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遥：从国内外最新数据解读中国经济

春节之后，国内外经济数据呈现出新的趋势：欧盟委员会、英国央行、澳大利亚联储等纷纷下调各自2019年预期经济增速；美国公布的2018年12月消费金额增速远低于预期；国内新近公布的1月数据有喜有忧……这些数据对中短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有何预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唐遥分析：

◆   2019年美联储加息节奏将放缓，意在收回流动性的缩表动作很可能在年内停止，美国政府减税的拉动效应逐步消失，缺乏进一步财政扩张的空间；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也很小。预计未来几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为低增长、低通胀。

◆    2019中国稳定增长和就业主要靠优化供给、稳定内需，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国内的经济活力；由于全球央行转向更为宽松，人民币汇率的压力继续减小，中国货币宽松的空间扩大。

◆    中国经济基本面并不需要央行在当前就考虑降息，市场应对货币政策宽松方式有理性预期，更多关注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以下为详细观点：

发达国家预期的经济增长，呈现普遍转差的趋势。 2月7日欧盟委员会进一步将欧盟27国2019年的预期经济增速从2%下调到1.5%，其中2019年德国经济增速预期被从1.8%下调至1.1%。

英国方面，脱欧过程的不确定性对经济产生了实质影响，英国央行将2019年英国的经济增速预期从1.7%下调至1.2%。澳大利亚联储2月8日将截至2019年6月的年度增长率从3.25%调降至2.5%。

2月14日，美国公布的2018年12月消费金额环比下降1.2%，远低于预期的增加0.2%，美联储亚特兰大分行将四季度增长预期（税后）从2.7%下调到1.5%。

基于这些数据透露的信号，以及对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我认为，未来几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前景为低增长、低通胀。

从美国的财政政策来看，据美国金融机构估算，2018年特朗普减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50亿美元，2019年是400亿美元，到2020年将降到150亿美元。因此，由减税拉动的就业和增长将逐步见顶。

货币政策方面，由于金融市场动荡、经济走势的不确定增强，2019年美联储预期的加息已经放缓，同时，意在收回流动性的缩表动作很可能在年内停止。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席勒以及大多数美国大公司的CFO预计，两年内美国会出现一次轻微的衰退。然而，美国政府缺乏回应的手段：美联储的降息空间只有250个基点左右，而特朗普的减税已经提前透支了美国的财政空间；2020年是选举年，控制了众议院的民主党基本不会批准特朗普政府进行财政扩张。

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空间很小，很难有效应对下一次全球经济放缓。在美国之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基本未实现正常化，即政策利率达到显著高于0的水平，如果出现经济衰退，基本没有降息的空间。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个发达国家的高政府赤字和高国债问题短期内很难逆转，财政扩展的空间有限，同时高额国债还挤压出私人投资和企业融资的空间，反过来影响了增长前景。

基于这些因素，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都将面临高债务、低通胀、低增长的国际宏观环境。那么，中国稳增长和稳就业就将主要依靠优化供给、稳定内需，通过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国内的经济活力来实现。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全球央行转向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的压力继续减小，中国货币宽松的空间扩大。

再看看国内的情况，新近公布的1月份数据则有喜有忧：价格数据继续放缓，1月PPI同比0.1%（预期0.3%，前值0.9%），CPI同比1.7%（预期1.9，前值1.9）；进出口数据强于预期，进出口总值同比-1.5%（预期-10.2%，前值-7.6），其中出口同比9.1%（预期-3.3%，前值-4.4%）。

货币增速保持稳定，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8.4%（预期8.2%，前值8.1%）；同时融资规模大超预期，1月新增贷款32300亿（预期30000亿，前值10800亿），社融46400亿（预期33070亿，前值15898亿）。

国内经济方面， PPI和CPI 通胀的下降说明需求方面继续呈现困难，但同时进出口数据以及非周期性的消费也表现了一定的韧劲，过度悲观是不可取的。

目前中国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扩大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体现在去年一系列降准和多渠道发力后1月的社融大增，在2019年开局就出现了“稳货币、宽信用”的积极势头；二是积极的财政支持政策，尤其是专项债支持的基建项目持续落地；三是减税，包括了今年1月全面落地的个税改革，以及已经推出和正在筹划推出的几轮企业降税减费。

目前中国经济远非出现断崖式的失速，就业也保持了稳定，预计决策者会观察已经推出的政策组合的效果，经济基本面并不需要央行在当前就考虑降息。因此，市场应对货币政策宽松方式有理性的预期，更多关注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唐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9到2017年在美国的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任教并取得终身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中国企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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