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珩：在上海美丽园的日子（忆邓云乡，黄裳，施蜇存先生）

 现位于上海戏剧学院内的熊佛西楼，是当年美丽园内的建筑

最近几年，因为参加每年八月的上海书展，都会住在上海静安寺不远，靠近长宁区的美丽园大酒店。而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总有着特殊的记忆。

1987年的5月，正是上海接近梅雨季节的气候，我在上海盘桓了十几天时间，目的是在上海约稿并拜访当时健在的海上文化人。时隔整整三十年，如今美丽园已非昔时模样，拜访过的老先生们已经悉数作古，而我也已近古稀之年，时光荏苒，真如白驹过隙。

1966年11月，我第一次到上海，正值“文革”，只住了一夜就匆匆逃离，转而去杭州游山玩水了，几乎对上海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如果那次可以忽略不计，那么1987年5月才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到上海。

我在上海人生地不熟，连住处都没有事先订好，好在有邓云乡先生。他听说我来上海，非常高兴，马上去找了当时的上海文联副主席兼上海作协书记处副书记杜宣，由杜宣先生打电话给美丽园上海文联招待所，帮我安排了住处。邓云乡先生是个非常热情的人，他亲自带着我去了美丽园，办理一应入住手续，照顾得极其周到。

其实，真正的美丽园是在这座上海文联美丽园招待所的对面，也就是在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和华东医院的接壤处，西近今天的镇宁路，北靠延安西路。那里原来是德国侨民的乡村俱乐部，曾经有溜冰场、草地球场、餐厅、弹子房等游乐设施，附近也有成排的别墅，据说当年张爱玲常去。如今上海戏剧学院里的“佛西楼”（为了纪念上海戏剧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熊佛西而命名），仍是美丽园中当年的建筑。上海美丽园文联招待所并不在美丽园的范围之内，只不过是沾了美丽园的光才有其名。

这所招待所当时没有楼房，进得院来，西侧是一丛篱笆障，里面靠西是一排茶室，茶室前倒是花木扶疏。北面有两栋较好的房子，可能是招待贵宾用的，东北部才是招待所的普通住房。那时的条件还很简陋，两排宿舍式的住房前有道走廊，房间也不大，而且都是公用的卫生间，我的房间就在前面一排的普通住房中。

上海有一房亲友，住的地方较远，那次仅去见了一见。常来这里陪我到处走走的只有两位，一位就是邓云乡先生。邓先生对我在上海生活照应备至，但他只能算是半个上海人。另一位是我的老友唐无忌先生，他是上海的集邮家，也是做过国务总理的唐绍仪侄孙辈，上海邮票大王、至德周今觉的外孙，翻译家周煦良的外甥。他早年收集英属地和瑞士、列支敦士登的邮票，后来不再集邮，而转向专门收集西洋古董和工艺品，在上海颇有名气。这位唐先生倒是地道的老上海，有时相约一起吃早点。他知道很多地道的上海风味，有些小铺子里的生煎馒头要不是他带我去，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

我有时也去福州路的老半斋吃“两面黄”、虾爆鳝面、千层糕等，那时做得也还算是地道。再就是和上海集邮界同仁一起相聚，到停靠在外滩一艘叫“蓝盾”的船上去吃西餐。上海另一位集邮家俞鲁三老先生还特地请我去吃新雅的广东早茶。我也请一些朋友吃过十六铺德兴馆的烧秃肺、烤籽鱼、草头圈子之类的地道本帮菜，还独自去淮海路襄阳路口的“天鹅阁”吃过德式西餐和起酥肉饺，在第一食品厂的门市站着吃“掼奶油”，跑到“德大”去喝现磨的咖啡。虽是初到春申，但俨然以“上海通”自居，领略了不少老上海的味道。

那时，除了去远处，都是靠着两条腿徜徉在静安寺一带，方圆七八里以内，大多是步行。上午去拜访老先生们，而下午多在美丽园招待所的茶室待客。经常来这里聊天的一是邓云乡，二是年届八旬的金云臻先生。一杯新绿，两样点心，所费无几，能聊上一个下午。

在上海期间，拜访了不少位海上文化人，关于兼与（陈声聪）先生与云骧（邓云乡）先生我有专文叙述，这里仅就几位印象颇深的老先生记录如下。

从黄裳日记说起

一直以来，我有个记忆的错误，那就是将这次去上海的时间记成是1986年的5月。直到最近，友人才从黄裳先生的日记中纠正了这个错误，看来日记最能作为旁证的史料。

黄裳先生在他1987年5月22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

      燕山出版社赵珩同志来访，谈移时去。赠《燕都》数册，颇可观。知李越缦《旬（郇）学斋日记》残卷一册，确为樊樊山干没不还，书于“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重现，现存文物局，说是将影印出版云。

看来现在有必要为黄裳先生这段日记做一补注。

早就有闻黄裳先生是很难打交道的人，且心思缜密，记忆过人，却不善交流。那天去拜访他，深刻体会了这一点。我与黄裳先生素无交往，也不会向他自报家门，作为一个文化类出版社的普通编辑，能得到他拨冗接谈已经是不错了。黄裳待人比较冷淡也是出了名的，他会听你道来，但是很少表态，话也不多。

那次拜访他的主要原因是为谈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的事。

此前1985年的冬天，我曾两次去北京和平门内帘子胡同梅宅拜访许姬传先生，那时梅夫人福芝芳已经过世，许老先生住在梅家的上房，因此和许姬传先生有过长谈。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许先生对梅先生早年的旧友如冯耿光（幼伟）、李释堪（宣倜）和我的七伯祖（世基）等人的情况并不太熟悉，他和堂弟许源来到梅先生的身边较晚，大约是抗战胜利之后，因此对梅先生晚近的事倒是如数家珍。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一些事。据许先生说，编写《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真正倡议者是上海的黄裳，正是黄裳玉成了这本书的编写。抗战胜利后梅兰芳恢复了演出，而那时黄裳已经调到《文汇报》当记者，他曾多次采访梅先生，过从甚密。且早在1949年，黄裳就建议梅先生写一本自传，1950年黄裳调到北京后又旧事重提，对此事十分积极。正是由于黄裳的建议，梅先生后来才在许姬传、许源来和朱家溍等人的协助下，用几年工夫断断续续口述，由这几位整理成书的。

我在黄裳先生家里问到他这件事的原委，他说确实如此，当年梅先生住在上海马思南路时就有接触。又说此事太拖拉，用了那么多年才成书，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黄裳先生从来不主动谈某一个问题，对我谈到的一些人和事，多是哼哼哈哈，几句话就应付了。后来不知何故，话题扯到了李慈铭身上，谈到他的《越缦堂日记》，也谈到从中辑出的《越缦堂读书记》。我对黄裳先生说，有一部李慈铭晚年的日记——《郇学斋日记》现藏北京市文物局，我和一位同事曾标点过其中一小部分，发表在《燕都》杂志上。

谈到这个话题时，我发现黄裳先生的神情开始亢奋，眼前一亮，精神大振，与刚才判若两人。黄裳不但是作家、报人，也是位藏书家，除了近代史料、稿本、钞本，对一些冷僻的书更感兴趣。他说，早就听说过李慈铭的《郇学斋日记》，但是没有见过，因此特别感兴趣，一再向我追问这部日记的来龙去脉。

我对他说，这部日记是否是《郇学斋日记》的全部还不敢说，目前只有五卷九册，分甲乙丙丁戊集，甲乙丙丁各上下两册，戊集只有一册。日记虽然前后时间不太长，但是每天都作了些邸钞，因此显得篇幅很大。当年由樊樊山（增祥）借去，一直未曾归还。“文革”时抄家，在樊的后人家中抄没，现存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日记系抄本，似重新抄录，却略有批改。我告诉他，我和同事海波先生复印后曾标点了一些，后来发现文稿较难辨认，容易出错，因此现在想影印出版，保持原来的风格。

黄裳的记性很好，他说当年《越缦堂日记》印行时，蔡元培先生在“印行《越缦堂日记》缘起”一文中还提到了自孟学斋至郇学斋以后还有八册（实为九册）是否即是所指？我答然也。

黄裳在日记中所说的“一册”是不对的，应该是五集九册。大约是在1988年前后，我确实主持将此书影印，线装，成一函九册，并执笔写了一篇出版说明，仅印行了500部，因为黄裳如此感兴趣，记得曾寄给他一部。

拜访施蛰存先生

我对中国现代新文学可谓完全外行，倒是在“文革”中无事可做，让先君从中华的馆藏中借回过一些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翻阅，后来也零星看过些《新文艺》《现代》之类的月刊，从那时起才知道了施蛰存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只看过他的短篇小说集《上元灯》和《李师师》，后来他与外国文学发生关联的那些作品几乎一无所知。

施蛰存先生的一生基本生活在上海和抗战时期的西南，短期也在福建和香港住过，有人说，他是“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被遮蔽了的文学家”，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早年的文学创作，主编文学刊物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上却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年以后在文学教育上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57年以后，施先生几乎淡出文坛。而晚年的施蛰存作为硕果仅存的新文学见证人和翻译家，却又得到众多的追捧。

与其说我拜访施先生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毋宁说只是想见见这位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代表人物。

我从来没有在美丽园招待所吃过早饭，都是到处寻觅上海的特色早点，因此总是起得很早。那天在外面吃过早餐也才不过八点多钟，与施先生约好的时间是九点，不得不在愚园路附近徘徊了好一阵子。

施先生家虽然面临着愚园路，但是他的居室要绕到侧面才能进门，上楼一进去就是一间还算是宽敞的起坐间，玻璃窗朝南，光线很好，他正坐在桌旁吃早餐。施先生的样子和我想象的差不多，一头没有梳理过的花白头发，微胖，脸上有些赘肉松弛下来，也许是刚起床不久，似乎尚有些睡眼惺忪，穿着一件很旧的灰色衬衫，松散着袖口。施先生很客气，要我和他一道吃早点，我说已经吃过了，于是他就一边吃早餐，一边和我聊天。

施蛰存的《鸠摩罗什》我从来就没有读懂过，鸠摩罗什的名字对我来说总是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联系在一起。他写《鸠摩罗什》时才25岁，我很奇怪，那样人格化、贴近生活的智者鸠摩罗什与大漠驼铃会出现在上海文学青年的笔下，更与眼前的这位耄耋老人难以发生联系。正像戴望舒脍炙人口的新诗《雨巷》，他们的作品都是最早以西方文学特色融入中国元素的典型，本人也是最具主观意识与生命感悟的作家代表。我想，他与戴望舒等编辑《新文艺》和稍后主编的《现代》杂志应该是抗战前上海新文学的主流罢？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是脱胎于“新月派”的真正中国新文学的启蒙者。施先生与戴望舒同年，但是却比戴望舒多活了半个世纪，也经历了更多的磨难。

那天和施先生也谈到戴望舒、穆时英等许多人，大约两个小时。施蛰存先生的精神很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施先生在1957年之后，转向碑传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征碑录，也做了许多碑跋和金石研究。

施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平和、淡然的。那顿早餐从我进屋到离去始终没有撤去。施先生吃得很少，也很慢。早餐是中西合璧的，有牛奶、面包、果酱之类，也有稀饭。他和我聊天，也始终没有离开那张饭桌，稀饭冷了，又拿去热热。

本文将刊于《文汇报 笔会》。 将收入作者《逝者如斯：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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