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会见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回首1997年，中国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作为全球金融贸易中心的香港，也顺利回归祖国。那时，中国自身的加速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其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1997年5月14日，朱镕基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美国经济的掌舵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双方就经济发展前景、中美股市、金融体系改革、金融人才培养等话题相互交换了意见。以下为谈话全文。

摘自 |《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

会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时的谈话

(1997年5月14日)

朱镕基：

我非常高兴见到你再次访问中国，我们的中央银行与美联储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我清楚地记得1993 年我第一次与安吉尔会见（韦恩·安吉尔，1986年至1994年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与麦克唐纳也见过两次（威廉·麦克唐纳，1993年至2003 年任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然后是1994年邀请你访华当时中国经济面临困难，通货膨胀率达到 24%，通过采取一系列财政、金融改革措施，情况有了显著好转。通过那次会见，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994年后，中国担心出现经济过热，采取了措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是9.7%，物价上涨6.1%，近几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低于经济增长率。今年头四个月的经济增长率是9.4%。

现在中国的货币供应情况正常，去年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由于中国实行了重视农业的政策，去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产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对稳定物价很有帮助。所以，我有充分根据认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保持在10%，通货膨胀率保持在5%以下，而且这个趋势会延续到下一个世纪。

我们也注意到，1994 年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这当然与你的领导分不开。美国今年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增长年，失业率较低。我记得1994年你七次加息，每次0.25%，有一次是0.5%。你每次加息，我都很关心。美联储从1995年到1996年三次降息，今年利率从5.25%升到5.5%是最引人注意的。

我从报上看到，你说这次加息比以往更困难。总之，我讲这些是想说明，我们从你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们的经验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希望学习更多的经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我有一套他们的材料，正在一本本地看，并且已要求有关人员翻译出来。

格林斯潘：

你刚才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联储的情况你谈得很详细，令我很吃惊。1994年我来访时，中国的通贷膨胀率很高，然而过去发生的一切证明你是正确的。由于你在抑制通贷膨胀方面有着出色的成绩，而且也非常了解美国的经济，不如请你告诉美国如何去做。

我非常感谢你的盛情接待。我这次有两个感兴趣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一是改革成功后的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另一个是企业产权合理化可以促进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容易地做到经济稳步发展。

你和你的同事通过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从我们的观察看，告诉中国如何去做是不妥的，因为你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刚才说的只是抛砖引玉。通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接触，我们对中国的银行体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果中国的银行支持改革，不良资产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搞了200多年，我们仍在学习市场如何运作提高效率。随着21世纪的来临，新技术的影响日益加深，基础设施日趋合理。

美国经济中有一个全新的发展，就是“硅谷”，它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先锋。对于它的出现，我们也没有什么计划。它的出现基于两个基本力量：一是所有制产权，另一个是激烈竞争。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个人价值和个人欲望都是难以计划的，问题在于个人价值和欲望如何表现出来。

一个人参与市场活动，一定是为了未来的发展。我们对未来无法预测，但必须了解推动未来变化的力量。努力发展生产会面临许多问题，“硅谷”在发展过程中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那里受欢迎，因为那里机会多。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解决那些不确定因素，因为人们是不会冒险去创造财富的。

一些具体问题也很重要，如产权。当人们意识到自我时，他们会为社会和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硅谷”的经验告诉我们，法律条款要清楚。政府不要随意更改法律，那样做等于告诉社会，法律是可以随便更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也会走到世界技术的前列，也会遇到“硅谷”的问题。我们发现，香港与“硅谷”非常类似。随着21世纪的来临，香港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会越来越重要。

我认为，逐步消除国有企业困难，继续保持企业生命力是很重要的。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具有世界意义。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从提高人均实力到增强企业竞争力，中国是很有能力的。上次访问时我提到，中国如能更强大、更繁荣，对美国和世界都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中国的繁荣能够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

朱镕基：

听人谈有兴趣的问题不觉得时间长。今年戈尔副总统访华时问我：“你信格林斯潘，还是信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76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说，他们俩在美国都很有名望，做得都很好，很有影响。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方式办事，就像你所说的，我不能告诉美国如何去做。但是，我们确实从你的经验、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学到很多东西，也就是说，你告诉了我们如何去做。

你的讲话告诉我们，要用新的办法去处理中国的问题。我记得去年美国股市上扬时，你说过“非理性繁荣”，随后引起全球股市下跌，只有中国的股市除外。去年12月，中国股市发了疯似的上涨，我们只能用中国的办法来应对。但从你的讲话中得到了启发，我们写了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没有用“非理性”这个词，只说它“不合理”。结果，股市确实下来了，但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担心是不是要一掉到底。当时我很镇定，说不会的，果然很快又上来了。

中国内地股市的市值只是香港的三分之一，但交易量是香港股市的三倍。对此，我很伤脑筋。而且，股市的发展也很不正常，你加息，股市下跌；我加息，股市反而上涨。这就是因为操纵股市的是国有企业，它们的钱是从银行来的。现在股指又很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能再干预。我希望学学你的办法。

香港报纸说，美国股市是“绿市”greenmarket（格林斯潘的英文是Greenspan），中国股市是猪市“pig market”，因为“猪”与我的姓同音。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内地股市上的股民四分之一是老百姓，四分之三是机构，机构没钱就向银行借。

你刚才还谈到了国有企业问题，目前主要是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大部分企业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我想结构调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的大集团办得比较好；中小企业不行，这些企业设备旧，产品卖不出去，缺少竞争力。

我们不从意识形态上看这些问题，从实际来看，将这些企业私有化不行。因为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将这些人推向社会将引起动荡。现在我们实行“抓大放小”政策：“抓大”就是着重搞好大型企业；“放小”是要放开中小企业，只保留必要人员，多余的下岗，发最低工资，下岗人员搞第三产业。这个调整时间需要三年，那时国有企业的情况会有很大好转。多余工人再就业后，才能让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制，当然也可以卖给私人。对此，我们不叫“私有化”。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说，金融风险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我想，他在这一点上对中国不了解。中国不良贷款有20%是指过期不还，香港报纸将其说成“坏账”。

中国不良贷款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有政府干预，现在干预少了。1992 年到1993年房地产过热时，银行就发了大量的贷款，结果很多成了坏账。现在我们制定了措施，确定每年不良贷款率要下降2%到3%，到本世纪末逐步回到合理水平。为此，我们非常重视学习你们的经验，加强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所以，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不会发生金融风险。

格林斯潘：

首先，我同意你的观点。中国的不良贷款问题不仅仅出自银行机构，是多年形成的。我想，现在的重点是要培养一大批称职的贷款官员。以前是政府指令发贷款，现在银行要学会在市场条件下发放贷款，这当然需要时间，有时也会有风险。企业也要认识到贷款风险，就像“硅谷”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商业银行是能够学会区分风险的。中国银行在这方面有经验，中行在世界各地都有机构。从事金融业，培养人才非常重要。

在计划体制下没有风险，但在市场体制下，一定要有风险意识，美国的银行在这方面的意识就很强。

朱镕基：

你的话使我想起，纽联储提出过愿意为我们培训中央银行干部的事情，特别是地区中央银行的干部。你们有12家地区银行，将来我们也有可能采取按区设行的结构。我希望美联储为我们培养地区中央银行高级官员，时间半年、一年都可以。虽然选人有些困难，但希望达成协议，费用当然由我们自己负担。培养地区中央银行行长很重要，希望纽联储在这方面继续协助我们。

格林斯潘：

显然，我们也希望尽快提出具体意见。旧金山联储与中国人民银行在这方面打过交道，尽管时间较短，但毕竟有了接触。商业银行也应该在培养人才方面下力气。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员素质普遍提高，金融体系才能更好地分配资源。培训虽然不能立即见效，但是至关重要。

朱镕基：

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再次见到你，希望你经常访问中国。

格林斯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