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设计师的疫情笔记 O4 · 苏芷庭「冲突与思辨,设计师在疫情中的社会角色与使命」| NEEDS Lab

苏芷庭 NEEDS Lab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2022-08-28

 · 设计师的疫情笔记  ·


波及全球的这场公共危机,将在各国、各地区和行业所引发的恐慌与对抗、冲击和反思,逐渐引向更深更广的维度。在保持以往活力和创造力的基础上,设计师如何凝聚多方资源和专业力量,在后疫情时代,多维度地探讨、研究和实践,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显得尤为紧迫。
从五月开始,NEEDS Lab以“设计师的疫情笔记”为题,与各设计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和设计师一起多维度探讨“后疫情时代”的未来需求。用图文的形式,以个体的观察和视角,从城市构建、社区营造、发展模式、技术创新、观念创新等方面,融合宏观与微观,分享和解读当下和未来城市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设计师的疫情笔记 第四期


嘉宾介绍


苏芷庭

深圳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后导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服装设计专业学科带头人

深圳大学时尚创意研究中心主任




「冲突与思辨,

设计师在疫情中的社会角色与使命」



2020年注定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一年,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矛盾、挣扎、疑问与痛苦。这种痛甚至还在持续,隐隐的。

设计在这种情形之下会从“形式导向”向“过程导向”去转化,设计作为冲突与思辨提出了对设计师角色的再要求。此时设计师不仅仅作为某种观点的持有者,还应该将设计作为鼓励公众讨论的一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设计师更像是社会活动家或某一类型的艺术家。作为设计本身,设计师无疑是其全权“操控者”,设计的手段是设计师思辨与挣扎的载体,其呈现往往复杂于最初始的状态。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议题,对于设计师来讲虽然不能算是最佳时机,但却是有另一番意义的。

作为疫情时期的专稿,以下便是作者对多次疫情中设计师作为社会角色所呈现的创作作品的解析,其中不乏未雨筹谋的思辨与对冲的力量;也可以看到作为灾难中个体存在的设计师本身如何去思考死亡、人性、生存、痛苦与希望。


/死亡

人类历史面对灾难并不是第一次,十四世纪在欧洲爆发的黑死病(也被称为瘟疫)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大流行病之一,据估计造成大约2亿欧亚大陆人口死亡,从1347年到1351年在欧洲达到顶峰。黑死病使欧洲第一次大规模鼠疫暴发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这次灾难造成了许多宗教、社会和经济的动荡,对欧洲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3]

瘟疫医生(Plague doctor)是中世纪时期负责治疗黑死病患者的医师,流行病肆虐严重的欧洲城镇往往会自行聘雇这些医师来减缓瘟疫扩散的状况,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社区医生。当时部分的瘟疫医生会穿着特殊的防护服装,这套服装是由查尔斯·德·洛尔梅(Charles De Lormo)于1619年发明的,它们最早出现于巴黎,但稍后流传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瘟疫医生服装具有较高的保护作用,面罩的眼睛上有玻璃开口,弯曲的鼻翼处设计像极了大鸟的嘴巴,上面有两个小鼻孔,是一种含有芳香的呼吸机,里面可以放置一些干花和草药,目的是为了抵抗鼠疫所散发的难闻气味,防止被它们感染。其长袍大衣是以多层次布料编织而成,外层还有涂蜡,厚重密不透风的长袍可以保护医生不会直接碰触到患者,涂蜡的布料也能避免有传染性的跳蚤或患者血液吸附沾染在衣物上。打底裤、手套、靴子和帽子都是由打蜡皮革制作而成。

不难想象在中世纪,这种极具时代性、社会性与特殊性的防护服无疑会在疫情时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在巨大的心理暗示下让人们对死亡产生了深深地恐惧,因为这是即将死亡的迹象。现在的我们已经能够用理性和科学的角度去审视判断,防护服给医生提供了安全保障,同时也给我们的未来生活带来警醒。毕竟,当人们的生活被快乐安全的环境所包裹时,是不容易再被痛苦牵走的,哪怕是我们刚刚经历了苦难。正如苏珊·沃特金斯(Susan M.Watkins)在《时尚,健康与疾病》一文中阐述的那样:“时尚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时尚有时是由对健康和疾病的当前观念所塑造,而在其他时候,它却是导致疾病的原因。”[4]

      

查尔斯·德·洛尔梅(Charles De Lormo)于1619年发明的瘟疫医生防护服

           

喙状威尼斯狂欢节面具,
右眼下方刻有Medico della Peste(“瘟疫医生”)字样
 
类似的一个灾难发生在上世纪初的1918年,全球(除澳洲外)爆发了西班牙大流感,它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在1918至1919年间曾经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大约死亡5000千万至1亿人。起因是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发生流感,接着蔓延至中国、西班牙、英国等地区。当时西班牙有800万人感染了流感,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事件的名字因此得来。当时在西班牙,公众对于此事是可以拿来讨论的,但在英国因为害怕影响士气而被禁声。[5]这是近百年以来人类经历的最大规模的病毒侵害,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最致命的。联想到当下的疫情,也不由得我们不再次思考作为逐步走向发达与文明的现代人类,在大自然的灾难中是何等的渺小。但是我们仍然有可为,这种可为是我们发展进步的历史验证,也是人类智慧与创造性的有力实验场。

下面的这张图片就是在事件中的一个真实呈现。照片中的两位主人公带着我们非常熟悉的口罩在街道上行走,与当下我们使用的口罩对比有80%的相似度,只是口罩的大小有些区分,样子略显滑稽,但有童趣儿之感。材质的设计上选用了皮革作为主料,可以有力阻挡细菌的侵入,其功能是为了防止鼻子呼入外界空气产生感染。从时尚设计的角度上看,很显然是略优于我们现在所佩戴的口罩类型,作为疫情时期的特殊服饰配件也当可圈可点,正如今天的我们所使用的防护行头。那么,人们在较长一段时间养成的一种搭配习惯,谁能说不会对未来的时尚设计产生深远影响呢!也许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甚至于早早的就成为了,只是在疫情发生时它改变了使命而已!

1918年流感大流行1918 flu pandemic

同样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反向思考,流行于18和19世纪的结核病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着人们对美的判断。“在1780年至1850年之间,结核病的审美化程度日益提高,并与女性化美感交织在一起,”南卡罗来纳州菲尔曼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Carolyn Day,在其出版的《消费时尚:时尚史》一书中有过这样的陈述。当时在上层阶级中,人们判断女性患结核病的方式之一就是其魅力。[6]疾病引起的食欲不振从而导致的皮肤稀薄和苍白,丝般细腻,结核病患者通常会出现闪闪发光的眼睛,红润的脸颊和嘴唇,这些特征目前已知是由于频繁的低烧引起的。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中国一位著名的女性学者林徽因先生,她的病态之美也曾经让无数的先贤雅士们为之倾倒,直至今天仍然深具影响。但从科学的层面上来看,直至19世纪下半叶,随着抗生素的发明,人们对肺结核才有了彻底改变的认识。彼时开始把元凶对准了曾经展现女性魅力的拖地长裙,很显然他们认为“它”是把街道上的细菌和病毒带回家的祸首。疾病的传染性也让人们从此更加重视了公共卫生的普及和对服装形态的改变上,对时尚与疾病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观点和视角。 


/ 生存

从历史上看,疫情对服装设计产生的思考确实不占少数。服装设计作为社会属性的一部分,一直以来都被社会、经济、地域、宗教和事件所影响,这种影响是直接而真实的。设计师从每一次事件中获取灵感、深刻反思、激发创作欲望,从而以现实的作品呈现出来。这样的呈现往往根植于人心,获得共鸣,使其发挥出最夺目的价值。毕竟,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教训中得到尽可能多的经验,再把经验转化成创作,举一反三,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我们会更加从容的去应对。这一点,我们是要谨记的。

1959年生于比利时的Martin Margiela向来是时装学者的最爱。Alison Gill最先将他的服装描述成“解构的时尚”,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法国风格,表现解构主义与哲学思想,就如同雅克·德里达的文章一样。”只是Martin从来不提“解构”二字,“老祖宗”德里达本人也不曾解释“解构”。阅读过学者们关于Martin Margiela的长篇大论的读者,相较与Martin Margiela庞大的消费者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多年来,Martin Margiela的设计除了带有哲思的解构主义,还极具环保意识,更令人感到讶异的是其作品背后隐藏着设计师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他是被大师膜拜的大师,他的创造更像是“为艺术而艺术”。

这样一位被设计学界高度认可的时尚圈大人物,在人文层面的思考也从未缺席。一系列的主题设计让我们看的热血沸腾。1990年春夏是“金属、纸张和塑料袋”;1991年春夏是“牛仔裤变形记”;1995年先锋的推出了“全蒙面设计”;1997年是“时装背后的一地鸡毛”;1998年的“平面服装”;1999年春夏则是“10年回顾,再玩一遍”,此次系列具有环保意义,对于成品的再设计使元素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1995年Martin Margiela推出的先锋全蒙面系列,引发了我们对疫情与灾难的充分想象和释放。此系列在服装结构上没有过多的渲染,而是把设计重点放在了配件对氛围的营造上。半透明的面料遮盖了模特的整张脸颊,神秘感与安全感此时同并显现,与外界保持相对距离是在特殊时期人们自然产生的心理暗示,这种隔离是双重的、对应的、又是相互的。整个系列对人性心理需求的探究也表现出设计师本人对社会深层次的思考。我们该如何把设计与人、社会、事件联系起来,并发生关系。今天重新再看这个系列的呈现形态,我们自然会联想到这次全球爆发的新冠病毒。设计师要如何应对灾难;如何与当下的疫情发生对话;又是如何用自我的表达做出反映,这些问题无疑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反思。历史有太多惊人相似的地方,但设计师可以用无限的想象力来助推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业态,这也是设计师无法回避的职责所在。

 

1995年,Martin Margiela推出的全蒙面装系列

2018年的这个系列在设计上遵循了品牌一贯的设计风格。解构的风衣以及前卫的PVC材质,在经典风衣、超大尺寸剪裁中加上了一层充满飞行员色彩的塑料覆盖层,充满科技幻想。PVC塑料覆盖在帽子上,通透、时尚又具有安全性,防护衣元素也被加入到设计中,与今天的防护服有异曲同工的妙处,设计及功能上的影响可以让两者产生相互借鉴。 

  

Masion Margiela 2018 MENSWEA

另一位要提到的Craig Green素来以军装与教会服饰为灵感,呈现出重量感与功能性并存的着装形态。[7]作为时下最炙手可热的伦敦男装设计师,Green 所创造的“功能性”超脱了日常意义的实用,更像是具有战时超前防御意识的行军服和防护服。本季他持续散发前卫主义风格,受到中世纪盔甲的影响,打造出了一系列具有浓浓装甲意味的多层次服饰,全白的实验性装饰搭配上对应的头盔,让人有一种在实验室或是太空站的感觉。Craig Green 希望通过这个系列传达“这是你自出生以来就跟着你的衣服,而随着年纪与环境变化而增长与改变。”不难看出这是个有趣儿并值得深入思考的一个总结。环境给人类提供了无限可能,但同时它又有相对的局限性和不可控性。设计师们既然在灾难发生后竭力的去总结和反思,不如未雨筹谋,先行探索。

 

 

Craig Green的设计作品

 

/ 希望

 2020年的这次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冲击,势必将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种对生活的影响是根植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多个维度的。时至今日,我们也无法正确评估它会最终给这个世界带来怎样的结果,但形势不容乐观。此时,人们庆幸自己保全了生命,但更加迫不及待的是想要找回以往的秩序,正如所有大灾难过后我们期许的那种平静。但其实更准确的讲,我们仍然在灾难中,以当前疫情的发展形势来看,短时间结束的可能性是渺茫的。虽然中国的形势得到了有力控制,但国际社会的疫情确是每况愈下。人们焦虑、恐慌、疑惑、不安,但这所有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希望”,一个或许很多人都还没有意识到的希望,这个力量是源于内心的基本诉求,我们应该竭尽可能的去扩大这个希望,因为此时,它的作用胜于一切!

都说设计可以改变生活,我们除了对当下的现实世界做出基本反映,是不是也应该对未来进行理性和科学的部署。反思过后需要的是对事件发展路径的梳理,对社会责任的再定位。那么,设计师又该如何更好的发挥作用、履行职责呢?以下带入的这两位设计师,他们的作品可以给我们带来思考和警醒,在悲观与恐惧中建立起忧患意识的思维导图,对未来做出假设与寓言。

Takahiro Miyashita The Soloist自创立以来便坚持在设计之中融入机能元素,注重技能性的刻画,拉链、配件等细节都与品牌一贯的暗黑美学合二为一。繁复的叠穿也制造出了反乌托邦式的视觉感受,面具、口罩、绑带与品牌所注重的暗黑色调一起传递出了更为硬核的防护意识。Miyashita借由他的设计,向我们诉说着一个略带悲观主义色彩的寓言故事,未来人们如何与恶劣、糟糕、肮脏的环境共存,如何与恐惧与悲伤的情绪共处,都在他无序中寻找秩序的系列里有所传递。这种颇具忧患意识的设计理念反映出设计师对社会、环境、未来的一种假设与寓言,鲜活的以设计作品的呈现存在着。如果我们以一种反向而对冲的思维去解读它,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希望呢!因为我们有备而来。

 

Takahiro Miyashita The Soloist的设计作品

另一位设计师津村耕佑 (Kosuke Tsumura) 创立的品牌Final Home,其灵感来自他在纽约看到的游民景象,游民席地而睡,随时把各个街头角落当成家,衣服上也塞了所有家当,走到哪里,家就在哪里。[8]津村耕佑以个体形态去感受苦难给人们带来的启示,从人文的层面做出设计思考。他的logo是世界通用辐射示警标志,衍生代表战争、灾难之意,与房屋住所结合,完整示意当人类遇上灾难或战争能居留的“最后之家”,也可以翻译为“终极避难所”。

  

 

津村耕佑的设计作品

2014年,他还推出了全新概念系列 on air,这一服装可以透过开关拉链来调整通风与保护作用,不同的部位可以选用其它材质来替换,依据个人喜好,简单的打造出独特外套单品。他做到了将艺术概念与前卫思考加入主流的商业流行文化,更直接利用服装解决了灾难后的需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外套 Home 1 拥有 44 个口袋,再用特长拉链连结所有口袋,从胸前至后背。这些口袋可以放各式各样的随身物件,像是如手机、零食,只要不超过 B5 尺寸的东西都可以放下。津村耕佑还赋予口袋另一个用途,将方便取得的报纸、废物塞入口袋中,达到挡风保暖之效果,防止露宿外面受寒感冒。这种设计会给身处疫情的设计师们带来灵感,延续相同路径可以做出更加深入的探究与尝试,创意性在此将被无限展开。

 

津村耕佑的设计作品

 

/结语

人们对于灾难的反思与回忆的伤楚要远远低于灾难的当下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冲击。身处灾难的人们,无论是知识分子、设计师、作家、艺术家、医生亦或是普通百姓,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着精神释放;用自己的专业去承担着应有的社会责任;并用我们自己的表现形式做出呈现。设计师作为灾难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审视自身的社会属性和存在价值,在灾难中应该做出何种的反应。设计师永远无法像医生一样救死扶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设计的力量与艺术的思辨来抚慰人心,让身处灾难的人们找到恐惧与痛苦的释放路径,给他们的精神带来某种力量。设计师所做的工作不是做一件能够遮体的“布衣”, 而是一件让穿着者从内心感到振奋的“华服”。[9]这是因为情感化设计不仅使服装增添了丰富的内涵和价值,也满足了消费者追求个性、实现自我的情感需求。[10]正如灾难来临,我们每个人都不会独善其身,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灾难当下如何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忠实的保存内心的声音、聆听大众的苦难、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并且尽可能的把经历过的痛楚转化为对未来设计的一种思考,让我们的苦难没有白白的被经历,同时对未来保有美好的憧憬,对人类、国家充满爱!

 

可不,我们还要好好地活着!


 

参考文献:

[1] Hansson, K., Forlano, L., Choi, J. H., DiSalvo, C., Pargman, T. C., Bardzell, S., Lindtner, S. & Joshi, S. (2018), "Provocation, Conflict, and Appropriation: The Role of the Designer in Making Publics", Design Issues, Vol. 34 No. 4, pp. 3-7.

[2] 赵岩岩与王蕾, 基于反思层面的服装情感化设计.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5. 2(08): 第94-96页.

[3] HISTORY.COM EDITORS. (2020), "Spanish Flu", in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world-war-i/1918-flu-pandemic".

[4] 阿尔贝·加缪,(2013),《鼠疫》,刘方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5] Watkins, Susan M. "Fashion, Health and Disease", in "https://fashion-history.lovetoknow.com/fashion-history-eras/fashion-health-disease".

[6] Day, Carolyn A. (2017), "Consumptive Chic: A History of Beauty, Fashion, and Disease".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7] 相应资料来自https://craig-green.com/

[8] 相应资料来自http://tw.mixfitmag.com/m/trend-news-details.php?id=6893&p=1/

[9] 钱安明与吴蓉, 时尚之外的服装设计反思.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9(01): 第132-135页.

[10] 张翕与刘娟, 基于情感化设计反思层的互动性服装设计研究. 设计, 2018(24): 第132-134页.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文章版权归本文作者所有




 · 未来需求实验室NEEDS Lab ·




同济大学深圳「未来需求实验室(NEEDS Lab)」是由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与深圳市盈致未来文创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在深圳南山区建立的创新平台,第一期项目坐落于高北十六创意园。NEEDS Lab不是世界上任何一所研究院或实验室的翻版,而是将充分利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优质学术资源和国际合作网络,植根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基础,通过设计驱动创新,服务和引领产业革新,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范式转型


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来源 | 同济大学深圳未来需求实验室NEEDS
编辑 | 榴莲
责编 | 伊文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