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华 | 论现当代学者对唐人传奇作品范围界定之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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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01/15

唐人传奇文体规范界定主要集中于作品篇幅、情节结构、文笔描摹、想象虚构等，以此标准甄别界定具体作品，显得比较笼统且存在歧义。唐人单篇传奇作品范围界定，存在着"小说"与集部之传记文、史部"传记"以及"杂史"等混杂出入情况。从唐人小说集中甄选传奇之作，存在着传奇体与笔记体区分、选文定篇分歧出入、标准之严与宽等困惑。现当代学者界定唐人传奇作品范围的个案对于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传奇；作品范围；界定    

作者简介：王庆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小说’与‘杂史’、‘传记’、‘传记文’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BZW125）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一期

导读标题

一 唐人传奇作品文体特征界定之理论困惑

二 唐代单篇传奇作品范围之分歧出入

三 唐人小说集中甄选传奇作品之取舍困难

结语：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几点启示

浦江清《论小说》称：“小说是个古老的名称，差不多有二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文学里本身也有蜕变和演化，而不尽符合于西洋的或现代的意义。所以小说史的作者对此不无惶惑，一边要想采用新的定义来甄别材料，建设一个新的看法，一边又不能不顾到中国原来的意义和范围，否则又不能观其会通，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的历史。”现当代学者界定唐传奇的文体特征并以此为标准圈定其作品范围亦存在着种种困惑。在古代文类或文体体系中，“唐人传奇”并非一个独立存在、界限分明的文类或文体类型，从某种意识上说，它是以近现代形成的“传奇”文体概念甄别具体作品建构而成的，实际上涉及唐代单篇传奇、小说集、史部之“传记”以及“杂史”、集部之“传记文”等多种文类、文体，而且也面临着如何将这些相关或相近文体区分开来的问题。对此，前人研究虽或多或少有所提及，但未见全面系统分析。

一 唐人传奇作品文体特征界定之理论困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史学科创立之初，鲁迅明确将“传奇”界定为文言小说的一种文体概念，并对其文体规范特征进行了专门表述，如《中国小说史略》之《唐之传奇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和《且介亭杂文二集》之《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等，“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文笔是精细的，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之后，此文体概念被学界广泛认同接受，一批现当代研究唐人传奇的学者进一步沿此概念界定或有所拓展丰富、或有所修订补充。其中，许多代表性论著对唐人传奇或传奇小说文体规范都有专题论述界定，而且，有不少界定是面向作品范围划分而言的。例如，胡怀琛称“每件少则几百字，多则一二千字”，“每件包涵一个故事”，“独立成篇的，每篇自首至尾，有很精密的组织”，“词藻很华丽，很优美”，“和纪事的‘古文’不同。古文中的事‘真’的部分多，‘假’的部分少。传奇则和他相反，‘真’的部分少，‘假’的部分多，甚至全是假的”。李宗为称“传奇与志怪最根本的区别是在于作者的创作意图上”，“传奇小说的创作意图，却主要是为了显露作者的才华文采，一方面遣兴娱乐、抒情叙志，另一方面也带有扩大名声、提高声誉的目的”。薛洪勣称“相当于近现代的中、短篇小说。它具备了或基本上具备了小说这种文体的各种基本要素。它和其他写人叙事的文学作品的首要区别，是它具有小说的虚构性；其次，也有描述方式和篇幅长短的不同”。周绍良称“具有一定内容的奇情故事，并且故事是想象中可能有的，但其情节曲折，又不是一般的发展和结果”，“故事内容上要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同时也带有一些理想和虚构”，“有丰富的词藻和文采”。石麟称“其一，作者是自觉的而非无意的；其二，内容是完整的而非片段的；其三，结构是曲折的而非平直的；其四，人物是鲜活的而非干瘪的；其五，语言是清丽的而非朴拙的；其六，细节是虚构的而非真实的；其七，篇幅是宏大的而非短小的”。刘世德主编《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界定称“一般说传奇小说的文学性较强，故事情节委宛，人物形象鲜明，细节描写较多，从而篇幅也较长。作者注重文采和意想，有自觉的艺术构思”。

总体上看，这些面向唐人传奇作品畛域界定的文体规范特征概括，大体还是比较一致且明确的，主要集中于作品篇幅、情节结构、文笔描摹、想象虚构等，然而，以此标准甄别界定具体作品，还是显得比较笼统且存在歧义，常常会面临种种困惑。例如，一篇作品篇幅多长，才能算得上“传奇”。唐代单篇传奇通常有两三千字，个别达到了四五千字，而传奇小说集中篇幅较长的作品大都一千字左右，极个别达到两三千字，也有不少作品仅几百字，以何为具体标准？从情节结构来看，一篇作品包含多少事件算得上“叙事宛转”，也难以精确计算；从文笔描摹来看，怎样才可称为“文笔精细”“笔法细腻”“文辞华艳”，似乎也只能依靠艺术感觉判断，“所谓描写的精细，曲折，宛转，华艳，在较长的作品中看得明显，一篇几百字的小说，又如何判定呢？只能作大概的判定，只能作直感的判定。”从叙事虚实来看，传闻想象、虚构幻设的成分占多大比例，才配得上“艺术虚构”？而且，一篇作品需要同时具备篇幅、情节、文笔、虚实几方面的文体特征才能划定为“传奇”，还是仅具备某一方面文体特征就可，也很难达成共识。为此，有个别学者甚至刻意回避使用“传奇”概念，“为什么有些研究者和编者宁可采用‘唐人小说’这样一个笼统含混的名称呢？我认为至今传奇的范围还不太明确、大家对‘传奇’名称的概念还有些含混不清有以使然。”

虽然从古人对唐传奇和传奇小说文体的相关评论来看，他们普遍将唐传奇以及传奇小说作为“小说家”中一种独特存在，但对其文体特征的理解本身也是笼统模糊的，如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八《写韵轩记》云:“盖唐之才人，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替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律诗与小说，称绝代之奇……文多徵实，唐人于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小说出于稗官，委巷传闻琐屑，虽古人亦所不废。然俚野多不足凭，大约事杂鬼神，报兼恩怨，《洞冥》《拾遗》之篇，《搜神》《灵异》之部，六代以降，家自为书。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大抵情钟男女，不外离合悲欢。……或附会疑似，或竟托子虚，虽情态万殊，而大致略似。其始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总体看来，古人对其文体特征的概括主要集中于多依托附会、虚妄不实，有悖史家之征实；内容淫艳、荒唐，有悖儒家之风教；多富有情致、文采。显然，现当代学者对唐人传奇文体特征界定虽然也承继了古人的相关理解和认识，但更多是受到西方或现当代小说观念的影响而建构起来的。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在随着西方小说作品和小说理论传入而来的西方小说观念影响下，现代学者研究古代小说的特征认知和价值判断都带有明显的西方小说观念色彩。从情节结构、文笔描摹、想象虚构等维度来认知唐人传奇文体，界定作品范围，并以此为标准对作品进行价值评判，就深受西方小说观念影响。

二 唐代单篇传奇作品范围之分歧出入

唐人传奇作品范围界定作为研究之基础，自然会涉及几乎所有相关论著，不过相对而言，最为集中反映在唐人传奇作品选本或总集编选中。因此，本文以鲁迅《唐宋传奇集》，汪辟疆《唐人小说》，袁闾琨、薛洪勣《唐宋传奇总集》，李剑国《唐五代传奇集》等为代表，并结合相关论著，探讨现当代学者圈定唐人传奇作品范围的分歧出入和困惑。

现当代学者甄别作品、界定唐人传奇范围，总体上是一个不断扩充而日臻完善、后出转精的过程。鲁迅先生《唐宋传奇集》之《序例》称:“本集所取，专在单篇。”收录唐宋单篇传奇45篇，其中，唐五代作品36篇。当然，鲁迅先生并未否认传奇小说集中的“传奇”作品，只是未收而已。汪辟疆《唐人小说》延续《唐宋传奇集》标准，收录单篇传奇30篇，同时拓展选录了《玄怪录》《纪闻》《甘泽谣》《传奇》等传奇小说集中的作品38篇。袁闾琨、薛洪勣《唐宋传奇总集》承接《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编纂体例，进一步做了较大扩充，“以传奇和准传奇为限”，全书共收录单篇传奇作品80篇，传奇小说集七十多种，从其中选文三百二十多篇，其中，唐五代部分共有单篇传奇作品39篇，从三十五部传奇小说集中选文218篇。李剑国先生是唐代小说研究的著名专家，治学严谨、成就卓著，其《唐五代传奇集》可谓集大成之作，辑录作品692篇，包括单篇传奇和小说丛集中的传奇作品，其中，小说丛集中的传奇作品，以传奇小说集、志怪传奇小说集(或亦含有杂事)中符合传奇文体特征的作品为大宗，也包括杂事小说集中品格近传奇者。然而，这四部先后相继而作的传奇小说作品选集或总集并非完全属于后来者居上的叠加扩充，其中亦有不同编者对篇目斟酌选择的分歧出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不断扩充丰富过程中，出现了唐人小说集、文集之传记文、史部“传记”等几种不同的取材指向。本文拟从单篇传奇界定和小说集中甄选传奇作品两方面对其中诸多问题加以辨析探讨，首先来看单篇传奇作品。

《唐宋传奇集》之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李公佐《古岳渎经》、陈鸿《开元升平源》、佚名《隋遗录》(《大业拾遗记》)，《唐人小说》则不取。其中，李吉甫《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鲁迅亦认为其“文亦原非传奇”，但是因其被《异闻集》选录，唐宋人看作“小说”，故采入其中，“《广记》注云出《异闻记》，盖其事奥异，唐宋人固已以小说视之，因编于集。”《开元升平源》混杂著录于宋元书目的“小说家”和“杂史”，《新唐志》《崇文总目》著录于“小说家”，《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著录于“杂史”。《隋遗录》在《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通志艺文略》中均著录于“杂史”。

沈亚之《冯燕传》、佚名《秀师言记》不载于《唐宋传奇集》《唐宋传奇总集》，而见于《唐人小说》《唐五代传奇集》。关于《冯燕传》，“鲁迅《唐宋传奇集》未收此传，殆以其纪实，非幻设之故耳。然事奇文隽，视作传奇正可。”《唐宋传奇总集》《唐五代传奇集》所收柳宗元《李赤传》《河间传》和韩愈《石鼎联句诗序》、何延之《兰亭记》、郭湜《高力士外传》、郑权《三女星精传》、萧时和《杜鹏举传》等，不见于《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从《河东先生集》甄选《李赤传》《河间传》，应主要考虑更近“传奇笔意”。从《韩昌黎全集》中甄选《石鼎联句诗序》，或因其“全用小说描写笔法”。古人也应视《兰亭记》为集部之文，收录《全唐文》卷三零一。《高力士外传》，《崇文总目》《新唐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多著录于史部“传记”类，然而“此传宜以传奇小说视之”，或因其“多缀细事，言语娓娓”、“行文亦具稗家意绪”。

《唐五代传奇集》作为后出集大成之作，进一步收录了一大批单篇传奇，这些作品均不见于《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唐宋传奇总集》，较大拓展了单篇传奇作品范围。这些篇目大部分属于唐宋时期基本被看作“小说”者，如《镜龙图记》《杜鹏举传》《刘幽求传》《周广传》《后土夫人传》《达奚盈盈传》《玉匣记》等，但也有部分篇目应属集部之传记文，如《记异》从《白氏长庆集》甄选，因其“本为虚诞，而叙述细微有若目见”。《感梦记》《崔徽歌序》虽原文已佚，仅节存片段或梗概，但从作品性质来说，也应属于《元氏长庆集》阙载者。《感异记》也应为“《沈下贤集》所不载者，盖今本脱去耳”。《仙游记》《瞿童述》《卢陲妻传》分别载于《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九、卷七三零、卷七一七。此外，个别作品应属史部“传记”，如《梁四公记》《崇文总目》《新唐志》《通志艺文略》《中兴馆阁书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传记”，“用传奇笔法，精心经营，铸成伟构”。当然，这些选入的集部传记文和史部“传记”大都曾被《太平广记》收录，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也可看作“小说”类性质的作品。

也有部分学者将韩愈《毛颖传》、柳宗元《谪龙说》《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童区寄传》等划入“传奇小说”，如卞孝萱《唐传奇新探》、石麟《传奇小说通论》附录《现存单篇传奇小说目录》都曾收录。

综上所述，现当代学者划定唐人单篇传奇作品范围存在着“小说”与集部之传记文、史部“传记”以及“杂史”等文类混杂出入的情况，这绝非现当代学者刻意扩大范围，而应源于唐人单篇传奇在古代文类或文体体系中，原本就非一个界限分明的独立存在。一方面，在唐人小说文类内部，部分作品是否曾单篇散行，如何界定，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更为复杂的是，部分作品的文类归属在古代文类体系中就存在着子部“小说家”、集部“传记文”、史部“传记”之间的混杂出入情况，例如，宋人编纂唐人诗文总集和别集，曾收录部分唐人传奇作品，《文苑英华》之“传类”“记类”“杂文类”选录个别唐传奇作品，如卷七百九十二至七百九十六之“传”类收录沈亚之《冯燕传》、陈鸿《长恨歌传》，卷八百三十三“记”类收录沈既济《枕中记》，卷三五八“杂文”类收录沈亚之《湘中怨解》。董诰编辑《全唐文》以《唐文》为底本，《唐文》原曾将唐人传奇文收录其中，《全唐文》则因其事关风化或猥琐诞妄而削删未录，《凡例》称：“唐人说部最夥，原书所载，如《会真记》之事关风化，谨遵旨削去。此外如《柳毅传》《霍小玉传》之猥琐，《周秦行记》《韦安道传》之诞妄，亦概从删。”但《全唐文》亦收录《东城老父传》《谢小娥传》《异梦录》等传奇文。《太平广记》卷四八四至卷四九二将所录《李娃传》《长恨传》《霍小玉传》 《莺莺传》等十四篇单篇传奇，称为“杂传记”。元明时期，部分书目将单篇传奇著录于史部之“传记”，如《通志艺文略》史部“传记”和《百川书志》之“传记类”等。因此，“有些作品介乎志怪与传奇或传记与传奇之间，究竟能否算作传奇作品，看法很不一致。”这种状况其实自古而然，也就是，在古人心目中，不少单篇传奇实际上就是处于文类或文体定位混杂不清的状态。因此，现当代学者界定唐人单篇传奇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出入集部“传记文”、史部“传记”之困惑，面对具体作品斟酌选择，自然见仁见智。

当然，以现代学者对唐人传奇文体特征的界定为依据，不断扩大甄选单篇传奇作品的范围，有些作品甄别界定也存在过于宽泛之嫌，例如，对于韩愈《毛颖传》、柳宗元《谪龙说》《种树郭橐驼传》《宋清传》《童区寄传》等划入“传奇小说”，就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将部分富有传奇色彩的道家之神仙传归入单篇传奇，也值得商榷。

三 唐人小说集中甄选传奇作品之取舍困难

对于唐人小说集中的“传奇”作品而言，如何区分笔记体与传奇体或志怪、杂事与传奇，更令人难以把握。唐人传奇的起源和兴盛是从单篇散行的传奇文开始的，大约在唐代中期流行近二百年之后开始逐渐进入小说集，“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代多有”。的确，唐人小说集特别是一批传奇小说集中包含“传奇”作品应是毋庸置疑的。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根据唐人小说集含有传奇小说比例，将其划分为“传奇集”“传奇志怪集”“志怪传奇集”和“志怪传奇杂事集”等。然而，如何根据唐人传奇的文体规范特征将唐人小说集中的传奇作品甄选出来，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李宗为《唐人传奇》称：“区别志怪与传奇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小说集上。单篇的唐人小说属于传奇类，这似乎是为大家所公认的。……所以要把志怪和传奇截然区分，在某些具体的小说集上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对这些作品，我们只能就其基本倾向来判断其归属。”《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传奇”条：“但有些偏重纪实的作品，与传记文相近；有些神怪题材的作品，又与志怪小说类似。而且古代小说集里往往兼收众体，很难截然划分界限。对于具体作品的分类，研究者尚有不同意见。”李剑国《唐五代传奇集》之“凡例”称：“顾志怪、杂事与传奇之体，涉及具体作品二者每难区别，时或首鼠两端，颇费思量，是故取舍或有不当，自属难免。”例如，关于牛肃《纪闻》，《唐宋传奇总集》选录《水珠》，《唐五代传奇集》未录，《唐五代传奇集》选录《稠禅师》《仪光禅师》《洪昉禅师》《李思元》《李虚》《牛腾》《刘洪》《窦不疑》《李强名妻》《叶法善》《郑宏之》，《唐宋传奇总集》未录。关于张荐《灵怪集》，《唐宋传奇总集》选录《关司法》，《唐五代传奇集》未录，《唐五代传奇集》选录《王生》，《唐宋传奇总集》未录。此类分歧出入情况，比比皆是。整体看来，《唐五代传奇集》作为后出转精的集大成之作，从唐人小说集中选录传奇作品要远远多于《唐宋传奇总集》，不仅从两书共有的一批小说丛集如《玄怪录》《河东记》《原化记》《博异志》《集异记》《续玄怪录》《纂异记》《甘泽谣》《传奇》《潇湘录》等选录传奇作品数量大增，而且新增了不少《唐宋传奇总集》未曾关注的小说丛集。当然，也有尉迟枢《南楚新闻》等个别小说丛集是《唐宋传奇总集》收录却不见于《唐五代传奇集》的。从《唐宋传奇总集》和《唐五代传奇集》来看，学者依据传奇文体特征从同一部小说丛集中甄选传奇作品，常常会有分歧出入，而且，对于哪些小说丛集包含传奇作品也会有不同判断。有的学者甚至否认将《原化记》《甘泽谣》《集异记》等所谓的传奇集归入传奇小说，“早则有《唐人小说》，近则有《唐宋传奇选》，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认识到鲁迅所划定传奇的特征。如张读的《宣室志》、皇甫氏的《原化记》等只是‘志怪’一类的小说，袁郊的《甘泽谣》、薛用弱的《集异记》、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只能算‘纪录异闻’的小说，虽然它已经比前代的这类作品在篇幅上加长许多，但从实质上看不是传奇。”

明清时期就有一批小说丛书《虞初志》《古今说海》《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以篇为单位从唐人小说集中选录作品，有些还明确归于“传奇家”“别传家”类目之下。这实际上就是从唐人小说丛集中甄选与单篇传奇风格接近的作品。

虽然现当代学者依据传奇小说文体规范区分唐人小说集中的作品古已有之，但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程度的“削足适履”。所谓传奇体小说、笔记体小说是近现代学者受到西方小说文体观念影响，对古代的“小说”进行文体类型划分界定而提出的。在古代小说文类、文体的本然状态中，并不存在纯粹以笔记体、传奇体的文体类型为标准的创作类型，而且古人也并未严格秉持两类文体观念进行叙事书写。唐人小说集中确实出现了一批深受单篇传奇影响的作品，然而，如果深入比较单篇传奇与传奇集中的作品，还是会发现两者在篇幅、情节结构、叙事方式等文体特征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一般说来，单篇传奇更多倾向于“文笔”，而传奇集中的传奇作品更多倾向于“史笔”。例如，单篇传奇文与《纪闻》《集异记》《玄怪录》《甘泽谣》《传奇》《三水小牍》中代表性传奇作品《吴保安》《李清》《魏先生》《红线》《杜子春》《崔书生》《昆仑奴传》《聂隐娘传》《非烟传》等相比，在篇幅、情节结构、叙事方式等方面就有着较为明显的“文笔”和“史笔”之别。前者篇幅明显较长，在叙述中掺入了诸多描摹形容成分，包括细节描写、场面铺陈、氛围渲染等；情节曲折，且注重写人，鲜明生动地刻画人物性情品格。后者相对而言，篇幅明显较短，更多追求叙事简洁，而仅保留个别典型性细节或比较简略的场景化叙事。传奇小说集之外的其他唐人小说集，虽然也或多或少含有个别类似传奇小说的作品，但实际上整体看来，主要延续了唐前小说集的书写传统，例如，干宝《搜神记》中也不乏《胡母班》《赵公明参佐》《成公智琼》《李娥》《白水素女》等篇幅较长、情节曲折、文笔较精细者。例如，《胡母班》讲述胡母班受泰山府君之邀，送书与河伯之事，故事曲折，描摹细腻：“胡母班，曾至太(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太山府君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请班暂瞑目。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者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何缘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

其实，唐人小说集多由记载传闻而成，文随事立，若传闻本身事件简略，载文自然也简短，传闻曲折，载文自然篇幅漫长，文笔之简洁抑或细腻，也常与传闻性质相关。因此，现当代学者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以比较接近单篇传奇为标准从小说集中甄选作品，似乎数量太少；如果以比较宽泛的标准来界定，似乎又容易混淆泯灭唐人传奇文体规定性而混同于一般的古代小说作品。因此，学界对于从唐人小说集中甄选传奇作品，自然很难达成普遍共识。笔者认为，相对而言，如果将传奇体界定为与笔记体相对应的文体概念，强调两者之文体区分，理应以单篇传奇为标准进行比较严格的筛选，同时，可将明清时期小说丛书以篇为单位从唐人小说集中选录作品作为重要参考。否则，以比较宽泛标准选录的大量所谓“传奇”作品很难与一般笔记体小说篇幅较长者区分开来，实际上就混淆了传奇体与笔记体的文体界限。

结语：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几点启示

现当代学者对唐人传奇文体规范和相关作品范围的界定不仅称得上古代小说研究的典型个案，而且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其研究范式面临的种种困惑和进退失据的两难选择对于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概而言之，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任何文学史著述总是在一定的学术视角、背景知识、文化取向构成的特定视域下展开的，包括古代小说研究在内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为现代人文学术研究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之观念基础深受近现代西方文学与文体观念影响，与中国古代固有文类、文体体系和相关观念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方枘圆凿”，种种不适应乃至误读、遮蔽等在所难免。这就需要以回归还原中国古代文学本来的历史事实、文学观念和文化语境的立场，努力建构中国古代文学自己的历史。现当代学者对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界定就深受西方近现代小说观念影响，与唐人传奇小说固有特征特别是古人的相关认识之间不尽相符，例如，唐人传奇小说之固有特征是更多强调文体形式还是题材内容，是否存在自觉虚构意识等问题就值得商榷。因此，推进古代小说史研究首先需要深刻反思现当代学者研究古代小说所隐含的立场预设、理论前提、价值标准、研究视角等，全面深入地考订、辨析曾经存在的历史实在遗留给我们的史料文献和遗迹片段，努力贴近其原有的文化语境，还原重构古代小说的本来面貌。当然，后现代史学理论看来，任何历史研究都无法真正做到客观还原重构曾经存在而一去不复的历史实在，历史学家对过往历史实在之陈述不可能没有包含着特定价值立场、问题意识、理论观照的研究视角，也不可能没有历史想象、逻辑建构、主观解释等。然而，让研究者无可回避的特定视角尽可能以同情之理解接近其原有文化语境，避免受到现当代文化、文学观念的误导，无疑是一种最值得追求的态度和立场。

二、中国小说史学科创立之初形成一批基本概念术语，大都以古已有之的相关概念术语为基础重新界定而成，古代文献原有内涵、指称与近现代学界赋予的新内涵、指称之间存在相互纠葛的种种困惑。这种情况包括“传奇”在内的“志怪”“志人”“变文”“话本”“平话”“笔记小说”“章回小说”等一批概念。显然，“传奇”在古典文献中的原有内涵和指称与近现代学者的相关界定存在诸多不一致，这常给研究者带来依违于新旧之间的困惑。我们也需要对此类基本概念术语因新旧内涵纠缠而产生的种种理论困惑进行梳理反思，以便使研究建立在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一方面，对这些概念术语在古典文献中的指称对象和范围、命名角度和理论内涵、指称与理论内涵之演化以及相关历史语境等做全面系统梳理，另一方面，对其在近现代学界的命名依据、理论背景、内涵演化、学术影响等进行深入探讨。

三、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明确性、清晰性要求与相关研究对象本身的模糊性、混杂性之间的矛盾。现代人文学术的研究范式强调研究概念本身的明确清晰、研究对象范围划分的界限分明，然而，古代文类、文体体系本身却存在着比较普遍的界限模糊、相互混杂的状况。唐人传奇在古代文类体系介于小说、集部“传记文”、史部“传记”等文类之间，作品范围界限更是相当模糊，因此，近现代学界力求清晰明确地界定唐人传奇不可避免会面临种种困惑。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理论视域更好地贴近研究对象从而充分揭示其特征来看，我们的研究理应充分尊重古代文类、文体本身的混杂性、模糊性，将其作为历史实在加以揭示，而不应无视与回避其存在，更不应削混杂性、模糊性之“足”而适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明确性、清晰性之“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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