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看的昆明，是冯至写作《十四行集》的“林场茅屋”，和沈从文写《烛虚》时的杨家大院 | 张宪光

对新文学版本，我不是很了解，偶尔会凭自己的喜好买一两本。手头的这一本《烛虚》，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装帧以红黑线条为主，品相清洁，素朴大方，心里颇为欢喜。此外，我想买一本冯至《十四行集》1942年初版本，一直没遇见，手边有的是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8月二版，不难得。初版印了歌德的诗作为题词：“谁要伟大，必须聚精会神，/在限制中才能显出来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以自由。”这话可视为《十四行集》的写作美学，不知道为什么二版的时候删掉了。这两本书都与昆明有关，初版年代接近，且与两个人的精神蜕变有关，而一次旅行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

今年8月初，车过昆明，有一天的停留时间，我想去看的地方，便是冯至写作《十四行集》的“林场茅屋”，以及沈从文写《烛虚》时的杨家大院。关于那两间林场茅屋，冯至曾有这样的回忆：“我最难以忘却的是我们集中居住的那一年多的日日夜夜，那里的一口清泉，那里的松林，那里的林中的小路，那里的风风雨雨，都在我的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我在40年代初期写的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里的个别篇章，以及历史故事《伍子胥》都或多或少与林场茅屋的生活有关。换句话说，若是没有那段生活，这三部作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甚至有一部分写不出来。”也就是说，这“茅屋”是《十四行集》的写作现场。

这个林场属于冯至一个学生的父亲，方圆约二十里，位于金殿山后。由市区到杨家山，要先到小坝，经菠萝村，再过云山村。我对于昆明的地理完全不了解，根据导航的指示先去了金殿风景区，沿着后山走了很久，见到了杨家山，可是找不到那个林场，然后打车又去了余斌先生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六合实业村。小村寂寂，四围苍翠，与金殿的热闹恰成对比。正是午饭时分，询问了一些村里人，对杨家山林场皆一无所知。滴滴司机是一位当地人，器宇轩昂，穿着不俗，原来是做大生意的，被人骗了，现偶尔出来拉拉客人，对这样偏僻的所在，一个劲儿说没想到这里还藏着这么好的一个村子。冯至的诗里说：

深夜又是深山，

听着夜雨沉沉。

十里外的山村

念里外的市廛

它们可还存在？

十年前的山川

念年前的梦幻

都在雨里沉埋。

七八十年前，这里的确是深山，离其他村子远，离着城市更远，空间的疏离带给诗人关于时间的沉思，于是人与宇宙互相生发，祈求像个古代人一样，“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这深山，这雨夜，这村子，这里的高树与小草，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宇宙的一员，一起构成了诗人的生命经验，也构成了一个今昔融通的特殊场域。

上世纪40年代初，冯至夫妇在这个林间茅屋里住过一年，每周进城两三次，步行来回，十五里的山路，是属于诗人的神秘的小径。阴雨晦晴，夜宿于此，与花草树木交谈，体会大地的寂静与寂寞，引导着诗人通往自然与宇宙深处。冯至曾说，文艺作品的诞生常常存在着一种因缘，这因缘并不神秘，而是必然与偶然的巧妙遇合。在很短的时间里，里尔克写出五十五首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冯至写出二十七首十四行诗，或许真的是因缘际会，是天、地、人共同化合涵育的产物。一个诗人长期无诗，总是很尴尬的，冯至似乎并不忧虑，而是沉浸在对里尔克及其十四行诗的研读中，沉浸在歌德的“蜕变论”中，渐归于沉思与寂静。战乱与长途迁徙磨砺了他，他不再被孤独、寂寞、痛苦、感伤等情绪缠绕，不再柔弱地呻吟，跟尤加利树和鼠曲草心有灵犀，跟古今中外的贤者默默交流，就像一场寂静中展开的对话。这种变化，摒除了他身上那种浪漫主义的忧伤调子，像里尔克所提倡的一样，归于理智、忍耐、坦然和平静。这种蜕变，是一种真实的际遇，也是一场自觉的体认，“宇宙好像在那里寂寞地运行，/但是不曾有一分一秒的停息，/随时随处都演化出新的生机，/不管风风雨雨，或是日朗天晴。”一切都如飞蛾扑火、蟒蛇蜕皮一样，在“死与变”中生生不息。这一切，就像《十四行集》第一首“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中的“奇迹”二字一样，揭橥了一个人与宇宙遭遇时的诸多奇妙。这些诗，就如拖着长尾的彗星及灵感的飙风一样，是意想不到的礼物，是诗苑最美的收获之一。

与冯至一样陷入哲学凝思的，还有他西南联大的同事沈从文。离开六合实业村，我与友人一起赶往老呈贡一中，探访沈从文住过的杨家大院。高架路的两旁，高高低低的都是楼房，那位帅气的滴滴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说呈贡新城以前的房价只有两三千，没人要，现在已经一万多了，都在抢。呈贡老城，普普通通，沿着龙街开进去不远，就是老呈贡一中旧址。

门前不远处树下，有个老人在乘凉，再前边是一道铁门。我们向那个老人打听杨家大院在哪里，老人说，不在了，都没有了。又说，喏，那个宿舍楼就是。他并不热情，让我们向门外杂货铺的人去打听。杂货铺的女子一听杨家大院，很兴奋地说，杨家大院有上院、中院、下院，那真是雕龙画凤，拆了可惜了。她还介绍我们去采访一下段家政老师。照着她的指示，我们在一栋宿舍楼的三楼见到了段老师，近九十岁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段老师和沈从文、冰心的后人均有联系，也写了很多短文，出了两大册的集子，慷慨地送给我们四套。提到杨家大院，他也用了“雕龙画凤”这个词，感叹地说“文革”期间杨家大院保存了下来，却在九十年代初被拆掉了，实在可惜。从段老师家出来，我们围绕着那栋宿舍楼转了一会儿，遥想当年的杨家大院，沈从文一家住中院，张充和住下院，张充和离开以后，卞之琳住在下院。随后，我又去相隔不远的冰心默庐旧居拜访，上下两层的旧式木结构楼房，底层是会客室，二层是起居室，两旁还有厢房，安谧雅洁，保存、布置得非常好。两人的旧居，相距不远，一个幸运地保留下来，一个则片瓦无存。

1939年5月，张兆和租了杨家大院的房子，沈从文每周有几天住回乡下，要坐火车一小时，骑马一小时，平畴万顷，分外寂静。他在昆明的创作，一开始有着明确的目的性，比如《湘西》和《长河》。《湘西》几乎可以说是一部经世之作，致力于改良湘西民风，加强区域性团结，促进其他地区与本地人民对湘西这一特定区域的认知，服务于全局性的任务，有明确的读者群；《长河》也在考虑湘西如何应对现代入侵的问题。沈从文向来不主张文学与商业、政治发生太紧密的关联，《湘西》《长河》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时代语境的熏染。那时的沈从文陷入了精神上的困境，“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他之前的写作一直在经验层面上展开，但随着境遇的变化与问题的出现，他的写作逐步抽象化了，《烛虚》即是这种抽象的产物，也是一部散文实验作品。

《烛虚》这本小书，由两辑组成，一辑即断片式哲思，另一辑是几篇杂文式文论，前者如装帧中的红色线条，表现他对于“虚”——即抽象——的烛照观察，后者似装帧中的黑色线，有一种凌厉躁动之气。进入中年以后，沈从文喜爱“抽象”一词，意味着他在捶打、锻造经验的过程中意图迫出更深邃、复杂的形而上思考，试着“在小小作品中，也一例注入崇高的理想”。第一辑中的几篇散文诗，尝试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美的关系，精心地护持美，知其不可能却依然不肯放弃，这便是其痛苦之源。《潜渊》数章皆关于永恒以及文字之有限性，也是对自身面对此一问题时无能为力的呈现。我在云南的一个小镇上读着它们，似乎可以听到作者内心兵戈的铿锵，就像是思想的双手自搏，痛苦而躁郁。

在作者的世界里，生命如此优美而忧伤，如火焰，如梦幻，又如此难以捉摸扪握，原本清晰的，此刻都模糊混乱起来了。那种堕入孤独深渊的感觉，实在是令人茫然自失，不知身在何处，不知念何所起，不知愿何所归。而爱与死为邻，与孤独为邻，与壑为邻，与虚无之渊为邻，一个沉思者却面对着大美大思不能言、不可言，面对着大悲大哀亦如是而已。在这些文字里，灵归于渊，念寂灭如烛，抽象、具象皆失象而无所寻，作者陷入了一次灵魂的危机。

第二辑中的数篇以及《烛虚》中的四部分，曾在《战国策》上发表，是对女性教育、白话文写作、作家使命等问题的理性思考。他指出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贵妇，除了满足食色的需求外，便沉湎于高消费、打麻将、打扑克等娱乐上，而作家与公务员则弥漫着市侩气和阉宦气，为商人和政客帮闲凑趣，言辞颇为痛切。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里，他始终关心的是新文学传统与文运的发扬，如何重建文学的抽象价值和纯粹性。把这样文体不同的内容编在一部书里，多少有些不合适，可是这恰好体现了沈从文这一时期“烛虚”中向内、向外的两条路径。

从呈贡回来，已是日暮时分，脚已经肿胀得厉害。还是去心心念念的西南联大旧址看了看，在纪念碑边的花台上坐了很久，看着云卷云舒，听着鸟鸣雀噪，吹着舒爽的晚风。一个中年男子搀扶着母亲在校园的小道上散步，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和漂亮的女儿嬉闹着，一切都平静而安详。

我想，《十四行集》与《烛虚》两本小书，都不小，都是艰难岁月给予两位沉思者的馈赠。它们记录了两个人面对宇宙时的独特省思与“哀乐弹性”，或如《烛虚》所示，是对抽象美丽境界的一种渴慕。冯至在自然之中，在与自己服膺的先哲的对话中，在混乱中整齐秩序，在“死与变”的衍生中获得了心灵和谐。沈从文则站在疯狂的深渊边上，站在战争的阴影里，冥想默思，看到的是“爱与死”“美与死”，是人对美的漠然与甘心于物欲的堕落，而自己的生命“无所皈依，亦无附丽”。他试图扩大自己，重新给“人”做一个诠释，却陷入破碎与困顿之中。他不乞灵于他者，靠着自我对话，靠着在电光石火中捕捉美与善神奇的光影，在心灵的撕扯之中试着轻举高飞，扎实地工作。

这两本薄薄的书，分别写了和谐、痛苦两种生命的样态，各有其美，也有很强的时间穿透力，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可是人生的常态，和谐每每是暂时的，而苦与思是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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