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 礼典与法典:从杜佑《通典》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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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城南杜氏家族,人才辈出,杜甫、杜牧,为众所周知者,此外还有著名典志史专家杜佑(735-812),其先祖杜预《春秋左氏传注》,是现存最早的左传注释。杜预还是一位军事统帅,西晋平吴的统一战争中,杜预是西路军的统帅。唐诗《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中的王濬就是杜预的部下。
杜佑最著名的著作《通典》,是中国典志专书的开山。三代文明,孔子最推崇周礼。周制尚德礼(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秦制尚政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折中形态就是汉朝的“霸王道杂之”,以及之前的过渡时期“黄老之术”。因此,汉之前的历史是周制与秦制的较量与折冲,至汉武帝而定型。此后,迄于唐宋,则是在佛教入华的助推下,儒家思想走向礼制化、理学化,尤其是从“礼经”向“五礼”(依《通典》是吉、嘉、军、宾、凶)框架转变中的礼制化。五礼制度自汉朝唱始,西晋定制,南朝萧梁成型,唐《开元礼》集大成,从而为杜佑《通典》的《礼典》(前六十五卷沿革,后三十五卷撮要开元礼)提供了编纂基础。汉唐间历史的分分合合,也需要一部“通典”勾连起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联系。
二百卷篇幅的《通典》,其中《礼典》一百卷;中华书局《通典》标点本5500多页,《礼典》超过2600页,约占一半体量。这都显示出“礼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得到高度重视,是唐宋社会以“礼”入“法”进程的重大表现。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开门见山的评论就是强调“礼”对于国家秩序的意义,正是这种时代氛围的反映。
就礼制而论,郑樵《通志·二十略》的《礼略》仅4卷,简陋过盛,而且几乎抄自《通典》。《文献通考》有《王礼考》二十二卷,另有《郊社考》《宗庙考》,整个礼的体系已经不是“五礼”制度。这说明《通典·礼制》一百卷,确实成了“三通”“十通”谱系中的绝响。后来者没有人像杜佑那样,对于“礼典”抱有如此的兴趣。
《通典》的资料穷搜载籍,自不待言。但是,杜佑也力求补充新知,比如《经行记》。杜佑族侄杜环怛逻斯之役(751)被俘后在西亚、北非生活了十余年,762年搭乘商船回国,写下了《经行记》。这一年27岁的杜佑在淮南幕府任职,距离他完成《通典》上呈(801年)有将近40年,应该属于搜集资料时期。
杜佑同时代还有三个人与西亚知识有关。贞元元年(785)出使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736-806),因为其墓志前几年发现而为人所知。(参见拙著《文明的边疆》,第二篇《诸神入华》,“中古丝路上的西游记”,中信出版社,2020年)与唐朝同朝为官、《皇华四达记》的撰者宰相贾耽(730-805)。另一个就是上面说的《经行记》作者杜环(约生于730年)。杨良瑶(736-806)比杜佑(735-812)年轻一岁,比贾耽(730-805)晚死一年,他们三人都活到了70多岁。假如751年杜环被俘时的年龄在20岁左右、即成丁之际,那么,他应该出生在730年前后,与族叔杜佑以及德宗朝重臣贾耽、杨良瑶属于同一代人。换言之,贾耽、杨良瑶通过同僚杜佑分享杜环的海外经验,可能性非常之大。
《经行记》被收入《通典》卷192、卷193《边防典》中。杜佑曾在西亚蕃客云集的广州担任岭南节度使,德宗贞元年间(785-804)曾任宰相之职。杜环的游历、杨良瑶的出使(影响贾耽完全可能)以及他们的见闻成为杜佑认识西亚地区的资料来源。
杜佑、杜环叔侄同时代的欧洲名人是号称欧洲之父的查理曼大帝(742-814),二杜比查理曼年长几岁。查理曼活了72岁,杜佑活了77岁,都属于古稀人物。查理曼(红桃K)死后,三个儿孙瓜分了帝国,分裂为西法兰克、东法兰克和中法兰克三个王国,它们是今日欧盟三个主要经济体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雏形。
杜环没有到查理曼的领地,但是,他的《经行记》提到的拂菻国,又叫大秦,就是拜占庭帝国,或者叫东罗马帝国。
杜环《经行记》对拜占庭帝国的记载有近两百字:“拂菻国在苫国(叙利亚)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淫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通典》卷193《边防典·大秦》)
与唐太宗同时代的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610-641在位),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皇帝之一,略次于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在位)。希拉克略倒霉的是,他虽然打败了萨珊波斯人的进攻,却因为两败俱伤,为阿拉伯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经过百年奋斗,阿拉伯人建立了倭马亚王朝,中国史书上称之为白衣大食(661-750)。750年白衣大食为阿巴斯王朝(750-1258)即黑衣大食所灭,杜环《经行记》叫“亚俱罗(库法)”。杜环已经注意到了阿拉伯人扩张兼并:“今吞灭四五十国,皆为所役属,多分其兵镇守,其境尽于西海焉。”(《通典》卷193《边防典·大食》)8世纪后半叶开始,黑衣大食处于巅峰时期,加上拜占庭帝国因为破坏圣象运动带来的内部纷争与皇权不稳,东罗马帝国陷入低谷。只是在9世纪,黑衣大食内乱,而拜占庭帝国则因马其顿王朝(867建立)的崛起而开始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杜佑生活时代的东罗马帝国,正是从低谷走向繁盛的过渡阶段。
拜占庭帝国对于欧洲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编纂了罗马法。查士丁尼一世在六世纪开其端。东罗马法律教学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基础。740年(杜佑5岁的时候),《民法大全》出版了简要本,而且去掉以往切割肢体之类酷刑。九世纪末又编纂了一部六十卷的修订版的帝国法典。这个时期与杜佑生活并编纂《通典》的年代相距并不远。也就是说在唐朝人热衷编纂礼典的时候,罗马人在编纂法典。
罗马法典与唐朝的礼典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想重点是两个方面。首先是“礼”与“法”的区别。礼是行为规范,法也是行为规范。但是,后者侧重权利和义务,物权法是其重要核心;前者侧重秩序与尊严,尊卑有序是其要旨。其次是“制”与“治”的区别。制者,典章制度,所谓盛世修典,灿然完备,属于文化盛事;治者,治理规则,涉及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规范。我们今天将“法制社会”改成“法治社会”,就是一种进步。
随着历史的推移,东罗马帝国的统治核心区逐渐远离西欧,今日的土耳其、巴尔干半岛、西亚地区,是其主要统治区域。东罗马帝国的制度与文化也与西欧渐行渐远。十世纪中叶(北宋初)东罗马编纂了一本叫作《典仪论》的大书,是拜占庭皇帝——“生于紫室者”(“生于紫室者”,意思是正统皇嗣。紫室,是皇后所居之处,以房间涂上珍贵的紫色而得名。)君士坦丁七世(913—920年、945—959年在位)时期编纂的,该书序言很可能也出自这位皇帝之手。
《典仪论》的内容涉及的是礼仪规范,特别是在君士坦丁城内举行很多宗教游行时的规定。参加者除了皇帝以外,还有数十乃至数百名世俗和宗教领袖,甚至官员们的家人。《典仪论》详细规定了皇帝路经的地点,列举了不同节日的不同着装要求,臣民们不同的欢呼词(有的口号需要用已经消失数百年的拉丁语),以及仪式后宴会上餐桌的摆放位置,等等。可谓繁文缛节。
君士坦丁七世很重视这些细节,在《典仪论》的前言中,皇帝明确说,拜占庭帝国丢弃了罗马帝国的仪式传统,结果使国家“毫无美感”,而他的目标就是重拾传统,让仪式成为“平整干净的镜子,映照出帝国的荣光”,并让皇帝“以秩序和尊严来驾驭权力”。你看,“秩序与尊严”,就是礼仪活动要达到的目的。(克里斯·威克姆《罗马帝国的遗产》,中信出版集团,第403-405页)
我们发现,随着东罗马帝国的“东方化”,典礼越来越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准则。“生于紫室者”君士坦丁七世就是其父母(利奥六世与佐伊皇后)为了证明其高贵血统而创立的称谓。紫色需要用名贵的石材制作,仅能从埃及进口,历来是宫廷专用色彩。这种用某种颜色或者质料象征某种垄断性身份的礼仪,也愈益“东方化”。
在《典仪论》大行其道的公元十世纪,一位拜占庭公主嫁给了莫斯科大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弗拉基米尔(1176-1212)。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东正教作为斯拉夫人的国教,就是看中了拜占庭帝国庄严隆重的典礼仪式。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征服斯拉夫人之后,蒙古人血统和遗产也主要由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莫斯科大公国继承。
后来(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人消灭的时候,逃到罗马的拜占庭皇室成员索菲亚公主嫁给了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40-1505),东正教的教廷中心也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莫斯科,所以莫斯科号称第三罗马(君士坦丁堡号称第二罗马)。俄罗斯人不仅都喜欢取弗拉基米尔这个名字(如列宁、普京),而且俄罗斯国徽上也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形象。为什么俄罗斯人看起来像西方,其实总是带着东方的行事方式?是不是因为规范权力的罗马法典,逐渐让位于定尊卑秩序的礼典呢?
东罗马帝国国徽(左),俄罗斯帝国国徽(1730年)(右)
如果说,以上所言只是历史的观察的话,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那么,从价值层面而言,有三点思考:第一,“礼治”与“法治”是东西方治理侧重点的差异,各有特定的历史贡献与意义。第二,东方文明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势必要从礼治走向法治。第三,东方国家比如中国的现代化,理应会将礼治传统融化在法治实践中。而这也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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