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暑吃鸭子”——节气是与食物的约会 | 陆建德
下午到附近的福润超市购物，结账的时候，收银员见到我身后一位脖子上挂着老年助残卡的顾客，微微一笑：“今天不是吃肉嘛！”我只记得昨天是七夕，一时反应不过来，就问到了什么特别的日子。“立秋啦！”对了，照北方说法，立秋是应该吃肉“贴秋膘”的。于是我赶紧回到电脑前，调出这篇年初就打了草稿的文章。
节气是与食物的约会。戊戌冬至，微信上流传一张年画风格贺卡，画面上是一个五口之家，父亲和两个儿子坐在矮桌边大啖，桌上有鸭、鱼等五种菜，还有两盆饺子，母亲又端着一盆新出锅的饺子走过来，小妹妹大概还不会使用筷子，在一边玩耍（也许画家讲传统规矩，不让两位女性上席）。一家人其乐融融，还惠及宠物。地上的黄狗捧住骨头啃得欢，花猫在专心品味一条连头带尾鱼脊骨。今年春节后，报刊也登出一系列回忆传统菜品和点心的文章，延续过年的味道。不知不觉间，味蕾在传承着文化，因此谈吃的文集总是叫座。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留下介绍食品的文字，这是他们逊色的地方。
生活的幸福感要用吃来象征，于是算计出来的请吃，也代表了最诚的心意。余华《许三观卖血记》里的主人公看中了许玉兰，啖以食物，老婆就娶到手了。到饭店花费捌角叁分钱请吃一顿，那是小说里吊读者胃口的亮点。以请吃来图好处的实例，也见于民俗。据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记载，到了腊月二十三，山东农民就会在灶神爷的嘴上抹糖水，灶神尝到甜头，就像收下贿金，势必不会在玉皇大帝面前如实汇报人间所见。江南也有类似的风俗，日子移后一天。范成大《祭灶词》写的是苏州：“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角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讨好灶君的菜品和点心都远胜山东乡下的糖水。莫言《酒国》里的酒食合手段与目的而一，书中人物整天吃吃喝喝，当然有所企图——得到升迁的机会，后来遂愿“进步”，还是吃吃喝喝，吃更好的“菜”，喝更好的酒。北京某餐馆的老板深得饮食文化要领，请书法家写了“酒足饭饱”四字以示人生不能虚度，裱装好挂在墙上招揽顾客。
以往，免费的吃喝还是“待遇”，不能等闲视之。战国时的国君和强豪养的“鸡鸣狗盗之徒”也叫食客，雅称“士”。食客在意吃什么，孟尝君门下的冯谖抱怨“食无鱼”“出无车”，把他喂饱吃好，配上某个级别的马车，他才会出力。燕丹子请荆轲复仇，先要用“千里马肝”和“姬人好手”表示一番，照《中国哲学史概论》作者渡边秀方来看，勇士刺秦王，那也是基于自利心的侠义。武松下狱，禁在单身房里，每天有军人托着一个盒子送来“好酒好食”，他忍耐不住，就问那人：“你是谁家伴当？怎地只顾将酒食来请我？”随后有了相会小管营施恩和醉打蒋门神的故事。
《礼记》记载的古代祭祀仪式上，酒食应有尽有。历史上曲阜衍圣公府流水一样操办顶级的祭祀宴，食文化专家赵荣光指出：“无论祭祀用心与礼仪是何等的虔诚隆重，献给鬼神享宴的所有美食还是由活人受用，最终是人事化和世俗化，于是就引发了娱乐人生的宴事生活的不断演化，有了规制繁复、形态多彩的许许多多筵式出现。”（详见赵荣光著《<衍圣公府档案>食事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72页）仁义礼智信几个字不像酒食，是抽象的，无法引起条件反射。“民以食为天。”孔子自己原来也是民，故而“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封圣是后来的事。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算不得“民”的典型。
与孔子大致同时代的希腊人，对食物的要求如何？柏拉图在《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教育那些未来的统治者，“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控制饮食等肉体上快乐的欲望”，丰盛的“叙拉古的宴会”和“西西里的菜肴”反而让人堕落，他们应该从小习惯于质朴的食品，“各种饮水各种食物都能下咽”（第112页至113页）。《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作者托马斯·莫尔也缺少美食的鉴赏力，规定城邦居住者的主要欢乐来自德行和高尚生活：“至于身体的快乐，他们首推健康。饮食可口，以及诸如此类的享受，他们喜欢，然而只是为了促进健康。这种享受本身没有令人向往之处，而仅是由于其能抵抗疾病的侵袭。一个明智人力求避免生病，而不是病后求医；总是使痛苦不生，而不是寻求减轻痛苦的药。”（第80页）饮食是为了摄入营养，绝非生活的目标。后来哲学上的“异化”概念，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揭示本末倒置的实质。
“食色，性也”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说的是差不多的道理。古训里讲明白的人类基本要求，也见于繁殖力强于人类的老鼠和蟑螂。我没有托·斯·艾略特的宗教情怀，却不禁被他一首题为《玛丽娜》的小诗打动。诗里有这么四行：
那些坐在满足的猪圈中的人，意味着
死亡
那些享受动物的狂喜的人，意味着
死亡
“享受”一词的原文是“suffer”，用得考究，在此可以理解为遭受不幸，译成“承受”或“忍受”更接近原文的意思，译者出于中文搭配的习惯，将它译为“享受”，反而丢失了本来的妙味。诗人还有另一种盼望：“那苏醒的，嘴唇张开，那希望，那新的船只。”他渴求生活在一个超越“满足的猪圈”的时空里，不再为“动物的狂喜”所累。
英国人总要开玩笑说，英国餐扫兴，炸鱼配薯条，几乎败坏了英国的声誉，难怪英文里“美食家”（gourmet）和“老饕”（gourmand）两个词还是借自法文。曾有一个缺少文化自信的英国人，想维护自己国家不甚发达的烹饪传统，婉转提醒外国人“live to eat” 和“eat to live”的巨大差别：前者是活着为了吃，后者则是摄入营养以便活得精彩。印裔作家奈保尔从小接受的是英式教育，想必从英文老师那里听到过类似的言论，居然说印度人在意自己吃过什么。这句话背后的价值判断，并不是很难消化。著名BBC纪录片导演迈克尔·伍德为了拍《中华的故事》多次来中国，他也注意到中国同行“对于食物的看重”，英国摄制组随便吃个三明治就继续工作，而“中国摄制组到了中午一定要停工吃午餐”（《“让观众感受到最有温度的历史”》，载2018年12月8日《参考消息》）。
美国总统、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在1899年4月10日作过一次有名的演讲，题目是“赞奋斗不息”（“In Praise of the Strenuous Life”）。当时这位纽约州州长专门将他理想中的吃苦精神与年年好、步步高的“福”文化作了对比。老罗斯福热爱冒险和野外运动，同时又像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反对一切纵欲的行为。他警告美国不能重蹈晚清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这篇演说一直到1995年才与中国读者见面，如果提早一百年，耽溺于口腹之欲的大清臣民还会纳闷：这位花旗国的一品大员，怎么不会享福？在“吃”文化习俗背景下，超越于日常需求的信仰也会发生畸变，或者说，被吃掉。鲁迅在杂文《吃教》里举出的例子让人无语：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曾国藩后人中几位杰出女性加入教会后立誓献身教育，服务社会，鲁迅未必听闻，不过他肯定不会说，明恩溥也是“吃教”；当今相对年轻的释教居士也有真心节食寡欲的，比如我的几位同事，他也料想不到。鲁迅小时候到邻近的三味书屋拜先生，到了二十年代回忆故乡往事，耳边还响起塾师朗读“千杯未醉”。读书要用稻粱、肴馔和醯醢“三味”来做喻体，他是忘不了的：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
我忍不住追问超市收银员下个节气轮到什么食物。“处暑吃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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