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般的神学家路德 || 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橡树出版之【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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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改五百年纪念的人物篇当然绕不过马丁·路德，这个被亚特候斯形容为“海洋”的神学家，他在神学上著作的数量和深度都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但是如果由此推断路德全部认同众人对他的赞许甚至吹捧，那显然失之偏颇。正如今天蒂莫西文中所记载的，他极力反对人们使用他的名字来立宗派“路德宗”，并曾为此深深懊恼。诸多细节，令这位宗改史上的先驱更加丰满。

1483年11月10日，马丁·路德生于艾斯莱本（Eisleben），他是一位中产阶级银矿主的儿子。他按部就班学习法律，之后进入了修道院，在那里经过多次的内心挣扎，他对上帝、信心和教会有了新的认识。这使他陷入与教皇的冲突中，之后他被开除教籍，并创立了信义宗教会，直到1546年去世，信义宗一直由他领导。

上面的三句话概括了路德的一生。任何人如果认为这样的概括或者讲述路德生平事件的长篇传记能够真实反映他的人生，这种想法都无法深入问题的本质。亚特候斯（Paul Althaus）曾经形容路德是一个“海洋”。这个比喻不仅指路德浩如烟海的著作——大魏玛版的路德全集已经超过了100卷，还指路德强有力的原创性以及无与伦比的深刻性。在教会历史上，只有两个神学家能够与路德比肩，即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学者对这位维腾堡的改教家的作品进行研究的精细程度，只有对另一部作品，即新约文献本身的研究可以与之媲美。在这样的一个海洋里，一个人很容易被淹没。

 路德从未想过建立新宗派

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希望能够解释路德对后来历史的影响。传统的天主教历史学将路德描述成一个拉倒了母教会柱子的疯狂僧侣以及心理有问题的魔鬼。对于正统的新教徒来说，路德是一个神圣的骑士，是摩西，是参孙（拉倒了非利士的神殿）， 是以利亚，甚至是第五福音的作者以及主的天使。对敬虔派信徒来说，路德是一位热心的皈依新教的使徒。德国国家主义者将他奉为民族英雄和“德国之父”；纳粹神学家将他塑造成原雅利安人以及Führer（元首）的先驱者。有意思的是，路德的文字可以用来支持每一种夸张的说法。然而，他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过，路德本人认为该如何恰当地评价他的神学。

路德从来没有想过要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派系，他总是将自己看作教会忠实而又顺服的仆人。因此他为英国和法国而非德国的那些最初的新教徒被称为“路德宗”感到深深的懊恼：

我要请求的第一件事就是人们不应该使用我的名字，不应该称他们自己是路德宗，而应称他们是基督徒。路德是什么？那些教导并不是我的。我也没有为任何人被钉十字架……我是满装蛆虫的臭皮囊，人们怎么能够用我败坏的名字来称呼基督的儿女？

这段否认的声明写于1522年，路德写这段话并不是要抗议错误的羞辱，而是要努力阻止已经萌芽的“个人崇拜”，并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改教家思想的源头上去。“那些教导并不是我的”。理解了路德这段声明的意思以后也就能抓住他宗教改革神学的关键所在了。

在同年的一次布道中，路德讲述了他本人怎样看待自己在宗教改革事件中的角色：

我只是传授、宣扬和书写上帝的话；除此以外我什么也没做。然而，当我睡觉，或者与我的菲利普和阿姆斯多夫喝着维腾堡的啤酒时，上帝的话大大削弱了王侯和皇帝从来没有这样损害过的教皇制度。我什么也没做。所有的事都是上帝的话做的。

对现代人的想法来说，从这样的陈述很难看出路德是个实干的人。公然反抗教皇、压制农民、调停政治危机、教学、讲道、辩论、结婚以及在婚姻中付出： 路德是上帝话语的实实在在的践行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倾听者。对路德来说，倾听和接受是首要的。“信心来自聆听”，“通过倾听获得信心”（Fides ex auditu）或许是对他宗教改革新发现最好的概括。

 花园梨树下的一次谈话

路德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教会改革的代表，看成16世纪的列宁或者罗伯斯庇尔，撼动了世界颠覆了国家。教皇制和帝国被一个朴素的德国僧侣的话撼动了，如果算不上被推翻了的话，这样的结果，他认为只是他先前呼召所带来的上帝赐予的副产品。“我什么也没做。我让上帝的话行动。”路德实实在在所做的，路德被要求去做的，是聆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的本质是被人聆听。”他评论说。

他还说：“如果你去问一个基督徒他的使命是什么，他凭什么配得基督徒这个名号，除了聆听上帝的话之外，你听不到其他的回答，那就是信。耳朵是基督徒唯一的器官。”他聆听上帝的话，乃是因为那是他的本分，因为他相信灵魂得救要靠聆听。路德不是因为攻击赎罪券而成为一名改教家。他攻击赎罪券是因为上帝的话已经在他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人们对路德戏剧性的一生津津乐道：雷电中的危机感、在莱比锡与艾克（John Eck）的辩论、焚烧教皇的教谕、在沃尔姆斯“这是我的立场，神帮助我”的告白。然而，在他人生中有另一件事缺少戏剧性而且很少被人提起，但是对他未来的工作却至关重要。

这件事发生在1511年的9月，就在路德从精神消沉中走出来以后。他与施道比茨（Johann von Staupitz）坐在花园的梨树下，施道比茨是奥古斯丁修会的牧师以及路德的导师和忏悔牧师，当时这位长者告诉年轻的路德应该准备开始布道并成为一名神学博士。路德对这个建议十分惊奇，他回答说：“尊敬的阁下，施道比茨先生，你将剥夺我的生活。”施道比茨半开玩笑地回答说：“非常正确。在天堂里上帝有足够的工作给那些聪明的人做。”

事实上，路德已经获得了三项博士学位的预备资历：“圣经学士”（Baccalaureus Biblius），让他具备了讲授圣经入门课程的资格；“形式学”（Formatus），意味着他精通了学术术语，还有“句法学”（Sententiarius），让他有资格教授伦巴德《四部语录》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四部语录》是标准的中世纪教义纲要。现在他正要完成获得博士学位的神学要求。1512年10月18日，路德终于被授予了神学学位。在授予仪式上，路德获得了一顶羊毛贝雷帽和一枚银戒指，还有两本圣经，一本合着，一本打开。他还接续了施道比茨本人的职位，被任命为维腾堡大学的终身圣经讲师。

 从默默无闻的僧侣变为政治中心人物

1512年冬天，这位受人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开始为讲授《诗篇》课程做准备（1513—1515），随后他又开始讲授《罗马书》（1515—1516），《加拉太书》（1516—1517），《希伯来书》（1517），后来又讲《诗篇》（1518—1519）。后来他评论道： “在教课的过程中，教皇制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在这几年之中，路德从一所偏僻大学的一名默默无闻的僧侣转变为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人物。（1514年编写的德国大学的名人录甚至找不到路德的名字！）

在之后的混乱中，路德产生了一种始终支撑自己的强迫意识，认识到自己作为圣经教授具有很重要的使命。和后来的加尔文感到上帝把他“推进游戏之中”一样，路德也诉诸神的主动性。提到施道比茨的敦促，他说：“我……马丁博士，被要求和强迫做一名博士，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本着纯粹的服从，我不得不接受博士的任教职务，并对着我亲爱的圣经发誓一定要忠实而真诚地宣扬和讲授圣经。”

后来路德违背了修道的誓愿，并与一位从前的修女结了婚，那时他仍然坚持担任教学工作，并保持着博士的头衔。作为教会的教师，他执著于倾听上帝的话和思索圣经。除了这些关键的被动活动外，还有一些关于路德的事情需要说一说。

怎样理解作为神学家的路德？

我们怎样理解作为神学家的路德？路德的作品包括各种各样的体裁：评论、教理问答、论 46 32851 46 15288 0 0 3165 0 0:00:10 0:00:04 0:00:06 3165文章、议论文、诗歌、布道、个人信件、《桌边谈话》等等。但是这里面，没有一样是系统神学。即使是部分由路德草拟的《奥格斯堡信条》也只是提出了具体的神学陈述，而缺少完整的教义系统。

路德的文章毫无例外的都是针对具体情况而发（ad hoc），面对特殊的情形，头脑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这并不是说路德的神学很随意，也不是说他的神学里没有统领的主题和形式。然而我们必须让路德的神学主题符合他本人的主要是作为牧师的思路，而不能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他。这样做有助于我们考察路德基本的神学进路，而我们可以用三个一以贯之的特点来形容路德神学。路德的神学是圣经的、存在的和辩证的。

路德是一位圣经神学家。这样说可能只是表示路德是一位在维腾堡大学主要教旧约以及诠释学的圣经教授。然而，这种说法更大程度上代表了路德激进地抛弃了经院神学的标准课程，而让神学重新回到圣经的文本当中。这里我们说的并不是路德正式的圣经教义，也不是宗教改革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原则，二者都是早期发展的结果。我们所想的是路德掀起的反对当时经院神学的运动，以及革新大学课程的计划，这样“研究圣经和教父才能回归纯净”。

路德受到了中世纪后期唯名论传统的全面训练。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关于共相的问题，路德还是新路派（via moderna）的代表，即使在他成为一位改教家之后情况仍是这样。然而，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仍然是个写作课讲师（Sententiarius）的时候，路德就对哲学在神学建设中的价值这个问题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神学是天堂，甚至是天国；然而，人在地上，人的推理都是虚无缥缈的。”

路德感到在神学和人的“推理”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他深入研究圣经文本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1515年他称唯名论者是“公猪神学家”（hog theologians）。1517年9月，也就是赎罪券争议爆发前的两个月，路德加紧了对经院神学的批判，对“亚里士多德”展开爆炸性的驳斥：

认为一个人不学习亚里士多德就不能成为神学家的说法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乃是，一个人除非抛弃了亚里士多德就不能成为神学家。简言之，与学习神学相比，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哲学就像黑暗，而神学就像光。

路德从来没有这样反对过亚里士多德。路德指责的是经院神学将亚里士多德哲学看成基督教教义的前提，用异教的“诡辩”来解释圣经启示，将圣经的伟大主题：恩典、信心和称义贬低成繁琐的行话。秉着德尔图良的精神，路德问耶路撒冷与雅典有什么关系，教会与学术有什么关系，信仰与理性有什么关系。

路德描述理性时所使用的词汇特别粗俗——魔鬼的娼妇、畜生、上帝的敌人、胡尔达女士（Frau Hulda）——他的批评常常给他打上非理性主义者的标签。格利什（Brian Gerrish）指出，路德使用理性一词（ratio, Vernunft）与现在的用法有细微的差别。路德很难诋毁理性本身的能力，也就是说理性判断和认识社会及其管理的能力。当理性越过这个“世俗”的层面而企图探讨神圣事物的时候，“那个聪明的妇人，耶洗别”便感到无能为力了，因为“上帝所有的作为和话语都是与理性相抵触的”。

对路德来说，在真正的神学领域，理性只能在事后发挥作用，圣经的启示已经明确设定了理性的原则。被光照的理性，也就是被包含在信仰中的理性，因此能够“帮助信仰思索一些事情”，由圣灵启示的理性“获得的所有想法都来自上帝的道”。

当我们听到路德在沃尔姆斯说出那一段著名的表白之时，我们的脑子里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路德说：“除非圣经和明白的理性说服了我，否则我不能也不愿收回我的说法。”理性不能离开圣经成为独立的权威——他的良心仍然要“听从上帝的道”——理性只是圣经本身必要的推理。路德并没有贬低人类理性；他甚至指出经过修正的理性在研究神学过程中可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神学家，他反对的是理性的傲慢，经院神学已经使其代替了启示的首要地位。

当我们称路德是生存论神学家时，我们是说对他而言关于上帝的问题是关乎生死的问题，它不只是涉及一个人的知识，而是涉及一个人的整个存在。对路德来说，神学总是深具个人性、经验性和相关性的。

（摘自《改教家的神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04）

（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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