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芸：爷爷夏衍给我的赞同、表扬和冷水
1986年1月，我爷爷夏衍去深圳，他写信给我：“你要好好‘管家’，趁平静的日子用功。”
1986年5月，爷爷去上海，他写信给我：“委托你的事不要忘记，好好照顾球球、黄黄（他的两只黄猫），及不让它们上树。”
1992年4月，我参加工作后，去沈阳营口农村“社教”，爷爷回信给我：“信已看到，多见见世面，是件好事，可以多了解一点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三个月会很快过去的，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多知道一些实际生活为好。中国农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要努力适应环境，多看，多想，注意身体，多来信。”
我小时候，家里先后发生过两件事情，让爷爷觉得，我这个孙女是靠得住的。前一件是我们家的黄猫松松，夜里外出打架，被人打伤了，拖着后腿回到家，半瘫了，小便失禁。我强烈主张不能放弃，每天早晚去照顾它，我爷爷赞同。松松被养在客厅，他卧室的门外，爷爷及全家，还有来往的客人们都要忍受着臭气熏天的猫尿味，半年后，松松痊愈了。后一件是我奶奶晚年瘫痪在床，她的房间不肯扔东西，我去给她收拾，还被老太太骂了，我不管，“强制”执行，帮她换掉了被褥，这件事情被我爷爷大大地表扬了。后来，他要带我姑姑去外地，就说老太太可以交给我来管。那时候，我应该是十三四岁。
我奶奶是1984年10月1日中午在家中去世的，灵车来接她的时候，我爷爷特地站在家门口，送她走……
在我们家，除了我爷爷，没人看好我——当然，这已经足够了。他夸我说，每次他回家，汽车刚刚停在大门口，我就会听到声音，跑出去接他。还有一次，我无意之中说的一嘴：“我们要对爷爷好，爷爷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这句话让我爷爷感动了。
我写作文，不是爷爷教的，是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地点、人物。他知道我偏科，语文和历史是强项。有一天夜里，他已经睡下，我坐在他的被窝边上跟他聊天，他说要告诉我一个自己发明的记住中国古代历史纪年断代的方法，他从战国春秋、秦汉开始讲起，一直说到明清，我当时听得津津有味，遗憾的是，后来没有记住。
他鼓励我多看杂书，特别提到要多读清代小说。他的书报杂志很多，我经常跟着他看。上海宋庆龄福利会每期都寄来的《儿童时代》和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是给我看的。
每天上午，报纸一来，我爷爷就会放下手中的书，开始看报，厚厚的一摞报纸，他一直要看到快中午。他看过的书会折上一个角，我有时候拿过来翻，他从不反对。所以，我七八岁的时候就懵懵懂懂地读过《张国焘回忆录》和斯大林女儿的回忆录，看不懂内容，就读文字。我就是这样从小看家里的香港报纸，认识繁体字的。
我爷爷读书看报，听广播，跟客人谈话，一般都不会把我轰出去，很多时候，我会在旁边接待，给客人送茶，给他加水。当然，他年事已高，我也会扮演得罪人的角色，限制客人的谈话时间。
我爷爷喜欢我在他房间里待着，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听刘宝瑞的相声《买猴》，我笑得前仰后合，都快出溜到椅子底下了，把在隔壁睡午觉的姑姑都给吵醒了，我爷爷觉得挺好玩。
爷爷也让我帮他誊抄稿子，我记得，他有一篇文章叫“看洋人演京剧而大悦”，我当时趴在客厅方桌上抄的时候，正好有客人来访，我还被人家表扬了一通。
上海乌鲁木齐南路178号的夏衍旧居
我还为他代过笔。郑君里夫人黄晨写信给他，请他为《郑君里文集》写序。我当时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爷爷就在黄晨的信封上写了“沈芸办”，让我先写一稿，然后他自己在上面作了修改。他的稿债太多，请人代笔的情况有过多次。蔡楚生的碑文，是我爷爷请黄苗子代笔的，然后也是他自己改了一遍，黄苗子看后说，“老头子改过的地方，比我写的厉害。”还有罗孚为他代笔，给聂绀弩的一本集子写序，据“罗孚日记”记载，这篇他一字未改。
我小时候在礼士胡同上小学，旁边就是刘墉府，电影局的办公地，那是一个漂亮的大院子。我们家当时住在南竹竿胡同，两条胡同正对着，很近。我爷爷常到那里看片子，我也经常被带去。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拍完后，有争议，我爷爷去看了一下午，记得是陈播和丁峤专门陪他看。有一次，他带我一个人去看严浩的《似水流年》，整个放映间一共就三个人。
我爷爷爱看科教片，他一口气能看两到三部，瓜果棉桃之类，我看得哈欠连天，他却是兴致盎然。还有一次是看《苔丝姑娘》，由于涉及到当时敏感的两性问题，没有带我去看，我很不高兴，理由也很充足，因为那是一部名著改编。
我爷爷培养了我的个性，他很赞赏我有想法，而且敢于大胆地表达出来。电影《红衣少女》的导演陆小雅曾经专门来跟我说，“夏公喜欢这部片子，是因为妹妹这个角色的性格像他的孙女。”那一次看片子，我就在边上，同看的还有周扬、苏灵扬夫妇，我爷爷看到一半就很开心，其中有一句台词是，妹妹说：“长大了，我想搞民间文学！”片子演到这里，我爷爷高兴了，马上指着周扬说：“好！中国民间文学的头儿就在这里！”他的情绪感染了周扬夫妇，三位坐在前排的老人开怀大笑。
《红衣少女》和《乡音》在竞争当年的金鸡奖时，在业界产生了分歧，那时，诗意电影很时髦。但我爷爷支持《红衣少女》，我的理解是，他在《乡音》里看到了落后的暮气，而《红衣少女》让他感到了希望的朝气，他肯定认为，这不只是形式上的问题。
在经历了大磨难以后，我爷爷仍然不改初衷地坚持，个性对于人是最重要的，性格即命运！
爷爷很不喜欢我在电影学院学来的论文体，我写过一篇评琼瑶言情剧的文章，发表在杂志上，我爷爷看了一个开头就给我扔出来了。他认为这种对西方理论食而不化的晦涩文风，注定不会让我走得很远。他希望我读好中文，扎实地研究历史，用最平实的笔法来叙述。同时，他也不断给我的电影热情泼冷水，他几乎没有灌输给我电影方面的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人综合教育的基础，电影的面太窄了，不足以支撑知识结构的全部。这些道理，在他离开以后，我开始愈发清晰了，最终还是回到了我爷爷希望我的，文史方面的研究和写作上来。
我写的有关我爷爷的第一篇稿子，是在他生前，不敢给他看，更不敢拿出来发表，爷爷很好奇，他背地里跟人打听，问：“她都写了我些什么……”后来，我将这篇文字里的素材，写进了《爷爷的四合院》。
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他的文章，是1995年他去世后的祭文《天上人间》。这是我写过的最难过的一篇稿子，我一边给他整理着年表，一边写，整个人的情绪都被悲痛埋葬了，等到文章在杂志上登出来了，感觉手握紧的拳头还没有松开。
就这样，一篇一篇地写，断断续续地写，写到今天，转眼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这中间，我出版了三本本职专业研究的专著。
写的过程中，我没有多想，兴之所至的色彩更多一些，在写我爷爷的同时，也写了在他身边的，我接触过的、见过的人。不拘泥于文体，无主题或者是跳跃式主题。
感谢吴彬老师，一下子就拽出了一根红线：那一代文人的风貌。
1924年，24岁的夏衍在日本留影
黄永玉先生更是精彩！他欣然书写了我爷爷的那首诗，然后问我：“这首诗应该后面还有吧？”是的，这首被我爷爷称为“似诗非诗的东西共十四行”。
我爷爷一生只写过几首为数很少的诗，大概也就是三四首。这首诗有故事，是剧本《戏剧春秋》的“献词”，写于1943年的重庆。
献给一个人，
献给一群人，
献给支撑着的，
献给倒下来的；
我们歌，
我们哭，
我们“春秋”我们的贤者。
天快亮，
我们颂赞我们的英雄。
已经走了一大段路了，
疲惫了的圣·克里斯托夫
回头来望了一眼背上的孩子，
啊，你这累人的
快要到来的明天！
写这首诗的那一年，我爷爷43岁，那是一个属于他的时代，所以字句里带着豪情和憧憬。
我爷爷这一辈子，是很辛苦的，也很艰难。他活了95岁，一生的好日子，早年的留日，从抗战到解放初，和晚年的劫后余生。相比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他还算是幸运的。
这首诗似乎有预言性，对他们那一代人。
“明天”到来了，但不会总是鲜花和掌声，依然会有大丈夫的血和泪。坎坷、罹难、苍凉、无奈……冷酷的命运将一次一次把他们抛向苦难的边缘。
而在这被放逐的过程中，他们最不缺的就是风骨。
献给他们……
2018年5月9日，于北京
本文刊2019年7月1日《文汇报 笔会》，系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一个人和一群人》的作者后记
本文配图均摄于上海夏衍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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