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汉、施米特与全球神话元素的塑造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古典学研究 Author 康纳利
编 者 按
本文原题为《陆地与海洋意识形态——马汉、施米特与全球神话元素的塑造》，载于《经典与解释（64）：欧洲历史上的世俗化之争》（刘小枫主编，娄林执行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24年7月），康纳利（Christopher L. Connery）撰，张锦妙译。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删去全部注释，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原刊。▲ 《生活》杂志封面，1969年1月
面对作为一个哲学或政治问题出现的全球主义，人们必须采取一种立场，以重新定位知识、文化、理论和叙事生产的方向，这也可以被视为空间意义上的全球化更迭的迹象。实际上，消除（Aufhebung）“物质/空间”[的界限]，已经成为推动全球主义广告宣传的陈词滥调。企业的目标是去中介化：通过通讯、媒体或分销系统上的突破来消除距离。在福山（Francis Fukuyama）“空间的终结”的理论逻辑中，我们正在见证时间与空间的混合。这种观点引发了一些政治和分析上的困难。例如，地区、地方和当地等概念成为反全球性的代表，是全球——时空漩涡中的物质性固定点。但是，从什么位置、什么地方，全球化思维能够阐明自身？全球从哪里可以代表自己？随着英语和比较文学本科课程转向全球，大学教师正寻找全球化的小说——一部与全球空间关系类似的国家空间叙事的现代小说——搜寻往往是徒劳的。鲁西迪（Salman Rushdie）、海德（Bessie Head）、萨利赫（Tayeb Salih）、李昌来（Chang-rae Lee）、弗里施（Max Frisch）和马卢夫（Amin Maalouf）——许多人几乎成功，但没有人真正达到要求。全球作为表征的对象仍然不够充分；我认为，这一事实与其作为空间的问题的本质有关。
不过，地球的某些东西仍然存在于全球之中，地球所归属的空间类别继续塑造着仍处于早期阶段的全球想象。如果我们希望进行“认知映射”，正如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描述的那样，为物种构建可选择的未来，那么对当前全球的构成进行分类盘点将非常有用。全球思维通常隐瞒其特定的、民族性的起源——美国作为世界国家就是最好的例子，而民族解放话语——“地方”的版本——则普遍隐含了超国家的属性。
直到最近，从创造地理学“地球的文字”这个术语的古希腊人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约公元前275—前194年），到帝国统治前的中国地理学家邹衍，全球思想一直与物质、地形、空间和元素相关：关注山脉、河流、海洋、岛屿和大陆，以及它们如何塑造社会生活和历史。刘易斯(Martin Lewis)和维根（Kären Wigen）对大陆的研究证明，大陆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作用，欧亚分界线便是例子之一，能够提醒人们注意大陆[划分]的人为特征。四大元素——土、火、水、气，在表面上看似乎建立在实际的物质基础之上。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对元素的研究持续至今，而伊里格瑞（Luce Irigaray）最近的四个元素构想则表明，元素在20世纪仍具有强大的力量。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地理元素的批判性转向，特别是海洋元素，作为摆脱大陆或区域意识形态束缚的方法。这些研究领域包括大西洋研究、太平洋研究、地中海研究，以及最近的印度洋研究等，凡此研究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获得了重要的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研究对于纠正各个地区和文明之间人为分割，解析学科和区域研究议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元素本身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特征呢？历名或谱系化的目录无疑是全球批判性思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中包含的内容正是构思和分割地球的所有范畴，包括元素、地区、国家、空间、大陆以及想象的意识形态特征——跨越、所有权、扩张、殖民和自由贸易等。
陆地和海洋：主导元素
施米特（Carl Schmitt）在他1950年的著作《大地的法》开篇引用了歌德1812年的诗歌《代表卡尔斯巴德市民，向法国女皇陛下表示敬意》中的句子：
一切琐碎的东西都跑掉了，这里只有大海和大地才有分量。
当然，施米特并不是意让这个题记显得陈旧过时，而我们之所以觉得有陈旧感，是因为我们自身对思想与地球空间关系的假说所持有的心理距离感。施米特《大地的法》或许是最后的严肃尝试，试图从哲学角度思考将地球的物质性和空间性思考为一个整体，而歌德的诗句很好地描述了这个构想的早期特征；德意志与英国的浪漫构想中存在的元素主义成为一种新兴的全球化意识的表达，最终的物质——空间、元素——作为某种普遍的整体，可在其概念维度上得到思考与细察。 然而，只有通过长达几个世纪的挖掘、分级、测量、标绘、分配和制图的过程——欧美的征服性资本主义构想，陆地与海洋才开始变得至关重要，而这一进程本身也存在于我们对要素的思考中。
我们可以通过土地概念的普遍性来解读资本主义的世界胜利，诸如边界、所有权及其他空间管理概念，几乎无处不在，而土地曾经是由各种其他社会实践与习俗的方式来加以标识。这种土地变革的胜利提供了关于失败的强烈叙述，以持续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斗争与记忆，如下议院的消失、大草原的圈地运动及边界的关闭。这里的暴力不仅仅是对人的暴力，一种权力的实施，更是一系列空间概念针对其他概念的霸权。但是，海洋这个无法居住的空间呢？未经耕种、未经分级、未经标记和没有所有权，海洋似乎对陆地上的概念性占有构成了障碍，而且是根本性的障碍。它的意义是什么？海洋有历史吗？神话学家巴特(Roland Barthes)站在海边说：
在某一天，我们穿越了多少无意义的领域？很少，有时甚至没有。在这里，我面对着大海；它确实没有传达任何信息。但在海滩上，多么明显的物质符号学！
事实上，某个海洋特殊意义的胜利与陆地概念的普遍化紧密相关，这个意义便是由于海洋元素本身的特质，不会留下边界、沟槽或标记。许多文化都有一套与沿海空间相关的习惯、法律或社会实践，而海洋的崇高形象——海洋无边无际——并不局限于西方。作为全球性空间或国际空间的海洋——陆地之外的组成部分，确实起源于欧洲，正是这种欧洲海洋观在十九世纪末成为霸权。事实上，这种海洋概念与我们所熟知的国际概念的历史密不可分。
199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订立三百周年之际，明斯特市博物馆展出了一幅来自博赫（Gerard Ter Borch，1617—1681）的油画，题为《格劳秀斯寓言与威斯特伐利亚和平》（1660）。这幅画在诸多方面与条约签署的场景相似，有关各方聚集在一年前去世的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的墓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1625年）被公认为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两大基础法律支柱。格劳秀斯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捕获法》（1604）包含了论文《海洋自由论》，这对未来三个世纪建立跨国海上空间的特征至关重要。自由海洋原则的语境直指某些紧迫的风险观念：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在印度群岛扣押了一艘葡萄牙船只，挑战了葡萄牙的海洋所有权。格劳秀斯为荷兰辩护：
第一，那些不能被先占或者从来没有被先占之物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因为所有财产均来源于先占；第二，自然所创造的尽管目前服务于某一个人但仍足以为其他所有人共同使用之物，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的任何时候，都应当依然处于其最初被自然创造出来时的那种供所有人共同使用的状态。
基于同样的理由，海洋也是为所有人共同使用的，因为它如此辽阔，无边无际，不可能被任何人所占有；同时无论我们是从航海还是从捕鱼的角度来考虑，海洋都适于为所有人共同使用。
……
假如葡萄牙人只是因为他们先于其他国家的人们进行了海上航行并似乎开辟了航线就可以声称他们先占了海洋，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因为迄今为止，海洋的任何部分都有人在其上进行过航行，所以，按照以上逻辑，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一条航线都已经被某个人先占了。这样一来，我们今天的人们就会完全被排除在所有海洋之外。
格劳秀斯主张的自由海洋——一种重商主义的、国际性的、无穷无尽的空间，受到英国人塞尔登（John Selden）1635年出版的《封闭的海洋》（Mare Clausum）的极大挑战，这本书论证了海洋权益的可能性。然而，在19世纪末以前，格劳秀斯的自由海洋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宾克舒克(Cornelius van Bynkershoek，1673—1743)于1703年出版的《论统治海洋》（De Domini Maris）对其做了重要修改，该书将公海自由和沿海海域的国家主权编入法典，沿海主权涉及从海岸到“武器的最大射程”，即所谓“炮弹规则”。国际空间，一个真正的全球空间，当时并不存在，它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存在于各国划定边界的空间之上：海洋是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的全球空间。因此，在19世纪末之前，国际空间并不仅仅作为国家界定和界限化空间之上的抽象存在：格劳秀斯的“海洋论”下的空间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空间。
这个海洋满足了精神与政治需求，部分需求见于笔者在《海洋的感觉》一文中的概述，该文探讨海洋成为资本神话要素而发挥作用的方式。全球化这一特定的空间概念——格劳秀斯的全球化空间在19世纪末取得胜利——兴起的同时，许多其他关于海洋空间的观点也消失了。当然我们不应该期待，通过运用一些空间原型，世界海洋概念能够达到某种普遍性及。我们还不清楚，未开放的太平洋岛民是否有与在西方发现的抽象海洋概念相类似的观点。不过，最近一篇文章谈到[太平洋岛民]的主流观点，这篇文章是阐明太平洋岛屿文化政治的最重要的文本：豪奥法(Epeli Hau’ofa) 的《我们的岛屿之海》。开放的海洋是岛与岛之间航行活动的水面与信息来源。在一些航行活动中，水手将船想象为静止的，岛屿和星星则在运动。在其他情况下，波浪和海洋生物的不同形态暗示了岛屿的远近：海洋就像天空，被解读为岛屿辐射出的存在，有效地在岛屿和周围海域之间形成了渐进的边界。天空的方向始终决定着岛屿的位置。
▲ 豪奥法《我们的岛屿之海》宣传画
将人类置于航海实践的中心，削弱了西欧发展起来的自然力崇拜者的地理神话学。人类学家、波利尼西亚（Polynesian）传统航海运动的拥护者芬尼（Ben Finney，1933—2017）在其《从海洋到太空》中将关注点从海洋转移到外太空，该文关注点转移非常容易，故而可以视为社会历史实践比自然力崇拜更占主导地位的例子。
中国帝制时期在地理上的分类构成了另一种本土地理想象的模式，而这一模式随着资本主义陆地空间和格劳秀斯的海洋霸权的发展而消失。在海洋探索和征服世界的时代，在莎士比亚、斯宾塞（Spenser）、多恩（Donne）、弥尔顿、拜伦、柯勒律治等人的作品中，人们找不到任何类似海洋崇高形象的东西，但这种形象在英国文学中形成了强大潮流。研究中国诗歌的西方学者经常评论说，关于海洋没有崇高的诗歌，尽管他们从未想过把英国和欧洲的海洋的崇高性视为值得关注的特点。只要我们避免标准化的冲动，这种“缺席”既真实又具有教育意义：在中国的帝制时期，海洋的隐喻并未“缺席”。其中一个奠基性的传说即“大禹治水”，人们普遍引其为证，坐实中国所谓的水系本质，大禹将陆地与水系分开，创造了“四海之内”的陆地。尽管对于“四海”究竟指哪些水系仍难以确定，从公元前三世纪邹衍的“九州说”到汉代（公元前202—公元221）对五个或九个“州”的整理（大致是一个同心圆模型，指的是随着政治、军事与朝廷贡赋关系性质的渐远，帝国朝廷对土地控制或统治力随之降低），再到帝国地理学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1852年出版的关于海外国家图文并茂的专著），在中国地理思想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独立的海洋类别，或者将海洋视为战略控制或帝国主权的对象。
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地理空间特征明显，其中包括地图、图表、原创文章以及大量从其他作品直接借用的材料，这是概略类著作的惯例。这本著作意义特殊，在西方地理霸权思想日益增长时代，它成为帝制地理学的最后文本。魏源熟悉西方地理学，能将欧洲的一手文献译作中文，这些文本大都写成于新教传教背景中。然而，魏源没有按照欧洲文本的大陆中心框架来组织文字，而是诉诸某种想象的朝贡范畴。世界被划分为六大“海域”（即“洋”），即陆地及其相邻水域。南部海域即南洋，是主要关注的区域，包括东南洋（东南亚和日本）和西南洋（南亚、中亚和西亚），长期以来，这些区域一直与中国有朝贡关系和贸易往来。小西洋（非洲）、大西洋（欧洲）、外大西洋（美洲）和北洋（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区域）组成了世界的其余部分。日本和东南亚同属南洋，表明其为参照某中心而成的战略性与历史性概念，而非纯抽象的空间概念。正如伦纳德（Jane Leonard）所述，魏源的视角以南洋为中心，将西方视为南洋在地缘政治上的延伸。
▲ 魏源《海国图志》中的插图
从政治方面讲，南洋不是由边界概念而是由掌握政权的帝国权力中心主导。随着《海国图志》开始考虑南洋以外的政治实体，地缘政治的观点更接近源自欧洲的观念。 魏源认为，南洋的理想状态是互惠互利、不受管制的贸易，但这种安排受到了西方海军强权的干涉。他主张加强沿海防御，这需要更加重视海军的发展，他认识到欧洲人在南洋的行动代表了现状的根本性转变。尽管如此，魏源的概念设想仍然无法适应主宰世界海洋的政治现实，这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海军政策公认的目标，这一目标与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完全一致。
战略性海洋元素主义谱系
格劳秀斯的海洋空间依靠行使海军力量而实现，在单一强国英国的海洋霸权时代，自由海洋可以作为主导性的概念。在19世纪末，日本、德国、美国等其他海上强国的崛起，标志着格劳秀斯时代的结束与现代国际海事法的开始。英国的海上主导地位源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金融资本、保险业的崛起，以及财政、金融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全都依赖英国货物运输的能力以及海军的强大力量。海洋霸权的意识形态结构不仅限于英国。在《海洋的感觉》一文中，笔者转向黑格尔寻找强有力的元素主义（elementalist）思想。在黑格尔看来，航海激活了西方历史，海洋探索的地理机遇是西欧进入世界历史的可能条件：
一个欧洲国家只有与大海联结起来，才能成为大国。大海虽然分割陆地．然而能把人们联合起来：大海中包含极其独特的外出的因素．而这是亚洲生活所缺乏的。
这是生命超越自身的一种外出。主体所抱的目的的特殊性包括我们称之为需求的东西。为满足这种需求而从事的劳作，会促使个体专心致志于这个有限范围，这个行业圈子。大海是这样一个方面，人在这个方面凭借海的联合功能也有所获。可是满足需要的手段在这里有相反的作用，即财产和生命都处于危险境地，因而这种手段恰好直接包含自己的对立面。这种行业和参与这种行业变成某种勇敢的、崇高的事业。由此产生出一种对于个人的独立、对于与行业束缚相反的更大自由的独特意识。这种勇气在航海业中取决于目的本身；［在这里]一种勇气实质上是与理智、伟大狡计结合在一起的。大海看似辽阔无涯，纯洁无瑕。然而恰恰这种种成分的弱点、这种伸屈、这种柔和是人以自己的手段抗衡的一种危险，人通过这种危险将大海以及它所推动的空气的重要作用．用于自己的目的．造成自己的世界。
在早先文章中，笔者追溯了这种黑格尔式的海洋元素主义如何与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理论下美国的命运相融合，以及如何在20世纪变异为凯南（George Kennan，1904—2005）的盎格鲁-美利坚海洋观。凯南对全球冲突的愿景完全是元素化的（elementalized），即自由贸易、自由主义的海洋强国与土地上的极权派大陆之间的对抗。
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是对海洋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强大海军与强大国家的认同、以及美帝国特殊性的核心阐述。该书于1890年首次出版，很快成为该世纪翻译最多、流传最广的书之一。几年内，该书被翻译成三种亚洲语言以及大部分东欧、中欧和西欧语言。马汉最热情的读者之一是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他早在1890年作为一名海军历史学家和倡导者而出名，因为他写了一本广受好评的、畅销的《1812年海战》（The Naval War of 1812 ）。罗斯福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时代写了《1812年海战》，并于1882年出版。罗斯福的书为马汉的巨大成功铺平了道路。马汉这本书的全球特色预示了新的全球海军主义本身：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海军是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马汉主义的精髓在1907—1909年大白舰队（The Great White Fleet）的世界航行中得以体现，罗斯福总统希望借此展示美国海军的实力。当舰队抵达智利瓦尔帕莱索时，数千名观众排队站在山丘上观看。美国通过壮观场面昭示军事实力，这就是通过可视存在展现全球霸权的起源性时刻。我们仍然生活在马汉时代。
马汉对美国长期军事准备态势和迫在眉睫的全球战争态势负有核心责任，而此类态度恰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鉴于他无疑是美帝国的核心理论家之一，令人惊讶的是，对他的著作的学术研究却少之又少。直到二十世纪施米特的作品出现，马汉的元素主义（elementalist）观点才得到回应与关注。马汉将海洋设定成一个主要的空间实体，一个格劳秀斯式整体，一个比陆地本身更具战略意义的实体。马汉预示了凯南的观点，后者也摒弃了陆地性和大陆性。美国的世界格局有两个模式：法国和英国，法国一次又一次地浪费了由财富创造的海上霸权的机会，这种观点贯穿《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续卷《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重申了这一观点。该系列第二卷中最重要的形象是，拿破仑大军虚张声势地横扫欧洲大陆，却没有意识到在公海上无人挑战的英国海军，正主宰着世界。拿破仑吹嘘他将征服维斯瓦河（Vistula）沿岸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这遭到了马汉嘲笑：拿破仑没意识到，本地治里只属于海洋霸主，这表明他没看到世界的真正面目：
此后十年让欧洲饱受蹂躏的战争中，当法国军团及其附庸军横行欧洲时，始终都有种无声的压力遏制着法国的命脉。尽管表面上没有什么波澜，但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就会发现海洋簕主在暗中推波助澜所起的作用令人震惊。
为了确保美国不会重蹈法国的覆辙，马汉向美国同胞发出警告：
众所周知，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力量的中心不再是沿海地区。书籍和报纸竞相报道内陆地区惊人的发展以及仍未开发的丰富资源。内地有最好的资本投资渠道和最多的劳动者就业机会，边疆受到忽视，而且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墨西哥湾、太平洋沿岸实际上就是这样，而大西洋沿岸相对于位于中心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来说，也被忽略了。当美国人再次感到从事海军事业有利可图，看到他们的三面沿海区域军事力量薄弱、国家海运能力差时，他们的共同努力可能会再次为我们的海上力量奠定基础。直到那时，美国人理解了法国海运事业因缺少海上力量而造成的局限性，他们可能会觉得十分悲痛，因为自己的国家也处于一种类似的境况中，因国内资源丰富而忽略了海上力量。
马汉的海军战略愿景以对海洋的控制为中心：他不断强调海洋是确定的空间，也是需要掌控的空间。在马汉之前，这并非公开的主导性战略，在格劳秀斯的空间中也不是一项结构性的必需品。马汉时代之前，海军战略的基本目标一直是贸易破坏，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个目标推动着英国和美国的海军采购战略。正是通过马汉、罗斯福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盟友的努力，才转向了战列舰海军。但是，战列舰海军本身也是基于新的海洋愿景建立的，强调对海上领域的完全掌控。马汉重申，破坏商业贸易只是海军统治的附属手段，如果不能有效掌握整个海洋空间，商业破坏的目标就不会有战略效果。这种掌控虽然并不总是英国的正式的目标，但却是英国海军战略的核心，而法国则忽视了这一点。
在马汉的著作中，他最赞赏的是那些旨在全面掌控海洋元素的海军将领和船长的战术。战列舰拥有自己的控制领域，而战列舰战争的真正元素不是港口或封锁，而是公海。这种掌控元素的必要性，无疑是吸引马汉关注法国海军将领德·萨弗戎（Pierre André de Suffren，1729—1788）的原因之一，他的“撒旦上将”名号广为人知。英法之间1778年至1782年的海战，是马汉最关注的战争，因为它完全是海洋性的。萨弗戎以攻击性并在公海上与敌人交战而著名，而不是在港口附近交战。马汉坚持采取攻击性海军战略，并认为纯防御性态势没有逻辑性。马汉最崇拜的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上将，对海洋元素的理解也有类似的广博视野。
马汉主义是美国霸权主义崛起的纲领，也是对英国霸权的地缘政治分析。这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愿景：一个国家通过必要的海洋贸易变得富有和强大。控制海洋的国家将成为主导世界的强国。这种控制不依赖于海外殖民地。对于维护世界海军来说，补给站比殖民地更为重要。贸易优势也不依赖于运输的控制，就像在格劳秀斯的海洋论下的英国海军战略那样。在早期的著作中，马汉强调了发展美国商船队的重要性，但到19世纪90年代末，他承认形势发生了变化：贸易比运输更为重要，是海军而非商船队在行使海军力量。那么，海军政策应该以投放力量的能力为基础，而这种投放应该进入马汉经常所说的新的、巨大的公有区域（the new Great Common），它像陆地一样，由密集的人类活动轨迹纵横交错而成：
从政治和社会的观点来看，海洋最先声夺人和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一条重要的通道，若更确切些，则如同一片广阔的公有区域（a wide common）。人们可以通过海洋到达世界各地，但人们频繁地使用一些航线表明，由于某些因素的制约，人们会选择某些航线，而非另一些航线。这些航线称作贸易通道，而其制约因素要从世界历史中去寻找。
马汉的海洋航线的观点以及其控制的重要性影响了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即使远程核武器已使此类战略考虑变得完全无关紧要。马汉的陆海混合视野，用高速公路和桥梁比喻的混合交错的海洋，以及一个需要主导力量居高临下的巨大的公有区域（Great Common），这些概念确保了他对美国太平洋战略的持续影响力。
地理想象是强大的。它给我们带来了欧洲、西方、亚洲、自由世界等概念。在马汉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时，他像许多地理想象的塑造者一样，或许过分相信地球概念的可塑性。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他主张英美之间建立新的更紧密的联盟，这种主张很有趣。白人种族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很受欢迎，当然也是这个联盟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它的空间特征虽然不系统，也很有启示性：机械化海上交通使得世界看起来小了，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英国就更显小了。美国意欲成为像英国那样的这个世界上的新岛国。英国岛屿的特征，取决于欧洲而不取决于其自身，因此带有去大陆化特征，其岛屿特征已成其自身地缘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汉转向岛屿而远离大陆，不仅显示了他的盎格鲁中心主义，还暴露了他的基本信念，即陆地的无关紧要。国家应该是一个岛屿。同样，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1801–1872）也认为，美国作为欧洲和亚洲的过渡地理空间，应成为世界海洋的中心岛屿。
当然，全球霸权并非源于对元素的概念性的掌握。在英国和美国，霸权所依赖的军事力量更多来自于金融资本的特性、财政和政治实力。但是，马汉理解了引导这种力量所需的地缘政治语言，他的愿景不仅塑造了美国的军事政策，还是理解美国全球崛起的历史力量的主流解释。
对抗海洋的元素主义谱系：陆地
我并不试图解释整个陆地想象，它形式多样，比海洋更为丰富和抽象。一般认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德国的地缘想象一直以陆地为中心，尽管带有某些黑格尔式的海洋意味。事实并非如此。说德语的民族有着悠久的航海历史，汉萨同盟的城镇是海上贸易和文化、历史的中心。但德国建立国家和帝国的时间晚，也许受到更全面的欧洲大陆帝国奥匈帝国的影响，德国的地理思想转向了陆地，也许是因为德国地缘神话学家认为，海洋意识已被英国所占据。臭名昭著的“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1844—1904），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早期发展出“生存空间”（Lebensraum）概念。在一开始，生存空间就是一个种族-空间概念，[种族和空间]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异常醒目，贯穿了德国地理的形成时期，在纳粹治下，土地与种族的联系有个著名的表达——“血与土”。
▲ “血与土”明信片，1939年
种族和土地关联的一般特征表明，种族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形态，正是通过这种形态，与土地的联系才得以确立。拉采尔在匈牙利和东欧的实地观察中，看到了在新开发的土地上劳作的德国农民，这促使他得出了种族与土地生产力的等式。这是一种种族命运，他在19世纪70年代的旅行中，在堪萨斯州西部和美国中部的其他地方的德国社区中也发现了证据。德国农民在非德裔东欧地区是少数民族，这使拉采尔能够将他们视为受到周围劣等海洋论威胁的优等人，并将保护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列入德国外交政策议程。保护德国少数民族的跨国权威也是施米特“大空间”概念中的一个持久成分。
俾斯麦在19世纪对德国权力的设想，就像希特勒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设想一样，受到了美国1823年门罗宣言的启发。和希特勒一样，俾斯麦以美国在北美和南美的角色为蓝本，设想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角色。施米特在他1941年出版的著作《国际法中的大空间秩序》中提到了门罗主义：
1823年的门罗主义是近代国际法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大空间国际法范例。这是德意志帝国的真正先例。
拉采尔是世纪末德国空间理论繁荣的早期倡导者。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中欧》第一次提出必须建立柏林-巴格达轴心的权力与影响，对许多德国观察家来说，这本书完美地表达了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帝国蓝图。然而，在许多方面，瑙曼却正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他认为，在以俄罗斯、美国和英法帝国为代表的超级国家实体的世界中，以德国为中心的中欧是德国国家能够生存的唯一方式。施米特与瑙曼对超级国有相同的关切，并在他的《大空间》著作中详加阐述。
以土地为基础的德国种族优越主义的愿景在拉采尔的学生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的作品中得以实现。豪斯霍弗的论文和早期作品主要关注日本，并推广了德国在中欧的生存空间概念。铭记英国在发展地缘政治学科方面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从麦金德（Karl Mackinder）开始，后来豪斯霍弗在1924年创办了《地缘政治杂志》，并通过赫斯（Rudolf Hess）的指导与交往，以及他对“生存空间”概念的推广，为我们提供了与希特勒直接相关的线索。在《我的奋斗》中，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及其种族灭绝含义变得清晰。希特勒也有将陆地和海洋二分的设想。在希特勒的著作和社会政策中，德国土地农业本质的愿景是清晰的。纳粹在德国掌权后，收获节被确立为国家节日，以土地为基础的“血与土”成为土地的口号。事实上，希特勒是完全陆地化的，在《我的奋斗》中，他表达了英德结盟的希望以及将海洋和海上贸易留给英国的意愿，而德国则控制中欧：幻想着世界分为陆上强国和海洋强国，正如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凯南的描述。
法西斯主义的综合体
近年来，人们主要关注施米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国家、主权和自由主义的著作。他关于空间的著作有《国际法中的大空间秩序》（1941年）《陆地与海洋》（1942年）和《大地的法》（1950年），但意大利、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施米特复兴者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这些著作。例如，他的这些著作没有一本被翻译成英语或法语。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撰述，散见多处，多为独裁统治进行辩护，而他关于权力的著作，则用于司法程序中，助力纳粹夺权。尽管如此，施米特的作品总是与纳粹主义格格不入：他的作品基于“实际情况”和“现实生活”，与充斥着神秘主义、神话诗学和对民族本质的非理性诉求的纳粹政治文化截然对立。他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中很容易包含反犹太的言论，而且在加入纳粹党前后都是如此，但随着对“大空间”这一概念的发展，他对种族因素的强调反而越来越少。施米特不愿意采用以民族为中心的“生存空间”框架，这可能是他在1936年失宠和失去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
施米特认为，20世纪见证了主权国家时代的终结。他对这种逝去并不抱乐观态度，而他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悲观的、斯宾格勒式的观点：这个世界正在急速走向混乱。当国家让位于超级国家实体大空间之时，纳粹对欧洲的征服便是这一历史时刻的象征。法哲学家的任务是构建一个适用于后国家时代的国际法框架。欧洲中心主义的国家主义结束，标志着国际法时代的结束。新的地球秩序需要新的思考方式，但将要走向何方尚不清楚。在他晚年的一些著作中，人们甚至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罗马天主教的悲观主义。
施米特的《陆地与海洋》是对黑格尔海洋目标的重要重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汉的挑战。这本书唤起了陆地和海洋之间的元素斗争的形象——巨兽与利维坦——但与黑格尔相反，施米特没有发现航海本身是全球历史的动力。例如，他认为将威尼斯视作国家，太过肤浅。人类的生命确是由它与元素的关系所决定，但是人类的特点在于围绕新元素组织生命的能力：
他自身拥有着某种权力和历史权能的游戏空间。他可以选择，在某个历史瞬间，他甚至可以借助自己的行动和业绩对作为其历史存在的总体形式的某种元素做出决断，由此重新调整和组织自己。在此意义上，如理解得没有错误，正如诗人所说，人有“去他想去的地方的自由”。
我们还可以找出其他历史事例，但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在这个我们所熟知的最深刻、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图景的变革面前都会黯然失色。它发生在16、17世纪，在这些世纪里，人们发现了美洲，进行了首次环球远航……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空间革命，它全面彻底，包罗万象……在人类历史上，人第一次像把一个球体攥在手里一样了解了这个地球的实景和全貌。
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并赢得了太空革命，是因为英国已经领悟到海洋是其整体转向的手段。滑铁卢战役后，英国在19世纪统治了世界。
但正是19世纪英国实现霸权的内容——工业革命——使施米特远离了这两种元素，并远离黑格尔的陆海二元论。
在这个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以及1856年在结束这场战争的巴黎和会上，英国的海权处于鼎盛时期。自由贸易的时代同时也是英国的工业和经济的优势自由拓展的时代。自由的海洋和自由的国际市场在自由这个观念中汇合了，其承担者和保护者非英国莫属。这个时候，对英国模式的崇拜和模仿也达到了顶峰。
一种内在的变化触及了利维坦的本质。当时还没有人发现这一点……那个触及利维坦本质的变化正是工业革命的结果……此时，英国的世界霸权似乎已成定局。工业革命意味着陆地与海洋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由一条巨大的鲸鱼变成了一台巨大的机器，机器改变了人与海洋的关系。但19世纪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无论是鱼也好，还是机器也罢，那个利维坦都将变得越来越强有力，它的帝国看上去似乎没有止境。
▲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工厂
这是施米特的预感，海德格尔对此有共鸣，世界从根本上被技术所改变。在施米特的“后海洋”视角中，马汉不再是海洋未来的先知，而是一个过时的人：
这位海军少将感觉到了时代的变迁，看到了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的各种尺度和标准的巨大变化。但是，他没有看到工业巨变所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人与海洋的基本关系。因此，他仍然局限于旧有的思考方式中。他的关于更大的岛屿这一设想显示出，在一个全然一新的局面下，他仍然保留着那种已经过时的古老的传说。
尽管马汉关于更大的岛屿的构想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种构想并没有切中一个崭新的空间秩序的要害。这一构想并非来自早先航海家的精神。它出于一种保守的地缘政治的安全需要，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那种根本动力，16、17世纪时，正是这种动力促成了航海家的冒险精神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信仰的历史性结盟。
1942年的这篇文本将德国视为技术性超越陆海二元对立的地方。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声称自己是超级工业大国，消除了德国的落后，并显明其在新后海洋时代的霸权地位：
取代这种大地法，一种新的法在我们这个行星上源源不断、不可阻挡地生长起来。人与新旧元素的新关系呼唤着这种新法的诞生，已经变化了的人的存在标准和尺度也逼迫着它的诞生。很多人从中只瞥见了死亡和毁灭。有些人相信自己正在经历世界的毁灭。实际上，我们所经受的只是迄今为止的陆地与海洋的关系的终结。然而，人对新事物的恐惧常常与对虚无的恐惧同样强烈，尽管新事物是对虚无的克服。
当然，施米特低估了马汉。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一直由海军舰队展示与执行，这是根据马汉剧本的扩展版本实现的：工业战争机器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还可以从马汉对美国主导地位的强调中看到当代美国在全球形象塑造中的主导地位：从苏比克湾到海滩游戏的美国世纪。但这是另一条轨迹。
施米特的战后著作保留了空间革命的概念，但没有德意志借技术掌握世界的目的。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他的愿景比早期必胜的黑格尔海洋主义要黯淡得多。尽管如此，施米特的基本观点——陆地或海洋被第三种元素取代——几乎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世通公司、连线杂志和微软的言论中都出现过，这可能向我们暗示网络空间政治的另一种观点。正如口号“你今天想去哪里？”（微软）和“那里将不再有”（世通公司）所表达的那样。施米特从未巩固过他的第三个元素——他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空气”，表示空中旅行和完全的可交流性，或者“火”，表示机器的灵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当前的全球主义话语可能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全新概念框架（也许是后空间框架）的门槛。或者，主导力量与对抗力量都可能陷入想象僵局，空间化的地理想象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积累的重压。
迄今为止，我一直讨论以帝国、国家或德意志帝国为中心主导的地缘想象。正如我所展示的，霸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也意味着霸权话语权：地缘想象的主导范畴和修辞是霸权的表达。反霸权运动、反统治或反帝国主义思想也有它们的反空间性。毛泽东革命思想、构境主义（situationism）、无政府主义、反殖民主义都产生了新的空间：社区、村庄、街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游牧空间。乌托邦本身是一个空间概念。但是，主导地缘想象的历史积累仍然具有影响力。在下一节中，我将转向两个关于地缘空间关系的想象场景——在全球、地区和国家层面上——以评估其他地区地缘想象的最新状态，据此表明陆地与海洋霸权地缘神话的持续影响力。
黑格尔世界空间的自由中国版本
随着致力于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寻找一种可以想象未来的词汇。通往市场改革的道路在1984年迎来了第一个公开的胜利，这是邓小平访问南部沿海的经济特区并对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予以赞扬后发生的。这种对沿海地区的意识形态取向体现了中国地缘想象中的重大改变。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本身的象征是北部内陆地区，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期间的共产主义根据地延安。延安锻造了力量、塑造了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农民革命思想的发源地。相比之下，上海、厦门和广州等南方港口城市，在革命前是中西贸易的中心，其靠近海洋的迹象表明它们对资本主义和堕落的开放轻浮态度。邓小平的“南巡”改变了这一切，距离香港最近的经济特区深圳成为了市场改革的象征，它提供了想象中国未来的视觉元素——摩天大楼、高科技、效率甚至广告牌。
▲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
未来的想象通常缺乏转型：实现未来的不同需要跳过一个阶段。在以沿海为中心的市场改革期间，工业资本本身及其伴随的狄更斯式或辛克莱式苦难也将被跳过。这是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次浪潮》中预测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该书的中译本在市面上流传，销量惊人。第三次浪潮是信息时代，托夫勒书中对中国的预测都是溢美之词。他实际上声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从未发展过广泛的工业基础设施，并且仍然保留着集体主义“农业”价值观，实际上已经为信息时代技术变革做好了准备，它有利于后福特主义无等级的“集体主义”组织的发展。中国的乡村和硅谷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版本。因此，托夫勒提供的是地理想象的去时代化：中国是未来全球的一种不成熟状态，既超前于现在又超越了现在。
在改革话语中浮现的海洋思维声称，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是失败的，因为它内向、依赖土地、反智、官僚主义和腐败。而在过去时代的地理想象中，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象征。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向海洋，正如经济特区的发展现状所展示的，代表了中国的心灵和精神解放：海洋的开放将是透明的交流和政治的往来。然而，黑格尔对走进世界历史的描绘，蓝色的海洋是一个永远不会发生任何动荡的地方：新的历史时代本身将以一种非革命的平静状态为标志。
自1990年代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海洋地缘想象都已经失去了影响力。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现在大多仅仅被用作融合餐厅和大学。在中国，尽管沿海发展有增无减，经济快速增长，但几乎没有进一步调动海洋地理想象作为国家重点。蒙罗（Ross Munro）和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等北美论著描绘了文明冲突的图景，但并没能为空间想象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最终，在二十一世纪初，拿破仑时代可怕的“龙”首次觉醒，挑战无人非议的“西方”。
夏威夷:对土地的热爱
关于未来的预言在西方总有市场。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预言寻回了古老文明的词汇。美国的环太平洋话语在地理想象力上对空间性的突破被证明是相当短暂的。这是1997年4月，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夏威夷研究中心举行的美国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上的场景。该中心与校园的其他部分有所不同，毗邻一条小溪，一些芋头地和其他本地作物，以及一个“传统”的墓地平台。建筑是波利尼西亚式的，高高的圆顶，地面开放式的墙壁，空气自由流通。主讲人是夏威夷大学夏威夷研究中心主任特拉斯克（Haunani-Kay Trask），她是夏威夷卡拉灰党(Ka Lahui Hawaiian)的创始人，这是一个自主决策、主张主权的政党。新建的夏威夷研究中心是她最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同月，檀香山一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引用了她的话：
这座建筑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我希望更多。我希望它是一个自治的国家，有自己的法律，边界比这五英亩大。但这是一个开始。这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
▲ 夏威夷研究中心
大厅本身坐满了人，大多数是与会者，其中至少有一半是亚洲人或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卡米埃雷希瓦（Lilikalaa Kame‘eleihiwa）一边用夏威夷语吟诵，一边以庄严的步伐沿着中间的过道漫步。气氛庄重、神秘：大多数观众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卡米埃雷希瓦教授把花环戴在了特拉斯克低垂的头上，特拉斯克开始在她的演讲中解释刚刚发生的事情：卡米埃雷希瓦教授在当天的活动开始时吟诵了查斯克（Haunani-Kay Trask）的家谱，把她的血统追溯到毛伊岛（Maui）和瓦胡岛（Oahu）的土著皇室。
家谱在夏威夷主权运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构成了“本土知识”的主要权威话语，夏威夷原住民将其与非本土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和官僚的权力与知识进行了对比。亲属群（ohana）与土地（aina）联系在一起，这一联系通过以下术语的不同含义得到加强:ohana是芋头植物，aina是喂养，这是许多太平洋语言所公认的。祖先，就像芋头一样，居住在土地上；它由居民以一种管家的身份占据。我们看到了一种更亲密的形式，在施米特的《大地的法》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更亲密的形式：土地是社会和亲属法的根源，早于法律或财产关系。保护（Mālama’aina）即对土地的呵护，是夏威夷原住民与土地关系的核心。这种关系在夏威夷主权运动的活动、表演和立场中得到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吟诵特拉斯克的族谱与特拉斯克的保护密不可分——这是她从土地角度发声的权威来源。后来，她在演讲中朗诵了自己的诗歌，其中一卷收录在1994年出版的《从未见过的裂缝中的光》中。她朗读的诗歌，就像该卷大部分作品一样，是对亵渎瓦胡岛和威基基（Waikīkī）的一种平淡无奇的谴责或是对岛屿美景的赞颂。在这里，用审美化的语言谈论夏威夷是一个问题，我将在下文继续探讨。
自从1970年左右夏威夷主权运动进入活跃阶段以来，土地一直是争论的主要问题。自18世纪库克船长（1728—1779）远航以来，夏威夷本土与英美势力之间的特殊对抗塑造了这种争论的本质。正如许多被殖民的世界，帝国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之一在于，英国人迅速引入不可剥夺财产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权力以及使用，由不断变化的复杂因素决定——在这里，家谱是一个重要因素。夏威夷国王卡美哈梅哈一世（KamehamehaI）的君主权力在英国的帮助下得到巩固。因此，西方人的到来与夏威夷君主制的建立以及夏威夷融入世界市场不谋而合——首先是捕鲸和檀香木，后来是种植园作物，资本主义财产和社会关系。
1876年，美国通过了备受争议的互惠法案(对夏威夷原住民而言)，此后夏威夷的糖不再受美国关税的约束，种植园经济开始蓬勃发展，靠种植园为主的财富精英一直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通过非法获得或征用土地，以及从日本、中国、菲律宾和其他劳动力过剩的地方进口大量劳动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由于疾病的影响，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数量急剧减少，许多幸存下来的人都抵制种植园制度的统治。
▲ 夏威夷王国卡拉卡瓦国王与互惠委员会成员，1874年
土地和精英所有权的保护一直是二战期间夏威夷政治的核心。直到战后，随着旅游业和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城市化的日本人、华人和白人中产阶级的崛起，一个在亚裔社区拥有强大基础的反精英统治的民主党取代了筑基在土地上的共和党。然而，正如库珀（GeorgeCooper）和道斯（GavanDaws）在《夏威夷的土地与权力》一书中所述，土地占有的民主化程度远远低于改革者最初的设想。今天，仍有大量夏威夷原住民对各种土地所有权提出要求，例如，最初为夏威夷原住民保留的居住用地，但被非法转移到各种商业、政府或军事用途上。
此外，基于美国原住民的权利、非法征用土地的历史以及保护——对土地的崇敬，他们还有更广泛的要求。与夏威夷的大多数政治一样，主权政治的核心在于土地政治。在美国少数民族文学会议召开六个月前，夏威夷原住民以压倒性优势投票支持选举代表组成夏威夷原住民政府的计划，这被视为在正式要求夏威夷主权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特拉斯克将夏威夷研究中心定位为一种代表性的解放区，其意义应从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特拉斯克的讲话很快转向对听众的警告，即夏威夷属于夏威夷原住民，而非那些种植园工人的后代，他们通过各种文化媒介创造了一种文化身份，通过使用皮钦语、拒绝大陆以及美国大陆亚裔美国文学规范，以及通过创造读者、作家和表演者的社区，沉醉于地域文化政治。竹岭和一大批其他地方文化组织是在1978年举行的传说中的谈话故事会议之后成立的，该会议汇集了来自岛屿各地的作家和诗人，并重新联系到过去当地文学作家，如穆拉亚马（Milton Murayama）。竹岭出版了山中诚（Lois-Ann Yamanaka）、乔克（Eric Chock）、巴拉兹（Joseph Balasz）和鲁姆（Darrell Lum）等作家的作品。有些是夏威夷原住民，但许多人是亚裔，他们的作品中，种植园工人的过去常表现为当地真实性和抵抗的来源。正是这种真实性的断言，特拉斯克试图争辩，她轻蔑地提到了种植园的过去，好像它被与种植园主本人的联系所污染。
特拉斯克强调了本地人和土著之间的区别，并认为自己无权作为“本地人”待在夏威夷。即使最激进的夏威夷主权组织也不主张剥夺夏威夷个人住房所有权。最激进的独立运动所持的极端立场是限制未来的移民。许多亚裔夏威夷人经常在夏威夷当地有关土地使用、道路建设和卡霍奥拉威岛的抗议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特拉斯克没有在任何地方建议亚洲人应该搬出夏威夷。但他们的权威、声音、语言是特拉斯克试图排除的，她坚持母语高于当地语言，夏威夷语高于皮钦语，接触前的历史高于种植园历史，土地其本身高于社会实践——种植园工作、工会活动、 休闲活动。特拉斯克孜孜不倦、毫不妥协地主张夏威夷原住民的权利：在与人类学家林尼金（Joyce Linnekin）和基辛（Roger Keesing）的公开对话中，她坚决反对文化建构主义、战略本质主义或身份表演的人类学主张。人类学家和本地人一样，都不属于她所坚持的身份、权威和真实性的范畴。特拉斯克坚持血统上的身份、权威和真实性。在特拉斯克结束演讲和诗歌朗诵并邀请观众提问时，大部分观众是亚裔或亚裔美国人，他们保持沉默。其中一位观众要求她朗读更多的诗歌。
▲ 特拉斯克（Haunani-Kay Trask，1949—2021 ）
这场“反当地人”的演说本不必发生。从战术和策略上讲，这场演说是不必要的，也没有给特拉斯克为夏威夷人民所做的奉献和不懈的努力增光。这场演说的审美化、仪式化、排斥性和过于纯粹的攻击性，已经掺杂了令人不安的20世纪元素，有损于关心夏威夷土地的文化价值的传承。夏威夷原住民对土地的要求真实，斗争意义重大，外界对原住民的策略或战术很难评判。在夏威夷争取主权的斗争中，特拉斯克的声音独树一帜，许多土著活动家都持不同意见。另一方面，批评《竹岭》对无产阶级有着错误的认同，无产阶级以种植园遗产为交易，为当代、郊区、拥有住房的亚裔夏威夷中产阶级提供真实性，而这种批评就像几乎所有对身份政治的批评一样，并非完全没有根据。面对20世纪的困扰，我建议应该让人们暂时停止对当地人的排斥，此举伴随着对土地作为一种理念、一种与血缘和亲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本质的呼吁。
在这两种地缘想象的轨迹中——中国走向世界，夏威夷回到接触前的本土主义，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到了主导性元素结构的重新表达。夏威夷争取主权和中国反霸权都值得我们支持。当然，这样的斗争或许应该警惕法（Nomos）的构想——一种属于空间形态的想象——且更应准备好迎接否定的政治。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地方、国家或地区层面都有清晰的表述，而且确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具体的突出表现，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一个人为之奋斗终生的，将会是整个人类或整个世界为之努力的某个具体版本。但是，如果地方、国家或地区的斗争能够抵制地理神话的诱惑，那么，它们的积极力量会更加完整，并累积更少历史地缘想象的噩梦。
编辑丨王雨菁
关注我们
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