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奎丨核查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禁止核试验谈判(1957—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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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禁止核试验谈判(1957—1960)

文 / 刘子奎

摘要

核查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禁止核试验会谈中引起最大争论和美国政府内部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这一时期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主要障碍和挑战。尽管核查是核裁军协议必不可少的要素，但在冷战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政府把禁止核试验与对苏冷战结合起来，核查从而被高度政治化，异化为打开苏联社会大门的手段和美国继续进行核试验的借口，成为实现其军事和政治外交战略诉求的工具和冷战的有吸引力的抓手。苏联同样把禁止核试验作为对美冷战的工具，尽管表现出一定灵活性，但始终坚持核查是不必要的。由于无法找到共同立场，会谈常常陷于相互指责中，导致不断出现中断危机，最终因为U-2飞机事件而功败垂成。

关键词

 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 禁止核试验会谈, 核查

作者简介

刘子奎,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1954年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积极主张进行此前美国一直拒绝的禁止核试验会谈。但因为核查问题，美苏未能就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关于核查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禁止核试验会谈，学者们多有提及，但尚未有专门研究。本文根据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和相关研究，专门考察核查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苏禁止核试验会谈的影响。

一

    1946年以来，美苏在核军备控制上的立场一直相左，美国主张把军备控制与核查相联系，苏联则坚决反对。这在1957年开始的禁止核试验会谈中也明显体现出来。1957年3—9月裁军小组会议在伦敦召开，苏联裁军谈判大使佐林对艾森豪威尔的总统裁军事务特别助理史塔生说：苏联希望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应把停止核试验与核查等问题分开。

    对此，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表示反对，但史塔生认为，如果不能达成停止核试验协议，则法国、中国都可能开发核武器，核扩散必然进一步加剧。他认为现在是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历史性时刻”，建议暂停核试验两年，并建立从地面到空中的核查体系。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接受并于1957年6月11日正式提出这一建议。尽管与苏联的立场相左，苏联仍于6月14日正式建议暂停核试验2—3年，同意在境内设置观测点。这是苏联立场的重要变化。此前苏联一直坚持国际控制机制对于禁止核试验不必要。

    本来，艾森豪威尔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很积极，他甚至主动地公开提到希望不再把暂停核试验与核查相联系。但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尤其是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坚决反对，6月24日，他和三个著名核科学家对艾森豪威尔说，禁止核试验不明智，因为美国和苏联现在都能进行在100英里外就不能被发现的核试验，同时，他们恳求继续进行核试验以开发“清洁核武器”，因为这种核武器的爆炸几乎不会产生放射性尘埃。开发清洁核武器还需要4—5年的核试验，艾森豪威尔对清洁核武器非常感兴趣。于是，艾森豪威尔继续坚持把暂停核试验与其他措施相联系。

    作为这一立场的体现，7月2日，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英国发表声明，不仅把暂停核试验与核查机制相联系，而且要求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控制技术。这激怒了苏联，佐林认为这是美国立场的严重倒退。厌倦于华盛顿的僵硬立场和出尔反尔，8月27日佐林猛烈抨击美国破坏会议，要求立即停止核试验，宣布不再参加西方国家占优势地位的裁军委员会或其小组委员会会议。面对苏联的合理愤怒，美国拒不妥协。结果，裁军会谈陷入僵局并于9月初休会。

    这时，两个事件进一步降低了美国对禁止核试验的兴趣。1957年9月，美国在内华达进行的地下核爆炸表明，在缺乏现场核查的情况下，探测核试验非常困难。自此，对地下核试验的核查问题成为困扰禁止核试验会谈的一个重要因素。1957年10月，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展示出对美国进行直接洲际打击的前景。开发反洲际弹道导弹需要进行试验，这样，禁止核试验的主张在美国暂时消退。同时，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说，苏联科学家可能已经认识到无法发现某些核试验，苏联赞同暂停核试验是想获得政治和战略上的好处。这样，裁军小组委员会再也没有重新召开。

二

    进入1958年，出现新的有利于禁止核试验会谈的氛围。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当月，艾森豪威尔与科学顾问委员会讨论防御洲际弹道导弹的紧急措施。委员会主席拉比说：苏联最新核弹头可能存在某些缺点，美国已经解决类似问题，继续进行核试验的主要结果就是提高苏联核弹头质量。委员会建议：暂停核试验，建立有效的核查机制。艾森豪威尔担心核查机制不能完全发现苏联偷偷进行的某些核试验。拉比说，只要在苏联布置6个现场核查点或适当的核查装备，就能监督任何违反暂停核试验规定进行的行为。总统科学顾问基利安(James Killian)以类似理由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据此，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应停止核试验。

    军方也出现至少不反对暂停核试验的迹象。考虑到艾森豪威尔的立场，1958年军方内部开始出现赞同暂停核试验的声音。海军作战部长伯克(Arleigh Burke)1958年初提交的前瞻性研究认为：美国核垄断地位的丧失和苏联开发出的远程投送系统使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全球核战争过时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停止军备竞赛，建立稳定的相互威慑。这表明美国政府内部一些人认识到核武器的作用在逐步下降，动摇了军方为发展更好的核武器必须继续进行核试验的论调。

    同期，史塔生率先建议不再实行联系策略，单独达成暂停核试验两年的协议。3月18日国务院负责裁军和原子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法利建议暂停核试验三年。3月24日，艾森豪威尔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就此进行讨论。杜勒斯建议，在完成既定的核试验后不进行新的核试验。作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国务卿之一，杜勒斯的立场对艾森豪威尔具有极大影响，因而，艾森豪威尔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但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坚决要求继续进行核试验，首先，他们认为，苏联主张禁止核试验的主要目的是使美国不能再依靠大规模报复战略。对于有人力优势的苏联来说，美国必须开发出可实际投入使用的清洁核武器才能拥有足够的防御，而开发清洁核武器，必须进行地下核试验。其二，尽管美国在核武器数量和裂变物资数量方面都拥有优势，但停止核试验将导致许多重要研究和开发计划中止，这将使美国的优势处于严重危险中。要避免这一危险，美国必须继续进行核试验。其三，如果禁止核试验，美国目前只有20%—30%的把握探测低当量试验，这意味着美国无法发现某些核试验，禁止核试验无意义。军方要求，即使暂停核试验，也应把暂停核试验作为更大的裁军建议的一部分。显然，尽管军方要求继续核试验，但态度出现微妙变化，即把暂停核试验与包括核查在内的一揽子裁军措施相联系。

    如果说艾森豪威尔没有领会军方强调的清洁核武器的重要性，因而公开表示将停止核试验，但他对军方所说的核查能力不足非常敏感。恰在此时，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支持了军方核查能力不足的说法。

    为解决政府内部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争论，1958年1月初艾森豪威尔要求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影响暂停核试验的因素进行研究。3月27日，以贝丝(Hans Beth)为主席的跨部门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暂停核试验的技术可行性报告。报告说，目前的探测系统能探测从地表到五万英尺上空的10千吨当量以上的核爆炸，能探测到当量为10千吨当量以上的地下核试验，但不能区分核爆炸和地震，这样显然不能确保禁止核试验协议的实施。因此，工作组建议在完成既定核试验前不停止核试验。报告证明了军方担心的合理性，为军方继续反对禁止核试验提供了“完美”的借口，也引发美国此后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出尔反尔。

    但苏联的行为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就禁止核试验进行会谈。与美国一样，在完成系列核试验后的1958年3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暂停所有核试验，呼吁英美也禁止核试验，并宣布，如果其他核武器国家不暂停核试验，苏联将随时恢复核试验。苏联此举取得了宣传上的巨大好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向来重视争取人心对于赢得冷战的重要性。杜勒斯说，必须采取措施，以“抵消国外广泛流行的美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错误观点”。否则，美国的国际形象会遭到损害。这严重不利于对美国作为“自由世界”和平捍卫者的信任。因此，他主张在完成既定系列试验后，停止核试验1—2年，并建立一个有效的核查机制。艾森豪威尔认为：反对禁止核试验将使美国在道德上陷于孤立并面临国际社会的巨大政治压力；如果继续进行核试验，美国将有被钉在原子十字架上的危险。因此，他接受杜勒斯的建议，明确表示应暂停核试验，同时又接受军方把禁止核试验与包括现场核查在内的全面裁军相联系的要求。他于4月28日给赫鲁晓夫写信，建议召开专家会议，作为禁止核试验的第一步，讨论有效的核查系统所需要的技术，该建议实际上吸收了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张。由于赫鲁晓夫非常担心核武器扩散，同时相信艾森豪威尔是“理智”的、能理解并承认原子武器毁灭性的威慑作用、也能够约束资本主义统治阶层“狂热分子”，于是，赫鲁晓夫于5月9日接受了美国的建议。

    专家会议于7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美国建议暂停核试验1—2年，除非在核查机制上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否则不会继续下去。就核查而言，美国要求设立650个核查站。此举的意义在于剥夺苏联在核试验问题上获得的好处，使美国能够在苏联境内布置核查装置，固化美国在核武器上的优势地位。同时，表明美国愿意尽最大努力采取有意义的裁军措施，有助于消除美国的军国主义形象。苏联要求不附任何条件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即使进行核查，也只对“可疑”爆炸进行现场核查。双方分歧严重。由于非常希望阻止或至少防止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以及阻止美国与北约盟国进行核合作，赫鲁晓夫在核查问题上妥协，同意建立100—110个核查站。经英国斡旋，美苏同意建立180个核查站，该系统能发现当量1千吨的大气层核试验和5千吨以上地下核试验。这就是“日内瓦机制”。根据规定，每个核查站都由各国科学家组成国际核查团，对地震活动进行监督。如果发现任何无规律的地震活动，他们有权对相关遭到怀疑地区实施检查。

    苏联同意核查并就核查与英美达成协议是会谈的一大突破，禁止核试验会谈前景似乎一片光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58年8月18日，各部门就禁止核试验应采取何种政策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禁止核试验在军事上对美国不利。国防部副部长夸尔斯(Donald Quarles)和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麦科恩(John McCone)说，他们的技术团队认为禁止核试验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不利处超过苏联。杜勒斯表示，新的国际形势要求美国采取彻底措施，否则美国将被认为是好战国家，没有盟友而成为“孤家寡人”。他说：“从长期看，赢得战争的不是核弹，而是公众舆论的支持。”因此，虽然暂停核试验给美国造成某些危险，但被孤立的危险更大。艾森豪威尔更相信杜勒斯的说法，他表示正考虑停止地下核试验以外的所有其他核试验。这实际上考虑了军方的意见。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兹沃思(James Wadsworth)说，一旦允许例外，禁止核试验协议的作用就大打折扣。艾森豪威尔于是决定放弃例外。

    8月21日，艾森豪威尔宣布，从10月31日开始“暂停核试验一年”，并就永久停止核试验进行谈判，如果不能达成有效核查机制和军备控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年后恢复核试验。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动机是挽回美国在世界舆论中受损的声望和影响。

    在英、美、苏完成既定核试验后，10月31日，禁止核试验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但会谈很快因核查问题陷于僵局。会谈一开始，美国就提出：任何禁止核试验协议都与全面裁军措施相联系，抛弃了专家达成的协议而主张建立更严格的控制机制，要求首先讨论核查机制并坚持国际核查由多数票表决。苏联仍坚持不把核查机制与全面禁止核试验相联系，要求对在苏联领土上进行的任何的核查工作拥有管理权。美国之所以回到过去的立场，是因为他们在8—10月的核试验中发现：日内瓦机制不能探测到27英里以上的高空核试验，也不能区分地震和核试验，还无法探测到19千吨以下的地下核试验。因此，坚持有效的现场核查。杜勒斯担心推倒日内瓦专家会议达成的一致协议会被苏联认为“不真诚”，但艾森豪威尔还是决定向苏联通报美国的新发现，这给禁止核试验会谈投下了阴影。

    1959年1月5日，美国会谈代表沃兹沃思向苏联通报上述发现，要求增加现场核查次数或观测站数目，建议美苏科学家进行联合研究。苏联怀疑美国的动机，认为美国的意图是阻挠会谈或为在苏联收集情报创造条件，是刻意制造会谈的障碍，因此拒绝接受美国的新发现，坚持不得改变日内瓦机制和对核查的否决权。恰在此时，“第二次柏林危机”爆发，它进一步恶化了会谈气氛，强化了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关于苏联不值得信任的观点。会谈陷于危机之中。

三

    由于会谈不顺利，1958年11月18日，拉比、贝丝等就禁止核试验进行讨论。贝丝认为：相比苏联，美国在低当量核武器方面有优势。这就产生了门槛问题，即美国能进行而苏联不能进行的低当量核试验不应禁止，这样能固化美国的核优势。为此，贝丝主张在日内瓦提出门槛问题并建议通过核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苏联拒绝，苏联将承担谈判中断的责任。但莫斯科把禁止核试验看作是防核扩散的最好方式而于1959年初撤销了在柏林问题上的要求，并努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另一方面，英国本来反对禁止核试验，但美国《原子能法修正案》允许英美共享核试验信息后，英国不必进行试验就能制造氢弹，于是转而赞成禁止核试验。随着英国立场的转变，首相麦克米伦甚至认为美国把禁止核试验与其他裁军措施相联系的立场太僵硬。这就出现了在会谈中英国与苏联立场几乎一致而与美国不同的现象。这样，如果不能继续进行会谈，华盛顿既可能面临世界舆论的强烈批评，也可能面临最亲密盟国的激烈反对。为避免这一情况发生，美国必须继续进行会谈。

    但此前的会谈表明，苏联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核查监督或控制机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曾对杜勒斯说，达成包含这一协议的时机还不成熟。要继续会谈，艾森豪威尔政府必须改变立场。实际上，在1958年3月24日的讨论中，杜勒斯就主张不再把禁止核试验作为全面裁军措施的一部分做法。贝丝赞成国务院的立场，当年11月，他向代理国务卿赫脱建议，放弃把禁止核试验与全面裁军相联系，因为相对苏联，美国核力量处于好得多的地位。这实际上建议由全面禁止核试验转向部分禁止核试验。应该说，这是一个更现实的选择。

    1959年1月艾森豪威尔与主要顾问开会商讨。杜勒斯再次主张解除两者的联系。中情局认为，达成协议可能使苏联社会更公开，也主张美国改变立场。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仍反对，认为这会削弱美国的军事地位。艾森豪威尔赞同解除禁止核试验与裁军之间的联系，认为核查机制才是“核心和突破点”，对“自由世界”而言，在苏联布置观察人员非常重要，因为他相信苏联无意达成真正的禁止核试验协议，如果放弃联系策略，美国将获得很多好处。因此，他支持放弃联系策略，但坚持核查机制。

    1月19日，美国向苏联通报美国政府的新决定。虽然苏联仍坚持每个国家对于视察机制都有否决权，但愿意继续遵守专家会议达成的协议。这一表现相当灵活。1月26日，美国政府就禁止核试验会谈再次讨论。原子能委员会和军方说，美国还需要2至3年的试验才能获得足够的、能设计监督地下核试验的更好的机制的数据，建议禁止大气层核试验而允许地下核试验。国务院、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中情局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认为该方案使苏联能进行地下核试验，难以阻止核扩散，同时会导致苏联中断会谈、由美国承担会谈失败责任的后果。

    艾森豪威尔最初不接受部分禁止核试验，但军方抛出核查新理论，即在对地下核试验进行伪装后，所探测到的爆炸可能只是实际当量的十分之一或更小，而在巨大的地下洞穴中隐藏核爆炸是可能的。尽管基里安和贝丝反驳说，绝对和完美的控制机制永远不会被设计出来，表示日内瓦机制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新数据的要求，足以威慑任何未来的核试验。但艾森豪威尔对新的核查理论印象深刻，严重怀疑现场视察是否能发现违反协议进行的低当量试验的证据，感到禁止不能探测到的核试验可能增加别国的怀疑并使有关国家越来越敏感。

    作为谨慎的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努力协调国务院与军方立场。在准备提交会谈讨论的条约草案中，他要求保留在控制机制运行不能令美国满意而单方面退出的权利、增加日内瓦机制的观测点和允许地下核试验。这相当于允许美国在核试验问题上自由行动，苏联当然不同意，继续坚持全面禁止核试验和核国家对核查问题的任何决定都有否决权。杜勒斯非常恼火，认为继续会谈没有价值，甚至考虑召回沃兹沃思。沃兹沃思本人和副国务卿赫脱也建议中断会谈。艾森豪威尔不想承担会谈破裂的责任，他要求不得公开说美国准备中断会谈，而只说美国估计会谈将中断。

    为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协议，麦克米伦于2月底向赫鲁晓夫建议，每年进行定额核查3—20次，赫鲁晓夫接受。由此看来，苏联并非完全不接受核查。此后，麦克米伦匆忙赶往华盛顿。他劝艾森豪威尔说：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不仅有助于防核扩散，而且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更重要的不是提出新技术考虑，而是打破苏联坚持核查否决权造成的会谈僵局。尽管不同意麦克米伦的看法，但艾森豪威尔清楚，恢复核试验在政治上行不通。于是，1959年4月13日，艾森豪威尔给赫鲁晓夫写信，建议暂停大气层核试验，召开技术专家会议讨论地下核试验的控制机制。在23日的回信中，赫鲁晓夫一方面指责暂停大气层核试验是不诚实伎俩，另一方面，作出重大妥协，即如果预先就英国建议的现场核查次数达成一致，苏联同意对受到怀疑的地震进行核查和在苏联领土布置核查人员。从拒绝接受核查到在相当程度上同意国际核查，苏联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但美国不妥协，坚持视察次数由不确定的地震数量决定，反对苏联保留某些否决权。

    英国欢迎苏联的妥协，表现出为与苏联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而单独行动的决心。美国参议院也通过决议，要求继续谈判以达成具有充分核查和控制机制的禁止核试验协议。决议使美国政府内部争论加剧，在内外压力下，5月5日，艾森豪威尔给赫鲁晓夫写信，表示愿意考虑定额核查设想，同时强调允许地下核试验的重要性。美苏核查立场逐步接近。5月14日，赫鲁晓夫回信，同意艾森豪威尔举行技术专家会议讨论对高空和地下核试验核查机制的建议。

四

    第一技术工作组于6月22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苏联同意讨论核查技术，但反对改变日内瓦机制，坚持首先就定额核查次数达成一致。美国新任国务卿赫脱表示：在就运用于核查受怀疑的事件的标准达成协议之前，不可能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地下核试验问题引发的争论更激烈，美国坚持应允许地下核试验，双方都不让步。由于对会谈前景感到失望，7月23日艾森豪威尔与主要助手讨论是否应延长即将到期的“暂停核试验一年”。白宫科学和技术办公室新任主任基斯佳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说：发现秘密核试验证据的可能性非常小，除非对苏联境内每年发生的大约1715次地震进行现场核查。艾森豪威尔因而相信，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如果全面禁止核试验，美国无法发现苏联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的地下核试验。是否继续会谈的问题再次凸显。

    很大程度上，由于担心核武器扩散到中国和联邦德国，8月12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愿意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艾森豪威尔认为不可能与苏联就控制机制达成协议，但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逊(Llewellyn Thompson)认为赫鲁晓夫真诚地希望达成具有全面控制和核查机制的全面裁军协议。赫脱支持汤普逊的想法，麦克米伦也对艾森豪威尔说，禁止核试验会带来“真正的政治上的好处”。权衡再三，尽管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会要求恢复核试验，艾森豪威尔于8月13日宣布，在10月31日“暂停核试验一年”到期后延长到1960年1月1日。

    决定继续暂停核试验并没有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禁止核试验会谈何去何从问题上达成一致。在10月6日的会议上，国务院建议就全面禁止核试验进行谈判，以换取苏联同意进行大量核查。国防部副部长盖茨(Thomas Gates)要求中断会谈并在1960年1月1日恢复除大气层外的核试验。麦科恩建议与苏联举行专家会议，以决定侦测地下核试验是否可行。如果不能就侦测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美国将宣布于1960年1月1日自由恢复地下核试验。艾森豪威尔接受这一建议，但军方提出新的反对理由。他们声称目前的技术水平对发现水下核试验具有相当不确定性。苏联肯定会进行水下核试验而不考虑高昂的成本和建设上的困难。因此，除非根本没有任何可能隐藏的水下核试验，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就包含禁止水下核试验在内的任何协议进行会谈。艾森豪威尔向来对核查能力非常敏感。考虑到这一点，10月27日援引第一技术工作组会议的作法，美国邀请苏联召开第二技术工作组会议，讨论对地下核试验的侦测问题。苏联建议由技术工作组讨论现场视察的技术标准，并同意考虑新的地震数据，但坚持以日内瓦专家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作为核查条约的基础。

    11月25日，第二技术工作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双方在技术工作组的职权范围上发生争执。艾森豪威尔的目标是设计出一套根据新数据能够评估核查机制的有限性和能力的标准，苏联担心这会导致用后来的科研结果取代日内瓦机制作出预选判断，拒绝接受任何关于日内瓦机制需要重新考虑的建议，主张“要么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要么什么也不签”。对于核查机制，苏联以进为退，不仅提出严格的标准，而且，还公开指责美国技术会谈代表的诚意，怀疑他们的科学能力，拒绝严肃讨论任何与核查有关的标准。由于彼此互相指责，12月下旬第二技术工作组会议无果而终。

    此时，国内和国际舆论都出现新变化。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公众赞成禁止核试验。同时，国际社会反核运动向纵深发展。11月20日，联合国通过反对法国准备进行核试验的决议，呼吁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怀疑美国把核查作为破坏谈判的工具。为表明自己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美国于是采取主动。12月底，基斯佳科夫斯基和后来担任卡特政府国防部长的哈诺德·布朗提出禁止核试验门槛计划，即在定额核查基础上，除当量19千吨以下的地下核试验外，禁止所有其他地下、水下或大气层试验。为何提出这一建议？因为该建议既有利于确保美国战略优势，也有利于向世界展示美国禁止核试验的诚意，赢得冷战时期宣传上的胜利。同时，还能在苏联境内布置大量核查站，“自由世界”借此就可以打破铁幕，使苏联实现一定程度的开放。该建议解决了此前一直阻碍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达成一致的问题，即担心无法探测某些核试验，最终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

    1960年2月11日，美国代表沃兹沃思向苏联提出禁止核试验门槛建议。赫鲁晓夫很快拒绝了，因为该决议要求广泛的现场核查，却没有消除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认为美国的意图在于恢复核试验，该建议是美国掩盖恢复核试验的工具。同时，苏联国内要求恢复核试验的压力越来越大。但该建议确实减少了核查，因为实验当量越小，通过地震台站探测和确认的困难就越大，而低当量地下核试验是不为条约所禁止的。因此，尽管面临国内压力，赫鲁晓夫没有同意恢复核试验。

    在法国2月13日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防扩散压力剧增。由于核试验是开发核武器的必需环节，艾森豪威尔希望通过禁止核试验条约来阻止其他国家开发核武器。于是，艾森豪威尔坚持上述建议，他给赫鲁晓夫写信，希望苏联同意美国的建议，并同意美苏科学家联合研究最终停止所有核试验的核查和控制方式。赫鲁晓夫最终同意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但提出了几个条件：永久停止19千吨门槛值以下的所有核试验，禁止所有外层空间核试验和暂停核试验至少4—5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美国坚持的充分核查问题，事实上是全面禁止核试验。

    美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反对没有有效的核查就停止核试验。艾森豪威尔态度比较模糊。一方面，他不愿意承担无限期禁止所有核试验的义务；另一方面，他表示不会站在某些解决该问题的合理方法的对立面。但麦克米伦认为赫鲁晓夫的回复是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敦促艾森豪威尔接受。如果不接受麦克米伦的建议，可能导致英美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产生矛盾，这不利于对苏冷战。至于核查，基斯佳科夫斯基向他保证说，只要进行“合理数量的现场检查”就能发现任何潜在的核试验。于是，艾森豪威尔接受苏联反建议，但认为4—5年太长，只愿意暂停核试验1—2年。此时，只剩下现场视察次数还未解决。3月底，麦克米伦到华盛顿，与艾森豪威尔商量并为即将在巴黎召开的峰会做准备。关于现场视察，英国愿意接受少于10次的核查，赫脱建议由峰会决定次数。艾森豪威尔同意。3月29日，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发表联合声明，基本接受了苏联的要求。不过，他们建议“自愿暂停”门槛值以下的地下核试验，由各国发表单方面声明。这是美苏妥协的结果。一方面，上述谅解并不包含美国坚持的充分有效的核查，只有象征性的少于10次核查；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同意在苏联境内布署核查团队。英、美、苏三国比以往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接近于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

    根据安排，英、法、美、苏四大国首脑将于1960年5月在巴黎召开峰会，讨论柏林问题并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但在峰会召开半个月前的5月1日，美国一架U-2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侦察被击落。为签署协议，赫鲁晓夫主动说事件与艾森豪威尔无关，但艾森豪威尔不领情，还拒绝赫鲁晓夫的道歉要求。赫鲁晓夫于是退出巴黎会议，首脑会议未能召开，禁止核试验条约胎死腹中。这样，20世纪80年代前缓和军备竞赛的机会失去了。

    尽管如此，却不能把未签署禁止核试验协议的主要原因归咎于U-2飞机事件。如果艾森豪威尔真希望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他就不会在首脑会议前同意进行飞行侦察；如果赫鲁晓夫真希望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他也不会因为该事件做出如此大的反应，因为飞行侦察过去一直存在，赫鲁晓夫从未做出这样大的反应。双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冷战战略考虑才是会谈功败垂成的根本原因。

结语

    核查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苏禁止核试验会谈中引起争论最多和美国政府内部讨论最多的问题，也是该时期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的主要障碍和挑战。

    众所周知，尽管核查是有效的军备控制协议非常重要的保障，但艾森豪威尔政府赋予禁止核试验会谈过多的使命，核查成为实现其军事和政治、外交诉求的工具和冷战的有吸引力的抓手。在美国政府看来，如果能达成具有充分核查条款的协议，既能阻止苏联通过核试验改进或发展核力量，实现维持美国战略核优势的目标，还能根据协议向苏联派驻核查人员，实现打开苏联大门的目标；如果不能达成符合美国要求的协议，则美国不仅能把会谈失败的责任推给苏联，还能继续进行核试验，开发全频谱的能在美国选定的时刻对任何威胁进行打击的武器或新的清洁核武器。核查被高度政治化，异化为打开苏联社会大门的工具和美国继续进行核试验的借口，就此成为影响会谈的关键问题。

    与美国一样，苏联也把禁止核试验作为对美冷战的工具，它积极主张禁止核试验，并把禁止核试验纳入裁军框架。同时，苏联非常清楚美国的意图，对美国的核查要求非常警惕，坚持认为核查不必要，认为美国现场核查的目的是进行间谍活动的借口。由于没有共同立场，会谈不是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而是相互指责，不断出现中断危机，最终因为U-2飞机事件而功亏一篑。

    尽管会谈磕磕绊绊，未达成协议，但他们毕竟一致同意需要避免核战争和核裁军，这为肯尼迪政府时期美苏就禁止核试验继续会谈并最终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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