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培理临终前吐露一生遗憾：警惕名声的聚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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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培理（Billy Graham）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之一”。众所周知，他也曾是很多任美国总统的顾问，备受尊敬，甚至被称为“美国的牧师”（America’s Pastor）。据说，借助电视和媒体，葛培理是历史上将福音带给世上最多人的复兴家（超过185个国家的2.15亿人）。

自1940年代起，葛培理就借助一切可能的媒体（包括广博、电视、电影、卫星传送等）来传福音。他曾说，“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事工是靠媒体的公共效应，但我仍确信，上帝使用媒体，让它成为福音进入公共生活的最有效方式。”

品格上的见证

葛培理从进入美国公共视野的一开始，就为自己的团队立下非常严格的“品格标准”，警惕自己和身边的人，在金钱和性上要特别有界限。他的家庭生活也备受媒体关注，原本隐藏在山间的居所，常常有媒体记者造访，要打探他们一家的生活细节。

葛培理与妻子一生很恩爱。他妻子路得（Ruth），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宣教士之女，本希望劝服丈夫一同去中国偏远地区服事，但后来顺服上帝对葛培理的带领，甘心在家中养育五个儿女。实际上，葛培理因经常外出传道，和太太及儿女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夫妻俩一生仍恩爱有加。路得去世两年后，年迈的葛培理曾对记者说，“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爱着她。”

葛培理的确在品格方面活出了一个基督教领袖应有的见证。哪怕在公共媒体的聚焦下，他也没有过丑闻或“不合圣徒体统”的行为。葛培理的一位长期同工说，“让他与其他牧师不同的是，当他为某件大事挣扎时，他的确会花整夜时间在祷告上。”只是他五个子女中，有两位曾经历离婚或叛逆，给整个家庭带来很多公共非议。但最终女儿路得回转，而且真诚以自己婚姻破碎的经历，来鼓励很多人，见证上帝在人破碎中的真实。儿子也最终悔改，并接替葛培理，成为葛培理国际宣教事工的第二代领袖。

葛培理一家

名声的聚光灯

葛培理牧师一生的确有很多无人超越之处，但最可敬的，是他去世前曾坦诚分享自己一生犯过的错误和遗憾。在六十年中，他的事工都借助电视和媒体。晚年葛培理回顾说，在无意中，坊间的知名度也对他带来很多“名”上的试探。

葛培理在今年二月以百岁高龄离世。《今日基督教》做了一期专题，其中一篇文章题为“如果还有机会，我可能不会做哪些事”（What I would have Done Differently）。文章提到，葛培理生前在回顾一生时说，“我需要审视自己，承认我的过错。我曾说过很多话，是我现在很希望收回的。”他脑海中浮现的是1950年，32岁的他与其他三位牧者同伴在白宫草坪上祷告的那一幕。葛培理在他的自传《按我本相》（Just As I am）中这样描述：

“当我们到达白宫大门时，我们很容易就通过了安检。总统的秘书与我们握手，告诉我们，此次拜访会持续二十分钟。到中午，我们就被请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当我们迈出白宫后，很多报社的记者和摄影师都围了上来。我还没回过神来，一位摄影师就要求我们在草坪上，重演一下刚才的祷告。其他报社也都应声要求我们那样做。我拒绝他说，我不认为可以重演我们刚才在椭圆形办公室作的祷告，但我也对他说，我们本来就想要为此次访问感谢上帝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我们四个穿牧师夏装的人都单膝跪下，我带头尽可能真诚地作了感恩的祷告，身边传来咔咔的闪光灯声音，和记笔记的声音。

但是，几天后，我才开始认识到，我们已经滥用了可以与总统会见的这一特权。全国媒体对我们此次访问的报道，对我们都是不利的。总统也感到冒犯，因我没有经过他授权，就引用了他说的话。一位专栏记者甚至说，我现在成了白宫的人物。他说的对。总统此后再也没有邀请我们回去过。在此次失态之后，我对自己发誓，即便以后有机会认识高层或有影响力的官员，也再不会那样做了。”

当时接见葛培理团队的总统是楚门（Harry Truman），他看到这张照片后，大失所望地对秘书说：“这小子和其他那些想出名的牧师们没什么两样。”

总统楚门接见葛培理

这张在新闻摄影史上为很多人所知的照片，在美国福音派人士看来，是福音进入公共领域、基督教再次被公众所尊敬的证据。但是，对于葛培理个人而言，他反而觉得这是他最失败一个动作。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宁愿这一幕没有发生过。

葛培理道出每个站在讲台上传道之人的试探：名声的聚光灯。

年轻时的他事后惊愕地发现，自己无意中险些成了大众眼中“和其他所谓牧师一样”，利用媒体“作秀”、捞名声的一员。可幸的是，葛培理对罪的试探有一种真实的警惕，让他为自己在怎样使用“名”上设立了界限。

在美国市场运作的宗教界，很多牧师最初可敬的“热心”，在不谨慎的情况下，都成为扩张事工、为自己建立名声的“野心”。可能因为葛培理对此很早就有过深刻反省，为自己设立了界限。但他后来的事工仍不免与美国政界人士接触，包括一位与他建立深厚友谊的好友尼克松。后来，“水门事件”的内幕让葛培理非常震惊，自那以后，他与政客之间开始刻意保持一种警惕的距离。葛培理说，“我很幼稚，以为与某个总统的个人友谊，不会被对方用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葛培理与尼克松总统

在公共见证与“作秀”之间

与葛培理同时代的法国神学家雅各埃吕尔（Jacque Ellul）曾在《基督教的颠覆》（The Subversion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认为：

“权力”是世界对教会的终极试探。他纵观教会历史，发现基督教教会曾与各种世上权势结合在一起，与资本主义体系有“同构”关系的新教更是如此。他批判新教在现代发展出的各种造势运动、噱头和所谓“领袖”，这些人不知自己在光环名声之下，以事奉之名，已经窃取了上帝的荣耀。这背后的逻辑与他对“技术”（方法或手段）的警惕思考有关。教会即便不与世俗政治联盟，但在人们建立起各种机构、制度、名头和平台中，已经建立起一个一个权力的“山头”，用某种技术安排（如名牧大会、大型场面的奋兴会）来“造势”。他称之为基督教的“变形”（deformation）。

埃吕尔和妻子甚至用退隐深山的小组交谈团契的方式，实践一种祛权力架构的教会生活。

神学家埃吕尔

葛培理虽然称不上是一个神学家，对现代社会中权力和技术的同构，并没有上升到如埃吕尔那样深刻的分析。但他一生都审视自己，究竟是为上帝发“热心”，还是一种个人“野心”？这两者之间也可能是一线之隔。他说，“我曾几乎认为美国的基督教就等同于上帝的国度。后来我认识到，上帝呼召我是要服事一个比美国更高的国度。因此我一直竭力要忠于我作为福音传道人的呼召。”

葛培理这样反省，不是因为他觉得基督徒不应该“搞政治”，实际上，他大力推动基督教信仰回归美国公共生活，因此才创建了《今日基督教》这份报纸（很多人不知道，实际上是葛培理构思了这份杂志，而且连夜写出了文案，然后宁愿退居幕后。）但他很清楚，公共性不等于无分辨地使用各种公共资源，尤其是与政界人士和媒体的影响力怎样互动，都是隐藏很多试探的。圣经既提到基督徒要做山上之城，将好行为显明在世人面前，让人们都归荣耀与上帝。但同时，主耶稣自己也警告，在“人前”所作的，同时会带出极大的试探，就是让人看重自己的重要性，甚至善于使用名声，来推动事工。可见，“公共见证”和“作秀”之前，有时可能只是一线之隔。即便不是葛培理的事工，就是一般的讲台，也有这种“聚光灯”效应。它带来的一种自我荣耀（self-glory）的试探，比其他试探更有诱惑力。

葛培理的公共见证

这些最重要的事

在聚光灯下的葛培理看到，属灵的虚荣是一剂致命的毒药，而且它时刻在试探着那个站讲台的人。正如托尔金笔下“魔戒”的力量一样，没有人可以抵挡。恩赐越大，越发热心的人，会更受这一力量的左右。在每个人生命中潜伏的“今生的骄傲”（约一2:16），在“名声”的聚光灯下，会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福音联盟”机构（The Gospel Coalition）曾有一篇文章指出“自我荣耀”的几个特征，包括：将本应放在私下层面的事，在公共视野中展出；经常引用自己说过的话；觉得自己很重要，也总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重要。

可悲的是，在我们心中，总在与上帝角力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基督徒甚至会用一种属灵的伪装，来粉饰这一偶像。如一位诗人所写的，我们的“野心”与耶稣的谦卑形成最强烈的对比：

只因我们这些亚当之子想要为大，

他才成为卑微的。

只因我们不愿屈身，

他才降卑自己。

只因我们想要掌权，

他才来服事人。

葛培理与布道团的4位同工，

互相监督，持守纯正品格

“默默无闻”（secrecy）是主耶稣曾经强调的属灵操练（spiritual discipline）。在马太福音6章，耶稣警告追随他的人，不能在“人前”行善、祷告和禁食，免得“得了人的赏赐”，就得不了上帝的悦纳。耶稣指出的是人在动机上的纯正。即便以纯正的动机进入牧羊教会的事工，也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始终如一地保持动机上的纯正，因为“虚荣”的罪实在是很有自我欺骗性的，尤其是在现代技术社会中。在教会历史上，退隐的修道主义（monasticism）传统的一个坚持，就是要在“不为人知”（obscurity）和“自甘贫穷”（voluntary poverty）里，活出唯独忠于上帝的见证。

葛培理在临终前还说，“我学的还远远不够。如果说有遗憾的话，那就是，我多希望我学习的时间，可以多过我传道的时间。还有就是，我没有华足够的时间来陪伴我的家人，特别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另外，在这些年间，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人，但我没有与这些朋友保持足够的联系，也是很遗憾的。”

他最后的话，道出了一个基督徒生命中最宝贵的几样东西：与上帝独处、陪伴家人、和真实的团契相交。这些最重要的事，都不是人在聚光灯下可以好好完成的。

聚光灯之外的葛培理

作者简介及专文阅读

李晋，现为加尔文神学院博士研究生。马丽，现为加尔文大学亨利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晋、马丽夫妻二人同为社科和神学类译者，译有《自然正义》、《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宽容的不宽容》、《思想的境界》、《慷慨的正义》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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