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宗教改革会发展为浩大的运动？| 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橡树出版之【宗改五百年纪念专栏】
五百年前那场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最初发起者的预期和想象，分析这场改革发展成为一场划时代运动的过程，对于我们今天的信仰意义重大。尤其是中国教会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酝酿和预备，发展至今，反观那个历程和这五百年来的沉淀，必然会有全方位的启示，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真正谦卑俯下身去，看见那双真正主导历史的手。本文较长，但值得深度阅读。
宗教改革，常常被视为一场教义革命，一场“福音再发现”的运动。然而，如果因此仅仅从教义角度来理解宗教改革，则有着太过于简化以至于失去历史真实性之嫌。实际上，宗教改革，作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多重因素彼此交织、共同影响的结果。这并非否认宗教改革是一场上帝主导的属灵运动，然而，正如改革宗神学所一再强调的，作为始因（prima causa）的上帝乃是透过在时空中的诸次因（causae secundae）而护理万物。真正合乎圣经的历史学研究，乃是在神的主权下，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原则，对各种次因（或因素）综合分析的结果。本文将简单考察影响宗教改革的四种因素（教会因素、政治因素、思想因素、技术和文化因素），期待借此让我们更深认识宗教改革运动发生的原因，并对今天的教会思考教会改革有所鉴戒。
教会自身是最重要的因素
既然是宗教改革，那么，教会自身的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宗教改革运动一开始并非由某些强力人士有计划、有目的地推动，而是有着深刻的教会背景。正如路德自己评论说：“我显然太邋遢，又无能，不可能做出这么高难度的事情（指宗教改革）。我是偶然卷入到里面的，不是我想要这么做，或早有此意。” 正像他自己说的，就人的角度，这只是偶然。当时教会内改革的愿望是如此广泛，宗教改革一触即发，路德也只是适逢其会。
在宗教改革爆发之前，教会已经集聚了巨大的改革盼望。早在宗教改革发生之前5年，1512年召开的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其主题就是“这个教会从头到身体，都需要改革”。这说明，当时的教会已经意识到教会改革的紧迫性和必须性。那么，第五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为什么会提出这一口号呢？这主要与当时教会普遍的腐败现象有关。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会深深陷入各种腐败之中，这些腐败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现象，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的腐败现象：经济腐败和道德腐败。
1、教会内部的经济腐败现象
在当时，为了维持教阶阶层越来越奢侈的生活，教会的收入，除了正常的十一税以外，还包括其他不同的渠道而获得，从中我们能看到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导致信徒极其不满。
1）十一税：779年，查理曼大帝将过去信徒自愿的十一奉献变成由政府强制征收的十一税，政府替教会征收并转交给教会。由于在中世纪时期，所征收的十一税都是直接转给在罗马或阿维农的教廷，被教廷挥霍使用，这被很多民族意识越来越强的民众甚至贵族看作为一种经济剥削，这加增了他们对于罗马教廷的愤恨。
2）年金制（Annates）：这是指神职人员（特别是主教）担任教职的第一年收入。由于中世纪以来，信徒离世前不断奉献土地和财产给教会，导致教会开始有了在十一奉献之外的收入，这些收入常常非常巨大，远远超过一个教会自身所需。在中世纪后期，逐渐形成了一个法规：一个主教教区下的各个教会的部分收入需要汇入当地主教的银行账户，但主教任职第一年的收入必须交给罗马教廷，这就是所谓的“年金”。当有人试图争夺即将空缺的主教职位时，他会预计自己担任主教第一年的年金，然后贿赂教皇，作为保证金或首付来预订主教的职位。就这样，主教候选人都会估计出第一年可能收入的年金总量，预先支付给教皇。这意味着教皇可以从一个教区的几位主教候选人那里同时收到几份年金。
3）圣职买卖（Simony）：也就是公开买卖教会职位，这是另一个极其腐朽的现象。到中世纪后期，圣职买卖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教会中任何的职位都可以花钱买，甚至好几任教皇都是用钱买的。有的人甚至同时购买了几个教区的主教职位。1491年，有个罗马人在谈论教廷的时候，这样说：“这里我看到从上到下，什么都可以用钱买。”
4）赎罪券（Indulgence）：“赎罪券”最早出现于十字军东征时，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赎罪券”都是颁给那些热心补赎、委身圣战或抵挡异端的人，但在1507年，教皇尤利安二世（Julius II）开始为筹集圣彼得大教堂资金而颁布赎罪券。1513年，教皇利奥十世（Leo X）重新发放赎罪券，并与美因兹大主教达成协议，由美因兹大主教协助推销赎罪券，教皇利奥十世与美因兹大主教平分赎罪券所得。当时专门负责兜售赎罪券的，是一位能说会道的道明会修士约翰·台彻尔（Johann Tetzel）。他为了鼓动人积极购买赎罪券，甚至说：“当你为某个炼狱中的灵魂捐献银钱，投进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响时，他就从炼狱中应声而出。”
2、教会内部的道德腐败现象
1）神职人员淫乱。独身是中世纪教会对神职人员的要求，但现实中有相当多神职人员都不能持守自己的独身誓言，处于私下有自己配偶的生活状态。这些说法不是污蔑，而是罗马天主教官方正式文献的记载。在十六世纪，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尼德兰教士，三分之一的德国南部教士，都有纳妾现象。由此，教会还出现了另一种增加收入的手段：即纳妾费（concubinage fee）。主教们对此的回应是向淫乱的神职人员收费，作为对其非法同居的惩罚，同时也借此让这种非法同居关系所生育的后裔合法化。
2）神职人员旷职（Absenteeism）：就是主教或大主教从未亲临教区带领崇拜和牧养教会。旷职现象很显然与圣职买卖有关。如果你身兼数职，两个大主教和一个主教的职分，就意味着你很难做到同时牧养是这三个教区的居民，就会出现旷职现象。有一位法国的大主教只光顾过自己的教区一次，就是死后把自己葬在那里的时候。还有另一个例子，意大利有个大主教，就任三十年里，从来没有探访过他的教区信徒。
3）神职人员生活糜烂世俗。很多人之所以成为神职人员，甚至教皇，根本不是出于神的呼召和牧养的心，而是出于对财富和权力的贪婪，他们的生活也极其糜烂世俗，根本没有一个神职人员当有的道德榜样。比如，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cent VIII）采取公开手段为自己的子女聚敛财富，并因其奢侈贪欲的生活而臭名远扬。教皇西斯特斯四世（Sixtus IV）热衷艺术，大兴土木，西斯廷教堂就是由他所建。他还谋求获得更大的世俗权力，为此不惜与佛罗伦萨开战。
3、平信徒对敬虔的渴求
令人惊讶的是，在十六世纪初期，在面对教会如此腐败的情况下，普通信徒所表现出来的，不但不是信仰的消沉和冷淡，反而是对敬虔极大的渴求。既然教会内有诸多问题，他们就寻求其它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虔诚信仰。这并不是说，他们在神学上是合乎正统的，其实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选择了更加迷信的道路。比如，在当时越来越盛行对神迹的强调，尊崇玛利亚，敬拜圣徒，尊崇圣徒遗迹和遗物，以及对购买赎罪券的热诚等。中世纪后期，神秘主义在平信徒中也越来越盛行，人们渴望认识神，渴望敬虔，渴望圣洁，然而他们找不到方向和方法，这为宗教改革预备了信徒基础。学者穆勒（Berdt Moeller）指出：“路德在德国的成功，……是很容易被误解的，除非一个人真的认识到，路德的成功其中一个先决条件是：中世纪教会对敬虔极度的追寻。”
教会的极度腐败，以及相当多的信徒得不到牧养下对上帝、敬虔和圣洁极度的渴望，以及普罗大众对罗马教廷与日俱增的不满，成为宗教改革爆发的最重要因素。宗教改革作为一场运动的发生，首先并非教义上的分歧，更多是宗教改革深化后的结果。有两个历史事实可以作为其旁证：
第一，路德在发表其《九十五条论纲》半年前，曾经发表过一部重要的教义性的论纲《九十七条论纲》，其中表现出对中世纪神学彻底的批判，和对恩典教义深刻的认识。然而，这条具有革命性的教义论纲，却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相反，半年后，路德本人只是出于教牧关怀写了更温和的前者，并没有表现出革命性的元素。然而，这一论纲却迅速成为燎原之火，路德一瞬间成了平信徒的英雄，但并非是教义改革的英雄，而是勇于独自反抗这个恶劣的腐败现象的英雄。
第二，直到1528年，改教运动发起11年之后，路德走访萨克森的各地教会，发现很多信徒，甚至牧师本人，对于信仰（尤其是福音）极其无知，路德为此深受震动，这也是路德后来撰写《小要理问答》的原因。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普罗大众甚至很多神职人员一开始对路德发动改教的支持，并非是出于教义上的觉醒，而更多是因为对教会腐败的恨恶。
为何宗教改革会发展为浩大的运动？这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政治环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两场战争
当时，两场战争的爆发，对宗教改革起到了间接保护的作用。路德开始预备宗教改革的时候，大约在1516到1520年间，也是路德最脆弱、很容易被击倒的时候，查理五世却在全神贯注于和法国之间的一场又一场战争，又有在东部边疆与土耳其人的战争，根本就没有精力注意到来自穷乡僻壤的威腾堡大学的一个叫作“路德”的修道士，以及他的什么“称义”问题。
当时已经有人指控路德是异端。当时是如何对付异端呢？直接烧死。谁有权力烧死异端？查理！并且查理五世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他完全有能力将刚刚开始的宗教改革直接扼杀在摇篮里。然而，查理五世过于专注其它事务，而没有精力应付路德。在路德发动这场改革运动中，政治环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2、智者腓特烈保护路德
另一个对宗教改革影响深远的政治因素是路德所在的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被作为智者的腓特烈（Frederick the Wise）决心保护路德。萨克森公国是“神圣罗马帝国”中一个很有势力的公国，腓特烈也是七位“选帝侯”之一。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为了巩固对帝国的统治，以及集合帝国的力量对付东方的土耳其人，都需要腓特烈的积极支持，因此，这也是查理后来对于是否对付路德很犹豫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Leo X）恐惧查理五世过大的世俗权力，会对其教会权威产生威胁。因而密谋推翻查理的统治，而希望扶持温和的腓特烈作为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罗马教廷并未立刻强力的回击路德的改教运动，避免激怒腓特烈，这也为路德赢得了时间。
那么，腓特烈为何要保护路德呢？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德国大众对教廷的厌恶在不断增长。罗马教会控制一切，在各地进行资源掠夺，导致通货膨胀，腓特烈本人也是看在眼里，感同身受。他认为路德代表着民众的力量，有助于帮助他削弱罗马教会的控制。至于他是否关心神学问题，很难知道。
第二，路德是他的臣民，中世纪的公侯有着强烈的荣誉感（这也正是安瑟伦写作《神为何成为人》的社会背景），而尽力保护自己的臣民是公候义不容辞的责任。腓特烈当然不想看到外人来到这里屠杀自己的臣民。
3、德国民众和贵族对罗马教廷的憎恶
这与第一个因素有关，即罗马教廷越来越腐败，需要大量金钱来维持教廷的开支。由于法国、西班牙等国，都有君主的强力掌权，教廷很难征收到更多金钱，他们就将目光转向了四分五裂的“神圣罗马帝国”。教廷在德国各地进行疯狂的资源掠夺，导致德国民众甚至许多贵族对教廷的极度憎恶。他们认为，教廷是在剥削德国的资源，来装饰远在千里之外的罗马宫殿。这同时也导致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
除了教会因素和政治因素，在中世纪后期，也逐渐兴起一些新的思想运动，这些思想运动对于宗教改革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思想运动推波助澜
1、奥古斯丁现代学派
奥古斯丁现代学派，究其组织神学的方法而言，是一个认同奥坎姆的现代道路（Via Moderna）的思想运动。比如，与奥坎姆一致，出于对“唯实论”的否定，他们完全否认托马斯学派的自然神学思想，而主张“唯独启示”，他们强烈主张，唯独透过圣经，而非自然来认识神。然而，在神学上，奥古斯丁现代道路彻底地脱离了奥坎姆的现代道路，而与奥古斯丁的神学更贴近。
奥古斯丁现代学派对人类自我救赎的能力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事实上，他们最强烈地认为，人类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具备自我救赎的能力。对于奥古斯丁现代学派而言，人类得救，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是人不配得的。
奥古斯丁现代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里米尼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Rimini），他是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属于奥古斯丁修会，这正是后来路德所加入的修会。实际上，后来路德在辩论中，就多次引用格列高利的著作。格列高利对奥古斯丁的某些教义，如对原罪的认识，坚信不疑，甚至像奥古斯丁本人一样。他坚信神的恩典在救赎中的首要性。他不仅坚信而且教授这一思想：就是唯靠神的恩典得救。他同时还教授最坚定的“双重预定论”。
另外一位对路德产生重要影响的奥古斯丁现代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路德的导师斯道比茨（Johannes von Staupiz）。正是斯道比茨不断提醒甚至督责在自我苦修中绝望的路德，弃绝自我，而信靠上帝白白和不配得的恩典。路德后来自己见证说：“他（斯道比茨）是有关这个教义（因信称义）我的第一个父亲，是他在基督里生了我。如果没有斯道比茨的帮助，我早就被丢进地狱，沉沦在那里了。”
2、人文主义
16世纪初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是一股寻求教会深度复兴的宗教思潮，并非反对基督教，对抗教会的现象，而是推动教会改革的浪潮。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新教教徒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人文主义者，或对人文主义持赞许态度。16世纪人文主义的主要口号就是“回到源头”，他们强烈要求回到基督教最初的起点，回到使徒的教训，回到圣经。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被称作“人文主义王子”的伊拉斯谟（Erasmus）身上。
伊拉斯谟强调对圣经原文的研究，积极推广圣经希腊文的学习，并编辑出版了希腊文新约圣经。他倾心于初期教会树立的原始基督教的典范，相信俭朴的宗教信仰，反对罗马天主教繁杂的圣礼系统。不赞成，甚至憎恨“隐修制度”，尤其不屑于“退隐修道，近神近天堂”的论调，认为这是宗教垃圾。他也强调“内心敬虔”，强调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敬虔。这些都对后来的改教家有积极影响。
3、“路希林之争”及其影响
路希林（Johann Reuchlin）是16世纪初欧洲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也是路德的得力助手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hthon）的叔父。他出版发行了第一部可靠的《希伯来文语法》，这部语法书本身对复兴希伯来文学习，从而直接从原文研究《圣经》做出较大的贡献。然而，他也为此陷入了与道明会修士普费弗科恩（Johann Pfefferkorn）的争论之中。普费弗科恩认为希伯来文对基督信仰是最具危险性，应该加以抵制。路希林因此被定罪，并在几年后过世。然而，这场辩论也暴露出经院神学家的傲慢，和对原文的无知。并且，让很多人文主义者认为，这是经院主义在压制人文主义的复兴。因此，许多人文主义者奋起反击，其结果是，在宗教改革的前夜，整个欧洲都在嘲笑经院主义。同时，这带来了人文主义对路德的支持。路德被认为是路希林的朋友，顷刻间赢得了广泛的信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人文主义由于强调人的尊严和此生的价值，有时会过于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而轻看罪的影响和罪的捆绑，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后来伊拉斯谟和路德的争论中。伊拉斯谟坚持人的自由意志，他基本上将基督信仰当作一种道德修养，将神学当作伦理学，而路德则坚持罪人的意志是完全被捆绑的，从而坚持神恩独作。这导致后来人文主义的分裂，大部分的人文主义者跟随伊拉斯谟，并导致后来理性主义的兴起。不过，这种本质的分歧，在改教初期，并未展现出来。相反，在改教初期，人文主义与改教家们被视为同一阵营，人文主义者给予改教家们极大的支持。
实际上，仍然有不少人文主义者对于信仰有着合乎圣经的平衡理解，并对宗教改革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比如，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雅各·拉法雷（Jacques Lefevre）对经院神学进行了彻底批判，并坚持用文法-历史的原则进行解经。1512年，他用拉丁文重新翻译了保罗书信，并自己写了注释。在注释中，他断然否定人在得救上有任何的功德或配得，并质疑“化质说”的合理性。很多改教家，包括路德和加尔文，都深受其影响。公允的说，很多改教家，如加尔文、慈运理、布林格、布塞、梅兰西顿等，最初都是人文主义者。
影响宗教改革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和文化因素。在上帝主权的护理下，一些技术和文化因素出现，使得宗教改革获得了巨大动力。
技术和文化是巨大动力
1、印刷和出版事业的兴盛
1440年，德国人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印刷机，使得书籍的出版和发行速度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与此相伴随的是，在宗教改革前夕，欧洲出现了大量的出版机构。这些出版机构的经营者，很多后来成为新教徒。正是他们，使得改教家的著作以及圣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大量印刷，从而使得很多民众可以迅速了解改教思想，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改教事业。加尔文本人就是通过阅读改教家的著作而归信福音的。
2、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在中世纪后期，由于大学的兴起和商业的繁荣，导致大量的自由城市，以及城市群体的出现。这些城市居民大多受教育程度较高，而且渴望获得知识，这使得他们可以自己研读和学习改教家的著作以及圣经。这一点对于宗教改革的发展非常重要。1229年法国的图卢兹大公会议发布决议，禁止平信徒拥有和阅读圣经，这使得神职人员完全垄断了释经权。平信徒不能自己阅读和理解圣经，而只能按照神职人员的解释来理解圣经。
宗教改革的一个核心信念，就是在相信圣经清晰性的基础上，相信每个信徒都有自己阅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权力。实际上，宗教改革在很多自由城市，都是以大辩论的方式推动的，即更正教的牧师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本着圣经和传统进行辩论，而由平信徒来决定哪一方合乎圣经的教导。如果平信徒没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如果平信徒自己不能阅读并理解原文圣经，他们也无法进行判断。
对今天中国教会的提醒
从影响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四种因素可以看到，宗教改革运动绝非单单由哪个伟大人物依靠其卓越的才能、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人格魅力而推动与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乃是一场彻彻底底在上帝的护理下，基督的主权中，由圣灵亲自兴起的属灵运动。宗教改革真正的推动者、真正的英雄，不是哪个人，乃是我们至高的上帝与主基督。是我们至高的上帝在祂隐秘的计划中，出于祂自己的美意，为了祂自己的荣耀，在祂所命定的时间，让各种次因因素互相效力，从而带来了教会的复兴。
今天的中国教会，也在面临各种内外挑战和问题，教会需要改革、归正和复兴。而研究宗教改革运动，认识那场在五百年前圣灵主导的属灵运动，对于今天中国教会的改革、归正和复兴，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本文所介绍的内容，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提醒：
第一，教会的改革、归正和复兴，绝对不是出于人意的推动，而完全是上帝主权的作为。上帝在其圣善的美意中，的确会使用各种次因，包括祂所赐极大恩赐的个人、合乎圣经的教会体制等，来归正和复兴祂的教会。但我们绝对不能简单认为，仅仅靠着一套体制的改变，靠着一个或多个有极大恩赐的牧者，甚至靠着各种人意的方法或技巧，就能真实推动教会的改革、归正与复兴。教会的复兴是上帝主权的作为，教会的归正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教会的改革是基督在教会中王权的彰显。教会首先要归向神，谦卑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无有，真诚认罪悔改，仰望神的恩典与怜悯，渴求圣灵的浇灌。
第二，教会应当对教会的改革、归正和复兴有可信的盼望，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教会不应当去试图明白神“隐秘的旨意”，这是唯独属乎神的，而应当顺服安息于神“显明的旨意”，也就是圣经的启示（申29:29）。作为教会，我们不知道神会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带来教会的归正与复兴，我们不可以去妄求，或者制造所谓的归正或复兴。然而，根据圣经，我们知道神显明的旨意是，祂爱教会，祂爱教会的圣洁，与对祂的忠心到了嫉妒的地步，祂要洁净自己的教会，自己的圣殿。请大家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荣入圣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太21:12-13），祂为自己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2:17）。所有这些圣经的启示，都应该让我们对上帝要在祂的主权中改革、归正和复兴祂自己的教会大有盼望。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2:5），让我们体贴神的意思（太16:23），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前4:10），作主忠心良善的仆人（太25:21），以热切的爱神爱教会的心，忠心热诚的撒种、浇灌，并热切的祷告盼望神会带来成长（林前3:7）。
第三，教会应当从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次因因素中学习，并敏锐于圣灵带领。上帝永远是藉着各种次因因素工作的上帝，认识过去影响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各种次因因素，应当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教会改革产生影响。虽然，因着时代特征的不同，很多当时的次因因素并不见得适用于今天，然而，这其中仍然有很多共通的原则，值得教会思考。
比如，看到教会内在的问题，渴望教会复兴，是否只是一两人的看见和想法？还是教会中越来越多会众的共识？教会的会众中间是否越来越多对敬虔的追求，对教会复兴的渴望？教会内部的各种问题，甚至各种腐败现象，是否激起会众如同上帝那样忌邪的心？如果没有，那么，传道人们，你们需要竭力祷告，带着火热的心传讲神的圣洁、公义、忌邪、怜悯、恩典，谴责罪恶，呼召人悔改，追求敬虔，你们必须热切盼望上帝洁净祂的殿。
再比如，教会对于正统神学，特别是福音真理是否有正确的理解？传道人对于神的话，包括原文的学习是否热诚？传道人们，你们平时有多少时间在学习原文？有多少时间深深浸润于神的话语中？有多少时间被神的话语更新？你们花在预备查经、讲道上的时间有多少？你们对福音的认识有多少？你们个人的生命是否被福音的大能所更新？你们的会众是否感受到你是真实活在福音的大能中？如果没有，那么，传道人们，你们自己首先要认罪悔改，活在福音中，并竭力传讲福音；活在神的话语中，并竭力研究和传讲神的话语。
最后，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喜欢阅读属灵著作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喜欢阅读什么著作？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被好的著作所影响？今天的出版机构所出版的书籍，属灵质量究竟如何？有没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出版机构，愿意出版发行更多好的、合乎圣经的属灵著作，即使今天很少有信徒会愿意阅读这些属灵作品？教会和出版机构有没有竭力在推动好的属灵著作的阅读？
甚愿圣灵藉着祂在五百年前亲自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继续大有能力的对五百年后的教会说话；甚愿那爱教会爱到舍己地步的主基督，在祂圣洁和炙热的爱中，赐下祂的灵，浇灌今天的教会，如同五百年前那样；甚愿上帝“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弗3:21）
（本文是在原RTS Orlando分校校长Frank James III的《教会历史》课堂讲义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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