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遥：降息，站在十字路口的美联储踏上未知之路？ | 光华观点

在美国东部时间7月31日下午2点，美联储宣布降低基准利率0.25%，并提前两个月结束缩表行动。这是美联储十年来第一次降息，更重要的是，这表明美国货币政策原有的正常化过程终结，美国货币政策行为模式很可能发生历史性变化。

从1980年代以来，美联储逐步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其决策规则主要是由数据驱动，在低增长、高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降息，反之则加息。这一规则为金融市场所熟悉，有利于公众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作出合理的预期。

从实际数据来看，近期美国经济延续了之前一年的势头，表现为增长稳定。增长主要驱动力来自稳定的消费，不过投资偏弱，核心通货膨胀持续低于2%的目标，工资增长速度不快。从数据逻辑来看，降息并没有明显的理由。

在此次利率决议公布后的采访环节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现了相对灵活的姿态，旨在为美联储保留相机决策的空间，但也让外界难以清楚了解美联储的逻辑和意图。一方面，鲍威尔解释，降息考虑到了经济中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全球经济走软、贸易矛盾、低通胀等因素，是一次“保险性”的降息操作和调节。预期中的不确定因素对这次降息有很大影响，明显有别于历史上主要由实际数据驱动的利率决议。但另一方面，鲍威尔又否认这是长期降息周期的开始，强调未来的利率政策仍然有赖于经济数据，并否认降息是回应特朗普的压力，让市场感到困惑。

无论美联储降息的机制和原因是什么，发达国家未来都面临着一个低利率的环境。目前，欧元区和日本的货币政策利率仍然处在负利率区间。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货币政策正常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美联储（表现为量化宽松后的持续加息），在今天降息后仅有2%的可降空间，大大低于历史上应对衰退时通常拥有的4％-5%的降息空间。降息空间不足，将导致在未来出现衰退时难以避免量化宽松甚至负利率的政策选择。有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降息空间被压缩，有必要采取预防性的降息来延缓衰退到来，尽量避免被迫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

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整体难以正常化，量化宽松和负利率这些非常规政策出现长期化、常规化的趋势，说明货币政策已经被大大透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老化、收入分配不平等、贸易矛盾等结构性导致了发达国家低增长以及低投资回报的前景。在缺乏结构性改革来应对这些问题的背景下，通过货币政策压低投资和消费的借贷成本成为唯一的政策应对（the only game in town）。即使在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美国，2017年的减税政策也未能大规模提振投资，对消费也只有短期拉动，货币政策不得不继续背负重担。

面对政治家、民众和金融市场的期待和压力，发达国家央行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现实中唯一的“救世主”角色，努力进行货币政策的创新和迭代，然而新政策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短期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降低经济下行风险，然而持续的宽松却积累和转移了长期风险。例如，低利率导致导致大量负利率、低利率债券的存在，在实现对借款成本的抑制的同时，也迫使投资者持有更多高风险债券或者股票来追求回报。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低利率带来的资产价格繁荣，会让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抑制未来的需求增长，带来潜在的社会矛盾。

美联储降息不仅仅是终结了加息周期，很可能还开启了货币政策模式的新时代，全球经济从而进入了一个更为不确定的宏观环境。在美国降息之后，尚有降息空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和加拿大，也会经历或者继续货币政策向宽松的转向。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下，我国更要坚定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决心，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实现适时适度的逆周期调节，集中力量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能过度寄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等短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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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9到2017年在美国的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任教并取得终身教职。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中国企业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