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梅艳芳》，吃力不讨好？

文 | 阿K 

18年前的今天，2003年11月15日，梅艳芳最后一次登上挚爱的舞台。

最后一首歌前，她换上好友刘培基定制的婚纱，唱着《夕阳之歌》，缓步登上阶梯，将自己永远地“嫁”给了音乐和舞台。

随着传记电影《梅艳芳》公映，这位“百变天后”的动人往事也重回“热搜”。

影片上映四天，各平台口碑不俗，猫眼、淘票票均为9.2分，豆瓣评分也超过7分。对比之下，票房显得不温不火，未能突破5000万大关。

《梅艳芳》在凭借精美的服化道、感人的情节、满溢的情怀收获好评的同时，也有观众和粉丝提出了质疑：

“影片拍得像百度百科式的流水账。”

“王丹妮没演出梅艳芳的侠气，刘俊谦与张国荣相差太大。”

“所有感动都来自梅姐本人，而非电影。”

“还不如看纪录片或重映告别演唱会”

选角争议、故事取舍、票房平淡、消费名人，《梅艳芳》承受的质疑也是所有几乎人物传记片都会面临的问题。

连监制江志强都坦言：我没法让所有人满意，如果出于商业考虑，不会拍《梅艳芳》。

众口难调，华语传记片难拍在哪儿？未来又在何处？

01

选角难

形似还是神似？

“我们追求的不是外表很像，而是希望从内心演出来梅姐的感觉”接受1905电影网专访时，王丹妮这样总结自己的表演心得。

的确，论长相和身高，王丹妮都不是最接近梅艳芳的，但监制江志强和导演梁乐民却在五千人选中挑中了她，理由不仅是眉眼间的几分相似，更因为“她做人的气质，努力的精神很像梅艳芳。”

为了演出一代天后的“百变风姿”，王丹妮反复观看了梅艳芳的各种影像资料，还经历了长时间的封闭训练，包括表演、舞蹈、唱歌、形体等各个维度，连接受采访时的嘴型和体态都一一还原。

但表演指导廖启智最看重的不是外型，他反复对王丹妮说：“你要有很强的信念感，演出来的感觉才是有血有肉的，观众才会感受到那种真。”

与王丹妮相比，刘俊谦饰演的张国荣引发的争议更大。刘俊谦是香港影坛近年来涌现的新星，但外型与张国荣相差较大。

对此，刘俊谦在接受采访时只能解释道：影片着重刻画的是早期的哥哥，以及他与梅艳芳相识初期的兄妹情，与大众熟悉的两人后期的状态有所不同。

“主演是传记电影的灵魂”，此言不虚。

不仅是《梅艳芳》，每一部传记电影都或多或少会面对选角争议，尤其是知名人物，形似和神似怎样平衡，演员如何满足大众和粉丝的期待，都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挑战。

在为《梅兰芳》选角时，陈凯歌从上百人中选出黎明饰演梅兰芳，定妆照还备受梅葆玖的认可。

但他在成片中的表演却总是“差了口气”，有影评人评价：一招一式都显得有模有样。然而独缺了一丝神采，而这一丝神采恰恰就是致命的缺憾。

如果说，黎明是形似有余，神似不足，那张曼玉在《阮玲玉》中的表演则是用神似让观众忘记了外型上的差异。

张曼玉试完妆后，工作人员的一句“不像”曾令她心灰意冷，但导演关锦鹏力挺她说：我只要你的神韵就好了。

最终，张曼玉演出了独一无二的阮玲玉和她人言可畏的悲情一生，凭借此角揽获无数最佳女主角桂冠。

曾有颁奖词这样写道：“张曼玉演出《阮玲玉》，在外形上已超越，且突破本身障碍，足见其确实是努力用心的敬业演员。”

《革命者》中张颂文饰演的李大钊则称得上形神兼备，这也是导演徐展雄的选角标准，“形似和神似缺一不可。”

团队首先找到了历史人物当年的照片与演员进行比对，又找来候选人进行试妆，才最终确定主演人选，“张颂文戴上假发套，贴好胡子，就宛如李大钊走下了书本，简直太像了！”

除了外型，让徐展雄印象最深的还是张颂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揣摩。张颂文这样形容自己的表演状态：“我觉得不可以用表演技术去塑造李大钊，而是临时把躯体借给了这个角色，我只试图理解、走近他，可能只触碰到了一点点。”

由此可见，对于传记片的选角，形似只是第一步，在外型令观众信服的同时，如何抓住人物的神韵，诠释出独一无二的个性特点和人格魅力，才是传记片的灵魂所在。

02

争议多、成本高

传记片卖座难？

“拍《梅艳芳》是为了完成心愿，不是一个商业行为，商业行为根本不应该拍。”熟谙商业逻辑的江志强深知花大价钱拍这样一部传记片的风险性。

虽然有不少口碑佳作涌现，但华语传记片整体市场表现平平，难出爆款也是不争的事实。由表格不难看出，华语传记片票房过亿已属佳绩，其余大多在千万、甚至百万量级徘徊。

传记片为何争议大，卖座难？究其原因，一方面，传记片故事难写，用两小时的体量浓缩知名人物的一生，如何取舍编排，成为创作的难点。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获奖者亚历克斯·吉布尼这样说：“如果当传记电影艰难地按照时间顺序，只是一个人的摇篮时期走向最终坟墓的过程，并试图塞进很多‘大道理’的时候，它们就注定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在创作《梅艳芳》的剧本时，江志强与团队采访了搜集了海量的资料也走访了大量故友，但在拍摄时，无法将梅艳芳的人生面面俱到，“真要讲她的一辈子，100小时都讲不完。”

最终，江志强和导演决定放弃对梅艳芳个人私生活猎奇向的展现，而以她的奋斗精神和仗义大爱为核心组织素材。

即便如此，上映后，不少观众仍指出影片叙事像“流水账”，部分重要人物表现不足等问题。这也几乎成了传记片的“通病”。

为了避免“流水账”式的套路化叙事，《革命者》《黄金时代》等传记片都进行了大胆创新。

《革命者》从李大钊就义前38小时的倒计时开始，采用多视角、多线索的非线性叙事模式，以不同人物视角，带领观众回顾李大钊人生的关键节点。

《黄金时代》则选取了伪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用萧红12位亲友面对镜头的讲述串起这位传奇民国女作家的人生，有意打造一种间离效果。许鞍华也称其为自己“最实验”的一部电影。

两部影片对传统传记片的“破题”都收获了较好的口碑反馈，但也在无形中拉开了与普通观众的距离，《黄金时代》票房仅5128万，《革命者》则停留在了1.36亿。

另一方面，传记片如何给名人“祛魅”，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感的人物，也并非易事。

在这一点上，《守岛人》有可借鉴之处。影片以“时代楷模”王继才32年守护祖国边陲小岛的感人事迹为蓝本，在人物塑造上没有落入英模片“高大全”的窠臼，真实呈现了他在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小家与大家的冲突时的艰难处境和心理挣扎，让人物既有高度又有厚度。

谈到传记片的人物塑造，难免涉及到真实与虚构，写实与艺术加工之间的平衡问题，也时常因此引发相关人士的“声讨”。

电影《孔子》中的相关情节和台词曾引发孔子后人的不满，后者还曾提出严正声明，表达抗议。李连杰版的《霍元甲》被霍氏后人诟病“杜撰情节”，“歪曲宗师形象”。

一般来说，原型人物生活的时空距当下越近，知名度越高，拍摄难度就越大。比如这一次的《梅艳芳》，除梅艳芳、张国荣外，大部分主要角色都采用了化名，连古天乐饰演的刘培基也仅以英文名字出现。

江志强坦言，这是希望给导演留出更多创作空间，也是为了让观众在不认识这些人物的前提下，仍能感受电影表达的主题。

除此之外，传记片的创作离不开人物所处的时代，如何在服装、道具、场景上还原时代风貌，对幕后团队和成本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电影《梅兰芳》在北京怀柔的外景地复制了不少民国时期的建筑，还按原比例打造了一座前门城楼；

许鞍华拍《黄金时代》时，坚持多地转场，实景拍摄，加上考究的服装道具，剧组衣食住行，预估成本达到6000万。

这一次的《梅艳芳》也不例外，影片重现了荔园歌厅、利舞台等地标建筑和街市景观，还原了梅艳芳近百套造型，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逐个确认片中出现的音乐和影像画面的版权，有些音乐一分钟的价格就高达百万。

“这是一部每一个音符都要钱的电影，只能任性这一回”连江志强都不由得这样感叹。

梅艳芳曾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舞台，离开这个乐坛，离开这个娱乐圈，究竟真真正正有多少人会想起我，会记得梅艳芳这个人物呢？”

电影《梅艳芳》也许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也是传记片存在的部分价值。历史上，华语影坛曾产出过蜚声国际、备受好评的传记片佳作，也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创作虽难，但下一部兼具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华语传记片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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