画、音乐、影像勾勒而出的有别于“广普城市”的小城独特面孔与不同个体丈量地方的方式尺度。在这些充满差异性和根源感的个体价值涌现之际，更多小城也“生发”而出。
一个月后，一筑一事在成都美术馆外的草地上与崔灿灿开启了一场关于小城亦关于他自身体会的交流。我们谈论的小城是什么？是那些差异性的个体、记忆与塑造，也是不可逆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差万别。
关注“边缘”的崔灿灿
从“小城之春”第二季展览开幕到此次采访，不过月余，崔灿灿已经布了两场展了，这是第三场，他确如“艺术圈的战士”一般，在“反漫游”的境况中“漫游”。也犹如此刻，在周边寻找相对安静的咖啡店无果后，崔灿灿提议就在场馆背后坐着聊聊，那时候他刚结束一天的布展工作，神态稍显疲惫，后颈处的膏药昭示着近日劳累，却也让我们窥见了他高节奏高密度间隙的沉静。
成都不甚热烈的日光下，他很快恢复了状态，极高的语速和旋转的眼睛都在述说脑海里奔腾的势能。那些信息冒泡、翻腾、旋转和撞击，偶尔夹杂着自嘲和戏谑，汇集成平整土地上的湍急河流，清除心中的挂碍，可他却说：“媒体采访，我几乎都是瞎说，你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我说的又不一样了。我不是一个只有单一的、笃定的价值观的人，我每一刻说的话不一样，我每一刻关心的东西也不一样，我渴望了解世界，却不土不洋，没有那么惧怕主流，也始终对中间及边缘地区保持着兴趣。”
这种“边缘关注”或许能够指引我们逐步将崔灿灿曾策过的数个展览连成线，城中村、乡村、夜晚等关键词都汇集其中，而当这样的关注流动到小城呢？
与崔灿灿在成都美术馆外的草坪上 / 摄影：Simon©ZSDC
去年，崔灿灿跨过了策展生涯的第十六个年头。他生长于江苏徐州的小县城，和无数的普通人一样，一到节庆或某些特殊的节点，便会消失在“迁徙”的人潮中，辗转回到那个在他眼中颇为野生的小县城，度过一段和往常完全不同维度的生活。
对于他来说，最初那是一个“贫瘠野蛮”的地方，印象也多为抽象，只剩下想匆忙逃离的想法。也是在这种远离之后，对小城一定距离外的观看，才让他真正重新思考，这个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地方，给他留下了什么？难以改变的口音、无意识的动作，还是早已养成的饮食习惯？“我们被不同的环境塑造，希望与之同振，同时又试图去超脱这个塑造，以此获得一种被向上托举的力量，但脚下实际的泥潭也存在，这两者之间便会产生矛盾，也产生张力。”
2008年，刚从南艺毕业的崔灿灿，饱含满腔热情来到北京，承受着来自特定文化和社会状况的期待，却并未被要求与规范。那时北京层出不穷的先锋艺术形式带给他最原初对于新事物的感受，而“当策展人”便是在那之后，即使于飞速前进的时代、日新月异的话题中，被谈论、被激励、被批评、被分类始终贯穿。
崔灿灿大学时期油画作品 / 图源崔灿灿
2013年夏，他的第一个标志性展览项目《夜走黑桥》在黑桥一个9平方米厕所改建的小房子里完成。它就像一个以浪漫色彩开幕的故事，兴奋和现实主义的愤怒交织，而一贯无奈的平庸只能聊以自娱或借以自嘲。
那个小房子标注着诸如一盏24小时亮着的灯（有开关）、一个简易的插座、不提供材料费和安全保障、所有作品可以被破坏及覆盖、不能拆掉、不能破坏房子的建筑结构等注意事项。然而在经历了两个月时间里百余位艺术家的“打砸抢”后，它还是被拆了，被“不知何人”拆了，但不管拆墙者是谁，都拆得恰到好处，那像是“现实残酷的结束”。
《夜走黑桥》展览，2013年 / 图源崔灿灿
《夜走黑桥》空间被拆除，2013年 / 图源崔灿灿
之后的十余年间，在策展这场偏现场、激情、直觉的运动里，崔灿灿做了一百多个展，有当代、实验、先锋的，也有严肃、宏大、深远的，他在其中来回穿梭，也犹如在小城与世界时间来回跳转。
乡村洗剪吹
2013年的年底，崔灿灿希望做一个跨年晚会，站在高雅与高尚的反面，在主流美学外找到一种差异性，那是生命欲望的绽放。
六环比五环
多一环
“在簋街每天早上5点钟，所有的垃圾都会被统一运出城市，因为北京规定大货车只能在夜里11点到凌晨5点之间在这个城市里面运转”，崔灿灿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文章中写道，他思考城市的另一面肖像：北京大量的城中村在六环和五环之间，40个艺术家、诗人、导演、作家，在五环和六环之间找了40个村子进行调查，并在之后进行结果展陈。
十夜
崔灿灿希望做十个夜晚，去讲述城中村不同的故事，但后续只做了四个夜晚。展览空间选定为村里一家浴池、两家超市、一个水果摊儿和一个网吧。那些夜晚都意味着更多的情感和更多的怀念。
九层塔
九层塔是崔灿灿和刘晓都在深圳建起的一座意义不明的混沌之塔，其中共汇集了9位（组）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展览基础素材，同时邀请了9位建筑师、9位平面设计师，分别组成9个临时团队。艺术家、建筑师、平面设计师三方联名合作，没有“主次”和“中心”，只是分工与协作，最终形成9个全新类型的展览。
游牧在南方：河流、隧道、湿热、星群
崔灿灿汇集了南方九省市共101位并不知名的青年艺术家，期望在其中找到不同地带的艺术，寻找被北京和上海过滤掉的东西，也去除对南方的整体的想象。
也是在这些城乡、地域的反复观察之间，愈多的差异拉扯着时常哀愁的他。为什么对夜晚有诸多关注？崔灿灿眼中的夜是许多人无法重返小城的原因之一，他特别喜欢北京的夜晚，12点之后，整个城市依旧在运转。
“现代城市所带来的最主要变迁之一就是夜的点亮，相对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城市生活出现后，夜晚被反向点亮了。
当然，在那之后，人的欲望也无限增长。”夜里两三点，有人在夜游、有人在加班、有人独自在街边孤独，那些危险、动荡和不安伴随着机会、希望和梦想。
但回到小城，安稳本身或许就是“人等待衰老”的方式之一。晚上九点一到，整个小城都黑了，人的孤独便是孤独，甚至可能被认为是一种不应该有的心理疾病。“标新立异”很难得到理解，“公务员、老师、医生”才是统一的最好出路。
“我很难彻底回到小城，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也存在一个具体的困境，因找不到落脚，最后既进不了城又还不了乡，他们就像沉默寡言的小城一样沉默寡言。”
2018年除夕崔灿灿策划的项目「三十」里，艺术家包晓伟画下的夜空，现实很粗砺，星空也没有那么闪烁 / 图源崔灿灿
也正因为被现代性进程逐渐剥夺的“当代”之外的感知，更多更迫切的需求缠绕着我们的目视，
小城里的某种共识、制度使还不了乡的年轻人及更广地方的人对小城形成了固定且统一的印象：千篇一律的标准新区、广场、道路名，远距离的快递外卖，缺失的娱乐场所和文化活动，较弱的边界感和简单的生活层次等。
但实际上的小城，却意味着另外一种时常被我们忽视的东西，即地域生活的差异性。“我们的目光总集中在所谓的中心城市，并不关心边缘城市之所在。我曾邀请了建筑师李涵做一件作品，他去到平谷，考察其广场、建筑等，平谷距离北京不过几十公里，却呈现出如时光倒流一般的安静感觉。最后李涵选择用纸模型描绘平谷的街景，纸的脆弱柔软恰好如这座小城，这里生活着的几十万人，他们的现实、苦恼和希望的某个时刻也消泯于时序的更替中。”
李涵《新平南路路口》 / 图源坪山美术馆
崔灿灿每年春节回到老家，都会远远看见他父亲挂在门口的两个大灯笼，院子里则是塑料编织的花。从他的审美来看它们是“艳俗”的，然而那却是长辈来年的期许，世代生活在小城中的人对美学的认知。但少有人关心这些独属于小城的认知体系，它更像是大城市的“随从”，总是滞后一步：滞后的经济、娱乐与审美，病毒肆掠得都会慢一步，这也是其沉默寡言的缘由。有的小城，甚至于发生恶性案件之时，才在新闻里能为人所知。
“我们总是在谈论城市未来，而未来的代价是什么？每个时代都有人成为弄潮儿，成为前沿者，但在同时刻也有一批人永久地将被这个时代遗忘，他们活在一个过去的故事里，时代每天都在变化。
中国用40年的时间，演练了西方400多年的历程，然而，却也造成了内部的巨大‘时差’，人们活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的时代。即便小城也是这样，有人画花鸟、搞当代、写宣传语、写诗，也有人听摇滚、听戏曲、听民乐，也有人玩摄影、玩滑板、做影视......小城的丰富性不应被一个标签或印象所涵盖。”
2023年，崔灿灿联合三联人文城市策划了“小城之春”项目第一季，其中14位共创人分别进入作为他人和自己故乡的小城，从内蒙古的额尔古纳到福建的泉州，从浙江的湖州到贵州的罗甸，他们从城中心的标志物、街边的广告牌、角落的公园、一事一物、一草一木入手，呈现对于小城的全新理解和叙述。
“小城之春”第一季创作地图 / 图源三联人文城市
2024年，“小城之春”第二季开启，相比于具体的城市和明确的叙事，则更为聚焦泛地区化、泛地域化的讨论，从点状到片状，也进一步思考小城与这个世界的连接，它们存在何种差异？如何从边缘走出？
一起打开小城的春天
崔灿灿对“小城之春”从未有太多预设与明确规则，“遭遇”恰恰是最重要的一点，后将“遭遇”变为事实，保持其棱角和张力。
“雨林里存在一种特殊的结构，有的植物疯狂向着阳光生长，有的横向生长，有的则向下，不是每一株植物都应该迎着阳光。中国也不只有一种希望，不是迎着阳光才是唯一对的，阳光不会打在每一个人脸上，于是就有了差异，有了产生不同价值的土壤。”
怀抱着对差异的探寻，他试图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很多曾经不知道的地带，小城没有边界，关于它的讨论也不应止于单一领域，不同学科资源的呈现将还原出一个丰富的小城。
“邀约共创者的过程难免会被拒绝，这种情况还不少，但所幸最后还是有这么多小城而来的共创者与我们一起构建“春天”。春天变暖的风和空气里多了的湿润，不仅意味着一种自然，也意味着情感和希望。四季的变化，让我们认识时间、认识尺度，对每个人来说，一年有四季，但在这个项目中只有一季，那就是春天。”令崔灿灿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经济等各个因素，此次小城之春还未形成巡展，也许，这也是它的“未尽”，关于这点，联合发起人&三联人文城市的执行总编辑贾冬婷也深感如此。
崔灿灿在“小城之春”第二季布展 / 摄影：元宵
贾冬婷对崔灿灿的最初印象，是“六环比五环多一环”展览，那样生猛的社会性、城市性讨论令她深感好奇，而后这个“特别活跃的年轻策展人”也时刻在艺术圈各个领域“闪现”。“后来在2021年，我因某个线上传播项目与他结识，采访过程中，作为受访人的他聊到许多夜晚漫游的经验，话题角度也都十分新颖，那时我便想，我们或许可以合作一个新项目。直到‘小城之春’项目开启，新颖、活跃的他非常适合去联结各个领域的共创者。”
线下活动如今确实很难按想象铺开到那么多小城中，但其实小城更多也是一个心理概念，第二季“小城之春”中，贾冬婷则认为应该比较“现代性流动”带来的心理反应。“虽疫情过去，空间的阻隔打开了，但由于经济减速，流动也并未剧烈，大家转而更聚焦在地性的东西，而这样的议题不一定发生在美术馆，它可以进入到生活现场。”
如第一季贾冬婷与崔灿灿发起的全民共创的讨论，再以视频或图文形式进行线上传播；也如第二季他们将作家班宇的文字放到中牟街道的广告牌上，邀请刘钊设计中牟特有的三轮花车。所有人的种种情绪、感情、牵绊、故事，才编织了小城的丰富性。
班宇小说中语句以广告牌的形式呈现在中牟县城中（上）；“小城之春”中刘钊设计的三轮花车在中牟街道上巡游（下） / 摄影：元宵
在“小城之春”策展过程中，崔灿灿深刻地感知到个性是“被获得”的，个性天然就有，不同地域的人生下来就与他人不同，虽在之后的过程中被规范，但烙印在身体里的东西不会改变。“从老家到南京再到北京，我接受了更广的教育，学习了很多知识与新生活方式。而如何做一个当代的城市人？当我坐到中央公园大石头上，看着这个宏伟城市的变化，我神经病般地幻想我已经成为了标准的现代人。但直到30岁，我变得容易过敏，皮肤上的反应告诉我，基因永远会留在身体之内，无法改变。”就像他至今坚信煮饺子必须要放三次冷水，少一次都不行，因为那是他母亲从小告诉他的。
其他共创人亦是如此，导演顾桃虽现生活在北京，但游牧及狩猎民族的情节却影响了一言一行，崔灿灿每次跟顾桃吃饭，顾桃的敬酒方式总是与他们不同。也只有顾桃，才能拍出“鄂温克三部曲”，拍出那独属于鄂温克的森林里树的影子、奔跑的野鹿、天空中的云彩和飞鸟。
顾桃在内蒙古的希拉穆仁草原 / 图源三联人文城市
部落酋长玛利亚·索在森林里生活了90年 / 图源顾桃《敖鲁古雅·敖鲁古雅》，2007年
艺术家陈彧君、陈彧凡兄弟于2009年与崔灿灿结识，此后合作过的多场展览，也源因他们在诸多方面的共识。对于陈彧君而言：“崔灿灿思维活跃、也喜欢尝试新东西，那些探讨、共创的场景都十分有意思。”陈彧凡继而说到：“他每次来杭州都会约上三五艺术家朋友通宵聊艺术。”
陈彧凡（左）、陈彧君（右）在工作室里 / 图源三联人文城市
陈彧君在搭建作品（上），陈彧凡在改造园头村的一座老宅（下） / 图源三联人文城市
而“小城之春”项目的合作里，他们共同将闲置于内心角落的纠结和感慨交流一番。在福建莆田长大，陈彧君、陈彧凡记忆里的“家”，首先是一栋老宅子的模样，然后便是“根”和“厝”，还有木兰溪，他们的作品也多与之有关，这与在单元楼、居民区长大的人存在真实的不同。
“小城”于他们而言极具温度，后来从莆田到杭州再到上海，近三十年过去，当他们再次面对这个小城，身体意识被重新激发的瞬间，既熟悉又陌生，难以描述却又具体生动。
“这些年的城镇化及现代生活场景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确确实实把儿时充满活力的乡村，变成一个缺乏流动性的角落，心里还是有一种惋惜和悲凉。”但另一层意义上来讲，故乡也在他们身上投下了长远的映射，是那些带着“泥土”芳香的朴素与真实，也是希望、生长和可能。
陈彧君、陈彧凡小时候居住的园头村和贯穿莆田的木兰溪 / 图源三联人文城市
艺术家袁野在“游牧在南方：河流、隧道、湿热、星群”展览中第一次接触崔灿灿，她曾在深圳工作了五六年，后又在南京、杭州和北京生活过，现在每次回到深圳，都能感受到极快的更新速度及城市与建筑、艺术、设计的融合。“但南方不应只是城市的亮面，因此我基于自己对南方的印象，与崔灿灿共创于展览中，他是行动力超强的人，也很认真，开幕前一天夜里还在协调布展。”
而此次参与“小城之春”项目，一方面源于她对此时此地的观察，一方面也源于某些共识。每个城市的植物都不同，它们是观看城市的一个入口，也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般，中牟的植物也独具特色。
在中牟雁鸣湖，袁野开始了对这个黄河小城的植物观察，行走在中牟老城中，植物与街景共同构建了一种城市印象 / 图源三联人文城市
在中牟的某天午后，袁野偶然路过大洪村的集市，不算宽阔的路两边塞满了卖西瓜和打包西瓜准备发货的摊贩，她转进一条深入大棚的土路，碰到一位瓜农在凉棚下切西瓜，邀请她和他们一起吃。偏粉的瓜很甜，偏红的相比之下寡淡了点，但对于袁野来说都好吃，“与瓜农边吃边讨论两个品种的区别，像是实验总结一样。”那些故土的痕迹，藏在植物里，也藏在更多地方。
中牟到处栽种的槐树和袁野镜头中的西瓜 / 图源三联人文城市
胡尹萍在四川的一个小镇上出生、成长，高中便离家上学，对家乡和父母的记忆几乎停留在儿时。后来，她以“小芳”工作室之名，向老家的阿姨们收购帽子，再到一个个展览的呈现，那些特别普通的四川阿姨的希望、幸福、恐惧和安全感，便不会从时间中流逝。
“小芳”（胡尹萍）和她为小镇阿姨准备的线团们在一起、镇上编织帽子的阿姨们（上两图）；“胡尹萍个展：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现场（下图） / 图源胡尹萍
许多外出打工的苗族年轻人回来以后，往往就直接用汉语借词，而不是苗语词汇。与此同时，孩子们与说苗语的长辈长期分开，会讲苗语、愿意讲苗语的年轻人也在变少。苗文翻译局则以古苗文为基础，创造了一些如“冰箱、电脑、手机、互联网、wifi”等现代苗语，激发每个人对自己母语的探索。
苗文翻译局通常以十个左右的词汇为一组展示翻译成果，有时会把卡片印制出来免费分发苗文翻译局 / 图源三联人文城市
崔灿灿很喜欢听故事，不过，或许听故事是所有人的天性。在班宇、陈彧凡、陈彧君、程新皓、段建伟、耿军、顾桃、胡尹萍、罗宇杰、苗文翻译局、佘海晴、孙晓枫、伍伟、袁野、张尕怂、朱岚清这15位（组）共创人的故事中，他听到了悲欢喜乐，然后这些故事转化为小城的历史材料。“为什么用材料描述？因为它是不断生成的。作为策展人，我并不能说这个项目为时代提供了一些已确定的价值，只能说提供了一些材料。”
“小城之春”布展现场 / 摄影：元宵
这些情景让他想到许多年前去过的一个美洲岛屿，因海啸与旋风，沿海建筑皆被摧毁了，纽约大学建筑系在那时去踏勘调研，崔灿灿跟着他们一起。“在那里，古老的部落因为经常有海啸飓风的缘故不会在海边盖房子，他们只会住在岛中间的森林里，那是数代人自然观的传承，而海景房是现代产物，许多白人在岛屿建了海景房，也是被摧毁的那一批。”
他们去往雨林中，见到了当地酋长的女儿——一个受过教育、会说英文的女孩儿。通过她，他们知道了部落每天都是固定吃着菠萝饭和香蕉饭，现代社会的物质丰富性在此处不复存在，雨水、阳光、香蕉、菠萝这些造物主的给予是他们的一切。可300年前西班牙人来到这里，告诉他们这叫落后，外面的新时代已经开启。
此次项目放映顾桃导演的《雨果的假期》如同一般，那个擅长骑马的少年，在与同乡人的马术比赛中夺得头筹后，那么骄傲，他成为了最英勇的人，有许多喜欢他的姑娘。可是某天，他出现在文旅项目所在的异域风情餐厅里，穿着民族服饰为人端茶送水、跑上跑下，他所有的骄傲没有了。
《雨果的假期》影片截屏 / 图源网络
这些都是小城或者说地方与世界的连接过程中会出现的情况之一，这种互联又常常促使我们去思考人的价值。“耿军曾拍摄过鹤岗，大众知道鹤岗或许有两次，一次是当地所产的奶粉，一次是因其近几年房价极其便宜。但为什么有什么多低廉、空置的房子？这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外地人因向往可以‘躺平’的生活前来，鹤岗成了一处外来人的‘乌托邦’，但对于当地人而言，这种慢也是极其残酷的。”是的，一个地方会空置，是因为这里无法满足世代居于此的人的希望和梦想，它不再具备足够的欣欣向荣的生产力。
中牟城市一角 / 摄影：元宵
如何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如何延缓文明、骄傲和尊严的衰落？
城市精英主义总是要求小城“表演残酷”，似乎这才能体现他们对真实性的追求，小城也难以逃脱被观看的命运。他者评价和自我评价产生差距，痛苦的根源也由此而来，小城居民确实需要一些“固执己见”，才能不被他者观看所替代，差异性也得以存续。
“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许多小城都要面对被风情化的困境，这虽给地方带来了人流和关注，但何尝不是更固定了一种印象？而我们能做的，便是在标签和印象之外，还原小城更多的丰富性。”
中牟城市一角 / 摄影：元宵
崔灿灿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立春》，讲述了一位在小城里被认为是异类的女高音演唱家的故事，每至立春，她就会站在城市的高处，感受空气的潮湿与风的变暖，可在这个故事中，诗情画意到最后也未曾实现。
“我小学语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特别喜爱给我们读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夜晚》，他读的字不正腔不圆，带着浓厚的口音，却又情感充沛。但在那时候的我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讽刺又滑稽的场景。直到多年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过年回到县城，我的多愁善感、我的家国情怀、我的文化认知和行为，与我高中语文老师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失落的文学的梦。”
每个地方都存在这样的人，教育让他们试图去拥有远方，有的人抵达了，有的人未曾，就像沉默寡言的小城内里，被包藏的虹霓。
40岁退休无法实现了
陆兴华在书中曾言：“每一个（城市）住民都像德勒兹眼里的电影观众，是要通过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那一帧时间图像，把电影变成自己的电影。反过来，像是在一场演出中一样，城市住民也要向自己给出时间，使自己的生命时间成为宇宙绵延的一部分，转而使城市成为他们自己的作品。”
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人的角度重新审视小城生活，不难发现的是，每一个看似熟悉的、点状或团块的空间都富含知识，
它们记录着时间与情感，承接与断裂，它们矛盾，但矛盾也是它们的个性。也犹如“矛盾、矫情、错误”的无法实现40岁退休预期的崔灿灿。
中牟城市一角 / 摄影：元宵
在崔灿灿对自己的认知里，他既不是一个相信本质的现代人，也不是一个古典的人。“多元主义者是我给自己美化的称号，但它却是一种工作的立场，是你走进、理解，再到反思——乡村、小城、城乡结合部和城市的拐杖，
多元可以创造观看和抽身的距离，只有这样它们之间才能相互校正，显现彼此的矛盾、缺失和可能。但‘多元’又是一种真实的现实，小城的困境恰恰是它总是被单行道所占据，淹没了一个区域的复杂性和关联性，没有一个问题是孤立存在的，小城总是在‘大城’和‘乡村’的假定许诺之间。”
而对他而言，如何去面对不同处境的“真”，如何确定它是不是另一个处境中的“假”，始终是个难事。他口中处境的“真”不是真理的“真”，并非高于现实，而是真实地面对此时此刻和内心的欲望，虽然他时常佩服那些拥有真理的人，那些终其一生围绕一个课题进行的专注研究。
“艺术史上我喜欢两类人。一类像安迪沃霍、毕加索和博伊斯，你把他们一生的观点放在一起，总是前后矛盾，你分不清楚他是个天才还是骗子，也分不清楚他是个疯子还是个伟大的人物。另一类如莫兰迪和罗斯科，终其一生都在一个单行道上寻找一种至高追求。
如果你保持思辨，你就不可能盲目的相信和笃定，也正因为我不想在这两种价值之间寻求高低，所以才寻求一种此时此刻的真与开放。”崔灿灿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错误特别多、缺点特别明显的人，他时常在下一刻就否定上一刻的自己，也因此，他这十年间做的许多项目，彼此之间常常相互对立。
2017年崔灿灿在安徽碧山供销社策划牧儿个展“向日葵下的拖拉机” / 图源崔灿灿
崔灿灿2018年在乡建项目石节子村考察 / 图源崔灿灿
也因这种湍急的工作方式与自我矛盾，策展之余，崔灿灿常常阅读哲学和诗歌，最近在读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他读了三遍也未理解太多，“维特根斯坦一会讲东一会讲西，你弄不清楚他真正的方向，你感觉到某种东西，但总是抓不住要点。”但这种感受对他而言却是兴奋的，那会让他“虚无和晦涩”。
“因为我每天都在强调效率和时间，多后现代的对象，你都尝试用现代主义的方法把它分门别类的说清，以构成理解，形成具有意义的理论。生活中的每件事好像都需要具备其功能和意义，我不想过得那么实用，我想过得虚无一点。我又是个特别矫情的人，春天来了我会感叹万物复苏，冬天来了会弥散哀愁，秋日萧瑟夏日热烈，矫情让我拥有了很多感知和没用的杂念。在辩证论之外，这种虚无、矛盾和矫情，很实在。”
“十夜”文献展之时，崔灿灿在北京温榆河边拍摄海报 / 图源崔灿灿
崔灿灿曾想40岁之后就从策展退休，但37岁的他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30岁时，我以为40岁的我一定是一个特别伟大的策展人，能做出来特别多伟大的展览，但现在发现我离‘伟大’这个词还很遥远。”每年他都能收获十几二十篇批评他的文章，但在他看来那些文章有理有据、言之确凿，他无法反驳也相当认可，反而对自己怀抱遗憾，即使可以在技术上更进一步，但他的性格很难改变，那自出生便带来的个性很难改变，就像他无法停下的“战斗”。
如他喜爱刷的小红书一般，各个项目以“三分钟一次的频率”促进着他的多巴胺分泌，他无法设定只刷15分钟小红书，就像他现在无法预设什么时候退休一样。“如果非要有个期限，那就等干吐了再说吧。”一筑一事
编者后记
这是我在中牟拍下小城之春展览开幕当天的夕阳，金色的余晖笼罩住了这座金色的小城。
我对中牟的印象曾停留在“一个神奇的地方”，一方面，这里有许多新的东西不断涌入，有大型的文旅项目如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建业电影小镇等；另一方面，这里历史渊源颇深，有黄河、官渡等。
原本以为这里会被全新的文旅发展遮盖住本身的性格，却发现不然，穿着红白相间的练功服的练着武术的学生们、贾鲁河桥洞下唱豫剧的阿姨、官渡古寺的洒扫声、黄河沉暮的夕阳......“遥不可及”的小城被从虚构空间中扯出，成为此时此刻，又极具地方色彩。或许，这些“差异性的小城”我们都能看见，只是需要一些耐心和细心。
顺德“好事发生”
打破“围城”的“返县青年”
编辑
小徐
主编
牧之
副主编
忧忧
撰稿
小徐
校对
桃桃
平面设计
Gary©ZSDC
摄影
封面：张景翔，文中图片已标注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