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声渐远 | 李磊

2016年12月24日，邢啸声先生携《基督教神圣谱》出席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的新书沙龙。摄影：杨明

啸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是九月份听到他离开的传说，再看了他女儿邢小舟的微信，才确知老人家是9月10日离世的。我和小舟是好友，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就什么也没说。

我的画室有两组大书架，每每走到书架旁边就会想起啸声先生。我翻起先生的书，有他送我的也有我自己买的，林林总总有近二十本。有一次啸声先生拎了一袋书到上海美术馆，他说：“我只能送你几本小书，大书我买不起。现在写一本书能出来就不错了，那还能指望给多少稿费。”那些书里有《圣雅各之路朝胜记》、《当代世界艺术名家与中国》、《布德尔论艺术与生活》等。

啸声先生讲起他的书就眉飞色舞，他说：“去欧洲不能只到巴黎、罗马、马德里等大城市，要了解欧洲文化的底蕴就得去小城市、去乡村，圣雅各之路就是一条非常重要又比较现成的路线，这一路上有许多中世纪的教堂。我在这一路考察了很多教堂，那里中世纪的艺术保存得比较好，尤其是雕像和柱头的雕刻非常拙朴，那种震撼心灵的感觉是十八、十九世纪雕塑无法比的。我拍了很多照片，都是第一手资料，以后我要编一本专门讲教堂柱头的书。”

啸声先生1984年6月5日公派赴法国进修，1986年6月5日回国 ，他没有像有些朋友劝说那样留在法国，而是掐着点回到北京。就他的说法是：“一天也不想多待，不是我不爱巴黎，而是我在那里玩了命，体力透支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我觉得先生是特别讲信用的人，他的性格是不欠别人，但也绝不被人欺负。他在法国确实玩命，那时候中国进修生出国补贴只够简单的吃住行，额外的旅行或购书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先生当时在一大进修西方现当代艺术，在四大进修欧洲中世纪艺术，凭着他在国内打下的法语功底和坚韧的毅力，很快就适应了学习。他在四大做了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美术史，学习和传授成了他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生动实践。

啸声先生出国进修期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拼命学习，二是广交朋友，三是尽量实地考察。他觉得以前对西方文化艺术了解得太少，有大量的内容应该准确地介绍到国内去，尤其是欧洲中世纪的艺术，可以说是欧洲文化之根，如果对这个根不了解，就很难把握欧洲现当代艺术的来龙去脉。他说：“你别看他们现在的艺术花里胡哨的，他们的本质都与基督教思想有关联，你不晓得这个关联，你也就很难理解这种看似丰富多彩的背后是什么。”他还说：“你到欧洲去逛博物馆是跪在那里向大师们磕头，你去偷一点技艺。磕头学一点是需要的，因为你在国内看不到原作。你看到原作，去学一点技法，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合理的，但是更重要的你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艺匠还是当做一个艺术家，如果你当做一个艺术家，你就去问人家大师为什么要画这个题材，是怎么想的，是怎么表达的。”啸声先生主张艺术学习和创作都要追根溯源，知其所以然，不能只盯着技法皮毛而忽略了文化的根本。

先生在巴黎时很穷，但是他说：“穷也要有骨气，穷也要不失体面！”他靠教课、讲座、卖书画积累了一点可以买书、买胶卷的钱。因此啸声先生对稿费看得很重。有一年我请先生来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讲座，事后两个多月没有给他稿费，他先问工作人员，后来忍不住找上门来问我为什么不给他稿费，我说现在支付流程比较复杂，要有个过程，稿费肯定要付的，他才悻悻离去。

啸声先生交游特别广，可以说他是与二十世纪末西方重要艺术家交往最多的中国学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开始编著“20世纪欧美具象艺术”丛书、“世界雕塑家之林”丛书、“今日世界艺术”丛书、“当代欧美具象艺术”丛书等，持续近三十年。这三十年来的中国艺术学子都从啸声先生不懈的工作中受益，我就是其中之一。

啸声先生是上海人，尽管工作生活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偶尔也会来上海女儿家小住。通常春秋气候宜人时来上海，他说：“我冬天不能来上海，你们冬天不取暖，我气喘得厉害，呆不住。”有一次他来我画室，一幅幅翻看我的作品，他把两幅画拿出来并靠在墙上说：“你看哪张好，哪张差点？”看我一脸茫然，就接着说：“这张好，知道为什么吗？这张有‘眼’，就在这个地方。一张好画一定要有‘画眼’，就像写文章要有‘文眼’，作诗要有‘诗眼’。‘眼’就是主题思想，就是传神的节骨眼，有了‘眼’画才精神，才提气。”此后我一直记着先生的教诲，每有创作都要精心构思谋划“画眼”所在。

先生为人耿介，言谈时有愤懑不平，但是转瞬说的还是他的学问和理想。有一次我去北京看他，他请我吃了烤鸭，然后带我去他家坐坐。他住的是老教师公房，房子很小，他的书房估计不到十个平方米，两人在屋里就转不开了。进屋好像右手是落地的书架，左手也堆满了书，还挂着一些西方艺术大师赠送给他的作品。他有许多皮鞋盒子，里面装满了编书用的条目卡片，这是那一代人做学问的笨功夫。他说他要编一本书，要把西方古代美术中的基督教典故和人物都整理清楚，便于后人考察研究。他说：“你知道圣乔万尼是谁吗？”我说：“圣乔万尼就是圣乔万尼啊。”他说：“不对，圣乔万尼就是圣约翰，英语里叫约翰，意大利语里叫乔万尼，其实是一个人，如果你搞不清楚就会以为是两个人，那你怎么去读画，怎么去作研究呢。基督教里的许多人物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罗斯语的发音都有所不同，所以基础研究很重要。”

他撰写了三大部的《西班牙绘画》，他还要写墨西哥绘画，他说：“墨西哥绘画相当好，但是我们时髦看美国、看西欧，不重视拉美艺术，瞧不起人家。其实拉美艺术比我们现在好得多。”

我最后一次见到啸声先生是2016年初，《博特罗在中国》大展移师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先生见到我就哈哈大笑起来，说：“你们不请我，博特罗请我来，他重情谊，他来中国第一个就找我。”确实，博特罗与先生是老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巴黎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是啸声先生第一个把博特罗介绍到中国，使我们看到博特罗创作的胖胖的人物造型和深邃的精神世界，也使博特罗在中国闻名。博特罗出入公开场合总是挽着啸声先生，看得出先生很高兴，他觉得被人尊重了，他的付出很值得。

2015年11月24日，费尔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和邢啸声（右）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主办的讲座上对谈

其实啸声先生的付出真的没有白费，千千万万的中国学子看他的书，受惠于他的艺术传播，他的学养融入了许多艺术家的创作，他的精神因此而不朽！啸声先生可以开怀大笑！

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于上海金雨路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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