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德国）｜大阅读No.282

2016-03-20 〔德〕齐美尔 优才成长

大城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表面和内心印象的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

首先要理解大城市精神生活的理性主义特点。大城市的精神生活跟小城市的不一样，确切地说，后者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觉的关系之上的。直觉的关系扎根于无意识的情感土壤之中，所以很容易在一贯习惯的稳定均衡中生长。相反，当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使大城市人感到有失去依靠的威胁时，他们——当然是许许多多个性不同的人——就会建立防卫机构来对付这种威胁。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对这些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作出反应，主要的是理智，意识的加强使其获得精神特权的理智。

典型的大城市人的相互关系和各种事务往往是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这使得现代的聪明才智越来越变成一种计算智慧。首先，这么多人聚居在一起，利害关系千差万别，他们的各种来往和活动相互间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如果在约好的事情上和工作中没有准确的时间观念，那就会全都乱了套。

大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迫使生活要遵守时间，要精打细算，要准确，这不仅与它的货币经济和理性主义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使生活的内容富有色彩，有利于克服那种要由自己来决定生活方式、拒不接受被认为是普普通通千篇一律的外界生活方式的非理性的、本能的、主观独断的性格特点和冲动。

另一方面，准确地一分钟一分钟地规定生活方式而形成最无个性的同样的因素也在谋求最有个性的东西。当主体必须完全接受这种存在形式的同时，他们要面对大城市进行自卫，这就要求他们表现出社会性的消极行为。大城市人相互之间的这种心理状态一般可以叫做矜持。在小城市里人人都几乎认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积极的关系。在大城市里，如果跟如此众多的人的不断表面接触中都要像小城市里的人那样作出内心反应，那么他除非要会分身术，否则将陷于完全不可设想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或者说我们面对在短暂的接触中瞬息即逝的大城市生活特点所拥有的怀疑权利，迫使我们矜持起来，于是，我们跟多年的老邻居往往也互不相见，互不认识，往往教小城市里的人认为我们冷漠，毫无感情。

为什么偏偏只有大城市才会引起最独特的个人存在的欲望呢（不管它是否总有道理，也不管它是否都能成功）？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那种可以称之为客观精神的东西对主观精神的优势，现代文明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在诸如语言和法律、生产技术和艺术、科学和家庭环境问题上体现出了一种总体精神，这种总体精神日渐发展，结果是主观的精神发展很不完善，距离越拉越大。如果我们纵观一下一百年来由于各种事物和知识、由于教育和舒适的条件而形成的文明，用它来跟同一时期的人的文明进步比较一下（哪怕跟最高的水平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发展差异是令人吃惊的。在某些方面，如教养、关心体贴人和献身精神，人的文明与过去相比反而有所倒退。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分工的越来越细。因为分工越来越细，对人的工作要求也越来越单一化。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时，往往就使作为整体的人的个性丧失殆尽，至少也是越来越无法跟客观文明的蓬勃发展相媲美。人被贬低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成了一粒小小的灰尘。

还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是超越于一切个性的文明的舞台。在大城市里，雄伟舒适的公寓建筑、学校的集体生活方式和明确的校服制度，都说明大城市充满着具体的无个性特点的思想。可以说，这种情况不能使个人保持自己的特点。一方面，个人的生活变得极为简单，个人的行动、兴趣、时间的度过以及意识都要由各方面来决定，他们似乎被放到河面上托着，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可是另一方面，生活却越来越由无个性特点的内容和现象组成，而这些无个性特点的内容和现象要排斥本来有个性的色彩和特点，这就刚好使得这种必定能产生最大特点的个性丧失了。

选自《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
涯鸣、宇声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读而思
duersi

为什么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普遍要求保持其个人存在的独立性和个性，反对社会的、历史习惯的、生活的外部文化和技术的干预呢？德国思想家齐美尔从现代生活的典型场所——大城市的生活特征的分析中，揭示了产生这样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原因。齐美尔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他的学术贡献广泛而巨大，但生前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备受冷落的学者。他经常截取生活的“碎片”来把玩现代社会，这使他的学术具有极强的前瞻性。齐美尔认为，大城市的生活是快速变化的、复杂的、分工的，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必须对这样的生活加以适应，于是，现代城市的精神生活便逐渐变得理性起来，成为计算的工具，统一步调节奏，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普遍丧失个性。个性的普遍丧失，才激起了现代人对个性的普遍需求——这是大城市的发展给人的精神生活所带来的客观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体现出的辩证法则。从作者的社会心理分析中，我们所得到的启示便是：文明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从其本身是很难判断其好坏的，关键是看人们如何去“适应”它，能否作出明智的选择。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同时以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著称。他最广为人知的著作是《货币哲学》与《社会学》，他是“形式社会学”的创立者，被称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和韦伯）。

（本文选自石恢主编《每周阅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