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 不愿绽放的少年
我对“娘炮”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尽管现在它很少被提起，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紧紧贴在我身上的标签。
当然，这个标签现在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玫瑰少年”。在那之后，它被歌颂、被翻唱、被标榜、甚至被收编。但若剥去华美的外衣，它的内核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干瘪与酸楚。
鹿道森去世的时候，很多朋友发文纪念，在文章最后，往往会加上一句——“愿你永远盛放”。但玫瑰不只有娇艳的花瓣，还有尖利的棘刺。或许，这荆刺恰恰是由于背后无法忘记的痛苦。
明天，是“玫瑰少年”叶永志逝世22周年。而与他相似的遭遇，其实从未在这个世界上远去。下面你要看到的，是我和朋友小树的故事，也是在千万个隐秘的角落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事。
我们摊开伤口不是为了任人评说，而是希望这些讲述能够稍稍抚平同样困在棘刺中的人，警醒那些施暴者、围观者。当然，我们更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你，永远不会经历这些。
*Trigger Warning：文中含有校园霸凌相关内容，可能引发痛苦。若感到不适，请根据自身情况暂停阅读。
用我妈的话说，我是一个“总想着和别人不一样”的人。
在一些方面的确如此。我喜欢第一个到学校，趴在窗户旁边，等到校园里充满喧嚣，再回到座位上。临近初中会考时，我会花四块钱买一听罐装咖啡放在桌上，不是为了提神，只是觉得这样挺时尚。
但大多数“不一样”，其实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的长相和周围的男生不一样，更白皙、缺少攻击力，或者像他们说的，“更娘”。去外省上学之后，每次和别人说我是山东人，对方的反应都出奇的一致：“啊？山东人？”；我的手和其他男生不一样，比“正常”男生的手小一圈。我妈说：“如果你小时候认真练钢琴就不会这样了”；我的声音也和其他男生不一样，它曾经被无数人羞辱、模仿，以至于我曾经对声音很不自信，长大后问别人对我声音的看法，大多数人往往很有礼貌：“嗯……甜甜的？”
我的相册里有这样一张照片：初三的我穿着红色的校服外套，留着寸头，似笑非笑的表情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的寸头从小学一直留到高中，为了尽量和周围人“一样”。
上大学之后，终于没有人管我的头发。我迫不及待与过去的自己割席，从烫发开始，尝试了留长、扎辫子、染发……我尝试改变自己，但是那些和“不一样”相关的回忆，已经永远无法改变。
高中之前，我生活在山东沿海的一个县城，四线中的四线。那里的人员流动极其缓慢，其实更像是一个有着医院、学校、公司的“小区”——小到几乎走在路上，随便看见一个人，都能打个招呼聊上几句。
“小区”里的学校也很小。小学和初中连在一起，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一个班不超过20人（甚至有一届只有3人）。教室是两排平房，前面一排是小学一到五年级，后排是初一到初四。
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通常有三种出路：1%考上省重点高中，可以离开这里去更大的城市，他们成为众星捧月的“月”，照片被打印出来贴在学校门口的光荣榜上，在玻璃橱窗里享受瞻仰；1%考不上高中，去采油船上做水手；剩下的绝大多数学生，只能上“不太行”的高中，然后不再被提起。
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我在小学二年级时转学去“小区”外面的学校，每天坐四十分钟的车在两地间往返。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了教育资源的差异，也把孩子送过去，最后家长们干脆包了一辆车来接送我们。
但他们绝对不会意识到，在每天仅仅四十分钟的路程里，孩子们的关系也会复杂到像是一个小社会：谁和谁要坐在一起，谁和谁不想坐在一起，谁想孤立谁……被孤立的孩子只能坐到最前面副驾驶的位置，而我，有一段时间就一直坐在那个位置上。
在那里，我看着车子穿过“小区”的绿树，穿过暖黄色的墙和彩色的瓦片，最后穿过大门，把所有的一切都甩在后面。我小时候觉得，那个大门就像一个屏障，把所有的美好都隔绝在“小区”里面。
到了外面的学校，就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人们说着我听不懂的“土话”。那里的孩子更多，那里的老师还会打学生，真的，从教室前面打到后面、再从后面打回前面。
就像《寂静岭》中的“里世界”。天空是灰色的，被运煤车压得坑坑洼洼的路面是灰色的，长不出叶子的树干是灰色的，撕学生书的老师的脸是灰色的。
除此之外，我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场景是：生物课上讲进化时，老师提到“变态”，结果全班同学齐刷刷转头看向我，哄堂大笑；还有一段时间，学校里流行一种后面带印章的笔，我买了一支带到学校，课间过后，我的脸上就布满了印章。
那是没有“霸凌”这个概念的时代，那时的我也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我”。他们一直笑，我也跟着笑。
无论过去多少年，那所学校在我心中的样子始终都没有改变——难以动摇的灰色，灰色的房子、灰色的马路、灰色的树木、灰色的小卖部、灰色的笑容·····它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里，变成了我灵魂的底色。
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我的生活大多在“小区”外面度过。后来离开那所学校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里，偶尔经过也只是匆匆一瞥，紧接着就转过头去。
到外面上学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敢在其他人面前上厕所，更不敢去公共浴室，即使是小便也一定要到隔间里面去解决——因为不想让其他人看见我的身体。这个习惯被我一直保持到大学。
在初三之后，我选择转回“小区”的学校上学——要做橱窗里的1%。原因是：听说重点高中有独立卫生间。
“小区”的表面是美好的，相比于外面，这里的老师温柔、有耐心，几乎不会打学生，我也又回到了一起长大的朋友们身边。学校离家大概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距离。夏天的时候，我会穿着白色校服，每天和朋友骑着单车掠过阳光和树影。
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会不断抬头寻找一棵高高的白杨树。它的枝条凌乱不堪，孤单地矗立在那里，但我觉得它很温柔，因为看到它就意味着到家了。“小区”里，生活几乎变成了彩色，温柔的彩色，吸引我去不断触摸。
不过，后来我才发现，“小区”更像是鮟鱇鱼头顶的小灯笼，在向你展现它全部的狰狞前，先照亮周围的黑暗。
当时，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大多骑着山地车，就像是骑行运动员一样弯腰趴在车把上，看起来非常潇洒，而我骑的是“体型”比较小的女式自行车，和现在的共享单车差不多。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我和往常一样放学回家。我妈说：“今天单位上一个叔叔看到你骑车上学去了，说你背挺得很直。” 我不太明白，背挺得直有什么问题。“骑车时背挺得很直像女生。”我爸讲道。
我呼吸急促，瞪大双眼——它回来了，我意识到。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如中午的阳光一样刺眼。
从那之后，我感觉背后总跟着一双眼睛，在那个人员流动极慢的地方，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成了我的“矫正器”。从爸妈口中，我听到了无数的“叔叔说”“阿姨说”。“李叔叔说你走路扭来扭去的”，于是我走路干脆不摆手；“张阿姨问你为什么老抱着一个盒子啊”，因为抱着东西让我有安全感；“怎么孙阿姨问我你是不是喜欢男孩”······
于是，我关于“小区”的记忆，变成了另一种颜色——红色。就是那种昆虫落入蛛网，翅膀被扯开后，喷薄而出的颜色。
与童年玩伴的重逢也并非总是充满欣喜，将近六年的集体记忆空缺，使我与他们格格不入。人们似乎总是对与他们不太相同的事物感到好奇或怀揣恶意，小孩子更是这样。
那时，大多数同学每一科目都有一个小册子，上面写满了知识点以便背诵。一次政治考试前，我的小册子不翼而飞。到了开考前一分钟，一个男生拿着它走过来，扔在我面前。
我把它翻开，发现里面躺着一只被拍死的苍蝇。
除去集体记忆的空缺，我好像也一直是那个“不一样”，甚至“不正常”的人。
我的书包上挂着一位女同学送给我的玩偶，那是一只兔子形状的玩偶，眼睛是纽扣做的，两只耳朵是不同的颜色——一只粉色一只蓝色。现在想来，我可能是当时学校里唯一一个把玩偶挂在书包上的男孩。
某个我不在教室的课间，几个调皮的男生用黑笔在它的脸上涂鸦。而等我回到教室时，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桌洞里，上面有一张卫生纸。
掀开之后，玩偶的脸已经被涂得面目全非。它的脸上画满了各种符号，一只眼睛也快被扯掉。
无论我洗多少次，玩偶的脸上还是会留下淡淡的黑印子。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鮟鱇鱼终于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它的獠牙。
我气到发抖，血液冰冷，在泪眼朦胧中度过了最后一节课。放学的时候，同学们三三两两离开教室，我扶着女士自行车站在教室门外，静立着，做无声的控诉。
他们发现了我。一个男生略带愧疚地走过来，轻轻地和我说了声，“对不起啊”，然后就和其他人嬉笑着离开了。我在教室门前站了好久，觉得自己好矮，比旁边的女士自行车还矮。
我也试过将这些遭遇告诉大人，但没有得到理解和帮助，反而被他们扣上懦弱无能的帽子：“一个巴掌拍不响”“他怎么就只欺负你”“还不是因为你不正常”……
而这种“不正常”不仅会被亲近的人所鄙夷，也会轻易地被陌生人识别和指摘。
初四时的一天，我走在学校的路上，两个小学生从旁边经过。其中一个小男生边笑边指着我，“你看，是娘炮。”
我完全不认识他们。尽管那时我已经是整个学校年级最高的学生了，他们甚至还没有我的腿高，我最后也只能无奈、沉默。
“娘炮”，我认识这个词。因为它是我的标签、我的梦魇，这个词融入了我太多的情感：羞耻、嫌弃、自责……即使现在看到这个词，我还是会心中一颤，像猫咪被踩到尾巴一样。
我唯一能期待的只有逃离。那时，我经常抬头看向高高矗立的办公楼，内心想的大抵是：我一定要考好，然后离开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后来我终于做到了，成为了玻璃橱窗里的1%，然后成为了“那个学习挺好的娘炮”。
其实想起来，“小区”里的生活也没有那么糟，还是有着不少温暖和快乐的回忆。即便学校现在已经废弃，每次回家我也都会有意去看一眼。
但不好的回忆总是记忆犹新。不是由于我刻意记仇，只是这些不快的往事像一根尖刺深深扎进心里，雕刻出我如今的模样。以至于我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会感受到当时的无助、悲伤和愤怒。
如果以上的经历可以被定义为“霸凌”的话，那么关于“霸凌”的记忆在我上高中后便戛然而止，当初班里的十五个人也被不同的命运冲散。幸运的是，我在之后遇到的人大多是温柔的，我当时觉得，或许这就是“长大”吧。
不过后来发现，好像事情并非如此。上大学后，我认识了小树，他和我一样是班里跑操坚持不下来的男生，后来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谈到过去，小树对我说，他真正意义上感受到霸凌是在高中的时候。那时我才意识到，原来霸凌，并不会随着“长大”而停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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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mecon
编辑 | 小毁 晨曦 达生
排版 | ccc
视觉 | 豹子 阿基 量子苏打
校对 | 六一
刘文利性教育工作组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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