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庆,上海不能忘记的人 | 李天纲
上海武康路40弄4号
武康路40弄4号,是一幢英国乡村别墅式的住宅。这幢别墅的建筑体量不是很大,建造标准在武康路上也不算最高,也就是砖木结构的假三层普通西式民居。经过最近一次的修缮,屋顶、窗台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格,倒是用几层红砖厚砌起来的券门还是1920年代的老味道。由于地面不断抬高,台阶已经埋没,进门不须拾阶而上,平步就可入内。武康路上花园别墅、公寓洋房的状况虽然比其他社区的老房子好一点,老化的程度实在也是非常严重,凋敝的样子随处可见。那一天是徐汇区文化局为武康路申办“全国历史文化名街”的论证会,我们前往踏勘名人故居,当知道这一幢就是颜福庆在1950年以前曾经的住宅,大家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颜福庆旧居在武康路上初看不是亮点,但是按旧主人一生造福于上海人来说,这幢普通民宅的价值和意义,超过了他的邻居黄兴、唐绍仪、陈果夫、陈立夫。
颜福庆是我们这座城市不能忘记的人,“颜氏三杰”(惠庆、福庆、德庆),都对中国的新式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颜惠庆(1877-1950)是外交家、慈善家、北洋政府总理;颜德庆(1878-1940)是著名工程师,中国铁路事业先驱。颜福庆则是一生从事医学事业,他给上海留下的是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和上海医学院。忽然想到,颜福庆可以马相伯相提并论,后者给上海留下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马相伯是百年树人,颜福庆是治病救人,都是积善积德。这样一些教会背景的新派大家族,对上海和中国的意义不可估量。按《颜惠庆自传》说,颜氏祖籍在厦门,祖父清源在开埠前就孤身一人逃难来上海,娶了崇明沈氏,已是落籍于上海十六铺的本地人。颜永京、颜如松就读于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举办的学校,永京一家住在虹口,如松一家住在江湾,都是做牧师。如松早逝以后,永京成了家庭支撑,颜氏兄弟的成就,都受了他的悉心培养。颜永京(1838-1898)在1854年出国留学,回上海当了圣约翰大学的监院(校长)。他又把儿子、侄子再送去美国留学,全都回国服务,成就了后来上海滩上十分隆重的颜氏家族。
颜福庆(1882-1970),出生在江湾镇,6岁丧父后由颜永京抚养。1899年,颜福庆进入伯伯颜永京当监院的圣约翰书院学医学;毕业后,又进入舅舅吴虹玉创办的同仁医院当医师。1906年,颜福庆考取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插班到二年级,并于1909年就以优秀生毕业,是第一个受完美国训练的亚洲人医师。1910年,直接进入耶鲁大学在湖南创办的湘雅医学院,担任院长; 1927年,因才华出众、成绩出色,又被具有国际水准的北平协和医院聘为院长。然而,颜福庆最想做的事情,是要在上海办一家第一流的华人医院和医学院,与天主教的广慈医院,新教的仁济医院一比高下。
虽然有“南湘雅,北协和”的说法,20世纪现代医学的发源地和聚集中心其实是在上海。教会的仁济、广慈、公济医院是中国近代医院的起源;1907年,华人红十字总会及总医院建在上海;1914年,颜福庆创办了中华医学会,自任会长,也在上海;上海缺的是华人自己的医学院和医院。颜福庆认为上海和江、浙地区丰富的人才、资金和文化资源,一定能够再建一座国际一流医院。1928年,他回到上海专心从事医学建设。这一时期,颜福庆住在上海北郊的吴淞镇,离他的出生地江湾镇不远,因为他手创的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在那里。
颜福庆在上海市区有固定的住宅,从长沙、北京和吴淞回来,都是住在自己家里。按照徐汇区房地产局提供的房产资料,颜福庆在1943年至1950年之间在现武康路40弄4号居住。那就是说这一段时期之外,颜福庆还有别的房子居住。然而,从《颜惠庆日记》记载的情况看,颜福庆在法租界的住处至少在1937年至1950年之间没有改换过。也就是说,颜福庆住在福开森路的年份要长得多。颜福庆的堂哥惠庆,一直是住在“越界筑路”的愚园路上。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沪西地区各方势力的暗杀、绑架案件非常多,颜福庆只得躲进法租界。颜惠庆想和福庆住得靠近,看中了“福开森路的房子,愿出95000元。房子和4亩地皮是元芳公司的产业,他们要价4100英镑”,只能作罢。1939年5月18日,颜惠庆搬进了法租界。5月23日,日本军警果然就搜查了他在愚园路的住宅。颜惠庆租了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55号,离开堂弟福庆的福开森路24号(即今武康路40弄)住宅仅一公里,于是两兄弟相濡以沫,你来我往,上海和全国的各界名流都在这两间别墅里会面、聚餐、开派对,成为抗战期间法租界里的两个热点。
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颜惠庆
战争期间,法租界的生活还是相当稳定的,基本生活一切正常。今天看来很令人吃惊的是,做过总理的颜惠庆,几乎天天在霞飞路上散步,与民人无异。1944年10月22日《颜惠庆日记》记载:颜惠庆和妹妹在国际礼拜堂做了晚礼拜后,和颜福庆一起步行回福开森路住宅。“去教堂做礼拜,同福庆、妹妹去福开森路。”那时候,颜德庆刚刚得了重病,兄妹们在教堂里为他的健康做了祈祷,然后回家商议治疗方案。一旦住过了法租界,很少有人愿意离开,1948年6月22日《颜惠庆日记》记载:颜福庆曾邀请堂哥和他一起到法租界外的中山医院去建造住宅,颜惠庆却不愿意离开。“福庆来访,我拒绝了他关于在枫林桥地产上造房的建议。”颜惠庆喜欢法租界整洁优美的街区,最喜欢在霞飞路(今淮海路)上散步,他的余生直到去世就再也没有离开这里。
1948年7月13日,颜惠庆日记中还透露出一条不同寻常的信息:颜福庆在枫林桥中山医院的住宅建好之后,告诉哥哥,他“想把房子出售给(曹)润田”。曹润田就是“五四运动”中被围攻的外交总长曹汝霖(1877-1966),颜氏兄弟在他担任总经理的中国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有过投资,和他熟悉。7月19日,颜惠庆还专程出了法租界,去“参观靠近中山医院的福庆新居。”颜福庆为了中山医院,离开环境舒适的福开森路,去“乡下”枫林桥居住,也就是为了他的那份事业心。他卖掉的房子,就是福开森路住了几十年的这幢英国乡村式别墅。我们不知道曹汝霖是否是最后的买家,或者又转手给了哪一家,曹在1949年去了台湾。
颜福庆住在福开森路,便利之处就是离他筹建的中山医院更加近。过去,法租界与华界枫林桥之间没有公共交通,他常常就是从福开森路走过去。颜福庆为中山医院筹集到几百万元的巨款,洛克菲勒基金会、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联合董事基金会、沙逊、嘉道理、王一亭、宋子文、孔祥熙、刘鸿生、宋汉章、陆伯鸿、王晓籁……,都是他的捐款人,全上海都知道他为了医院,“有钱必钻”。但是,他自己花钱却是省到极点。据复旦大学高晞教授采访颜福庆的儿子志渊,回忆说:从福开森路家中去市区,霞飞路上的有轨电车车厢“分几等,他是坐在最后一等。手拿个算盘,还拿个包,还有个账本,没有穿华丽的衣服,他要省每个铜板。所以得了个雅号,叫‘犹太人’。”从1950年到1970年,颜福庆住在中山医院附近的新住宅里。1970年11月29日,颜福庆在枫林桥住宅里去世,离开武康路40弄4号的老宅,也就是三、四里路远吧。
本文刊于2017年5月20日《文汇报 笔会》,原题《颜福庆在武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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