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春：我和聂老师和我们的家族书写

1988年我接获通知：一向由联合、中时两大报出资赞助、俾使作家得以赴美进修的一个计划，居然落到我的头上。中时创办人余纪忠先生亲自告诉我：“今年就你代表去一趟爱荷华吧！”

不过我没有去成。因为据说当时有另一位任职报社的作家提醒余先生：张大春刚刚担任中时晚报的副刊主任，实在不宜旷工放洋过久。她说得入情入理，于是我的爱荷华作家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er's Program, 简称IWP）就延宕了九年。IWP唯一的主人聂华苓老师在1997年初秋见到我的第一天，第一句话就是：“你迟到了多久？”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九年。”

聂老师也不假思索地说：“是，九年。”就连没有能够如期前去参与那一次为期三个月的盛会，聂老师都念兹在兹，不稍释怀。于我而言，耽延行程不算什么，她一直挂记着则令我由衷感念。聂老师对人的用心可见于此。

聂老师不只是IWP 的主人，也是更多闻名来访之过客的主人。过客大多出身两岸，或多或少、直接间接与写作或者艺文活动有关。说来就登门打招呼，说去就挥手告辞，聂老师则不动如山，像一座泊船之港。

我刚到爱荷华的那一天晚了，无法住进“五月花”（May Flower,宿舍楼名），只好投靠吕嘉行和谭嘉夫妇。那天晚上嘉行兄再三问我：“有没有在IWP 期间写点什么东西的计划？”

我很讶异他这么关心连我自己都不太在意的事。于是小心翼翼地探询：“如果没有什么计划呢？”

嘉行兄仰天大笑，说：“你不要紧张，没有什么的。只不过聂老师一定会问起，你随便有几句话也好。”

聂老师当时已经退休，不干预IWP行政实务，可是正如嘉行兄所料，两天之后，我们一见面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在写什么吗？”

我打过预防针了，胸有成竹地说：“要写一部以家族史作基础的东西——我连稿纸都带来了！”

聂老师当下接道：“你每天都写吗？”

“是的。”我忽然之间有回到中小学课堂上缴交作业的感觉，“每天都写。”

“你每天写了些什么，就给我看看好吗？”

那本书，是我想了多年的家族史。在起心动念的第一瞬间，我给这书起的名字就是《聆听父亲》。

在IWP的诸般活动之中，有一个翻译活儿。1997那年的设计，是让来自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分别与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合作，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英文。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那些翻译课上的学生对于中文、西班牙文、韩文甚至越南文……可以说一点基础都没有。所谓“合作翻译”，毋宁就是两个人对坐执咖啡杯指认作品中之某字在英文中应该如何表达。

分配到与我合作的，是当地一位选读社区大学文学及翻译课程的中年妇人。她很爽朗健谈，对于近代英美文学的作者、作品也十分熟稔，可是中文一笔不识。所谓翻译工作，不过就是由我用我所能够使用的英语字汇将《聆听父亲》说给她听，再由她打造成她认为通顺甚至优美的语句。如果按照表订计划，我们每周有整整三个下午要如此度过。我在第二次“合作翻译”的课程中就提出了“分手”的建议，“你可以退掉这门课程吗？”我说。

“当然，我很乐意。”这位太太像秋天的晴空一般爽朗地笑了——显然，她也如获大赦，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于是，毫不犹豫地，我每周有三个无所事事的下午，都会从“五月花”闲步到聂老师家，从书架上拿下杨宪益翻的《奥德修斯》；那是我在心里给自己规范的翻译课。而聂老师，就在她餐厅的长桌上翻读我新写的《聆听父亲》。

她不只是一个普通读者，从手捧原稿的第一页开始，就带着一份积极的情感。我记得她才读了几行，还不到一个段落，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说：“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也在整理我的家族史呢。”她说的，应该就是多年后出版的《三生三世》。

于我而言，聂老师不止是一位同行前辈，她的《桑青与桃红》一直是我开蒙以后最受撼动和感动的当代长篇——虽然当时因政治因素之故，没有在联合报副刊上完整发表。

这位前辈作家就坐在离我三五码之外的餐桌上，一字一句斟酌着《聆听父亲》，神情专注而严肃，秋日午后的阳光从不知什么角度洒进屋来，照着她、也照着手稿耷拉下来的纸角。那是我多年不曾忘怀的一个画面。

聂老师比我父亲年轻四岁，较我则年长三十二岁，十足是个母亲。这位母亲不但是《聆听父亲》的第一个读者，在创作的关键角度上说，她也堪称是《聆听父亲》的第二个作者。

那一天，我触景生情地和聂老师聊着刘大任的《秋阳似酒》，聂老师就显得有些恍神，时而起来走两步，时而像是想起要到柜子里拿什么东西却又什么都没拿。鼓秋了老半天，忽然岔开话题，说：“大春啊，我不想干扰你写作，可是有个词，你不能那么写。”

“哪个词？”

“‘老家伙’。”

一霎时间我就明白了。那是我特意设计、使用的一个称谓词。为了让父子之间保持一种类似于同极磁石相近而相斥的张力，我在全书开卷之后将近两万字的篇幅之中，都使用一种看似中性的、冷峻的、不沾带炽热情感的角度，甚至是刻意放大的距离，去描述年迈的父亲在病中病后衰败的身体和精神。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可是可是可是怎么讲——”聂老师又起身在餐厅和起居室之间踅走了几趟，说：“不行，叫‘老家伙’我过不去。”

“如果改成‘老头子’呢？”

“不行，他是爸爸啊！”

“‘老头儿’呢？”

“你就叫他‘老人’不可以吗？他都病成那样了呀！”

我万般无奈地改了，就改成“老人”。然而一年又几个月之后，我做了父亲，逐渐逐渐变成一个老家伙，然后我大概体会了一点：改作“老人”是对的。毕竟，我没有要刻意显示自己有多么无情的意思。而聂老师的不安，让我体会到温柔敦厚四个字真正的意义。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对我来说，那三个月IWP的生活里最重大的事情根本与写作、演讲、国际作家交流……无关。每当有人（尤其是也参与过这个活动的作家们）说起来，我总是说吕嘉行、谭嘉，还有像妈妈一样的聂老师。

回到台北之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在台协会来电相邀，要我和当时主持两地文化事务的一个女官吃顿晚饭。

恰由于1997年我赴美的经费与两大报无关，而是美方出资赞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得为三个月的新鲜体验“陛见报销”，那顿饭非吃不可。女官倒也开门见山，劈头就问：“感觉美国如何？”

我说：“是个帝国。”

女官尴尬地笑了，又问：“那么，IWP如何？”

我猜想这女官做梦也不会想到，我的答复竟然是：“我在‘五月花’旁边的山脊路（Ridge Road）买了一栋房子。”

“什么？”她瞪大了眼，简直不像一个上国衣冠之辈。

我原话再说一遍，又补充了一句：“IWP让我变成大帝国的小地主，how’s that？”

女官犹带惊讶地恭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接着一连三个why，似乎意味着爱荷华的地产并不值得投资。

我早就准备好了答案：“我只消三分钟车程的，就可以见到《笑忘书》（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的译者（吕嘉行），他太太是一本文学杂志的社长（谭嘉），而就在Ridge Road 上、隔着‘五月花’的另一侧，便是小说家、以及数十年来发动IWP的主要引擎，聂华苓的家，你说：我还能找到更cultivated 的文学环境吗？”

我不知道那女官相信了几分，然而我对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发自肺腑，片言不虚，我只隐瞒了一点：之所以买下那房子最主要的动机，是它的门牌号码。

大体而言，聂老师的家在“五月花”南侧朝西，我看上的小屋则在“五月花”北侧朝北。她的电话号码尾号是1615，而我的门牌号则是1516。那时候，我从没有想过：日后要不要在此地常住？多久来一次？一次待多久？台北和爱荷华城之间要转几个机场？几段陆路交通？几程天涯？

我任性地想：那里是一个家；而我和聂老师的家族史都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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