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他好敢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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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复合型人才、青果
采写|青果
拍摄|复合型人才
当“在本世纪完成零的突破”的横幅被摘下的那一刻，所有人的心都跟着沉了下去。
在盐湖城冬奥会的餐厅上，秦杉问杨帆，“为什么外国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咋一个个都那么开心呢，就中国运动员压力重重，一脸严肃。”
这是《我心飞扬》里的两段情节，时间背景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
我们再看银幕外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苏翊鸣和谷爱凌互相鼓气的时候，说得是，“玩得开心”。
这是两代运动员对于金牌的不同理解和态度，是拿起，也是放下。
那么，这部灵感来自中国冬奥金牌零的突破的电影，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亮点和细节？三度和“中国奥林匹克”电影结缘的导演王放放，又有什么创作秘诀呢？从他和1905电影网的采访中，慢慢找出背后的故事。
《我心飞扬》导演王放放接受1905电影网采访
“理解和信任”
《我心飞扬》一开场，就是秦杉用最全新的方式选拔运动员的内容。虽然不少台词关注着杨帆的成绩，但秦杉的决策力，成为了故事开篇的关键。
这就是导演王放放异于《许海峰的枪》的创作，这一次的镜头不再只是聚焦在运动员本身，而是运动员和教练，“整个故事就是围绕着他们的理解和信任。”
从参与《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创作，到执导了《许海峰的枪》，这是导演王放放第三次和体育电影结缘。
在创作上，他始终用最笨的“用脚创作”，用自己的采访，去真实了解运动员们的故事和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因为体制的不同，教练对于中国运动员有着难以言喻的意义，“很多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家人一样。”
虽然《我心飞扬》是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的改编，但现实中，杨帆原型大杨扬，和秦杉原型辛庆山教练的关系情感也是如同父女一般，“跟电影里一样，杨扬的父亲也是在她十八、九岁的时候去世了，那会儿刚进国家队，辛教练对她而言，是一种父亲身份的精神寄托。”
为了《我心飞扬》的创作，王放放还采访了很多体育人，“这个故事虽然是源自他们二人，但浓缩了其他人的故事，我们希望能把中国体育的这种师徒故事，浓缩在两个人身上。”
这种师徒关系放在剧作创作中，本身就具有足够的矛盾冲突，不同身份带来不同的看法，不同年代的人所有的不同理解，当这些“不同”碰撞在一起，为了最后“相同”的目的，直接让剧作本身充满了看点。而这正是两个人彼此理解，相互信任的过程。
和国外强调个人立志的体育电影不同，中国体育电影强调的是“运动员在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的选择”。
运动员和教练的关系，不仅提炼出了中国体育电影中的集体感，更是强化了中国体育精神中的传承感，他们一代人一代人的传递，才有了中国体育今天的光辉。
在王放放看来，这就是他创作《我心飞扬》时，最想表达的内容。
“体育魂”
刚决定开始创作《我心飞扬》时，冬奥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建议他先和大杨扬接触。彼时的大杨扬已经退役10余年，是活跃在国际体育界的名人。
《我心飞扬》杨帆原型大杨扬
刚和她接触的时候，王放放甚至感觉不出她是运动员，“她更像一个去演讲交流的名人。”但有一次，大杨扬领他在上海看滑冰比赛，“一开始我们就坐在观众席上，周边也没人注意到她，当中国队落后的时候，她突然站了起来，高喊‘冲啊，冲啊’。”
那一刻，一旁的王放放也被感染，甚至能感受到她，作为运动员的那种热情，“这种情绪其实一直流淌在了她的血液中，对他们而言，那是一种信仰。”
这种情绪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亦是如此。
因为速滑技巧专业性的问题，剧组滑冰组的很多小演员或者教练，都是非常专业的人，“他们都曾是运动员，可能没有机会登上世界舞台比赛，但知道了要参与到拍摄杨扬老师的故事中时，每个人都非常激动和敬业。”
我们在看冬奥会比赛时，速度滑冰总有摔跤的情况，现场拍摄更是如此，“他们每次摔完之后，就又立马起来继续表演。”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难度，但是拍戏不像比赛只看一次机会，电影为了更好的影像呈现，而且避免速滑在冰面上留下的痕迹，在后期剪辑中造成穿帮问题。
电影拍摄过程中，工作人员只能对冰面进行一次次地浇水，演员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滑行，直到镜头抓取到最合适的画面。
但那些演员从没有怨言，“他们一看到比赛之后，就异常兴奋，我觉得体育是那种让人热血澎湃，而且是自己被完全燃烧的感觉。”
导演王放放告诉我们，甚至有三位省队的运动员，最后被训练成了“滑冰摄影师”。
“滑冰摄影师”
体育电影好不好看，很大程度上是这个运动满不满足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去表现。
拍摄《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时候，作为导演助理的王放放一直跟着演员跑步，但跑步始终不会呈现太复杂的动作变化。
而他执导《许海峰的枪》时，明白射击运动的重点其实是人物内在的心理变化。
但短道速滑不一样，“它是运动与力量的一种结合。”
放眼全世界，几乎没有真正用现代的电影语言去表达短道速滑的魅力，有的更多是用纪实手法，进行简单地抓拍。这种情况也成为了一大难点摆在王放放的面前。
但是从无到有，这不正是电影《我心飞扬》所展示的内容吗？
王放放和摄制组一起讨论许久，意识到不应该是解决演员怎么滑的问题，而是解决摄影机和运动员的联动问题，“我们最后让三位省队运动员背着机器，让他们在滑的过程中拍摄，而我们外场的摄影师则通过遥控的方式去控制。”
谈到这种摄影的新创举，王放放非常自豪，“我们用了好几种方法，比如摄影机放在后背的，还有摄影机是放在前面的，有各式倒滑、正滑有好多种方式。所以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些镜头，绝对在奥运转播当中看不到，因为它真正的属于电影。”
“遗憾”
一部电影的完成，总是伴随些许遗憾。
杨帆去加拿大怎么学习速度滑冰的戏份，在原本剧本中都有具体展现。因为疫情防控，剧组虽然在东北搭建了海外景色，但始终找不到会滑冰的外国演员，“我们找了一个演员，训练了四五天，但真的在滑的时候，差点出了事故。”
除了这条故事线，秦杉和老教练的故事线同样因为拍摄周期等原因，没能在正片中得到充分展示。
这些外界因素，直接导致电影在拍摄初期就遇到了不少的难点。而此时，身为监制的徐峥亲自拍板，既然有些线索没办法更好展示，那就压缩，把更多拍摄时间放在有用的地方。
这也证明了王放放当初邀请徐峥为电影监制的正确性。
“我们在合作中，徐峥老师特别严格，尤其是剧本。”徐峥在剧本完成之际，组织了很多人进行围读，“但他不允许别人念，他自己上场念每个角色的台词，因为他自己也是演员，所以念的过程中，能直观感受这个台词的魅力、节奏。”
监制徐峥
已经拍摄了三部电影的王放放，始终称自己是新人导演。
在开始创作《我心飞扬》的时候，就希望徐峥能为此担任监制，“因为他过去的创作中，都是关注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命运。当他当下就决定来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激动。”
如今，电影正式上映，徐峥作为监制，从前期创作，到拍摄细节，再到后期剪辑，始终同《我心飞扬》的舵手一般，引领着每一个剧组成员。
而对于导演王放放而言，《我心飞扬》虽然有遗憾，但是他很高兴，真正地用中国的方式，讲述了这个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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