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 崔之元：读张劲夫晚年文集“嘤鸣-友声”

《嘤鸣-友声》是张劲夫同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文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4年）。书名相当别致，据他在序言中说是取自“诗经-小雅”中的“伐木”诗：“伐木丁丁，鸟鸣嘤赢。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嘤鸣”部分收入张劲夫本人22篇文章（包括访谈），而“友声”部分则收入了他的“友人”17篇文章（这里“友人”应是广义的，他未必每位作者都认识或很熟）。

“嘤鸣”部分的文章信息量很大，是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许多故事引人入胜。例如，大家一般知道王选院士因为在中文激光照排（取代了书籍和报纸的铅字排版，1988年“经济日报”是第一家采用激光照排的报纸）和计算机中文处理上的贡献获得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但很少人知道王选的研究是在1974年8月就已列入国家计委和电子部的重点课题，简称“748工程”。而在这项被张劲夫称为中国印刷术在北宋毕昇1048年发明“活字印刷”后的“第二次革命”的技术创新全过程中，1941年在延安入党的范慕韩（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又如，张劲夫回忆说，在他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期间（1956-1966），钱学森一天晚上找到他在太平庄12号的家，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他告诉钱学森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请他自己找。钱学森找的的两位入党介绍人是杜润生和杨刚毅。现在的年轻人一般知道杜润生在1980年代农村体制改革中的贡献，但很少了解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期间的工作。再如，在杨振宁建议下，张劲夫写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江泽民总书记要求不仅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也要同时播发。张劲夫提到上海漕河泾一个小葡萄糖厂（属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的工人出身的厂长把“氟油”做出来了，使得苏联专家撤走后的浓缩铀机器又能运转了。他力主给这位厂长连提升三级，达到17级干部，因为当时县团级干部是17级，可以听到重要中央文件的传达。当时对破格提拔这个工人出身的厂长还有阻力，但因有机所党委书记边伯明坚决支持而成功。

除了这些生动的故事，我认为文集的“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今天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张劲夫对担任国务委员时对股份制和证劵市场的初期发展的回忆，二是他对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三是他对给所谓两位“托派”平反的回忆。下面我就依次谈谈我的读后感。

1983年5月，张劲夫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1983年7月至1989年7月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和秘书长。他对股份制的关注起源于1983年国家经委开始的改变前苏联式“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的改革试验。他回忆说：

“因为把单一企业变成多个所有者共有的企业 就需要进行核心层的资本联合， 需要确认和确定资产所有权。科学的办法就是实行股份制： 把资本划分为等额的股份， 明确哪些股份归谁所有， 这是对所有者的确认 （定性）；同时明确有多少股，这是对所有权的确定（定量）”。

关于股份制的性质，他特别请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一苇：

“蒋一苇回答我说， 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而是姓中，它是一个中性事物， 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 ，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还说 资本也是一种中性事物， 过去为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 我们把资本改称为‘资金’，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资产的价值形态就是资本， 它可以属于公有， 成为公有资本，也可以属于私有， 成为私有资本，它本身并不注定必须属于谁所有”。

张劲夫同意蒋一苇的观点，他提出将重庆作为全国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为什么选择重庆？张劲夫回忆说有4点原因。

1.重庆是国务院认可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2. 蒋一苇不仅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所长，而且是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这和他1944年就到重庆从事地下党工作有关；

3.重庆市政府支持蒋一苇办了很有影响的刊物“改革”（双月刊）；

4.重庆是内地的大都市，试点有成绩固然好，试的不好对外影响也不大。

1983年，张劲夫和蒋一苇一起去重庆搞股份制试验：

“我和蒋一苇及工经所的同志乘火车去重庆试点。 一路上讨论得很热烈，大家对职工持股意见较一致，对“企业股”争论最大， 蒋一苇认为 这是新的探索， 是一种劳动共有股份制。 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 可以有自己的特性， 但多数同志不同意。我当时的态度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内可以试点， 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按国际惯例 不搞企业股”。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股份制试验初期，“大家对职工持股意见较一致”，争议之处在于是否应有“企业股”。张劲夫为慎重起见，同意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内试验“企业股”，而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则不搞“企业股”。但从他10年后的1993年发表的悼念蒋一苇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其实对蒋的观点是同情的，这和他对“大集体”的实践经验有关：

“一苇还提出过企业集体股的主张，来源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大集体企业历年积累起来的；二是国有企业用改革以来自留资金积累起来的，其产权归全体职工，是法人股，这种股只投入，成为企业自我积累的一个来源，而不把红利分给职工。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理论上涉及到公有制的多种形式… 顺便说一点我对大集体的体会。1975年我到苏南去调查，这里由地方集资投资搞了不少“大集体”，又叫“小全民”。在当时情况下它区别于“地方国营企业”，主要是自负盈亏。具体有三条不同：一是利润按集体企业上缴所得税，平均在50%，余下一半归企业；二是用工指标由所在地的市县批，不要跑北京了；三是能源原材料供应及产品销售由企业负责，逼 着企业去找市场。江苏总结的所谓”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千方百计” 等就是这样逼出来的。有了这三种不同，企业在压力下变成了动力，进发出活力，生机盎然。在当时全国经济处于崩溃边沿的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些绿洲，令我十分惊异，在思想上有很大触动。集体是有两种的，一是原来意义上的入股分红的合作社，被称为“小集体”；一是地方集资投资的“大集体”。而后者书本上是没有的。怀疑原来的框框，公有制不只是两种，而是多种的；全民是高级的，集体是初级的， 觉得不对。 一苇从理论上作了论述， 认为公有制, 既有大公有， 也有中公有， 也有小公有。 有些大企业要采取既有大公有, 又要有中公有、 小公有，他称之为共有公有制。他的这一创见，可能是一家之言，值得探讨，但我对他的勇气是很敬佩的”。

虽然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公司法》中已经没有“企业股”这一概念，但我认为，张劲夫和蒋一苇在1983年到1993年这十年间许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试验“企业股”，仍给中国公司法带来了有益特色和遗产。美国斯坦福大学公司法教授西蒙(William Simon)注意到，中国公司法要求在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方可不再提取，而德国公司的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10%以上的即可不再提取。西蒙教授还进一步指出，西方的公司法中的“法定公积金”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设定，而中国的法定公积金则是为企业自身发展而设（William Simon, “The Leg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Enterpris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p.294, Vol.21,1995-1996）。这可能正是“企业股”的一种精神体现。

文集的“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张劲夫关于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回忆。1979年12月张劲夫任安徽省省长，1980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回忆到，赵紫阳到国务院任总理后，姚依林和他一起问过赵对包产到户的看法。赵紫阳说，对“两靠一无”的生产队（即“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和集体无财产”），放手让他们搞包产到户，但对生产条件和集体经济较好的队，一定要慎重。万里在离开安徽到北京任副总理前，也跟张劲夫说，“包产到户不是方向，我们不提倡，也不反对，有些地方可以同意搞”。因此，张劲夫在安徽一开始只鼓励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如他家乡肥东县的古城和八斗岭，但对于巢湖边的较发达地区则鼓励他们搞其他形式的责任制。但当他了解到巢湖边的较发达地区也搞了包产到户后，就要求尊重群众意愿，不要纠正。1980年上半年安徽农村包产到户达24%，1981年三月达70%。当他1982年回京任国务委员时，安徽包产到户已经全面铺开了。张劲夫说，

“包产到户后，我最担心的是集体财产的保护问题。虽然一再打招呼，要求各地注意保护和发挥集体资产的作用，但是损失还是不小”。

他具体说，淮北的井灌面积由30.6万公顷衰减到7.8万公顷，下降了74.5%；1980年，合肥市供销社1-11月收购牛皮6475张，比上年同期增长70%，这是因为包产到户后，牛在“各家吃派饭”，无专人喂养，造成一部分耕牛非正常死亡。还有森林保护问题。张劲夫鼓励颖上县小张庄“分地不分树”，多年后小张庄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生态500佳”。

从今日视角来看， 张劲夫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时期，继万里之后执掌安徽，在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注重保护集体资产和发挥集体合作经济的优越性，是十分正确的。中共18届3中全会通过的改革决议是这样概括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实际上，我国改革以来的农村体制十分契合俄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的“差异化最优”(differentialoptima)理论。所谓“差异化最优”，就是强调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垂直链条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不同的生产和经营环节有不同的“最优规模”。例如，鸡蛋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就是“家庭”，但饲料的最优生产规模可能是机械化的合作工厂，而这样生产出来的饲料又可供家庭生产所用，最终产品在供销合作社网络上销售（参见本公号翻译的恰亚诺夫“农民合作社理论”）。

顺便一提，恰亚诺夫才华横溢，他不仅是农业经济学大师，还创作了5部小说，其中关于“1984年”的寓言（恰亚诺夫的科幻小说中提到中国在1984年从空气中提炼石油）影响了奥威尔1949年出版的名著“1984”。不幸的是，尽管列宁在1923年写作“论合作制”时参考了恰亚诺夫的著作，他还是在1937年在流放中被处死。相比之下，由于毛泽东多次说“人头不是韭菜”，即使对敌对分子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中国革命队伍内部不必要的牺牲相比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要小很多，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在这当面的教训就不严重。这就涉及我认为张劲夫文集“嘤鸣”部分最有理论价值的第三个内容，即他给所谓“托派”平反的故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四支队改编为第二师第四旅，安徽潜山县的革命青年领袖查化群（此时改名“华春”）任作战参谋，相当于一个团级干部。他1939年根据党的指示，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工作团”从大别山撤到新四军地区。其中一名女青年田井，被第四旅政委王某看中，要求与之结婚。田井征求她的朋友张伟的意见，张问她自己是何想法，田说不愿意。张伟就说你如实告知王政委好了。不料王某认为是华春从中作梗，因为张伟是华春的女朋友。他就编造材料说华春是“托派”，送到第二师师部。张劲夫回忆说，

“第二师主要领导人没有经过集体讨论，就批准师锄奸部执法队把华春抓了起来。当时师政治部主任到延安学习去了，我是副主任，这事竟没有让我知道。本来，我们部队也是有规定的，抓人，关起来，应该进行审讯（我们军队也有军法官），最后才能处理。但华春关起来后，一位法官带执法队去对华春说要对他审讯，结果未经审讯在路上就把他枪毙了”（p.172）

此事40年来缠绕在张劲夫脑海中。1980年，张劲夫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就找已经是省军区副政委的当年新四军二师锄奸部副部长杨家宝问：当年处理华春有无证据？杨家宝当即毫不犹豫地表示“一点证据没有”。张劲夫说，

“杨家宝是一个好同志，是红军干部，立即很认真地把当时抓华春的，看押华春的人找到一起，进行调查，大家都写了证明材料”。

最终省纪委，省委讨论，给华春正式平反。接着，张劲夫开始寻找两位在华春被枪毙后逐出新四军的女青年张伟和田井。结果发现华春当年的女朋友张伟在安徽金寨县里讨饭，张劲夫让县政协给她安排一个工作，得以养老。而当年拒绝王政委的田井后来嫁给一个工程师去了加拿大，当她听说华春平反消息后，赶回国内和张劲夫见了面。

我之所以认为张劲夫给“托派”华春平反的故事，有着和开创中国股份制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因为在革命的历史大潮中一些人失去了对个人命运的敏感和关注，但张劲夫没有。也许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但对于写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宣言”的我来说，这正是张劲夫的难能可贵之处。

张劲夫晚年文集的“友声”部分的开始，收录了五篇关于顾准的评论文章。这使我想起《顾准文集》中有张劲夫《关于顾准同志的一件重要史实》一文，主要说明孙冶方回忆说他关于“社会主义也要运用价值规律”（即市场）的文章是受顾准跟他谈话启发。另外，张劲夫还收入杜润生三篇文章，我觉得这和他与杜润生在中国科学院10年共事的友情密切相关，当时杜是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友声”部分还收入原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吴江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究竟何意的探讨以及“公有制”是否是“共有制”的误译的争论双方的文章。我对这些“友声”收录的背景不清楚，但能感受到张劲夫追求真理到生命最后一分钟的拳拳之心。

最后，让我引用张劲夫喜欢的辛弃疾的诗句结束本文：

“观书老眼明如镜，

论事惊人胆满躯。

万里云霄送君去，

不妨风雨破吾庐”。

实验主义治理

本公号由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的研究团队维护，旨在介绍、研究、点评和交流“实验主义治理”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服务。
团队编译或撰写的材料按知识共享(CC)协议发布，支持读者以Copyleft精神与规则分享。

微信号：CLS_PR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