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典型的上海MAN ——哭昌平兄 | 蒋寅

自左至右为赵昌平、蒋寅、张宏生、陈尚君，摄于1992年

5月21日中午，答辩结束打开微信，赫然都是赵昌平先生猝逝的噩耗。

昌平兄走了？怎么可能？很想冷静一下，“可是泪水 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在回家的公车上，意识中只有哀伤和回忆。与昌平兄交往的一幕一幕在眼前浮动，隔开了炎热、嘈杂的世界。

中年伤于哀乐，诚知人所不免。几年来，哭刘扬忠先生，哭李伊白，送胡小伟，送杨镰，都不止作数日恶。昌平兄的逝去，更让我痛感一代学人的凋落。

按学术的代际说，赵昌平先生要高我一辈。对他这一辈的学者，我都是称老师的，像陶文鹏先生、刘扬忠先生、葛晓音先生。独有昌平先生，向来以兄称之。这与尊重程度无关，只是出于一种亲近感。

现已记不清与昌平兄相交始于何时，只记得读硕士时就给他写信，对他建构式的诗史研究表示钦佩，并请教大历诗研究的问题。那时我正研究戴叔伦诗，从此通信络绎。他是喜欢写长信的学者，经常几页信笺写得满满，细述自己的想法。

初次见面可能是1988年的唐代文学会，但已没什么印象。比较清晰的记忆始于1992年厦门唐代文学会。他招呼贾晋华、陈尚君、张宏生和我去他房间聊天，留下几张合影，最近整理照片恰好找出（见上图）。在那次会议上，他介绍我和浸会学院中文系主任陈国球教授认识，后来我们一起出席1995年陈国球教授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也是在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大历诗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翌年《戴叔伦诗集校注》相继问世。后者是我硕士论文的附录，在读博士时就寄给昌平兄，他回信说经编辑审读可用。可后来并不顺利，几次讨论裁减项目都险被汰除，是他力主保留，最终才得以出版的。多年后闲谈中，提到这段往事，令我感铭不已。

当年程千帆先生将《大历诗风》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嘱我可请傅璇琮先生作序。我知道傅先生极忙，不忍心打扰他；同时觉得昌平兄对大历诗歌见地独深，且与我的结论不尽相同，请他作序可阐述他的看法，使读者有所参酌，便驰书相请，结果昌平兄极逊谢不可。我心目中只有他最适合为拙著作序，他既然辞谢，我就没有再请别人。后来我所有的著作也都没有再请人作序。

屈指与昌平兄认识已三十多年，通常这么久的交往都会让我们看到别人的某方面缺陷或不足，但在昌平兄身上我看不到，尊敬有增无减。上世纪80年代初，传统学术刚恢复，学界多致力于拨乱反正，反思政治干预学术的恶果，对以往的错谬论断和评价加以纠正。而昌平兄却独辟蹊径，探索一条建构式的诗史研究路径。他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建构了从王维到大历诗人之间清雅诗风承传的一段诗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也深受启发。拨乱反正的工作，主要是修正某些评价的偏颇错谬，处理的仍是诗史原有的内容，不会带来新的诗史事实和新的诗史问题。但昌平兄的研究则不然，他所从事的诗史建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诗史过程和事实的认知，是诗史的新发现。

到了90年代，理论热、方法热笼罩学界，许多论著以标榜新方法为职志。海外学者的著作也格外引人注目，盲目崇拜的固多，狭隘排斥者也不少。昌平兄则能有所取舍，择善而从，曾以美国学者高友工、梅祖麟的研究为例，撰《意兴、意像、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一文，评论其唐诗批评的得失，显出包容开放而又不诡不随的学者本色。事实上，以昌平兄对唐诗史乃至文学史的认识，看当时那些宏观叙事或所谓新理论、新方法，不用说会觉得花哨而肤浅，鲜有理论和方法的效用。记得他曾写过一篇《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我问他怎么和以往写论文的风格大异，他不无顽皮地笑道：“我就是要给那些人看看，这种东西算什么？我们不玩，不是玩不了。我这篇文章，就是玩一下给他们看看！”但平心而论，这仍是很有价值的一篇大文，对诗史的认知方式提出了透彻的见解，虽然在他本人只是随手戏仿之作。

从厦门会议后，我们就熟悉起来。尽管暌多晤少，但每见面都很亲切。吃饭时要么他招呼我去坐他边上，或他看到我坐哪里，过来一起喝杯啤酒。饭后往往招我去他房间闲聊。和他聊天，从来不涉及人事是非，甚至学界八卦，所谈不离学问二字，间及生活情趣。

大概因为我的研究和他有些交叉，学术观念也比较接近，他喜欢同我讲他最近写的论文和一些想法，我对他学术思想的了解也不断加深。昌平兄读硕士虽然师从施蛰存先生，但学术方面自言承传马茂元先生为多。马先生的学问渊源于桐城，所以昌平兄论诗学也力求沟通文章学的义法，晚年他越来越用心思考这个问题，曾在《中古诗学-文章学的思辨形态和理论架构——从<文心雕龙>到<诗式>》一文中全面阐述自己的想法。2015年底出席浸会大学的中国诗学会议，回程同在机场候机，曾深谈过这一问题。我感觉多年来昌平兄始终在思考中国古代文论的安身立命之本，晚年已形成系统的想法。

无论从哪方面说，昌平兄都是我认识的学人中最具有高贵品质的一位，是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从来没听过他议论别人，偶尔对某人的研究不认可，也只讲论学理，不作诛心之论。初见昌平兄，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很典型的上海MAN。当然，是上海大男人，不是上海小男人。我自幼讲得最好的话是上海话，但平时只同两个人讲，一个是文学所当代室的刘士杰先生，另一个就是昌平兄。见到这两位不能不讲上海话，因为从里到外太上海范儿。

昌平兄注意仪表，对生活品质非常在意，又豪爽好客，常邀请朋友去家中一聚。也曾一再叮嘱我，到了上海要去他松江家中玩玩。但我难得一去上海，且总是行色匆匆，自然无缘一造他府上。也曾想象过他的家，应该是装潢颇为讲究的。2002年一起到布拉格开会，逛玻璃品店，他买了一套香槟色刻花凉水瓶和水杯，原价要一万多人民币，因有一件微损，不到半价出售。我虽不太懂玻璃，也能感觉是极上品的波西米亚手工制作。引得一拨外国和港台学者说，还是你们大陆教授有气魄，我心说这也就是昌平兄，有这大手笔。他不太喝白酒，能喝点红酒、啤酒，而极嗜咖啡，非常讲究并精通其道，我曾听过他讲咖啡经。

最后一次见到昌平兄，是2017年9月在胡晓明教授主办的“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文论之路”会上，也是坐一起吃饭，说些闲话。这一年初，我曾邀请他莅临11月我校举办的中古文学国际会议，他爽快地答应。不料10月突然接他电话，说夫人遽逝，身心遭受很大打击，不能成行。我劝他还是出来散散心，暂时离开熟悉的环境，可以调适心境。但他说无法接受夫人突然离去这一事实，本来说好携夫人同行，现在一人独来，难免触景生悲，情何以堪。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深居简出，每天吃饭时摆一副碗筷在对面，一如夫人在日。我深知昌平兄伉俪情笃，清楚夫人的离去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又怎能想到，仅半年间他就随夫人而去！或许，这于他也是较好的归宿，免得经受长久的痛苦和煎熬。但对我们这些眷念他的友人来说，这个日子未免来得太快太突然；而对于学界，这个损失也未免过于沉重。

昌平兄曾对我感慨，说自己苦于事务繁多，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有点空闲只能细读《全唐诗》，从作品自身辨析唐诗艺术的发展和历史走向。这种专注功夫，使他对唐诗的认识，深度远远超出时下许多通史通论式的著作。他的每一篇论文，都能提出新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和发明。六朝到唐宋的诗歌史也在他的阐述中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晰。我不止一次听他慨叹，一部唐诗史早就在肚子里，就是苦于没时间写出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哲人其萎，百身莫赎。让学界期待已久的赵氏唐诗史，竟永为绝响！怎不教人憾恨、叹惋！

前两年我任《文学评论》副主编时，鉴于目前学术刊物多不发表书评，而总结四〇后一代学者的成就、经验已迫在眉睫，曾向主编建议开设四〇后杰出学者研究和评价的栏目，并约查屏球教授撰写昌平兄一篇。没想到文章尚未杀青，昌平兄已猝然先去。我相信，以查屏球教授研究唐诗之深，是足以为昌平兄撰写一篇好评传的，但已不能由《文学评论》（不登已故学者评传）发表，而只能由《文学遗产》刊登了。昌平兄的学术确实是值得我们总结、珍重的一笔宝贵遗产，只可惜未尽所蓄，他本可以留下更多的东西啊！悲夫，遂令我侪不能不为昌平兄一哭，不能不为中国学术一哭！

本文即将刊《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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