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校庆丛书 | 烽火连天忆坪石 ——《王亚南传》采访手记（四）
2019年盛夏，我来到粤北韶关，寻访地处乐昌市坪石镇的中山大学旧址，寻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当年在这里留下的足迹。
出发前，我在中山大学查阅了该校抗战时期内迁的相关资料，得知1938年10月，日军自惠州大亚湾登陆进犯广东，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奉命西迁。10月中旬，校本部初迁罗定，后改迁广西龙洲，中途又奉命迁往云南澄江。当时就读于中山大学各院系的师生，分几路辗转入滇。至1939年2月底才基本完成搬迁，各学院于3月1日正式开学。
鉴于滇南百物昂贵，师生常受无米之炊的威胁；而第四战区所在地的粤北（曲江）抗战文化运动兴盛，于是，在中大代校长许崇清的主持下，中大于1940年7月由云南回迁广东，在韶关坪石办学。1940年9月，王亚南从山城重庆来到粤北韶关，担任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后又兼任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他和师生们同甘苦、共患难，共同为学术自由和抗日救亡呐喊奔走，在坪石度过了一段极为难忘的岁月。
抵达韶关后第二天，我便和同伴赶往地处武江上游的粤北重镇坪石。位于岭南山脉南麓的坪石，是京广铁路进入广东的第一站，也是湘粤边界著名的商贸中心和交通要塞，历史上曾被誉为广东“八大重镇”之一，素有“广东北大门、岭南第一镇”之称。
抗战时期，中山大学1700多人的回迁大军从滇南涌入坪石，给这个小镇带来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出于防空安全方面的考虑，中山大学以村为单位，在坪石镇周边分散办学。其中，中大校本部与研究院设在坪石老街，文学院设在坪石铁岭，法学院迁入武阳司，工学院迁入三星坪，医学院迁入乐昌河南，理学院设在坪石塘口……
1941年春，迁坪石后的中大各分院陆续开学，虽然大家居住分散，生活艰苦，但广大师生因陋就简，努力从事教学与科研。为弥补学校师资短缺，提高教研水平，许崇清聘请了一批知名学者到校任教。他们宣扬抗战，主张政治民主，提倡学术自由，推动了中大政治民主与学术讨论的发展。
到达坪石镇后，我们又一路驱车向西，来到法学院所在的武阳司村。这是一个秀丽的小山村，一条清澈的小溪从村前蜿蜒流过，满山的竹林青翠欲滴。在村党群服务中心，两位村委会委员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当年中大法学院师生在村里生活、学习的情况。
（武阳司村渡口）
据介绍，当年村民对中大师生充满了热情。由于缺少房舍，很多教师都借住在祠堂和村民家。师生们还用杉树皮做屋顶，用竹片钉起来做墙壁，搭建起竹棚作为学生宿舍和教室。每到上课时间，山间充满了琅琅读书声。除了日常教学，师生们还帮村民收割稻子。彼此宾主不分，其乐融融，吃一样的青菜、咸菜和辣椒，同在武江河里洗澡、洗衣服。
（察看当年教室遗址）
眼看时近中午，两位村委冒着烈日，带我们参观了当年老师们借住的祠堂和民宅，以及学生宿舍和教室遗址。竹林、芭蕉掩映的蓝氏祠堂，虽然只剩下青砖垒砌的断垣残壁，却向我们无声诉说着往日的沧桑。
在一户村民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一边剥着玉米棒子，一边向我们介绍说：“当年法学院师生就住在村里，最初是一位姓吴的院长，后来换成了王院长（即王亚南）。当时我只有五六岁，依稀还记得那些学生的模样，他们都很可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时，正是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但是师生中没有人在乎条件的艰苦。一位刚从中大文学院毕业的学生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校园：“自成村落，两两三三溪一角，犬吠牛鸣，四面青山作画屏。土阶茅屋，种得桑麻衣履足，寄语渊明，不仅桃源可避嬴。”
师生们苦中作乐，唯治学初心不改。许崇清大力提倡学术研究，一时间，哲学家李达、经济学家王亚南、法学家梅龚彬、历史学家朱谦之、人类学家杨成志、民俗学家钟敬文、戏剧家洪深等著名学者齐聚坪石，为学生传道授业。
在坪石期间，王亚南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撰写了《中国经济原论》；马思聪、黄友棣等音乐家创作了数十首抗战歌曲；国学家陈寅恪也于战火中奔赴坪石，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师生们谈古论今……为促进教学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中大还创办了《中山学报》。
武江两岸，歌声不断。黄友棣的一曲《杜鹃花》更是传遍后方和前线：“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后来，果真有不少中大学子和《杜鹃花》里的“哥哥”一样，奔赴了抗战前线。
在坪石期间，在地下党的影响下，王亚南团结了许多进步教授，并善于结合中国实际向广大青年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他那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结合教学，经过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的。该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第一次深刻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并获得了广泛好评。
在坪石期间，王亚南还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1943年夏天，李约瑟博士作为英国文化使者来到坪石，走访国立中山大学，并与王亚南进行了两度长谈。临到分手时，他突然向王亚南提出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问题，请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
王亚南一时被这个平素不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他坦诚地告知李博士，自己对此“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但此后，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问题便如影随形地缠绕着他，逼着他去解答。
经过4年多的认真探索与研究， 1947年9月，王亚南在《时与文》杂志（第2卷第1期）发表了首篇关于中国官僚政治的文章——《论所谓官僚政治》。之后一发而不可收，至1948年6月，他先后在《时与文》杂志刊发了17篇专论，并于1948年10月结集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作为给李约瑟博士的答复。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环环相扣， 层层深入，由抽象及具体，由局部到全貌，对中国自秦汉迄于民国的官僚政治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揭示出其运动规律及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其中不乏新知卓见。该书被称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开山之作”，迄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5年1月，日寇进犯粤北，坪石被围。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结束了在坪石4年多的办学。据统计，中大在坪石办学期间，累计培养和毕业的学子近2万人。
当我还沉浸在“烽火中的中大岁月”时，一声“沈书记回来了”把我从沉思中唤醒。原来，村委书记沈春明在得知我们前来村里探访中大遗址的消息后，特地从村外赶回了村里。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武阳司村的基本情况。
他说，武阳司村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早在南宋初期就有林姓祖先在此定居。明代时（1529年）置武阳巡检司，简称武阳司。由于地处交通枢纽，水陆便利，客商云集，素有“小坪石”之称。1928年1月，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参加“湘南暴动”后，与国民党军许克祥部在武阳司村一带发生了激烈战斗，最后击溃了许克祥残部，取得了“坪石大捷”。因此，也是一个具有红色传统的“革命老区村”。
抗战时期，中山大学法学院、农学院先后迁入武阳司村办学，村民们积极配合学校，上山砍树、砍竹子、填地坪，为学生们搭建临时校舍，使同学们能安心上课、读书。师生们也把村民视为自己的亲人，彼此打成一片，共度抗战时艰，演绎了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传奇。这不仅是中山大学的骄傲，也是武阳司村的“无价之宝”。
在得知当年在村里艰苦办学的法学院院长王亚南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厦门大学校长时，他高兴地说：“这也是我们村出的大名人呀！”他希望能借助各方面的力量，把村里的中大遗址恢复起来，把古村落和老区村的特色展现出来，将人文旅游、红色旅游办得红红火火！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和沈书记相约，那时我们一定重游武阳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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